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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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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或者慢慢地走过。当我在黄昏遇到他的时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时钟的故事，他是像个德国式的学者。”
巴金夫人陈蕴珍（后更名萧珊）是西南联大毕业，曾听金岳霖讲逻辑，感觉很枯燥，便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讲学。当时章已满头白发，穿绸布大褂，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等五六人陪着登上讲台。他向下一望，便讲了起来，满口浙江余杭话，嬉笑怒骂贯穿其间。章的这番讲课，由刘半农翻译，钱玄同负责板书。
当年，某北大毕业生数次去找周作人谋职，第三次去时，周正待客，被门房挡驾。该学生疑为周推托不见，怒火中烧，便站在门口大骂一气。几天后，他被告知去某处上班。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为什么还要用他呢？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温源宁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平时不说汉语。张中行说他的语调“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其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但温从来不坐，遇风雨天要出门，其妻让他坐汽车，他总是道谢后仍坐人力车去学校。
顾颉刚是燕京大学教授，但口才不行。讲课时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急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速度快且字迹清晰。
1934年初，刘半农初见冰心，他在日记中称她“大有老太婆气概矣”。而冰心后来的朋友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曾去旁听冰心的课，他在日记里写道：“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兵而逃。”
北大教授、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时手持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然后照本宣科，从来不看台下。下课铃响后，他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就走。他的这个讲义后来确实用《明清史讲义》的名义出书，成为业内学者绕不过去的名著。
弘一法师一次去丰子恺家，落座前将藤椅轻轻晃动几下，然后慢慢坐下，丰不解其意，弘一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林损在北大当教授时岁数不大，因而有些恃才傲物，常借着酒劲出怪语。一次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答：“陶渊明。”
余叔岩自己唱戏，却看不起唱戏的。他有个女儿，成年后一有人来提亲，他便说：“如果是咱们梨园行，就不必提了。”
田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一天拉着几个同事去小酒馆喝酒。席间有人表示不会喝酒，田汉说：“哪有文人不喝酒呢？”
1924年暑假，蒋廷黻曾与鲁迅等同去陕西讲学，他后来谈及对鲁迅的印象时说：“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傅东华在陈望道的婚宴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傅东华，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门，题作东华门，你们进城以后，别忘记住我的东华旅馆；在旅馆里闲着无事，却不妨翻一翻我编的《十一朝东华录》。”
民初，戴季陶一度想到美国留学，托蒋梦麟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老了，还读什么书。”蒋梦麟据实转告戴季陶，戴便直接找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好，好，你去。”边说边拉开抽屉，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孙中山说：“不，你到虹口去看场电影好了。”
乔大壮执教台大时，一女生见其面容憔悴，拿来一只家里养的鸡，要工友做给乔吃，乔说：“我是不杀生的，拿回去，寄养你家，给它个名字，就叫乔大壮吧。”
抗战时期，一次西南联大在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在草坪上随意地席地而坐。朱自清在晚会上讲“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做法了。”
西方学界有一个说法：“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北京访问辜鸿铭，问辜如此高才，为何不问世事，辜的英文说得很快，对方的思维跟不上，辜鸿铭便用手指蘸着唾液在桌子上写了一连串的“老”字。北大西语系主任温源宁在《辜鸿铭先生》一文内写道：“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礼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努力标志（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皆社会名流或政界人物，一外国记者问辜：“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张中行说：学者孙楷第“人清瘦，总是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个人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听见他一边走一边吟诗”。“凡事都会有得失两面，博而精，考证有大成就，是得的一面。还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为书呆子。从20年代后期我认识孙先生的时候起，到80年代前期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止，我的印象，除去书和他专精的学问以外，他像是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知道。”
章克标说，郭沫若“有点驼背弯腰，眼睛也有毛病，而且耳朵半聋”。
一次，吴稚晖和王璞为国音字母的事相互争执，王璞气极了，拍桌子大骂：“王八蛋！”吴稚晖慢慢站起来说：“鄙人不姓王。”
熊希龄和熊佛西在北平的住处相距不远。某大学欲请熊佛西去讲戏剧，请柬却递到了熊希龄家。届时熊希龄到场，校方问他讲题是什么，他答：幼稚教育。满堂哗然，熊希龄马上明白过来，对学生说：“搅错了，你们要请的是熊佛西，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我去替你们请来罢。”
民国初年，黄远生在北京兼任《申报》特派员。他常去八大胡同吃花酒打麻将，在鬼混中把具有远见深思的政治通讯和评论写在花笺上。
一次清华开师生同乐会，赵元任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折入山西、陕西，东出潼关，再由河南至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跨渤海到东三省，最后入关回京。沿途每“抵”一地，他都操当地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及土特产。这一圈转下来，说了将近一小时，不时引发哄堂大笑。
1928年后，一次张继到清华视察，并在大礼堂演讲。他说：清华有这么考究的房子，这样好的设备，一年花这么多钱，却没造就出一个有用人才，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个是从清华毕业的？张讲完后，清华学生会主席张人杰即起立接着张继的话茬说：“听了张主任的训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果来说，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就连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么！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官僚，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
1929年陕西大旱，《大公报》发起募捐赈灾活动，报社编辑徐铸成被派到营业部帮助收款。某日，来了一个瘦高老头，小胡子，袍子马褂，腰板直挺，臂上挂着手杖。他进门后掏出20元钱，让徐铸成登记。徐认出此人乃大名鼎鼎的郑孝胥，便装不认识，请教其姓名，对方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做答，徐仍装听不清楚，抽出一张纸请其留名，哪知郑孝胥惜墨如金，也很狡诈，掏出一张名片留下，随即出门登车离去。
梁实秋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喜欢。”他还回忆说：“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阵，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
1940年1月，梁实秋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慰劳团，访问了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张自忠将军的33集团军司令部安在湖北襄樊和当阳之间一个叫快活铺的小镇上。张的寝室仅一床一桌，四壁萧然。梁实秋说：“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过这一个。”“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汉，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他见了我们只在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
闻一多是艺术家，懒于在日常琐事上操心。当年他的鞋穿破了，便先试穿厨师的鞋，再让厨师代他去买。梁实秋说，闻一多“孩子一大堆，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为数较多”。闻平时讲课常夹杂“呵呵……”的声音，一次他从教室前走过，看见黑板上写着一首打油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
清华时期，闻一多讲《楚辞》。他的学生冯夷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那样的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
周作人讲课就是低头伏案照稿子念，而且声音细小。梁实秋说：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
马珏是鲁迅友人马幼渔的女儿，她15岁时写过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的作文，内有这样一段：“见了，就行了一个礼，父亲在旁边说：‘这就是你平常说的鲁迅先生。’这时鲁迅先生也点了点头，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我觉得很奇怪。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鲁迅个子不高，身体瘦弱，面色黑黄，不常理发。由于长期大量吸烟，全部牙齿呈黑黄色，牙根则是深黑色。去陕西讲学时，有人向接待人员探问：“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也有人问：“学者也吸鸦片烟吗？”接待人员问其所指，对方答：“周鲁迅面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鲁迅定居上海不久，与许广平到杭州度蜜月，上火车时被宪兵搜查了一回，车开后又被另一拨宪兵翻箱倒箧地搜了一回。他与许广平在北京戏院看电影时，有个瘾君子摸过来低声向他打听，到哪儿去买黑货。
鲁迅虽有烟容但行动干脆利落。鲁迅晚年的朋友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到其寓所谈话。茅盾说：“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
罗尔纲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是校长。罗自称是一个“在学校里无声无息的一点不活跃的学生”，因成绩出众，得到了只有五人入选的奖学金，为胡适所发现，毕业后招至家中，成为胡的私淑弟子。1930年6月的一个晚上，罗去胡适在极司菲尔路的寓所“报到”，恰值胡适在宴请邻居张元济。胡遂把罗介绍给张，张元济起身向罗还礼。罗后来成为史学界泰斗，晚年回忆说：“一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我还礼，使我肃然起敬。”
上世纪30年代初，徐志摩与罗尔纲都借宿胡适家。胡适要罗尔纲每天下午陪徐志摩去北海公园散步，罗回忆说：“徐志摩去公园散步很少说话。有一次，游罢出了后门。有个老妇叫花子向他乞讨。他就站着详细问她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来等等。他和那老妇叫花子絮絮谈话，恳切有如亲人。随后把袋里的钱都给了她，还在沉思迟迟不走，回家吃晚饭的时间都忘记了……我静静站在旁边，使我如同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那样感受到大诗人悲天悯人的爱。”
金岳霖回忆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的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上世纪30年代，一次金岳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保姆问：“您哪儿？”金竟然一时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好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保姆却说：“不行。”金再三请求，对方仍说不行。金没辙，只好求教于自己的车夫，车夫也说不知道。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车夫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这个“金”字，终于提醒了金岳霖。比金岳霖有过之的一例是，抗战期间，潘梓年在重庆的一个签名场合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姓潘，潘却问：“阿里个潘呀？”
1920年前后的碧云寺住持聚林法师，用蒋碧微的话说：“是个好人，但却不是好和尚，他不茹素，而且还喜欢喝两杯，曾听人说他在北平城里还养着女人。”
林徽因常在晚上写诗。她的堂弟林宣回忆：林在写诗时总是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
鲁迅说：“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
李长之曾著《鲁迅批判》一书，并寄赠鲁迅。鲁迅在写给孟十还的信中说：“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
李大钊的友人说：“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案”。蒋介石和一批大员临时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车站席地而坐，商讨应敌之计。正商量间，冯玉祥突然爬起来，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便走到路边，去帮一个路过的车夫推车上坡。冯之为人，于此可见一斑。
丁文江对钱昌照说：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
吴蕴初身为大资本家却全无资本家的恶习。抗战胜利后，吴的工厂与资源委员会合资，成立董事会，吴被推为董事长。他召集董事会时，午餐就在会议桌上吃，四菜一汤，不备烟酒，由厂里的大师傅烹饪。参加董事会的人曾戏谑他为“犹太人”。吴本人生活一向简朴，自己的衣食，家里的陈设都极其普通。工厂每年的盈利，除提出一部分扩充规模外，全部捐献社会。
《语丝》同仁聚会时，林语堂说郁达夫：“我们坐在老藤椅上，他常抚弄他的小平头，显得狂放、任性又满足。”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问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潘听后大怒。此时一个在清华教图画的名叫Star的美国女教师出来为潘做主，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潘的成绩在清华同届中首屈一指。
周诒春任清华校长时，正直、直爽、有本事，但架子大，他不允许同学正面和他谈话，学生有事情找他，得站在一边说。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唯一的“劣迹”是某个严冬的深夜，潘光旦起夜时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宿舍门口撒尿，恰巧被正巡查的斋务主任迎面撞上，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当年清华中等科宿舍的厕所号称九间楼，面临操场，黑灯瞎火，加上狂风怒吼，夜里上趟厕所的确没拧�
西南联大成立后，原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来巡视学生宿舍。蒋梦麟觉得条件太简陋，张伯苓则认为国难当头，学生也应接受磨炼，梅贻琦曾是张伯苓的学生，未便表态。蒋梦麟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1936年夏天，苏南一些高中的学生军训后前往南京中山陵，接受蒋介石的检阅和训话。学生集合站好后，蒋介石缓步登上中山陵的平台，而检阅总指挥桂永清随后从平地迈着正步一阶一阶走上中山陵，这本事确实得练一阵子。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讲的是庄子，他开讲时必说一句话：“《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闻一多讲楚辞，开头则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一多上课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可以抽烟。西南联大的另一位教授唐兰是古文字学专家，却开了一门“词选”课，课上只讲《花间集》。据说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只是用无锡腔调（实是吟唱）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
抗战时期，敌机经常空袭后方，西南一带有所谓“跑警报”一说。雷海宗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授课内容已烂熟于胸，无需备课，讲到哪算哪，每回上课现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海宗一次上课前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该女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西南联大时期，有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都提着一个手提箱，里面其实并非贵重物品，而是他的女朋友的情书。他把这些信视若生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给别人看，因为信里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汪曾祺说：“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中，也有个别人从不跑警报，始终安然无恙。有个广东同学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缸子到锅炉上煮莲子。警报解除时，他的莲子也煮烂了。一次敌机炸了联大，此人居然听着身边的炸弹声依然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许宝是俞平伯的内弟、数论专家，也好昆曲。抗战期间在昆明，他常和友人唱曲，然后去翠湖西路一家北京人开的小饭馆聚餐，饭后结账是AA制。常常是掌柜的还扒拉着算盘，许宝已经把钱敛齐了交到柜上。掌柜的颇为诧异：怎么算得这么快？
医学家尤彭熙曾遍游欧美诸国，说：“地球并不大，我到处都遇到熟人。”
画家白蕉自称“懒汉”、“天下第一妄人”和“蕉老头”。
画家胡亚光年轻时风度翩翩，陈蝶仙说：“与亚光共谈笑，如对玉山琪树，令人自生美感。”一次，某作家续弦，胡亚光和梅兰芳都去参加婚礼，且比肩而坐。有人仔细观察，认为胡亚光的美胜于梅兰芳，便就此写了篇文章，登在《晶报》上。
梁启超和郭沫若都属于才子式的学者。侯外庐说：“郭沫若曾告诉我，梁启超形容自己的能力时说过：点起一盏油灯，日文就学会了。而郭老自己，则一星期就学会甲骨文。”
有人这样描述叶公超：“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巴金说：“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
陈寅恪任教清华时，父亲陈三立一度居上海。某年暑假，陈寅恪的几个学生去上海拜谒陈三立，老人和几个学生坐着谈话，陈寅恪则立于一旁，直到学生离去。
黄裳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蓬春曾把梅兰芳请来参观。学校布置下去，严禁学生围观。黄裳想请梅签名，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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