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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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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蓬春曾把梅兰芳请来参观。学校布置下去，严禁学生围观。黄裳想请梅签名，料定他会去新建的瑞廷礼堂，便事先躲在礼堂后台守着。果然梅兰芳在校长们的簇拥下来到礼堂，这时黄从后台突然走出，给客人和陪同人员来了个突然袭击，校长等对此也束手无策，黄从容地将一张卡片递了过去。梅兰芳踟蹰了一下，轻声问：“是横着签还是竖着签呢？”梅写起字来纯熟老到，和他说话的声音有点两样。此时黄裳注意扫了两眼：“他脸部的髭须已经青青地布满了双颊了。”
抗战期间，黄裳曾在重庆大街上见过吴玉章一面，他说：“吴老穿了熟罗绸衫，拿了折扇，飘然在中山路上走着，的确很有点旧时代文酒风流的文士的飘逸的风致。”
1948年，北大校长胡适到南京竞选总统。某日，胡到龙蟠里书库看《水经注》的善本书，中午，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驱车来接胡适去新街口三六九酒家吃饭。饭馆老板见胡适光临，赶紧拿出纪念册请胡适题字。胡自知字不如柳，再三谦让，请柳题写。柳题毕，胡适在柳书旁边端端正正地写上四个字——“胡适随侍”。
出于对刘师培学问的敬重，黄侃一向对刘执弟子礼。1915年，刘参与筹安会活动，招集北京学术界名人到他家，商量“联名上书”、拥袁世凯称帝事宜。黄起初不明真相，到了刘家，听明意思后，他起身说了句：“刘先生以为这样好，你一个人去办好了。”言毕，拂袖而去。
钱穆曾谈及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钱穆的不少学生回忆说，他讲先秦史别具一格，是“倒叙”式的，即从战国讲起，而春秋、西周，并且从不循规蹈矩地面面俱到。有学生描述说：“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他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新凤霞晚年不离轮椅。但在病前，她走路一向风风火火，比一般人要快得多。据新回忆，这是小时候“赶包”练出来的。当年她和母亲在天津演戏，从南市到法租界、劝业场，没钱坐车，一路都是连走带跑。长此以往，便养成了“快走”的习惯。
10．性格
段祺瑞性憨直，经常口无遮拦。有一次他在执政府当着众多大员的面指着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说：“这是我从前的兵。”后来段被通缉，鹿主动请缨捉拿他。
阮玲玉和胡蝶都曾供职明星影片公司，两人性格迥异。阮玲玉是苦孩子出身，性情刚烈、奔放，在摄影棚里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对大导演张石川也并不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令张颇伤脑筋，不久即脱离明星公司。胡蝶则是另一类人，银幕上下、从里到外，她都是美人，而且为人柔顺、和蔼、乖巧，拍戏很用心。成了“电影皇后”以后，也不拿架子。她在明星公司一干就是十多年，直至抗战爆发。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似乎应了那句“性格使然”的老话。
陈强初演《白毛女》，对黄世仁强奸喜儿那场戏，无论如何也演不到位，其实是成心不想演好。导演正告他：“你不是陈强，是黄世仁。”陈强狡辩道：“这戏演好了，还有人喜欢我吗？我还没结婚呢！”
李叔同和欧阳予倩早年同在日本留学。一日，李叔同约欧阳予倩早8点到他家，两人住处相距很远，欧阳予倩被电车耽误，晚到了几分钟，名片递进去后，李叔同从楼上打开窗户，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罢关窗离去，欧阳予倩只好掉头往回走。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时，宿舍门外有个信插。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下，学校的收发员跑来敲门，说有电报，李在屋里应道：“把它搁在信插里。”第二天早上他才取看电报。事后有人问：“打电报来必有急事，为什么不当时拆看？”他答：“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着急呢！”
《大公报》两大当家人——胡政之和张季鸾——工作上的配合天衣无缝，但性格迥异。据说胡工作之外不大合群，奉行独乐主义，更有人指其“孤僻成性，同人对之尊而不亲”。而张季鸾则与下属打成一片，“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嗜饮啖”。他一到，往往就宾客盈门。无应酬时，他愿意拉一二同人去吃小饭馆，闲暇时也时常约同好唱唱昆曲，是个不缺亲和力的总编辑。
何应钦生性懦弱，行事优柔寡断，缺少勇气、毅力和决断力。与此相应的是，他待人谦恭和蔼，少有恶言急色，对朋友极有礼貌，对学生和部属也从不摆架子。无论上班和开会，何一贯遵守时间，准点到，不缺席。但何也有手面不大的弱点，对部下往往有一钱如命的苛求。
刘峙接人待物好打哈哈，口齿笨拙，不善辞令，貌似忠厚实诚，实则内藏机谋，个性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动摇。他常对人说：“我刘经扶是大智若愚的人。”
宁汉合流后，被软禁于南京孔祥熙宅的胡汉民获释。他离开孔宅的当日，门前车水马龙，除蒋介石之外的几乎所有文武大员都来送行。胡由女儿木兰扶出大门时，众人排列两旁，纷纷向胡问好。胡不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直趋坐车，上车后抬眼看见囚禁期间负责他警卫事宜的一个工作人员，便又下车上前与之握手，连声道谢。
宋霭龄为人低调，平时深居简出，不爱抛头露面。但她有掌控局面的能耐，可以摆平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连蒋介石遇事都让她三分。她称蒋介石为“介兄”，是蒋周围唯一一个不用“总裁”、“委员长”称呼他的人；在公众场合，蒋介石对她毕恭毕敬。
孔祥熙表面上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对铭贤学校学生、山西同乡、旧日部属都视为亲信，给人以“厚道”和“怀旧”之感。
陈布雷为人质朴，待人宽厚，助人为乐。抛开职业和立场不论，他是个好人。
蒋介石平时不苟言笑，但也有例外。某次蒋的侍从室组长以上人员聚餐，蒋也加入，宋子安在座。席上宋子安说到一件关及卫生的话题时，蒋指着侍从医官吴麟孙开玩笑说：“不卫生找他好了。”
方志敏在狱中给鲁迅写过一封密信，想请鲁迅托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其出狱。这封信是通过胡风转给鲁迅的，胡风回忆说：“鲁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会，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学生有“四子”之说，即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四人同住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房内。“四子”中唯有子惠性情随和，与人无争；另外三个诗人的性格都属于急躁暴烈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四人中硕果仅存的孙大雨提起朱湘以老大自居的态度对待他，仍不能释怀。
朱湘的朋友罗念生说：“朱湘性情倔强、暴烈、傲慢、孤僻，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里却热情似火。”“他并不懂得人情世故，太相信别人，太诗人化了，所以他处处上当。”
上世纪30年代，一次学者熊十力与冯文炳因争论一个问题互相抬杠乃至扭打起来，熊十力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
抗战期间，五战区豫西别廷芳部的民团曾建奇功。别廷芳目不识丁，为人清廉正直。豫西产西瓜，历年偷瓜者不绝，别廷芳便发布“偷瓜者死”的告示。一日，别的女婿途中口渴，就便在附近瓜田里拿个西瓜吃了。此事被别知道后，立即吩咐卫兵，推出枪毙。别的独生女抱住父亲大哭，替丈夫求情，说如果丈夫被杀，女儿终身靠谁呢？别把女儿推开说：“枪毙了他，有我养你一辈子！”
1943年秋，刘峙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对刘的评价是：“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据说刘夜里起来小便，竟然要两三个卫兵陪着。
熊十力性狷狂，曾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他，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讲的是戏论。
曹礼吾和曹聚仁曾同在暨南大学任教，两人是朋友，却常被别人弄混。曹礼吾对曹聚仁说：“我的名片上要附刊一行字——并非曹聚仁。”曹聚仁说：“他性慢，我性急；他把世事看得很穿，我一天到晚要出主意，不肯安分；他衣履非常整洁，我十分不修边幅；然而我们非常相投，可以说是管鲍之交；用佛家的说法：‘这是缘吧！’”
马寅初一次去拜访黄侃，和他说起《说文》。黄很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抗战期间，一次黄琪翔请田汉吃饭，事先说好是一桌客人。届时田汉带着三十来人去赴宴，黄见状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恰好准备了三桌。”
胡汉民谈到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邓散木腕力极强。他年轻时，一次去酒馆，跑堂的见他不像是有钱人，就把他晒在一边，专心去侍奉几个纨绔子弟。邓也没说什么，向店里要了几个核桃，放在桌子上，右手掌一运力，核桃应声而碎。店家及邻座都大吃一惊，以为遇上“绿林”高手了，赶紧过来招待。
邓散木家里挂着这样一张《款客约言》：“去不送，来不迎；烟自爇，茶自斟。寒暄款曲非其伦，去、去，幸勿污吾茵。”他当年的结婚请柬也别具一格：“我们现在定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在南离公学举行结婚仪式，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筵。到那时请驾临参观指教，并请不要照那些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倘蒙先生发表些意见，和指导我们如何向社会的进取途径上前趋，那便是我们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万倍的。”
孔祥熙曾请潘光旦调查其家谱，以证明他是孔子之后，潘一口回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丰子恺一向蔑视权贵。住在缘缘堂时，家乡的县长慕名求见，事先带话来，丰便在门上贴上“谢客”两字。抗战期间，丰住在贵州遵义，当地豪绅罗某几次上门求画，都被挡了回去，某日罗突然袭击，丰正吃午饭，不及回避，只得倒了杯清茶，敷衍了几句，即起身进卧室了。抗战胜利后，孔祥熙想出高价买丰子恺的西湖套画，杭州市长也曾亲自到家中求画，都被丰拒绝。
王云五说：高（梦旦）先生是一个老少年。
叶公超说：“他（徐志摩）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巴金告诉沈从文，他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讲话。沈从文便说起，他第一次上中国公学的讲台，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他骤然感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盯着自己，立时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而当时是中国公学学生的罗尔纲的回忆则是另一个版本：“沈从文只读过小学，是胡适把他安排上大学讲座的。选他课的约有二十多人，但当他第一天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
抗战期间，当年上海滩的两个大佬虞洽卿和王晓籁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之间。两人行事风格迥异。虞洽卿到昆明都借宿友人家，友人嗜烟，不及招待，早饭由虞自理。虞洽卿每天只花一毛钱买四个小馒头，后物价上涨，馒头变成三分一个，有人戏问虞洽卿如何应付，他答：“我改吃三个，反而可省钱一分。”一女戏子曾随虞洽卿从重庆到昆明，有人问她，虞是阔人，路上用什么招待呀？她答：至多吃到蛋炒饭，这就算最丰盛的了。王晓籁则是另一路，每天牛奶面包，听任物价上涨，从不更改。
傅雷多才多艺但性格暴烈急躁，楼适夷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抗战结束后，昆明一家美术学校请傅雷去当教授，傅雷便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当天，即去参加一个讨论教学计划的会议，因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尚未打开的行李，回了上海。
林语堂用英文写成《吾国吾民》，并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后，决意赴美从事英文写作。这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当时林在上海已经住进花园洋房，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但主意一定，便可弃这些如敝屣，可见林为人的有决断。
周扶九本是江西盐商，发迹后在上海置有大量地皮房产，成为巨富。周为省钱，外出从不乘车。有一晚，周从外面提着灯笼回家，见前面一顶轿子前后都挂着玻璃灯，便尾随其后，吹灭手中灯笼里的蜡烛。一直走到家门口，周正为省下的半截蜡烛窃喜时，定睛一看，从轿子上下来的，却是他家的媳妇，周气急之下，差点背过去。
郑超麟早年曾与瞿秋白同事。他晚年回忆说：“我佩服瞿秋白的多才多艺，如鲁迅说的。他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
抗战时期，傅斯年常在国民参政会上“放炮”，蒋介石私下请傅斯年吃饭，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信任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梅贻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平时话不多，很少当众断言拍板。有学生针对其性格写打油诗云：“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回忆：“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比如梅（贻琦）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着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
傅斯年动辄发怒，但只对事不对人，事后又常常后悔。有个工友开玩笑说：希望傅斯年向他发脾气。因为傅上午发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稿费，他便一股脑地送给了工友。
1929年，学者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一次到安庆召见刘，要他提供学校里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针锋相对：“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林语堂点评《语丝》诸同仁道：“达夫潇洒，伏老（孙伏园）静逸，玄同红脸，半农矫健。”“玄同守活鳏，永住孔德学校，不回家，此人实在神经。”
罗尔纲在北大工作时，曾有一些学校想把他挖走，胡适对他说：“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罗后来反省这句话：“好似暮鼓晨钟一般警告我。我这个人，性鲁行方，不会应付人事，不是适之师，谁能同他这样爱护我，体谅我，宽恕我，弃我之短而录我之长呢？”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对继任者马君武有一番评说：“马先生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只是脾气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他不肯信任人，事事要自己抓，连倒痰盂也不放心，要去看过。不肯信任人，人便不敢负责；事事自己去抓，便行不通。”
徐悲鸿从欧洲回国后，1927年携妻儿回了一趟宜兴老家。徐母大有儿子“衣锦还乡”之喜，摆了好几桌。当日下午两点来钟，大家刚吃完饭，正围坐叙谈家常，突然传来几声枪响和“强盗来啦！”的喊声。徐家一片惊慌，一家人相互照应着逃到屋后的草堆里，唯独不见徐悲鸿的人影。土匪散后，蒋碧薇正着急担心时，只见徐悲鸿进了院子，头发和衣服上粘着许多谷粒。原来徐悲鸿反应极灵，“枪声一响，他跳起来就跑，自家一个人跑到屋后谷仓，打破了气窗的木条，钻进去躲在谷子堆里。”
蒋吟秋与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并称“吴中四老”。郑逸梅说：“吟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出言吐语，不卑不亢，且庄中有谐，直中有婉，任你满怀的不快乐，愁眉苦脸，和他一谈，不自觉地心境舒适，如坐春风。他虽和人绝交，也不出恶声。在家中与子女相处，从无疾言厉色。”
黄炎培曾以“外圆内方”自诩，梁漱溟则称其“外圆内也圆”。
吴湖帆爆得大名后，求画者纷至沓来，以致画债累累，难以清偿，但他并不为此所累，仍客来时谈笑终日，客去后自摆棋谱。有人劝他，如此浪费时间，不是很可惜嘛！何不多画一些？吴答：“人还是人，不能和机器等量齐观。”
沈心海人如其名，心静如水，心宽如海。处境无论顺逆得失，都漠然不很关心，随遇而安罢了。
莎剧的译者朱生豪不仅英文厉害，还精通诗词，被词学名家夏承焘誉为东坡后第一人。朱是典型的书呆子，性情孤僻，对应付人际关系一窍不通。他从学校毕业后，入世界书局当编辑，曾致总编辑一函，上来就称其为“仁兄”，传为笑柄。
韩国钧（紫石）任江苏省长时，一次请萧俊贤画一立轴，嘱手下要萧题紫老上款，萧听后对韩派来办事的属下说：“彼老，予亦老矣！我固不知孰老也？署紫石先生可耳，何喋喋之甚也！”
黄侃任中央大学教授时，学校规定师生出入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对此置若罔闻，一次被门卫拦住，要看他的名片，黄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直至把校长叫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李健吾说：林徽因“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11．起居
袁世凯每天凌晨5点起床，先入办公室批阅文件，然后喝茶及牛肉汁、鸡汁。7点进早餐，通常是包子和鸡丝面。10点进鹿茸一盖碗。11点进人参一杯。12点吃午饭，食谱上常有清蒸鸭子，入冬后几乎每天必吃。下午吃一次西点，并服用自制活络丹、海狗肾。晚7点进晚餐。袁世凯的一天，除正事外，可谓是在大补中度过的。滋补过度，使他强壮身体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并且适得其反，仅活了57岁。
袁世凯当政时，徐世昌曾为国务卿。后袁图谋称帝，徐即辞职还乡，隐居于河南辉县老家。
徐世昌的退隐生活大体是这样的：除原配席夫人外，他还有五个姨太太，此时各司其职。徐的一日三餐由大姨太太监制，五姨太太伺候。他每天黎明即起，洗漱后用早餐。饭后由四姨太太陪着在花园闲逛一圈，再入屋睡两小时的回笼觉。徐白天则靠吟诗、写字、画画打发时间，五姨太太为他磨墨铺纸，据说耳濡目染，后来也能涂抹几笔。当时有人说，徐的字不如诗，诗不如画，因而画兴最浓。徐每顿饭由五姨太太陪着吃，席夫人和另几个姨太太一起吃；晚上睡觉则由席夫人照料。徐世昌的卧室有两个铺位，一个是徐本人的，另一个就是席夫人的。这都是席夫人一手所为，但长此以往，也不免让另几个姨太太对其心存恶意。
段祺瑞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念经（佛经），午睡，下围棋，打麻将。即便是在他当权的日子，甚而大事频发的当口，也天天如此，以致不少军政要务，不得不假手于人。
吴鼎昌生活很有规律。他任贵州省主席时，无论公务如何繁忙，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节假日、下班后不会客，不谈公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下属也都清楚他的这个习惯，不到家中打搅。逢假日或周末，吴常携妻子去贵阳南郊的花溪风景区度假，在那里读书写作赏景，过闲适清静的家庭生活。其作品《花溪闲事》，即是那几年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花溪写成的。
顾维钧每晚11点入寝，第二天上午10点起床，一天近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顾是外交家兼政客，大半生满世界奔波，生活并无规律可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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