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老棉鞋，坐的是三等客车。
　　　　1928年4月，蒋介石带着新婚妻子宋美龄到溪口小住。蒋的发妻毛福梅让厨师做了不少蒋爱吃的家乡菜和点心送到乐亭蒋宋住处，内有鸡汁烤芋艿、霉干菜烧肉等。宋美龄平素多吃西餐，乍一尝到如此乡味，竟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蒋宋离乡之际，毛氏还特地让人备了一麻袋上好的芋头送给宋美龄。
　　　　蒋宋结为夫妻后，虽成一家人，口味却是两样。宋美龄习惯于吃西餐，偏好烤鸡、猪排；蒋介石则喜欢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烧肉、咸菜大黄鱼这些家乡菜。他们也常请客，所备菜肴都很普通，量也不大。据说有人到蒋家吃饭后出来说没吃饱，当中自然有拘谨的因素，但也和饭菜欠丰盛不无关系。
　　　　蒋介石滴酒不沾，蒋经国则是海量。蒋经国喝酒时有几种偏好：佐以鸡头鸡爪；猜拳；灌人；袒胸。一次在溪口老家，蒋经国打听谁的酒量大，有人推荐了商会会长江某，蒋经国遂把他请来同饮，致江醉倒，被人扶归。在重庆时，一日蒋经国带着罐头和酒邀蒋介石的侍从医生吴麟孙到黄山野餐，吴喝得酩酊大醉，恰逢蒋介石要他去看病，听说吴醉了，大发脾气，后又听说是被蒋经国灌醉的，便不予追究。
　　　　蒋经国在上海当经济特派员时，一天路过一家饭馆门口，正要进去吃饭，见一警察吃了一碗肉丝面不付账就出来了，店主还笑脸相送。蒋随即也入店吃了一碗面，未付钱，正起身要走，却被老板和伙计拦住。蒋问：“警察可以白吃吗？”双方争吵起来。在对面站岗的白吃面的警察见状跑了过来，指着蒋破口大骂，还差点动手。蒋经国跑到隔壁的绸布店，打电话给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俞叔平，俞立即带着武装人员赶到，将警察逮捕。这倒霉的警察后来被判了两年。
　　　　蒋介石爱吃芋头。在重庆时，一次他在德安里寓所附近的拐角处看见有烘山芋的，便叫人买来，大啖一顿。
　　　　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在天津创业时，条件虽艰苦，但一向重视工人的福利待遇。一次大总统黎元洪到工厂参观，赞许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魏信臣长期掌管正金华账房，是天津著名买办。他每在应酬中尝到新鲜菜品，回来便让厨子照做，故正金华账房的伙食质量很好，驰名于当时天津的银钱界，有“紫竹林小馆”之称。那里每天午餐备客饭一桌，天天高朋满座，多年如一日。
　　　　东北巨富邵乾一对家里的一日三餐做如下规定：早晚吃粗粮，苞米粥、窝头；中午细粮，大米粥或面条等；一大家子几十口人一天只许买一斤肉。
　　　　张群嗜酒成癖。黄郛主持华北政务委员会时，张常衔蒋命北来，与黄商谈对日妥协计划。张每次到北平，金诚银行老板周作民都要在前门外的丰泽园设宴，与张聚饮。一次张群微醉后叹道：“我愿意每天到这个丰泽园来，而不愿意到那个丰泽园（指中南海黄郛办公处）去。”
　　　　上世纪20年代，作家许杰在浙江临海当小学老师，属于半义务性质，每月开伙食津贴三元，勉强糊口。许杰很会过，把三块钱的一半交给邻居入伙，剩下的一块五，用来买些下饭的小菜。当年一块钱可兑换一百几十个铜板，他把铜板放在抽屉里，每天计算着用，限定花六七个。一般是早晨买一个铜板的生豆腐，午饭和晚饭再买点小菜，有时炒个鸡蛋，有时在饭锅上炖个鸡蛋，当时鸡蛋不到一个铜板一个。有时也花一个铜板买两三个大烧饼当夜宵。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是1914年生人，家在保定蠡县梁家庄。三四岁时，他就跟着父亲去三里外的辛兴镇赶集，不为别的，到了集上，他可以趴在卖豆腐脑的担子边，吃一碗豆腐脑，或是买个大火烧，夹上熟肉，搂在怀里，边走边吃。梁斌后来回忆说：这时我才感到父亲给我的一点温暖。梁家雇着长工，但全家三四十口子吃饭，日子未见得比一般中农过得好，经常是煮一大锅菜粥，一箅子窝头，半锅熬白菜。仅逢年过节能吃几顿白面。
　　　　梁斌当年考上第二师范后，和同村两人雇一辆驴车上保定读书。中午在大庄镇打尖。他们怕店家把赶车的伙食费也摊在自己身上，就没进店里吃饭。大庄镇的咸牛肉很出名，哥仨每人买了两个大火烧，夹上咸牛肉，就着一大碗开水，来了顿街边“野餐”。
　　　　孤岛时期，作家林淡秋夫妇一度坚守在上海，从事进步文艺工作。林的妻子后来回忆说：“我与他结合以来，一年三百六十天，多数的日子是一天两餐，一条三四寸长的盐黄鱼是我们的家常菜。当时这样的小盐黄鱼最便宜，又不用油和盐，一蒸就可以了。”
　　　　翻译家李霁野小时候生活在安徽乡间，姑父是种菜的，每天让他白吃一个白萝卜。李霁野更爱吃胡萝卜，从小到老，一生不改。晚年曾说：“有人说我八十岁不戴眼镜看书写字，或者与此有关。”
　　　　郁达夫好酒。一次杨端六在四川路银行俱乐部餐厅请客，郁达夫喝醉了，一个人在马路上晃悠，被巡捕抓进看守所。楼适夷说有一段时间郁达夫每天都得大喝一场，能一气灌下七八瓶啤酒。
　　　　学者费巩和邵荃麟是中学同学，两人都关心时事，但看法不同。一次邵父请邵荃麟的几个同学吃面，大家入面馆落座后又争了起来，邵父问他们想吃什么面，邵荃麟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声：“随便。”邵父便朗声冲堂倌说：“来五碗随便面。”邵后来在上海过亭子间生活时，常到俄国餐厅吃饭，要一碗最便宜的汤，那里的黑面包免费。
　　　　四川作家李劼人也是出了名的美食家。不仅会吃，还会做。他从小便练就高超的厨艺，李的老乡和同行沙汀说，李劼人做饭，“从选料、持刀、调味及下锅用铲的分寸火候，均操练甚熟”。李劼人自己著文说：“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米好，猪肥，蔬菜品种多而味厚且嫩，故成都多小煎小炸，而以香、脆、滑三字为咀嚼上品。”中学时代的李劼人有个绰号叫“精致”，是说他爱好修洁。这也是他做饭时的风格。在法国留学时，为做烟熏兔，他非要用花生壳熏，叫两个跑采买的同学画起花生图形，跑遍了巴黎城的旮旮角角，最后才在郊外一吉卜赛人手中买到两斤。还有一次，李劼人要做豆瓣酱烹制正宗川菜，采买同学跑遍巴黎，最后找到一位西班牙商贩专程进口了几斤辣椒。商贩大惑不解：“你家到底有多少电灯罩？”原来辣椒只是被当地人用来做灯罩装饰。
　　　　1939年春节，冯雪峰在浙江义乌乡下家中接待来访的作家骆宾基。当日的晚饭，谈不上丰盛，但不乏厚重的乡味。喝的是自家酿的米酒，两三样菜中，有一色是家制干菜笋蒸的大片大片的咸肉。主食是荞麦面蒸饺，素馅，内有蘑菇、粉丝、冬笋等。骆宾基家乡的蒸饺，馅以胡萝卜、虾皮和白菜为主。几十年后，骆宾基说：“这顿饭是我直到今天还不忘的。”
　　　　梁斌自称三周岁始有记忆，他晚年还记得这样小时候的场景：母亲叫他吃奶：“来吧，吃一口吧。”邻家嫂子说：“都多大了，还吃奶？还有水儿吗？”母亲说：“四岁（虚岁）了，哪还有水儿，干嘬呗。”梁斌五岁入村学，老师性格开朗，教他认一二三四五、人手足刀尺等，梁每天中午都去找老师，一准能见他在吃饺子，有时他也让梁斌蘸着蒜醋吃几个，梁晚年回忆说：很香。
　　　　诗人朱湘早逝，贫穷是致其死的一个要因。朱在徐志摩家吃过一次早点，事后曾向人感慨说，单是饺子就有各式各类的花样。朱是南方人，自然喜欢吃米，但在清华读书时一日三餐以啃馒头为主，偶尔有点钱买个好菜，才吃米饭。有个同学请他去前门外吃过一回“馅饼周”，朱湘大享口福，据说乐得几乎睁不开眼了。
　　　　1924年5月30日，鲁迅邀同乡友人许钦文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喝茶。鲁迅向服务员要了一盘刚出锅的冬菜馅包子，热气退下去，不再烫手时，他一边拿起一个包子，一边用另一只手把盘子推到许钦文面前，说：“这里的包子，可以吃；我一个就够了，这些就由你包办吧！”
　　　　上世纪20年代末，李璜在上海四马路宴请徐悲鸿、蒋碧微夫妇等，梁实秋也在座。席中有一道蚝油豆腐——用头号大盘，一片片平铺着嫩豆腐，上洒黄澄澄的蚝油汁。这道菜梁实秋记了一辈子，他说：“此后数十年间吃过无数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杰作。我揣想那一盘豆腐是摆好之后去蒸的，然后浇汁。”
　　　　1948年3月，郑振铎到杭州，住葛岭饭店。一天晚上，郑喝过一斤黄酒后，去丰子恺家，恰巧丰子恺也刚喝了一斤黄酒。两个阔别十年的酒友遂重启杯盘，女仆端来一壶酒和四样下酒菜：酱鸡、酱肉、皮蛋、花生米。窗外下着小雨，丰家墙上贴着一首他抄录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心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丰感慨道：“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两人还提起二十多年前一件和喝酒相关的旧事：
　　　　那时他俩都在上海。一日郑振铎在街上遇见丰子恺，正当饭点，便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两人来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一瓶白兰地。饭罢仆欧送来账单，郑振铎问丰子恺：“你身上有钱吗？”丰一边答应一边摸出一张五元的票子把账付了。隔了一天，郑振铎到立达学园找丰子恺还钱，摸出的是一张十元钞票，丰死活不收。正僵持间，立达同事刘熏宇过来把钱抢去，说：“都别客气了，去新江湾小店喝酒吧！”于是又号召了夏丏尊、匡互生、方光焘等七八人，去了小酒铺，等大家把这张十元的钞票吃完时，都已烂醉如泥。20年后，当年共饮的人中，有的作古，有的远在贵阳，有的已不知去向。只剩两个有缘的“东家”坐在一起喝酒叙旧。
　　　　1927年3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派郭沫若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到安庆拜访李宗仁，促其兼任安徽省主席。从下午两点说到傍晚，李宗仁仍不吐口。后李留郭晚餐，并饷以白兰地酒。郭沫若既健谈，也善饮，更擅长划拳。席间他与李宗仁划拳，拳技远在李之上。平均起来郭喝一杯，李得喝四五杯。后来李酩酊大醉，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李宗仁问左右，郭副主任（郭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哪去了。副官答：你醉了之后，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
　　　　苏州有不少有名的茶馆，如雅聚、望月、玉楼春等，有人曾把这三家茶馆名作为对子：“雅聚玉楼春望月。”但似乎没有征得下联。泡茶馆是当年在苏州十分盛行的一种消闲方式。不少人一日数进茶馆，一次茶罢，堂倌往往不收茶壶，等着茶客再至乃至三至。老茶客出一壶茶资，可以坐上一整天。
　　　　上世纪20年代，苏州流行吃一种油煎排骨，每块卖铜元五六枚。玄妙观前到处是排骨摊。提篮叫卖的见人便问：“阿要买排骨？”有老先生叹道：“排骨二字，音同败国。国事失败，一至于是也！”
　　　　学者周越然曾盛赞苏州的小吃：“瓜子香而且整，糖果甜而不腻，其他如小肉包、良乡栗子及一切小食，使人人有口不忍止、不顾胃病之势。”
　　　　苏曼殊喜食甜食，尤好采芝斋糖和麦芽塔饼。麦芽塔饼是吴江一种民间食品，用麦芽和苎捣烂做成饼，里面是豆沙馅，杂以枣泥脂油。这种饼味美无比，但不好消化。常人能吃三四个，已属健胃，苏曼殊则一气能吃20个。除了上列两种，苏还爱吃酥糖、可可糖、粽子糖、八宝饭、摩尔登糖，曾自号“糖僧”。
　　　　江南多水乡，船上生活是一景，船菜是当中的一样。船菜顾名思义，即船家做的菜。民国年间，船菜在苏州一带颇为盛行，这也是一般饭馆所比不上的。因为船菜只备一席，小锅小灶，做一样是一样，汤水不混合，材料不马虎，每样都有它的真味。又由于船菜质量好，坐在船上吃喝，十分逍遥安舒，还可以眺望、谈笑，玩个夜以继日，因而当年快船常有求过于供的情形。
　　　　苏州的许多小吃，如糖山楂、桂圆糖、脆松糖、排骨、酱牛肉、五香豆等都风味独特。星社成员徐碧波迁居上海后，还常托苏州的友人代买吴苑茶馆的五香豆。
　　　　民国时，苏州观前街有一家叫王宝和的酒店。据曹聚仁感觉，这家店的酒很不错，但店里只卖酒，不卖下酒菜。店外面以少女少妇为主的酒菜贩子则川流不息，有粉蒸肉、烧鸡、熏鱼、烧鹅、酱鸭以及各色卤味。她们各卖各的，任酒客选择。酒客各样切一碟，便摆满了一桌子，吃得喝得津津有味。曹聚仁说：“这便是生活的情趣。”
　　　　女作家中烟酒都好的，赵清阁算一个，这在她的多篇游记中都曾提及。如1936年秋天游苏州时，她写道：“临行前一小时，我还和表姊等在一家洁净雅致的小酒馆持蟹畅饮。有名的清水蟹，肥硕而味美。与故人对酌谈心，真有不醉无归之感！”12年后，赵清阁重游苏州，住在花园饭店写剧本。她写道：“天黑了，凉台上有电灯，晚饭时我喝了半瓶啤酒，夜色苍茫中看垂柳，看小溪，别是一种情调。”此后几天，她在旅馆写作，几乎天天喝酒。到了第六天，剧本完稿，又写道：“我进城访友，和少卿老人把盏谈天。桌前，我们是忘年交，端起杯来他不像是六旬老人。他不服老，我也不甘示弱，我们都豪爽！……于是我醉了！平日我最爱和长者饮酒。抗战初，诗人卢冀野、画家顾荫亭，我们同客居武汉，曾以酒论英雄。后夹在重庆，我和梅贻琦先生共饮，相约不醉无归。”
　　　　1924年，周作人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所谓“下九流”如车夫、乞丐、捡破烂的、修锅补碗的之类，多聚居在高井街一带，据说有上千户人家。他们也吃也喝也赌，和富人的区别只在于方式。例如喝酒，他们的方式是：一包花生米或一块臭鱼，几个铜子的一碗烧酒，仰脖一饮而尽。醉后便四处找茬打架，弄个头破血流方休。
　　　　南京大报恩寺对过有一家叫马祥兴的清真小店，店小而名气大，一味“美人肝”更是驰誉一时。汪精卫也好这一口。抗战期间，汪常用荣宝斋的信笺自书“汪公馆点菜，军警一律放行”，派车去那里买菜。所谓“美人肝”，是一种鸭胰，每只鸭子只有一个胰脏，若拼成一盘菜，非几十只鸭子不成。
　　　　张恨水在南京办报时，秋天常到城北一带赏景。他认为南京城北“空旷而萧疏，生定是合于秋意的”。他一般是绕到丁家桥，在那里的一家茶馆泡壶毛尖茶，然后在附近切两毛钱的盐水鸭子，包五分钱的椒盐花生米，再在烧饼桶上买几个朝排子烧饼，饱啖一顿后，踏着落叶回家。
　　　　1933年秋天，学者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自庐山到南京，友人在万全酒家给他接风。席间陈提起南京的一些旧事，说当年顾五的酒量无人能及。同席的卢冀野年轻气盛，虽已戒酒年余，听后似有不服，便问顾五的酒量。陈答：“饮必五斤。今不可复一矣！”卢称五斤酒自己以前肯定能喝。陈让他试试，其他人也跟着起哄。卢遂即席喝了五斤，自此也破了酒戒。后来陈每提及这次吃饭，必称许卢的能饮。
　　　　南京人濮友松住在聚宝门内的白酒坊，大约是沾了这名字的光，据说“能酒者盖世无出先生右者”。濮自幼喝酒，直至八十以后，无日不饮；每顿喝四五两。他的理论是：“或谓酒伤人，我谓酒养人；非酒能伤人，人自伤于酒；非酒能养我，我自养于酒也！”
　　　　1946年，郭沫若等十来人同游南京玄武湖，冯玉祥也赶来凑热闹。他们租了一条带篷子有栏杆摆着藤椅的游艇。荡游中，冯玉祥命船靠岸，差副官买来馒头、卤肉、盐水鸭、香蕉等食物，包了三大荷叶。大家也饿了，正待动手在船上野餐，冯说不忙，还有好东西。又叫副官从包里取出一瓶法国葡萄酒。冯本不喝酒，这次也破例喝了两口。冯玉祥虽行伍出身，却喜欢附庸风雅，周旋于文人之间。
　　　　吴昌硕活了84岁。晚年于酒宴逢请必到，到则大吃大喝，回家便常闹肚子，屡教不改。
　　　　冯国璋爱吃玉田酱肉，每差仆人去买时，为防止被偷吃，必令切成整齐的四方块。有时用酱肉待客，怕客人多吃，冯总是亲自操刀，把肉切得薄如片纸。若有零星碎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头舔干净，有时舌头不慎被刀划破，致满嘴流血，得不偿失。其为人之吝啬，可见一斑。
　　　　尚小云不“懒做”，但“好吃”。有文章记述他爱吃的东西很杂，如天福号的酱肘子、荷叶包子等。平时嘴里离不开零食，吃完了花生吃瓜子，吃完了瓜子又吃水萝卜，吃完了萝卜再吃梨……
　　　　钟敬文一次冬游西湖，在灵隐寺门外的饭馆喝酒，他把从山路上带下来的一团雪放入酒杯，混着喝。堂倌说；“这顶得上冰淇淋了。”
　　　　民国初年，丰子恺在杭州第一师范读书。伙食是八人一桌，五个菜，丰子恺把吃饭形容为“老虎吃蝴蝶”。所谓五个菜，盛在高脚碗里，蔬菜是浅零零的，整块的肉难得一见。一碗菜里露出疏稀的几根肉丝，就算不错了。学生都跟饿狼似的，一开饭，十多只筷子一齐插向菜碗里，八面夹攻。有高手在菜碗里转一圈，便把肉丝一筷子扫尽；另有高手从底下斜插进去，把唯一的鸡蛋掏走大半个……这些半大孩子的饭量也让人瞠目，有的一顿吃十来碗饭，此桌吃到碗底朝天，再转移到彼桌，“好像逐水草而转移的游牧之民”。
　　　　1933年春，林语堂游杭州，在火车上和一土豪对坐，林因此自认“乘位不好”。开车十分钟后，土豪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先叫了一盘“中国大菜式的西菜”，不久，又要了一大杯烧酒，接着又要了一份白菜烧牛肉，林语堂数了数，牛肉有十二片之多。最后又上吐司五片，奶油一碟。林语堂就此断定：此人50岁时必死于肝癌。
　　　　作家施蛰存酒量不行，自称一杯啤酒就能让自己醉态酡然。但他又好酒，追求薄醉的感觉。他曾细致入微地表述这种感觉：“得好酒二三两，醉虾一盘，或卤鸡一碟，随意徐饮之，渐渐而面发热，眼花生缬，肌肤上有温柔纤软之感，口欲言而讷讷，心无感而凄凄，乍若欲笑，忽复欲哭，此薄醉之时也。”
　　　　据施蛰存观察：“杭州人吃酒似乎等于吃茶。不论过往客商，贩夫走卒，行过酒店，闻到香气，就会到柜台上去掏摸出八个或十个铜元来烫一碗上好的绍酒，再买三个铜元的花生米或两块豆腐干，悠然独酌起来。吃完了再赶路做事。”
　　　　上世纪40年代，作家金性尧一次在杭州的庙里吃斋饭。“菜凡八器，而食客则有三人。”其中的几样菜是现从菜地里拔出来烹烧的，金描述为“一上舌本，果然不同庸味”。
　　　　田汉一次坐火车过嘉兴南湖，买来湖菱大啖，称：“我的指甲都剥开了，但还不肯释手。”他一人吃了两篮子菱角，从嘉兴一直吃到杭州。
　　　　居士金复三烹素斋的厨艺很高，他久住杭州烟霞洞，一次张元济一家到此一游，正当饭口，在庙里吃了一顿金复三做的素餐，四菜一汤，有竹笋和豆制品，蔬菜和笋是现从地里采摘的，十分可口。张元济夫妇议论说，上海有名的功德林哪能吃到如此新鲜的蔬菜。胡适曾在烟霞洞养病数月，金常给胡适掌厨。1947年，金已年过八十，曾托人带信给在北平的胡适，盼胡到杭州一聚，将再亲手为胡烧几样素菜。胡回信答应第二年到杭州看金，不料事过不久，金便去世。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颇为清苦。不少教授不带家眷，等同于过集体生活。文科研究所雇一当地人打杂做饭，七八个人一桌，每顿只两菜一汤，菜为炒萝卜和豆豉。饭费每人每月400元。后有教授不堪其苦，到外面包饭，每月500元，伙食比之前有所改善，六七人一桌，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尚属够吃。早上是稀饭、油炸花生米。
　　　　1943年圣诞节，西南联大教授浦江清请几个同事在昆明金碧路南丰西餐馆聚餐，客有唐立庵、罗莘田、闻一多、朱自清、许骏斋等。西餐是分餐制，一客70元，有汤、小吃、鸡、猪排、咖啡、水果、面包，果酱另算。这顿饭浦江清花了500元。而四五年前他们刚来昆明时，同一家餐馆，一客不过三四元，已吃得大饱。如今一客70元，也仅仅是果腹而已。
　　　　1944年初，冯友兰夫妇将去重庆，联大教授游国恩为其饯行，并邀同事作陪。浦江清也到席，事后他大赞游夫人的厨艺：“扣肉及一杂羹，皆美味出人头地。”
　　　　抗战前，北平的大饭馆，如同和居、砂锅居、森隆等一桌子饭吃下来需20元上下，东兴楼、丰泽园还要贵点，一般收入的家庭基本不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