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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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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正是这些“材力武猛者”的生动写照。立姿射手体形匀称，身材高大，均在1。80
米以上。面部表情透视出青壮年特有的坚毅与刚强。阵容严谨，姿态整齐的跪姿射
手，身著战袍，外披铠甲，身体和手臂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
的右侧持弓搭箭，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你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
支，其负矢之多，比起当初魏国武卒“负矢五十”的数量多达一倍。由于射手面容
和衣褶纹的不同，使这个特殊的军阵在整齐严谨中又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尤其射手
头部那向左或向右挽起的高高发髻，髻根均用朱红色丝带来扎，有的飘于肩下，有
的似被风吹动向上翻卷，显得英武神俊，潇洒自如。
特别值得军事学家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方阵四周均是持强弩的立姿射手，方
阵的中心则为持弓的跪姿射手。这种并非偶然的列阵方法，明显地告诉人们战争中
的程序和步骤。当敌人接近时，立姿射手先发强弩，继之跪姿射手再发弓箭。一起
一伏，迭次交换，从而保证矢注不绝，集中力量，增强战斗力，使敌不得前来而毙
于矢下。二号坑出土的立射俑和跪射俑，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秦代军队军事素质
与射击技术的规范化。立射俑面右背左，侧身横立，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足纵，
右足横，两足之间呈“丁字不成，八字不就”状。左臂略举，右臂曲至胸前，手掌
伸开，掌心朝下，是为典型的正射之道。而跪射俑左腿支起，右腿下跪，左膝朝上，
右膝着地，是古代军事中善射之法的充分写照。这种善射方法在保持身体平稳、正
确击中目标的作用中，具有极为科学的依据。
关于强弩最初大规模应用于战场的记载，恐怕要数下面这个战例：
公元前341 年，魏国的大将庞涓率领军队围攻韩国的都城郑，战斗正在激烈之
时，忽然接到本国的报警急报，齐国大军已攻进魏境，并直取都城大梁。
庞涓看过警报，大吃一惊，于是立即下令：撤围班师。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
队，迅速返回魏境，堵截齐师。同时又选拔了精锐部队、亲自带领，手抢点滴时间
拦击齐兵。
孙膑率领的齐兵，这时已突破了魏国的边境防线，正乘虚向西挺进。孙膑西进
的目的不在于攻取魏都大梁，而在于解韩国之围，击溃魏军。大军正行之间，探马
跑来报告：“庞涓已率军离韩返魏。”孙膑得知庞涓回师的消息，率军埋伏在马陵
道的两侧，等待魏军的到来。
马陵道是一条狭谷山道，两边是陡峭的高山，山道周围树木丛生，怪石林立，
地形险峻奇特，正可以埋伏千军万马。孙膑察看了地形，命军队砍些树木和搬来巨
石，将山谷的出口道路堵塞后，又特意选择了一棵大树，将靠路一侧的树皮刮去一
片，用黑炭在上面写了六个大字“庞涓死于此地”。同时选出五千名弓弩手埋伏在
大树的两侧，只等树下火光起时，一齐放箭。
庞涓率军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等到马陵道的进口处时恰是日落西山，夜色来
临。救国心切的庞涓面对这条险峻的山道未加思索，打马驱车进入谷道。当大军已
完全进入谷道后，前方传来报告：“路已被砍倒的树木堵塞无法通行。”面对这不
测的征兆，作为主帅的庞涓仍未警觉，反以为齐军胆怯，惧怕他的追赶才堵塞山道。
他亲自走下战车指挥士兵搬树开路。这时有一士卒发现了道旁一棵大树上的字迹，
急忙报告庞涓。天越发黑暗，并有乌云挡住了月亮。庞涓看不真切，忙呼士兵点起
松明火把来到树下。当那六个刺眼的炭迹大字跃入庞涓的眼帘时，他蓦然醒悟，一
句“我又中了孙瘸子的计了”的话还未喊完，四处已是强弩齐发，箭如飞蝗般地向
他射去，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倾刻毙命。所率大军除杀死外全部被俘。这便是中国
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同时，作为劲弩这种新型的兵器，也是首次在战争
中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
随着历史的进展，这种曾在古代战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的劲弩，已渐渐从兵器
家族中消失。后人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感知它的形貌，而对于弩的真实状况和应用方
法却全然不知。二号坑近百架弩的出土，无疑为后人对这种古代兵器的认识和研究
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弩是一种源于弓而不同于弓的远射武器，“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弩也”。
汉代人认为弩是黄帝发明的，《吴越春秋》的作者则把弩的创始人说成楚人琴氏，
到底哪种说法更合乎事实本身已无法考证。但是从历史资料来看，青铜弩机在战国
时期才大规模地登上战争舞台，《战国策》就曾有“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砂子、
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的记载。马陵之役在首次显示了弩这一新
式武器的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齐国军队已广泛使用弩的事实。远在西部的秦
军，对这种新式武器所发挥的强大作用，自然深知。于是在他们后来的军事战术中，
有了“强弩在前，锬戈在后”的最新式的排列方法，这种战术排列，在二号俑坑得
到了具体的再现。
当然，作为一种在战争中足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弩，它自身的改进与发展也随着
战争的不断延续，越发精良和实用。秦俑坑出土的弩就有许多与史书记载不同，并
且形制多样。有一种形制极为特殊的劲弩，在身长64 厘米的弩臂上重叠了一根木
条，还夹有青铜饰件。显然这些装置都是为了增强弩臂的承受强度，从而可以推断
它是一种张力更强、射程更远的弩。这种推断，除弩的本身不同的形制外，从所配
制的特大型号的铜镞也可得到验证。这些历经千年而不朽的铜镞，每支重量达100
克，较其它铜镞长一倍有余。迄今为止，这是古代兵器史上发现型号最大的铜镞。
特殊的强弩，配以硕长沉重的铜镞，必然会产生一种其它劲弩所不能匹敌的巨大杀
伤威力。当然，这种弩机与铜镞的出土，尚不能代表秦代弩兵器的最高水平，从史
料中可以得知，秦代的劲弩似乎比这更为先进和具有杀伤力。请看——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当他来到琅琊时，那个到东海蓬莱、方
丈、瀛州三神山觅求长生不老药9 年未回的徐福，突然来见秦始皇。狡诈的徐福怕
多年耗费数万巨资未得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处罚，便称蓬莱仙药可得，只是海上
有鲛鱼作怪，船行不到蓬莱就被鲛鱼掀翻，愿皇上派遣善射的弓箭手一同去寻，若
见鲛鱼就连弩射之，此药可得。秦始皇求药心切，对徐福的话深信不疑，下令随行
官员入海捕捉巨鱼。同时自己亲备连弩，乘船下海。船行芝罘半岛的海域，果有一
条大鲸鱼搏浪而来。秦始皇和身边卫士拉动连弩，将巨鱼射死海中。
在这场人鱼搏斗中，秦始皇和卫队到底使用了怎样的一种具有如此强大杀伤力
的连弩，《史记》中记载的始皇陵墓门道上曾装置的自动发射的“暗弩”，又是怎
样的一种新型武器装备，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但纵观世界兵器发展史，最早将弩装
备正规军并使之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无疑是中国。当历史进展到中世纪时，
西欧的诸国尚未制造出连弩这种更有杀伤力的兵器。
二号坑的弓箭方阵尽管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军阵，但这种独
立只是相对的，它是整个二号俑坑军阵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和其它的兵种血肉相连，
成唇齿之势。俑坑的发掘已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弓箭方阵的右侧，便是
一个庞大的战车军阵。它纵为八列，横为八排，战车共计64 乘。每乘战车上有甲
俑三件，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居两侧。御手身高1。9 米以上，双足立于踏板，两
臂向前平举，双手半握，拳心相向，作握辔状，食指与中指留有空隙，以便辔索通
过，在拇指的内侧有一半圆形陶环，似为勒辔时拇指的护套。三俑均身穿战袍，外
披铠甲，披膊长及腕部，手上罩有护手甲，颈围方型盆领，胫著护腿外套，足登方
口齐头履，头顶右侧梳髻，外罩白色圆形软帽，帽上又戴有卷尾长冠，嘴上的八字
微须，潇洒飘逸，双目炯炯前视，显示了秦兵在阵战中凶悍威猛的旷世雄威。
关于步兵、车战的立体透视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便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搏斗，而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
搏斗。正如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
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
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
作任何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实际上，人
类社会战争胚胎的产生，应该说是从孕育步兵的对抗开始的。
中国步兵是古代诸兵种中最早诞生的兵种，但随战斗手段的进步，它却反过来
屈尊在车战时代的战车兵卒之下。由于铁兵器的出现、弩的发明、军队远战能力的
增强，战车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车兵反过来又成为步兵的辅助兵种。从此，步
兵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才再次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之上。关于中国建制步兵的
最早记载，应属公元前719 年，宋、卫等国联军“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一段。
“徒兵”，就是徒步之兵。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是奴隶主贵族，
而车下由“众人”、“多臣”、“庶民”等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附属战车。春秋时
期，郑、晋等中原国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为战胜这些居于山林谷地、善用步兵进
攻的少数民族，就不得不在保持原来隶属步兵的同时，率先建立起能够独立作战的
建制步兵。公元前633 年，晋文公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
“行”是原来隶属步兵“徒卒”的队形名称，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研究，此处当指步
兵无疑，而“三行”就是晋国最早出现的建制步兵。
尽管建制步兵已经产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没有形成军队的主力，而
只是用在西方和北方边防上对付戎狄之中，可中原地区依然是战车统治的战场。公
元前541 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战将魏舒曰：‘彼徒我
车，所遇又厄，请以什共车（以多卒配合甲士共同作战），必克。因诸厄，又请。
请皆卒（请甲士们都下车来作战），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二伍。”这
次晋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配合甲兵作战的战役表明，在中原大地上已经产生
了第一支用建制步兵作战的部队。尽管这支步兵部队还是由战车部队临时改编的，
免不了幼稚，甚至遭到了“翟人笑之，未阵而薄之”，但它毕竟在春秋末期开创了
一个国内战场上广泛使用步兵的“步兵时代”，为后世战争的多层面、多兵种、大
规模的快速作战方式奠定了基础。
到公元前505 年，吴楚大战爆发，就在这次大战中，“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
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
齐晋，令行中国。”吴王夫差的军队编制是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
方阵用于作战。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到数十万甚至百万。从此步兵
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并逐渐走上成熟。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来看，秦步兵的数量大，远战能力强，而当时
的军事指挥家又善于处理步兵同战车、骑兵的配合关系，诸兵种协同作战，因而形
成了军事编制的最大标志。秦俑一号坑的矩阵是以步兵为主、同战车穿插排列的兵
力部署。其协调车、步关系的作法，是“鱼丽之阵”变化了的形式。尽管战车有左
右和前后的双车编组之别，但总体上是车的前后及两侧都有步兵涌队列。这种编组，
既有古代兵书上所说的“鱼丽之阵”的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
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就出现了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不断”的雄壮气势，正
是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那动辄千百乘、大
排面密集的车阵战，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相形
见绌地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战争车战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殷代，经过殷周时期千余年的发展演变，
战国时期战车的种类、编制、装备、战术等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然而，由于先前实物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车战问题的研究只好徘徊
在故纸堆中，并有史学家推断：“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替代。”
秦俑二号坑大型车阵的发现，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战车编制、装备、战术方面丰
富的实物资料。它使古代车战史的研究者和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校正自己的观点和
理论依据。战车庞大的阵容同样告诉了人们，秦代的战车特别是像坑中这一类型的
轻车，并没有因战争的发展和战术的变化而衰退，相反这种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
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
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它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并在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
幕幕壮烈的干戈撞击、人仰马翻的活剧。
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与空前的惨烈，战车
本身也一次次受到时局的冲击，以至最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这种因冲
击而引起的大变革，主要归于两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707 年，在周、郑濡
葛之战中，郑国子元为“鱼丽之阵”。其法是“先编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步卒
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使车、步协同，发挥各自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战
车同步卒一线配置的传统队形。这可以说是中国车战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变革。
随后的战争实践经验，使战争指挥者越来越体会到“卒乘辑睦”关系的重要作用。
几百年后的公元前541 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干脆把车
兵的行军队形改成步兵的战斗队形，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一次步兵对车兵的革命。
正当庞大勇猛的步兵部队成为战场主力，而古老笨拙的战车甲士被轰下战争舞
台的时候，一支曾与步兵配合过作战的车兵却又从中诞生了，这就是在脱离步兵之
后也能够单独作战的战车部队，也就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轻车兵。它一改过去那种
车对车的冲刺战法，在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中，巧妙而艺术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制敌特
点。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驰敌致师的战术之中。
当战争的双方在战场上列阵之后，先以勇力之士到阵前挑战，接下来才是双方
军队的大决战。春秋战国期间，当双方列阵之后，便捷轻锐的轻车则担任了冲击敌
阵的这一角色。《吴子·应变）谈到的“谷战之法”就是在两边高山、中为狭地，
突然遇到敌人的情况下，隐蔽的车辆在山中迅猛冲出攻入敌阵，使敌军造成混乱和
溃败。
当军事力量双方在战场上列阵时，先要派出轻车在军队的两翼担任警戒，随之
按阵法排列队伍，这也就是孙子所讲的“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
据后来考古学家兼军事研究家王学理推断，孙子所说的“轻车先出居其侧”，
实际是后来被称为“角”的队形正处在形成过程中。一旦队伍布置妥当，轻车便向
敌阵两侧很快斜张，因而也就形成了夹击的态势。也正因为如此，军事指挥者为应
战对敌，才把“轻车先出居其侧”作为判断敌方是否列阵的一个重要征兆。
由于战车的冲击力大，速度快，成为攻击敌人阵地的重要力量。但因受到山地、
谷地等狭险地形的限制，而不能发挥其战斗作用。若在平原广阔的地带和选择最佳
的出击时机，战车的威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显示。当单纯的车战被淘汰之后，在多兵
种的运用上，作为一种战斗手段，战车仍然保留着它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
著名军事家孙膑才指出：“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之多其车，险则多其骑，
厄则多其弩。”就当时的战况而言，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车可以抵挡住80 名
步兵或者10 个骑兵。但在险阻地带，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半，甚至连一半也难以
发挥。
从历史上著名的“避实捣虚”、“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中可以看到，田忌、
孙膑派轻车奔驰大梁，创造了战车突袭的有名战例。这个战例在告诉人们田、孙二
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还宣告了一个轻车驰援，可以千里而赴的事实。这个事
实告诉军事家的是，轻车可以突然袭击敌人之不备或出没不定地骚扰敌人，并起到
转移对方目标、动摇军心的作用。当两军激战时，面对敌人的进攻，弩射又遏制无
效，处于劣势的一方就需赶快把战车联结起来成为“车宫”，组成一个“当垒”的
屏障。一旦屏障形成，指挥者就立即命令隐蔽在车后的弓弩手从缝隙中射击来犯之
敌。这样既减少了伤亡，又增加了武器的有效杀伤力。当然，这种能够形成屏障的
车多属笨重的“守车”，但在战场双方局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为了应急，轻车更
能发挥灵活机动的防御作用。
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可以看出，战车的种数，无论是用作指挥、轻锐致师、补
阙、随同战骑等等，都只是形制上的区别，仅因用途和装备的不同定名而已，并没
有改变作为战斗用车的这一根本性质。可以说，此时的战车已非昔日殷周时代的模
式，它是轻车兵正处于成熟阶段的显示，它标志着在旧的车战方式衰落之际，随着
步兵与骑兵的兴起，一个轻车兵、步兵和锐骑等多兵种配合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
而经过战国、西汉700 年的时间，轻车兵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到了自己的尽
头，他们几乎在战场上完全消失，而骑兵却驰骋疆场，意气风发，迎来了它的黄金
时代。
骑兵的崛起
当战车退出战争舞台后，代之而来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大规模的出现，骑兵军
阵的应用直到近代的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上战争舞台？
自然以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但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
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
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
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
代，况且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地度过了一百多个春秋。应该说，骑士同战马的最
早结合并进入战斗行列，就标志着骑兵的诞生。而骑战在我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
争中，又以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而闻名于世。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统
一后的秦帝国，都程度不同地处在中国古老的车兵与年轻的骑兵结伴的那段时间里。
就作战手段而言，纯粹的车阵已由车、步、骑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所代替，并且经历
着作战主力由车到步骑的消长过程。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稍晚些时候出土的
咸阳杨家洼汉墓的骑兵队列来看，秦汉时期无疑是中国早期骑兵走向成熟的重要时
期，这个时期骑兵由在战争舞台的配角地位，渐渐取代主角，到西汉的武帝时代，
战争舞台正式完成了由车、步到骑步的革命性的转变。
关于中国以及当时的秦国的骑兵最早出现于何时，史书中好象没有明确的记载，
也许正如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
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
家。”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草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
因而也就有了乘骑的方便条件，并理所当然地最早建立起自己的骑兵进行军事活动。
像鬼方一支的狄族，南侵晋国的边境，竟于公元前730 年打到了晋都的郊外。山戎
和北狄也曾和齐、燕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663 年，山戎侵燕，燕向齐告急，于是，
齐桓公派军队伐山戎，并“擒狄王，败胡貉，破屠河，而骑寇始服”。从这些历史
的战例中，可见中国骑兵的出现，似乎早在春秋初期就发生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
了。至于秦国的骑兵出现于何时，在留传下来的《韩非子·十过》一书中，虽有秦
穆公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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