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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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快就围了上来，远处的民兵们都急了，纷纷开枪掩护他，葛二蛋这才往回跑，跳到道沟里以后还探出头来大骂保安队（道沟下面有地道）。那个李队长骑着马哈哈笑：“这狗×的葛二蛋，还真的要打我呢。”
　　秀松埋怨葛二蛋撤退晚了，太危险，二蛋一边在地道里爬，一边满不在乎地嘎嘎直乐：“扯！能打死我的人还没生出来。”
　　收粮队进村了，看见房内无人、囤内无粮、院内无鸡、圈内无猪、栏内无牛……连件衣服被褥都找不到。他们断定粮食和物品是被藏起来了，就用刺刀和几把破撅头到处乱刨，折腾了一阵却又把地雷给弄响了，轰！轰！轰！被炸得直叫唤。
　　村里的伪军被炸得哭，村子外面也热闹。民兵们又打枪、又敲锣打鼓，还使劲喊：“打呀！别让兔崽子们给跑了啊。”枪声、杀声和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把拉车的马惊乱了套，汉奸们也吓得心慌意乱，一心想撤退了。
　　敌人跑到村口，看见了外面的麦秸堆，就过去乱翻，结果翻响了几颗手榴弹，正在慌乱间，野地里突然飞来一排枪，当场打倒了两个。保安队李队长骑马出来看情况，又踩着一颗雷，被炸掉两个马蹄子，他摔得鼻青脸肿，爬起来冲着“催粮官”直嚷：“撤退了吧！葛二蛋这小子太邪门了。”
　　的确，伪军们不撤也不行了，因为八路军县大队赶来了。
　　县大队来了近二百人，痛击了在外面找牛的一群伪军（老百姓的大牲口进不了地道，只能藏在野外窑洞或青纱帐里），当场击毙十个、俘虏了三十多个。村里的抢粮队得知情况，连忙撤退。
　　葛二蛋躲在离路边不远的“掩体”里。先前民兵在野外道沟之间挖地道时，一不小心就把顶上弄塌了，因此在这里形成一个小“旱井”，大家怕孩子或牲口不留神掉到“井”里，就在边上垒了圈石头。这会儿，葛二蛋和孟三这时就趴在“井沿”边，隔着石围子往外张望。
　　马路上的抢粮队正在往回撤，有走路的也有坐车的。保安队李队长蹲在马车上，连声喊着快走快走，一副猴急的模样。另一辆马车上坐着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穿着便衣挎着包，这俩人好像很不愿意撤退，一个劲地嚷：“弟兄们别走呀！那只是些刁民土包子，跟他们打啊。”
　　孟三说：“这家伙坏，二蛋哥，打他。”
　　“好！”
　　葛二蛋瞄准射击，“啪”的一枪正中眉心，那瘦子应声手一扬就从马车上栽了下来。路上的伪军顿时更加慌乱了，葛二蛋和孟三也赶快跳到“井”底，顺着地道转移。
　　孟三的心里实在佩服葛队长：“二蛋哥，你这一枪简直神了，打得可真准。”
　　“扯！我瞄的是那胖子，怎么打到了瘦子头上？”
　　“…………”
　　爬出地道，从道沟里探头望。只见伪军们都跑光了，路上只有那瘦子还躺着，两个民兵就跑过去翻他的包，发现这家伙还是个“总催”。
　　那时候，无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或是日伪政府，谁也弄不清农村有多少人、多少地，收税征粮都是凭估计。上面定一个基数，然后交给承办人去办，多收的部分就作为雇差的兵饷和管事者的回扣。
　　这征粮的粮长叫“总催”，收税的钱长叫“总兑”，一般都是有点能耐的财主，他们承办这事，弄好了能发财，可收得不好也会亏本。本来到游击区收税征粮是件挺麻烦的事情，可由于鬼子把这里的基数定得很低，“利润”空间大，有些想钱想疯了的家伙也就愿意来试一试。比如这位“总催”，就把小命丢在这儿了。
　　葛二蛋从“总催”的挎包里翻出笔墨账本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还找到一个东洋罐头，上面有个“菜”字还有个“仙”字，乖乖不得了，拣到宝贝了。
　　兴高采烈拿回去，让家里人尝尝鲜。打开罐头一瞧，里面装的是竹笋子，试着吃一口，呸！什么菜仙，一股怪味。
　　孟喜子恍然大悟：“难怪日本人要到咱们这里来抢粮食，原来他们国的东西真是难吃。”
　　日本国的东西难吃，日本国发动的战争也支撑不下去了。1945年8　月，日本鬼子投降，八路军大反攻，占领了曹县县城，过去在城里当汉奸的财主们吓得到处躲，有的就跑回了乡下。
　　跑回乡下也不行，共产党组织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先清算汉奸罪行，再清算汉奸财产。新民会的那个会长被枪毙，土地也被分了。不仅如此，以前在本地、外地当过汉奸的，甚至一些跑到外地去不知干了些什么的人，全部进行了清算，土地和房产都分配给了贫雇农。穷人们十分高兴。中农和富农在这次运动中没得到什么，大多持观望态度，地主们则十分紧张，生怕把火引到了自己头上。
　　葛二蛋当然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虽然名义上是个“二地主”，可自己却实实在在没有一分地。这回分到了八亩六分地，开心极了，乐得天天到地里走几趟，觉得共产党对穷苦人真正是好。
　　过了没多久，国民党来了，还有许多过去逃往外地的地主也回来了。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政策，不承认“反奸清算”的结果，于是就联合汉奸家属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什么“复仇队”、“难民还乡团”，叫嚷着要“把天变回来”。共产党和民兵队伍当然就要和他们作斗争，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到1946年，曹县这里虽然叫新解放区，实际上还是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山东的伪军和地方势力也是今天服从共产党、明天又投靠国民党的，摇摆不定。于是八路军就打伪顽，出征解放巨野、嘉祥和济宁，并要求民兵积极支前。
　　这次支前和以往不同，一是距离远，战场在二百多里地以外；二是时间长，前后要近两个月时间。所以，参加支前的民兵要重新组织，要训练。
　　部队行动强调协同一致，可庄稼汉哪里懂什么协同，各人有各人的习惯。有的人晚上非要靠墙睡，铺位安排在中间他就宁愿一直坐着；还有的人睡觉磨牙打呼说梦话，其他人就不耐烦，最后竟打起来；行进的时候有的人猛跑一阵再歇一阵，有的人慢悠悠地晃着；发烟卷的时候，会抽烟的人要，不吸烟的人也抢，乱成了一团；等听见了枪炮声，装病、掉队、偷跑回家的，更是屡见不鲜。这就需要训练，需要有经验的人压阵。
　　葛二蛋搞过长途武装贩运，有经验，因此就当上了民兵“野战队长”（每个区两个队，全县两个大队，轮班支前）。手下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三个班，每个班三个组，每个组五个人。每个小组一杆枪，人手一根粗木棒子，运物资、抬伤员、押送俘虏，样样都能干。
　　葛队长一般是不干活的，他的工作是指挥。监督着民兵不逛集市、不起哄打架、不拣洋落、不买便宜东西；每天晚上检查洗脚，每天早晨叫起集合。民兵大多没走过远路，休息的时候叫他们洗脚，都不愿意，葛二蛋就拎着棍子，挨个检查；早晨有些人赖床，照旧拎着棍子敲，这边起来了那边的又倒下去，葛二蛋急了，在一个懒家伙耳朵边放了一枪，那小伙睁眼一看，黑洞洞的枪口就在面前，立刻吓得尿了炕。
　　不过葛队长也有干活勤快的时候。上级派他们去修桥，把一座窄木桥改建成能过人、牲畜和车辆的大桥，原本两天就能干完的工作，弄了四天还没结束。不过木桥建得确实结实漂亮，本来应下一根桩的下了两根、应铺一排料的铺了两排，还在两侧装上了木栏杆。别说过牲畜车辆，估计过坦克都没问题。葛队长住在桥头的一户人家里，屋里屋外地两头忙，不仅修桥，还安排民兵给别人家割草打柴、修锅灶、起猪圈、推碾子、扫院子、担水、起粪、编筐、编席……他本人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锅盖、两根扁担、四条板凳。简直是除了不会治病，别的全包了。
　　县干部觉得很奇怪，跑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一看，才发现那户人家里有个漂亮大姑娘，正眼热热地想跟着葛队长走呢。县长闻讯吓坏了，急忙命令葛二蛋的队伍撤退。
　　　　　　　　　　　　　　　　第三十章
　　忙了两个月，支前的任务完成了。回来经过镇上，葛二蛋遇到了孟二财主，二财主请葛二蛋喝酒，还告诉他：孟大财主有几十亩地想转让给葛二蛋，价格低得几乎就是半卖半送。二蛋一听乐坏了，心说天下的好事怎么都让我碰上了。于是就喝醉了，在镇上歇了一夜。
　　第二天回村，在路口见到孟大财主正坐在地上等他，手上腿上全是伤。葛二蛋连忙背起老财主，问是怎么回事，老财主说：“他们说我是汉奸。”
　　“胡说，你藏粮食和我们一起，钻地道和我们一起，又没出去做过事，怎么能成了汉奸？”
　　进到村里，葛二蛋背着老财主往他家里送，一路嚷着：“孟大财主是我老东家，谁再敢欺负他，小心我葛二蛋的厉害。”
　　孟大财主老泪纵横，连说：“义士，义士啊……”
　　回到家，区长已经在屋里等着了，见面就说：“你葛二蛋真的要当地主的义仆吗？你要当反革命，我们就镇压你。”
　　“怎么回事？孟大财主不是汉奸呀。”
　　于是区长就给葛二蛋讲形势。
　　就在民兵支前的这段时间，解放区为进一步发动群众，调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在“反奸清算”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次“减租减息”是按照1945年下半年制定的租息标准实施的，但更关键的是，清算时间并不限于1945年，而是往前倒推八年，从37年抗战开始算起。这么一来，农村地主就基本上破产了。
　　贫雇农是最大利益获得者，八年来多交的租、息，外带这笔“欠债”的利息算在一起，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中农也能够得益，因为他们以往也租种地主的土地，所以十分支持这个运动；富农的土地以自耕为主，被清算的量不大，损失也不大；反而是土地越多的“欠账”越多，像孟大财主这样地多人少的地主，算下来就欠了全村的债。
　　村里人一开始也不明白人家大财主怎么会欠自己的债，等干部们解释清楚了，才知道八年的租子、利息都是多交了，是受剥削了，当然得要回来！地主没那么多粮食还账怎么办？不许拖欠，用土地偿还。土地的价格是政府定的，平推下来，差不多正好能把地主的土地分光。
　　运动一开始，有的地主跑了，有的地主顶不住就把地契交了出来。可孟大财主，这个全村最大的地主却是性格死倔，一个人留在家里硬扛，就是不肯把地契交出来。区里组织了几次控诉大会，把大家的火气引上来了，就把老财主吊起来打，逼他交出财产。
　　就在这当口，葛二蛋回来了。村里人听说他买了孟大财主几十亩地，都有些害怕这个厉害角色，于是今天就不敢再吊打老财主了。区长正是闻讯赶来给群众撑腰的。
　　“我明天还要组织斗争会，你作为民兵队长，必须在场表明态度。”
　　“区长，这太狠了吧。”葛二蛋有些不忍。
　　“不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能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地主压迫农民几千年，其手段何等毒辣，农民大翻身，出出气还不应该？反奸清算斗争，要转到减租减息斗争上来，斗争的目标就是整个地主阶级——这可是中央指示的。”
　　葛二蛋没话说了。区长走了以后，秀松和孟喜子都劝二蛋这回可不能胡来了，全村的大部分人都和几个地主干上了，非分了他们的财产不可。你小子要是帮孟大财主，可就是犯了众怒了。
　　“那孟二财主比他哥还有钱，咋就活得那么滋润？”
　　孟二财主不同，他是买卖人。起先，政府也是号召雇工找老板算工钱的，可商人们一看生意要亏本，就都关门逃跑了。搞得镇上、县城里的商店、饭馆、作坊、集市全部关张，商业停顿，有钱都没地方用去。政府一看这样不行，就决定保护资本家，不斗争他们了。
　　葛二蛋想了一夜，想通了。
　　第二天，区长组织开斗争会，又把孟大财主给吊了起来。老财主望着台上的葛二蛋喊：“二蛋！我以往待你不薄……”
　　所有人都看着葛二蛋，他必须表态了。
　　“我葛二蛋也是穷苦人出身，现在翻身了，更不能忘了本。如今减租减息，穷人要向地主讨还公道。孟大财主，你赶快把地契交出来吧。”
　　台上台下的人们都鼓掌，掌声中，只有孟大财主还在嚎叫：“不交！祖宗的产业！就是不交……”
　　老财主不交地契，葛二蛋有办法，毕竟他当过他家的二地主，知道他的情况。他让民兵把孟大财主家的厨子和老妈子捆来，吓唬一通，那俩人看葛二蛋不跟老财主站一边了，也就没了主张，带着民兵去把一个大坛子挖了出来。
　　地契烧掉了。孟大财主哭喊了一夜“对不起祖宗”，上吊死了。
　　1947年，减租减息运动发展成为土地改革，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正在广大农村兴起。这一年初，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葛二蛋依然带领着民兵支前，带领民兵打游击，还组织民兵干农活。
　　国民党“复仇团”、“还乡团”，跟随着整编第五军一路烧杀过来，其残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日本人。林泉庄有七十五户全家被杀；小朱洞村仅三十户人家，除了三户地主，二十七户被杀绝；滕县一天被活埋三百多人，蒙阴三天被杀一千二百人……秀松他们劝葛二蛋回家干活时小心点，要不然，干脆参军去算了，可葛二蛋舍不得老婆和土地，大大咧咧地还是那句话：“扯！能打死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4　月的一天，民兵队长葛二蛋被黑枪打死在自家麦子地里，发现他的时候，身上的血已经干了。
　　解放后证实，葛二蛋是被孟二财主雇佣的枪手偷袭而牺牲的，当时，他正想给自家的麦子地上粪肥。
　　葛二蛋死后，孟喜子改嫁给一个商人，离开家乡，以后不知所终。
　　讲故事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希望我给二蛋同志一个比较壮烈的牺牲场面，可惜我不能，这个故事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悲剧，因为这就是“另类民兵”葛二蛋的结局。他是一个烈士、是民兵，更是一个农民，农民倒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正如将军死于沙场一样，应该无憾。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西西河的朋友瑞兄写的一段话，他说：“农民不用交地租了，都吃上白面馍馍了，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了。作为农民的后代，这就是我心中的太平盛世。”当时有的朋友觉得他的标准太低了，不过马甲我倒挺同意瑞兄的感受。我觉得，在中国，只要能要让所有爱护土地的人；　都得以安详从容地守护土地和家业、并能够从土地中收获应有的幸福和尊严，那就可以算是我们的太平盛世了。
　　农民和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红军时期的苏区，日后能成为将军；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上海滩，能成为黑社会；还有朋友说，葛二蛋若活到解放后能被枪毙了……这些都有可能。但我还想假设，如果葛二蛋能活在今天，或许，他也会高兴的。
　　　　　　　　　　　　　　　第三十一章
　　二十年前，马甲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愣头青，常年在乡下转悠，没事就和少数民族朋友“拼酒”，总是弄得醉熏熏的。
　　有一天，马甲在岑巩（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狗肉，照例是喝酒划拳。
　　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卖野菜的苗族老头，他和店家谈成了交易，一边等着老板付钱、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厮闹，好像很愿意参加的样子。
　　老人家身形瘦小、步履蹒跚，黑黑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苗族老汉都是这样，从六十岁到一百岁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刚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可是，当店家介绍说“这位老人家参加过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叫人惊异万分了。
　　马甲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老头在吹牛，想骗酒喝。”但这牛皮吹得实在够大，所以让他骗一点吃喝似乎也是值得的。于是，大家就抱着随便听听的态度，把这位瘦小的苗族老人请上桌来。
　　几块狗肉下肚，苗老汉就开始“编聊斋”了：
　　想当年，南昌暴动的时候，我在二十军一师二团当兵，军长是贺龙。我们是1926年跟着欧师长编入贺龙的部队的，当时在二十军里面，我们一师是“票子兵”（金钱招募的士兵），各方面的技术比较好；二师是“绳子兵”（抓壮丁捆来的）、三师是“学生兵”，他们都不行。
　　暴动的当天，我们并不知情。团长只是宣布“加强戒备、不许外出”，营房值勤的力量增加了，整个班整个排的上去站岗，其他人睡觉的时候也不脱衣服，把子弹带系在身上，抱着枪打瞌睡。
　　战斗是半夜里打起来的。先是二师的部队进攻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警卫团，死伤了很多人，打不进去，他们就来请我们一师增援。我们出动了一个营，任务是攻下朱培德指挥部的大门。
　　到那里一看，敌人在大门口摆了六挺水机枪，子弹顺着街道猛扫、就像刮风一样，根本冲不过去。
　　军长和师长都来了，非要拿下阵地不可。欧师长叫我们五个人六个人一组、抱着枪往前面滚。他说：“水机枪的枪口不灵活，平射还可以、朝地面打就打不准，我们滚着前进，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
　　我滚的是第几排记不清了，反正两个连的人都在打滚，二百米长的街道滚了快一个钟头。到最后，冲锋号一吹，大家就爬起来往上冲，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扛，掉头就跑了。
　　于是，我们就占领了朱培德的指挥部。
　　第二天，开大会，很多人发言讲话，我们都不认识。我当时没觉悟，听不懂那些，只知道是暴动了。上面给每个人发了一根红布条子，挂在脖子上，当作识别标志。我们的步枪也换成了“三八式”，这是新式武器，扛在肩上十分神气。
　　开完会，我们被指派去保护长官的家属。当时从外地来了很多共产党领导，有的带着家眷，上级派我们充当临时的马弁。我跟的那位夫人姓赵，她的丈夫是个党代表（马甲我查了查资料，吓了一跳：该“夫人”应该是赵君陶，也就是赵世炎的妹妹、李硕勋的妻子、李鹏总理的亲娘）。
　　8　月5　日，我们奉命开拔。
　　共产党在南昌城里到处贴布告，宣布“通缉蒋介石”。离开了南昌，我们才发觉城外头到处是蒋介石的布告，写着“通缉贺龙”。于是就有人开始逃跑，当官的带头跑，当兵的也跟着跑，逃走的人越来越多，三天不到就跑了四五千。到后来，二十军的参谋长，还有些师长、团长什么的都跑掉了。
　　我也想跑，因为二十军有一年多没有发饷了，当兵的穷得连补衣服的针线都买不起，上面还命令“不许扰民”，拿老百姓的一个鸡蛋都要被枪毙，真是苦得不得了。
　　后来，逃跑的人多了，纪律就放松了。当官的允许我们“打土豪”——规定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人家可以抢——实际上差不多五十亩的就抢了，当兵的穷疯了，管不了那么多。
　　行军的时候，我们一师二团跟在教导团（属于第三师）的后面。教导团都是学生兵，还有些女的，走不得路，一路走一路哭。我们喊：“大姐，走快些，后面敌人追来了。”她们就说：“没办法呀，老虎追来了也走不动。”
　　走不动就丢东西，先是丢书、丢雨伞，后来就丢衣服和被褥，到最后连子弹也丢了。他们在前面丢，我们就在后面拣，也算是发了财。
　　离开南昌之后，我们一师在瑞金打了一场硬仗，团长被打死了。后来在会昌又打了一仗，部队就差不多被打散了。当时，上级的命令是向广东走，说是到海边坐船去打广州，还说有外国兵舰配合我们作战，消灭蒋介石。
　　我没见过大海，也不知道到海边还有多远，反正就是跟着乱走。
　　9　月份，走到福建的长汀。有一天，听见山坳里有人在吹召集号，我就跑过去集合。一个营长问我们还走不走，大家累惨了，都说不愿意走。于是就把脖子上的红布条扯掉，到县政府把枪一缴，自己宣布暴动结束了。
　　过了几天，来了个国民党官员，写了张证明，给了点路费，请大家吃了一顿大鱼大肉，就打发我们回家了。
　　回到家乡，我找不到饭吃，别人一喊，只好又去当兵，搞来搞去还当上了连长。后来，解放军打进贵州，我们听说共产党来了，把枪一举——老子们又起义了……
　　听完苗老汉的故事，大家哈哈直乐。有人打趣说：“老人家，你吃亏了。当年要是再坚持一下，现在恐怕能当上中央领导。”
　　老头一边喝着狗肉汤，一边谦虚：“啥子领导，我不识字也没有觉悟。前几年才知道那叫做南昌起义，当时根本就搞不清暴动是为了哪样。”说着，老人又嘿嘿笑了起来：“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只交代自己当过国民党兵，后来才知道，老子还当过几天红军呢！”
　　众人大乐，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