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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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只交代自己当过国民党兵，后来才知道，老子还当过几天红军呢！”
　　众人大乐，纷纷吹捧他说：“不错不错，您老人家也将就可以算得上是位革命前辈了。”
　　马甲趁机问老汉：“南昌起义的时候，贵州人多不多？”
　　“多得很！参加暴动的二万多，起码有八九千贵州兵。当时的南昌城，走来走去，说的都是贵州话！”
　　很长时间里，苗族老汉的故事都让马甲觉得半信半疑。
　　直到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位老汉也许并没有吹牛，他说的话有可能是真的。
　　提到“黔军”，稍通军史的人都立刻会想到“双枪兵”——尽是些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家伙，听见枪声就逃跑。
　　很多人都是通过长征的故事知道黔军的，书上说他们是红军的手下败将，这当然没错。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更早的时候，黔军与红军的创建有着直接的关系。
　　1927年8　月1　日，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其中以二十军的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正因为如此，二十军的军长、当时尚未入党的贺龙同志，担任了起义的“总指挥”。
　　从起义当天的战斗过程来看，第二十军负责进攻江西省政府、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和“进贤门”兵营，其当面之敌为五个团；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则负责攻击天主堂，当面之敌为一个团；而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只担任了警戒任务。
　　起义后，贺龙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团总主席”。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下辖三个军，贺龙是“总指挥兼二十军军长”，叶挺是“代理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朱德是第九军的副军长（军长是韦杵）。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说“二十军是南昌起义的头号主力”，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贺龙的这个“第二十军”是支什么部队呢？
　　二十军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而第九军（军长是贵州省长彭汉章）是地道的黔军。
　　1924年，贺龙从川军那里得到一个“川黔边防军第九混成旅”的番号，随即带领着自己的湘西弟子进驻贵州的铜仁、松桃，这里是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居住区，毗邻四川和湖南。两年时间里，贺龙的部队在这一带收编各类武装，从保安团到警备队，大小通吃，很快扩充为六个步兵团。1926年8　月，贺龙宣布率部参加北伐，并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黔军欧百川部又随即加入该师……可以说，这几年，贺龙的部队是通过兼并黔军武装发展壮大的。
　　1927年8　月，“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共计一万二千多人。这其中有多少个贵州兵，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有个证据可以说明问题：二十军的三个师，一师师长是贺锦斋（贺龙的堂弟，1928年9　月在“湘鄂边”为掩护贺龙突围而牺牲），副师长则是欧百川，贵州松桃人，苗族；二师师长是秦光远，贵州镇远人；三师师长是周逸群，贵州铜仁人。
　　欧、秦、周三人都是1925年以后才结识贺龙的，彼此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按照当时地方军阀的惯例，再考虑到贺龙的起兵方式，三个贵州人能够在军中担任如此要职，只能说明黔军人数在二十军中已占据了绝对比例。
　　事实上，三个贵州籍师长也很对得起贺军长。离开南昌后，欧百川始终担任“前敌司令”，带领第一师的两个“贵州团”冲锋陷阵、一路打到广东汕头，一师的二、三团团长都在路上战死了。二师秦光远和三师周逸群也都冲到了海陆丰，直打到部队解体之后才各分东西。他们的表现比个别“红色骁将”还要好一些。
　　欧百川和秦光远都不是共产党人，起义失败后，他俩经贺龙同意，单身离开军队回到贵州，后在黔军中继续担任军职。秦光远于1940年病死，欧百川则活到解放后，还曾经当过贵州省的副省长。
　　至于周逸群，就不用马甲我罗嗦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贺龙元帅的革命引路人。有评价说：“没有周逸群就没有贺龙，没有贺龙就没有南昌暴动。”当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八一起义”时，南昌城里的敌军主力为：朱培德的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第七师（军长朱培德，师长王均）的两个团，以及第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起义当天，“直属警卫团”被消灭，七师的两个团长被朱德请去吃“鸿门宴”，群龙无首，结果被缴械。而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却保持了“中立”，没有做认真的抵抗，这对促成起义成功是有积极意义的。
　　前面说过，第九军是道地的黔军，二十八师的师长是韦杵（贵州安龙人、布依族）。面对二十军的贵州老乡，同为黔军的二十八师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八·一”当天，韦杵本人并不在南昌（他在九江养病），所以没有参加起义。起义成功后，“革命委员会”整编部队，除原有的第二十军外，把十一军二十四师升格为“第十一军”（叶挺为军长），还把第九军二十八师升格为“第九军”，宣布韦杵为军长（朱德为副军长）。这样，起码从“账面”上看，南昌起义的三个军，有两个军是黔军。
　　共产党送给韦杵的这个“军长”头衔，当然是空头支票，目的是想把二十八师带走，但由于韦杵本人不在，朱德副军长（朱德与韦杵是好友）最终只带走了一个营。可是，共产党的这张“军长支票”却把韦杵给害惨了，蒋介石愣是把“韦军长”降为旅长，搞得他再也没当过比师长更大的官。1950年，韦杵当选为云南省政府参事，1951年病死于昆明。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黔军占了差不多一半，可翻开解放军的军史看一看，贵州籍的将领并不多。这是因为，当时争取二十军兵变的关键是贺龙本人，所以共产党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贺军长极其亲属、亲信身上，对基层士兵的政治教育很不重视。
　　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从张国焘、周恩来、林伯渠、恽代英、周逸群到朱德、叶挺、刘伯承、聂荣臻、贺龙、陈赓、蔡廷锴、周士弟……（还不要说在大队人马里跟着跑的林彪、陈毅等人），几乎集中了共产党当时的党政军全部精英人物。但是，起义旋起旋败，两三万正规军、一大帮声名显赫的将领，不到三个月就灰飞烟灭，败得连还手的力量都没有。其影响力不如以工人纠察队为主的广州起义、其生命力甚至还比不上由一伙农民搞起来的“海陆丰暴动”。现在看来，原因就在于领导者忽视了与基层士兵的团结和沟通——以旧军阀哗变的方式对抗新军阀，结果是必败无疑。
　　比如，二十军的一师和二师都没有建立党组织，而第三师则是把积极分子集中在一起，不仅没有对外开展政治工作，反而与其他部队的关系格格不入，动辄就批评其他军官“很坏”、“贺军长很卤莽”。所以，像“苗族老汉”那样的士兵，从头到尾也没弄清为什么要暴动，这样的“起义部队”，一遇到挫折，岂有不落荒而逃之理？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领导者，就如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具有“战无不胜”的先天优势。在共产党组织武装斗争的初期，出于幼稚，领导者过多地把希望寄托于“精英”的“惊世之举”、忽视了争取基本群众的支持，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当然难以取得好的结果。
　　因此马甲认为，三大起义中，秋收起义的领导水平是最高的，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人。政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由少数人导演、请多数人唱戏，而不是自己入戏、让别人看热闹——得不到民众的参与，无论再伟大的“精英”、拿着再漂亮的剧本，也非演砸了不可。
　　参加“八一起义”的贵州人，大多不是被打死了、就是跑回家继续当黔军，但也有坚持走正道的。
　　比如二十军一师三团的营长罗统一（贵州镇远人，侗族），参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还成为红军的师长，可惜，1932年被左倾分子错杀了。
　　说到错杀，被张国焘杀害的旷继勋也是贵州人（思南人，布依族），他当时的地位更高一些，红二十五军军长。
　　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混得最好的贵州兵应该算是杨至成（三穗人，侗族），1955年的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1927年8　月的时候，杨上将是二十军三师的连长（也就是“苗族老汉”说“走不得路”的那类人），但人家杨连长终究还是坚持走到底，并且走到了开国大典的礼堂上。
　　其他人还有很多，有的参加了红军、有的搞兵运工作、还有的当了地下党，个别的活到了解放后，大部分都牺牲了。关于他们的情况，马甲我也说不大清楚了。
　　一般情况下，地方军阀在保护自己领地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猛顽强，湘军如是、桂军如是、川军如是、青马如是，滇军、晋军亦如是。
　　可黔军却颇为不同，任凭红军在贵州往来纵横。共产党在黎平开会、在遵义开会，黔军概不打扰；红军把娄山关登了两次、赤水河渡了四次，着急上火的始终只有川军；黔军守着“乌江天险”、却没有派多少兵力抵抗，基本上采取的是“避战”策略，比起他们先前与桂军、川军、滇军的几番恶战，黔军此时的态度真是有天壤之别。
　　这当然是因为黔军的战斗力太差。可是，差不差是一回事，打不打又是另一回事，黔军固然挡不住红军，但黔军主力也并没有受到红军的重创啊。
　　由此，马甲猜测：莫非黔军已然知道，红军并不打算在贵州停留（甚至也不准备在当地发展红色武装）。所以他们的任务只是让红军休整一下，开个会、拨乱反正，然后就礼送红军出境。
　　黔军与红军有那么多的关系，双方沟通起来应该不会太困难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瞎猜，一点证据也没有。
　　说到底，马甲只是因为在贵州生活过多年，想替黔军找回一点面子罢了，呵呵。
　　　　　　　　　　　　　　　第三十二章
　　1944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联成一片，相继攻占了湖南的衡阳和广西的全州、桂林、柳州。
　　11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越出广西、向贵州南部发起进攻，荔波县长陈企崇闻风而逃，当地士绅只好推举本地人周继武组织临时政府、收拢各乡的保警队。
　　周继武这人挺聪明的，他随便找了块烂木头刻了个“代理县长”的印章，表示自己并不想“篡权夺位”。果然，木头公章用了没几次，国军就回来了，国民政府于是没有追究他“自任县长”的责任。
　　当时，负责防守黔南的是杨森的部队。12月3　日凌晨，国军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盘）撤离荔波县，他们向上级报告说“本部苦战不敌，被迫放弃阵地”，于是，各大报纸随即刊登了“荔波沦陷”的消息。但其实，日军这时离县城还远得很，杨司令和丁军长根本就没有见到日本兵。
　　12月8　日上午，荔波“代理县长”周继武在县城的中山公园组织集会，发动群众维护治安、救济难民。
　　这时候，天上飞来一架美国侦察机，民众看见是盟军飞机就没有在意，而侦察机却以为下面的人是日本军队、回去报告了。过了一阵，来了三架轰炸机，在县城里扔下三百枚杀伤弹和五枚燃烧弹，正在举行集会的中山公园中弹三十五枚。荔波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死伤的全是老百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杨森和丁治盘以为日军“攻势犀利、进兵神速”，生怕撤退晚了跑不掉。可是，他们没想到，日本鬼子居然被难民给挡住了。
　　抗战时期，广西聚集着许多从各沦陷区流落而来的难民，日军占领桂林和柳州之后，不愿受日本奴役的人们再次举家向贵阳和重庆方向逃亡。桂北和黔南的公路本来就简陋、狭窄，几十万拖家带口的难民拥挤成一团，立刻就把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日军追到这里，不仅辎重车队动不了，就连战斗部队也过不去。
　　刚开始，担任前锋的“竹部步川部队”试图开枪驱散民众。谁知道枪响过后，成千上万的民众惊慌乱跑，不但没有让开道路、反而把日军的队伍冲散了，还踩死了几个日本兵。
　　鬼子军官发觉硬冲硬闯不是办法，只好另打主意。
　　进入荔波的日军主力为第三师团的第六联队和第三十四联队，各有三个大队。
　　三十四联队有两千多人，联队长二神力大佐想了个办法：让士兵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里一起走。这个办法的好处是能够不引起骚乱，可以保证部队在主干道上前进；缺点是行军速度很慢，而且无法征集粮草、无法携带辎重。所以，当三十四联队经过荔波到达独山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各路人马也赶到了，二神力大佐的军需断绝、后继无援，第六联队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好沿着原路撤退。
　　第六联队有一千五百多人，联队长是松山良政大佐。这家伙不愿意和老百姓一起走，拿起地图一看，发现除了主干道之外还有一条岔路，心里顿时充满了喜悦，举起指挥刀一指——“开路开路的”。
　　于是，第六联队就成了抗战史上在贵州境内行进距离最长、走路最辛苦、损失最惨重的日军部队。而且，他们到最后也没能到达独山。
　　说来有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学界出现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的人种和中国的“夷族”有关，具体的说，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也许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有点血缘关系（这种观点现在还存在，有些媒体还拿它当“新闻”炒作）。因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一些日本的社会学者纷纷跑到中国的西南地区来考察，除了写论文、还绘制了地图。
　　这些日本学者是来研究古人类学和“夷族文化”的，当然就喜欢往蛮荒的村寨里跑。他们对地名的标注也十分细致，贵州的偏远地方的一些山路，中国自己的地图上没有记号，日本的专业地图上却有标志。
　　日军的军用地图显然也参考了这些学者的科研成果。于是乎，松山良政大佐的军刀一挥，就把第六联队带进了“苗人”的地盘（水族、布依族当时都属于“苗人”）。
　　石板寨（贵州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很多）原先属荔波县的佳荣乡，现在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乡。这是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水族村寨，在“苗人”聚居地，这么大规模的寨子是很了不起的，一般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
　　可是，日本鬼子却稀里糊涂地摸来了。
　　石板寨的村民中，最先遇到鬼子的是潘让。
　　那天上午轮到潘让在鸡贾河边“看船”。
　　鸡贾河其实是可以涉渡的。但因为是冬季，河水比较冷，所以村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免得过路的人因为趟水过河、被冰凉的河水弄湿了衣裤。渡船很小，每次只能运送两三个人，渡口也没有固定的梢公，由各家各户轮流“看船”。如果遇到当值的人家不会划船，可以说几句好话，请个热心的小伙子帮帮忙。
　　潘让就是这么个热心人，他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看船了。虽然北风吹过河面冷飕飕的，但他的心里却十分得意，“我是全寨子最会划船的人”，他自己表扬自己。
　　上午十点过钟，河对面出现了四个人。表现能力的机会来了！潘让赶紧把渡船划过去，可惜渡船太袖珍，四个人要分成两趟送。
　　上船的人都不说话，还端着枪。端枪的人潘让见得多了，那年月，“办公事的”到苗寨的时候都拎着枪，步枪、手枪就是他们的工作证，不稀奇。潘让奇怪的是这几个人的帽子，那帽子的两边就像绵羊耳朵一样耷拉下来，风一吹，“扑楞楞”的响，真是好玩得很。
　　“办公事的”不说话，潘让也就没说话。当时，他并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下了广西，也不知道日军已打进了贵州，更不知道眼前的这四个人都是鬼子兵。
　　四个鬼子过了河，向石板寨方向走了。坐渡船是免费的，但最后的一个鬼子兵却给潘让鞠了个躬，潘让也赶紧鞠躬还礼，还高兴地笑了起来。
　　为了这个动作，潘让后悔了一辈子。
　　　　　　　　　　　　　　　第三十三章
　　事到如今也没人知道这四个日本兵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的。从他们前出大部队的位置来看，可能是侦察探路的尖兵，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又像是寻找食物的搜查队。
　　几个鬼子兵先是在石板寨外的坡地上站了十多分钟，观察了一下环境，然后就肆无忌惮地进了村子。进村以后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两个人一组的分成两队、到各家各户东翻西翻。
　　“苗寨”的建筑是人畜混居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而一般人家就没有牲畜圈棚，猪啊羊啊之类的动物，白天在院坝里逛来逛去，晚上就和人一起睡觉（当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野兽，这当然很不卫生，现在已大为改善了）。
　　鬼子一进门，就在“桃屋”（供奉牌位的正房）、卧房、厨房、谷仓以及各“家禽活动场所”里窜进窜出，整得鸡飞狗跳。
　　村民们很生气，他们弄不清这几个“拿枪的”是什么人。
　　那时候，包括水族在内的各类“苗民”很少主动向政府纳粮交税，通常都是由“公家人”下乡强行征收。因此，寨子一年当中被政府抢几次也是“为国家尽义务”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稀奇。可是，以往“征粮”的时候，“公家人”都要与寨子里的头面人物客套几句、先讲讲礼节再动手，像今天这样不打招呼、闷着头乱翻的情况还真是少见。
　　村民之中，最生气的是姓潘的人家。
　　潘姓是水族的大姓（这个“潘”是根据水族语言的音调翻译过来的，和汉族的“潘”姓没有关系），水族村寨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姓潘，石板寨也不例外。看见几个“拿枪的”这么不给面子，一帮姓潘的小伙就围住族长的儿子潘发，商量着怎样才能出口恶气。
　　正商量着，两个鬼子兵从屋子里出来了。这俩小子东张西望，发现寨子边上有一口鱼塘，顿时高兴坏了，找来一把锄头扒开塘坝，开始放水抓鱼。
　　鱼塘是潘让家的。潘让有个姐姐叫潘傲，据说非常漂亮、非常能干。水族女子是负责管家的，所以她们的社会地位比汉族女子要高一些，也比较泼辣。潘傲看见鬼子扒鱼塘，连忙跑过来、比划着说“你们可以抓几条鱼去吃，但如果把水放光了，塘里的鱼就都活不成了……”。讲了好半天，鬼子也不理睬，潘傲急了、就去抢小鬼子的锄头，推来扯去，三个人都跌进了水塘。
　　围观的人们都哄笑起来。鬼子恼羞成怒，从腰间拔出刺刀，当场把潘傲给捅死了。
　　看见这情形，村民们愤怒了。潘发首先冲了上去。爬上塘坝的一个鬼子刚端起步枪，就被潘发揪住枪头向上一托，“啪”的一声，子弹打飞了。其他伙伴立刻涌了上来，锄头、石头一阵猛砸，当场打死了鱼塘边的两个坏蛋。
　　这时候，另外的两个鬼子正在潘锦老汉的家里喝“棒棒酒”。
　　在贵州的“苗区”，小康人家的屋里都有个小酒灶，自家烤制米酒或者包谷酒。自酿的酒没有经过勾兑，酒精度数说不准，刚喝进嘴里很温和、多喝几口就上头，贵州有句俗话说“棒棒酒，打脑壳”，意思是喝多了这种酒、脑袋就像被棒子敲过一样，疼得很。
　　两个鬼子进屋的时候，潘锦老汉正在给新酒装坛。看见来了客人，他就很热情地邀请“公家人”品尝品尝。这俩鬼子也不客气，尝了一口觉得没什么劲道、还有点甜，于是就以为“棒棒酒”和日本国的清酒差不多，左一杯右一杯地“米西米西”起来。
　　正喝得高兴，外面响了一枪，屋里的人都站起来四处张望。小鬼子喝高了、没看清楚，潘锦老汉却看明白了，一转身，抱起鬼子兵的两杆大枪就跑出了门。两个鬼子这才反应过来，“叽哩哇啦”地怪叫着追下楼，追到场坝上，看见一大帮手持猎叉、大刀的村民围了上来，顿时酒都吓醒了，“哇啦哇啦”嚷了几句，转身朝寨子外面逃。
　　直到这时候，石板寨的村民也没弄清这四个“拿枪的”是什么人，所以并没准备赶尽杀绝。他们心想，杀了两个罪魁祸首已经够意思了，剩下的两个跑掉也就算了。没想到，两个鬼子“咿哩哇啦”地一通叫唤，却让潘秀辉听明白了。
　　潘秀辉是石板寨里为数不多的见过世面的人。他曾经在外面贩卖生漆，东边去过洞庭湖、北边去过重庆府，能够识汉字、懂汉话，见多识广。鬼子一开口，潘秀辉就听出他们不是中国人，立刻喊道：“是日本人，不要放跑了！”
　　寨子里的人一听是日本兵，顿时来劲了。这时，抗战已经持续了七八年，大家都晓得全国人民都在打鬼子，都知道杀日本鬼子是蒋总裁批准的事情，合理合法，而且杀得越多越光荣。
　　于是，全村老少精神焕发、士气高昂，分成几路追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