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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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　单身北上（1916）
　　　　《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大风雪中，

　　　　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住观菜园陈宅。

　　　　1

　　　　对于民国五年的北京，这是个相对宁静的冬天。

　　　　连日的寒流挟带着百年不遇的风雪，呼啸着张开弥天的雪慢，掠过皇城侯门森严的朱墙碧瓦，扑向曲里拐弯的旧式建筑群。恍如一位威力无比的天神，肆虐地洗涤着尘世的污垢和喧闹。一切的欲念，一切的声响，包括不久前那幕在紫禁城草草收场的“登基”闹剧，都悄无声息地湮没在这片洁净的雪域里。我们这座久经劫难的古城，终于像一位疲惫的老人，趁着岁末的静谧，沉沉地打上一个长盹。

　　　　此刻，晨曦显得还很黯淡。白茫茫的前门外大街上，隐约可见一位长者的身影踽踽而行。这是一位肤色发黄，颧骨方正的外乡人，长着中等身材，在寒风中光着个脑袋，穿一身半新不旧的棉布长袍。厚厚的积雪中，他走得很慢，不时地呵口热气搓搓冻红了的手，打量一眼两旁略显生疏的街景。川流的人群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位面色和蔼相貌平平的外乡人，是一位刚从欧洲回来的大学者。更不会想到，他与这座城市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四年前，那位权势显赫风云一时的铁腕人物袁世凯，曾以迎接元首的礼遇，破例为他打开了大清帝皇出巡时通行的正阳门，欢迎这位南方临时政府派出的“迎袁专使”。

　　　　这真是清末民初晦暗岁月中一个难得亮丽的日子，北京车站和东交民巷为他那阵容强大的使团高搭起缤纷的彩棚，悬挂于大街两旁的五色旗，给倾城而出的市民带来了一线憧憬。历史有时真像一幕荒诞剧，那位妻妾成群，谋士如云，把玩各种政治势力得心应手，还费尽心机想过一回帝王瘾的洪宪皇帝，竟垮得比他那些准备登基后御用的瓷器和袁大洋还快。而他这位最终亮出不合作旗号，与几位总长一气辞职出走的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又因一纸电文踏上了归国的海轮，毅然只身北上。

　　　　今天，应该说是个喜忧交加的日子。1916年12月26日的阳光，暖暖地投在雪地上，映出淡淡的胭脂红。那位被北洋军人政权玩偶般几经摆设，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誓就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已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一路上，他的心却很沉，眉宇间弥漫出凝重的忧虑。这位与康、梁同时代的前清名翰林，这位对本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先驱人物，尽管一生出任过无数重要职务，但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还是一股浓浓的书生气。那个戊戌变法失败后萦绕心头的教育之梦，一直是他这些年四处奔波，一次次出洋留学考察的精神动力。他要出长的将是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一座在军阀盘踞下的北京日趋颓败的衙门式旧学堂。光凭他单枪匹马地进去，能行

　　　　他终于按着朋友说的地址，摸到一家旅社门口。扶起眼镜看了看招牌，正是要找的中西旅馆，不禁吁了口长气。他起了个大早踏雪而来，就是想见一个人。此公虽不是贵胄名宦，却关系到这次出山的成败。他顾不上掸去肩头的寒霜，一把撩起门帘，兴冲冲地走了进去。

　　　　茶房见来者气度儒雅，是位忠厚长者，忙小心地过来侍候。他要找的客人姓陈，是陪同一位姓汪的朋友从上海来办事的。茶房陪他来到一扇紧闭的房门前，说客人夜里看戏睡晚了，还没起床呢。茶房有点殷勤，想去敲门，却被他用手势劝住他只要了张木板凳，就心安理得地在门口坐了下来。

　　　　三个月前，他收到了驻法国公使馆转来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这位他当年的旧部，终于随着袁世凯的覆亡而再次出山。他俩可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的老友。在唐绍仪内阁时，是他请范源廉做次长的。两人中他偏重理想，范君擅长事务，合作得非常默契。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小学。他却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大学。两人说完哑然失笑，一句话，就是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得进行整顿。范君是在他辞职后继任教育总长的，他就职后曾郑重声明，凡蔡先生制定的教育宗旨悉当遵行，以所谓的“萧规曾随”，一时传为美谈。几年不见，他的电文仍充满着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

　　　　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

　　　　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他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的。在他看来，随着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病恨而死，时局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位羽翼丰满，曾经用当年袁氏对付革命党人和清廷“两面威吓”的招法，逼迫主于交权的段祺瑞，自认为可以趁势登上总统宝座。没想到当时的北洋集团内部和西南护国军，以及南北方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完全把这位皖系首领放在眼里。出于无奈，他只得暂时推出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他原以为对方只是个傀儡和摆设，一开始就摆出了一副重兵在握颐指气使的派头。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这位在袁氏手中优柔寡断，言语谦卑的驯眼工具，也居然真的拉开了大总统的架式，向这位纵横捭阖的铁血总理过问起军国大事。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化成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的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冲突，被好事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府院之争”。1916年的夏天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季节，经过二十多天吵吵闹闹的较量，国会中的民主势力又暂时占了上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早已名存实亡的共和制好像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他，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他乘坐的法国邮船是11月8日抵达上海的。他带着一个多月的风尘携妻儿刚到惠中饭店，就听到一个惊人的噩耗。昔日同盟会的军事首领，四十三岁的黄兴黄克强已于八日前不幸病逝。他于翌日清晨匆匆赶往福开森路黄兴灵堂吊祭，也就是在他刚走进灵堂时，又一道急电传到了上海：西南护国军蔡锷将军于昨日辞世。上海的革命党人终于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接连几天里，他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以主丧友人的名义照料一切，接待包括黎元洪特使在内的中外人士。面对着神情黯淡，面容憔怀的中山先生，他突然意识到了肩头的责任。以前他聊以自慰的是，尽管孙先生一生挫折，屡战屡北，但凭借身边拥有宋教仁、黄兴这文武两大主将，再造共和的伟业还是充满着希望。在他眼里，宋教仁是继孙先生外，真正具有党魁才识的人。辛亥革命后，眼看着大总统宝座将拱手相让，许多人痛心疾首。宋教仁却冷静地说：

　　　　“先借他们玩几天，我会设法拿回来的。”

　　　　这位身材短小，留两撇细胡的“桃园渔父”果然不负众望。先是在国会中提倡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架空袁氏权力。又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了同盟会，重建国民党。在上层四处游说，将许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要人拉入党内，使新组建的国民党很快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如今，将星纷纷陨落，幸存者的担子陡然加重。

　　　　关于这次北上，多数的朋友劝他不去就职。广西马君武尤其反对，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民国以来不知换了几任校长？如今胡仁源又当不下去你去了如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也有少数朋友却说，正因为它的腐败，更应该去整顿。即使失败了，也算尽了心意。

　　　　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他来到中山先生的寓所。

　　　　客厅的落地窗外，飘来几片落叶，触动了他俩的愁思。以往与中山先生会晤，都是陈其美安排的。这位在上海租界和帮会势力中游刃有余，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始终不忘他在邹容纪念塔落成仪式上的演讲。那还是十年前的旧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沉闷的夏日。他和蒋维乔等人作了充分准备，先在四马路工部局巡捕房接出了因《苏报》案囚禁三年的章太炎，当夜送他登上赴日本的邮船。又于四日后清晨，率中国教育会和中国公学的三十余名学生，在南市大码头乘船前往一个名华径的小镇。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那天在邹容墓前却声泪俱下，格外激动。陈其美说他就是被那次特别警策的演说感动了，才毅然回湖州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如果说宋教仁和黄兴在党务和军事问题上与孙先生还偶有龃龉的话，那么这位在光复沪杭之役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的首任上海都督，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却始终是追随先生的忠实信徒。还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一个下午，孙先生眼看着辛亥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联想以前对袁氏的种种幻想，心有隐痛，也就弥足珍惜地向他讲述起当年陈在争夺都督一职时的胆魄和理智。

　　　　这真是民国史上一场罕见的较量，光复上海的有功之臣为了都督这个头衔争执不休，都到了拔枪相向的地步。一方是商团代表和起义军官，坚持说陈其美一进制造局就被拘禁了，仗是靠李英石指挥打胜的。另一方的同盟会党人却非推陈当都督不可。还亏得陈其美事先有安排，紧要关头靠刘福标高举手榴弹，大吼一声：“谁再敢反对大家同归于尽。”才勉强定局。如今，这位一生组织过无数暗杀，为革命党创建了稳固的上海根据地的杰出首领，终于在不久前神秘地消失了，如落叶随风远去。窗外下起迷濛的细雨，去年刚与孙先生结为伉俪的宋庆龄端上了茶水，又悄然离去。只见孙先生喟然长叹道：“天地不仁呵，灭我良士。”他是知道两人关系的，几个月前陈其美残遭暗杀后，孙先生曾在吊视时抚尸大恸，哀容令人心碎。

　　　　那天的夜雨下得天地透凉，孙先生沉湎于往事，如一座雕像，很久才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他仔细地听明了自己来意，仿佛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用他惯有的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

　　　　“北京的府院之争中，黎元洪虽暂时占了上风，但是在内阁和各省中，仍是旧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的天下。段祺瑞也马上就会组织反扑。所以从长远看，北方应该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去造就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真正人类大同社会才有的自由空气。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需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这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他从孙先生脸上那略显威仪的口髭，那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慑人魂魄的浩然之气。他崇敬先生不光是他的坚毅，更是他的精神。先生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的大英雄，是那种横空出世般敢于孤军作战的大主角。每次见到先生，整个精神就会一下强健和自信起来。

　　　　临行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还发表了一位昔日朋友的诗，鼓励他北上就职。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九时光景，房门终于开了，出来两位先生。他的眼一亮，只见前面那位长着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嘴唇宽而有力，双目炯炯有神。只沉沉地朝他一瞥，就叫嚷起来。

　　　　“啊呀！是蔡先生吧？多年不见，失礼得很，快请进。”

　　　　“您是仲甫先生？”

　　　　他感到有点纳闷，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他要找的这位客人是安徽人，原名乾生，字仲甫，现已改名独秀。这位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虽小自己十二岁，却在辛亥革命前后组建过岳王会，出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是位资深的老革命党人。听说现正在上海主持一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办得很有起色。

　　　　陈独秀真是个直性子，一把他请进门，未等寒暄先顾自开了口。

　　　　“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参加暗杀团，研制过炸药哈哈哈”

　　　　记忆之门在这爽朗而充满力度的笑声中倏然洞开。那是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还是法租界的余庆里？1904年秋日的斜阳是那样地瑰丽和壮美。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里，刚从日本回国的何海樵，神色冷峻地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蔡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已到了决战时刻。我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考虑再三，立志从暴动和暗杀入手。杨笃生与我等六人已成立了暗杀团，我们拟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

　　　　这位当年他手下爱国学社的军体教员，正被一种狂热的激情燃烧得面色潮红。在几次的秉烛夜谈中，如一头焦躁不宁的困兽，时而激愤地起立，时而无奈地叹息。那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说：

　　　　“我们先在横滨设立了炸药制造所，秘密研制炸药，还订有严密的纪律，互相监督。这次回国，我们已在北京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妈的，这老贼婆居然深居简出，防备森严，始终不得下手，眼看着经费用完，只好先回上海再作打算。蔡师，凭着您的声望，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不知意下如何？”

　　　　面对着这位豹眼怒睁刚勇好死的聂政式人物，他那道貌温和的面容溢出了血色。他当时正因《苏报》案和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的无为争执而心灰意冷。又读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党的书，对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充满着向往。教育救国的路，毕竟不如暗杀来得刺激和痛快。他毅然答应了一切，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激烈的行动。

　　　　他的镜片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好像又认出了旧时的街道，走进了那间充满殖民地风格的小屋。他声音喃喃地对陈独秀说：“真是有点奇怪呀，我们当年怎么会那样激动？”

　　　　是的，他们这些出生在清末的文人，从小面临着那么多的不平和痛苦。总感到身心特别地压抑，总觉得有一股格格不入的旧势力在与自己对峙。他们愤怒，他们忿忿不平，终于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嗬！加入暗杀团的仪式还真有点刺激，要像会党结社那样‘歃血盟誓’。记得那天我们跪在地上，面前供着黄帝的牌位和祭品。何海樵领着一句句宣读誓词，然后杀鸡，将血滴于酒中。再用刀划破无名指，把血和酒搅和在一起。最后每人痛饮三口，真是豪情奋发，胆气冲天呀！”

　　　　陈独秀的心里也掠过一阵暖流，沉浸在回忆中：

　　　　“记得你先发展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钟观光和俞子夷，他们很快把毒药给研制了出来。你却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又要他们研制固体粉末，后来进展不大。不久就转向试制炸药，当时也有个秘密组织，先后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刈。我是被章士钊叫来的，地点好像是设在一条冷僻的里弄，周围全是贴满招租条子的空屋。我们天天跟着杨笃生搞试验，你也常来商谈，可就是没记住我这安徽小老弟。”

　　　　蔡元培被对方一口浓浓的安庆方言惹笑他有点喜欢上了这位爽直的汉子，觉得有了这层关系，今天的会谈就多了一份机缘。他稳稳地呷了一口茶房送来的茶水，说：

　　　　“其实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记得还是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起过先生。你当时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听说后来很艰苦，发起人都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最后全凭你一人支撑了好几个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撑一份报纸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对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汤尔和闲聊时，还提起这件事呢。”

　　　　陈独秀一听此言，才想起身边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荐。

　　　　“讲起办报，这些年来，全凭孟邹兄为我撑腰呢！”

　　　　说起江孟邹，蔡元培是知道的。这位上海滩的报界闻人，瘦长的身上套一件银狐皮褂，腰间环佩丁当，举手投足问，一股名士派头。他与独秀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密友，两人已记不清相识于何处。但有几件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那还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钊几经奔波终于筹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替代刚被查封的《苏报》。那时他也在上海，有一天听章士钊说，当时名义上有几位撰稿人，实际上真正帮他搞编务的主要靠陈独秀。两人蛰居在昌寿里的一间偏楼上，对掌辞笔，足不出户，起居无常，经常是彻夜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钊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独秀那身从未换洗的黑衣上，正布满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骇然相问：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对方竟浑然不觉，徐徐自视后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杨怀大笑。屋内气氛融洽了许多，汪孟邹谈兴正浓，又接着往下说：

　　　　“讲到办《安徽俗话报》，我最知仲甫的辛苦。当时我在芜湖，一日，见有位剪了辫子披着长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科学图书社找我，说是要来办报纸。我见他才二十多岁，就试探着说，这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听后挺认真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编好后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当报纸来时，真够他一人忙的。从分发、卷封到邮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干了下来。嗨！当时的仲甫，真是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一次我推门走进他的小屋，只见墙上挂着他书写的巨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有如此气吞山河豪气的人，何惧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也。”

　　　　陈独秀自嘲地笑了：“孟邹见对小弟如此厚爱，所以我办《新青年》，自然要请您做后台喽。”

　　　　汪孟邹会意地点点头，又想起一桩往事。他这亚东图书馆能有今天，还亏得独秀当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后，他和许多朋友都来找陈独秀，觉得该出来做点事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说，还不如拿一个税局痛快。当时那种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双牛眼嚷道：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马上会变的。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样吧，我找个朋友说说，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时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陈独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政府很快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干脆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要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丧地跑来喝酒。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现阶段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任何意义。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让亚东图书馆为他办一份刊物，借着酒力还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给我几年时间，这份刊物一定会名扬天下的。”

　　　　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名称与《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摸不清蔡元培的来意，闲聊了一会儿，便问道：

　　　　“外边传闻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为此事来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见话题已经点破，眉宇间露出一丝喜悦。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起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不愧为青年导师，担任此职最是合适。刊物我都看了，确实办得好。我想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这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

　　　　陈独秀没有料到蔡元培会提出这个要求，由于仓猝无备，只能先委婉地谢绝。

　　　　“真是十分感谢先生的厚爱呵，可是，鄙人杂务缠身，上海的杂志又一时无人接手”

　　　　“这样吧，干脆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就放在北大校园里办。我会全力支持先生的”

　　　　他的镜片里闪烁出一种执着而慈爱的目光。

　　　　陈独秀很快地被这目光感动了，因他从这里看到了一位宽厚长者的情怀。他早已听说过对方的许多轶闻，最令人扼腕的还是那件丧子筹款的事。那还是1903年的秋天吧，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事件得罪了校方，抗争无效，集体退学。身为特班教师的蔡先生自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