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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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情学生，也一气辞职。为了安置好学生，先生历经艰难创办起爱国学社。苦于经费短缺，又不得不四处奔波。他因忙于办学，很少过问家事。一次，好不容易与友人谈妥一笔借款，正要乘船前去南京。家人哭哭啼啼赶来码头，说长公子已生病气绝。他虽悲痛欲绝，但想想学校正急等着款子开支，还是横下心挥泪而去。三天后，他携六千现款赶回家门，人已形如枯槁。一见爱子亡容，便昏厥过去。

　　　　虽然陈独秀崇敬这种精神，也相信这位领袖群伦的长者的办学能力，但还是下不了应聘的决心。这件事毕竟太突然了，他想起了一个人，挺郑重地说：

　　　　“蔡先生，我向您推荐一个人，胡适之博士。此人比我强，又马上要从美国回国了，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胡适之他自然喜欢。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先生的高足，正热衷于做白话诗，与他的留美好友梅觐庄和任叔水笔战。他已在《新青年》上拜读了那篇《寄陈独秀》的著名长信，对他的“文学革命”口号赞叹不已。最近，又从另一篇文章里听到了他来自大洋彼岸的呐喊：一个国家与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这位文风犀利的青年学者如能加盟北大，将会给这座死水一潭的学院很大震动。但对于陈独秀，他更不愿轻易放过。他已隐隐觉得主长北大后，将会与旧势力进行一场艰苦较量。他需要一批胡适这样的急先锋，更需要陈独秀那样叱咤风云的主将。

　　　　他因马上要去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一次演讲，只能先起身告辞。他已下定了三顾茅庐的决心，临别前，又意味深长地瞥了陈独秀一眼。

　　　　“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2

　　　　沿着景山往东不远，隐约可见一片颇为宽绰的殿屋式建筑群，这就是当年的和嘉公主府。

　　　　和嘉公主是乾隆帝纯惠皇贵妃苏氏的四女儿，生于乾隆十年冬月，乾隆二十五年，以十六岁的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皇恩浩荡，赐第在马神庙路北。马神庙原是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改为皇家府第后，因这位公主红颜薄命，仅二十三岁就香消玉殒，庭院也由此渐趋荒芜。“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急待开学，清廷下诏，拨此地的空闲府第做了校址。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大学，先不说环境，离帝城仅一步之遥。倘若在夏日，往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会顺着紫禁城根，一直开人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之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还是景山前的朝房和宫殿？在烟雨迷濛中远眺金碧辉煌的皇城景色，也确实令人神思恍惚，浮想联翩。

　　　　也不说建筑，府院留痕里似乎处处弥漫出一股“乾隆气”。这座昔日的皇家庭院，当初还是很有些气派的。坐北朝南的清式门庭前，守着两只威猛的石狮子。府第四周全用巨型古砖垒成高达四米的围墙，东西四十丈，南北六十丈。头门前上方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历年夏天学生投考，录取的红榜总是张贴在门外的。进门有一荷池，立一石柱刻有篆文的日晷，也可见一合人环抱的古槐在风中摇曳出苍凉。后面是五间公主府正殿，上面藻井依然，明柱朱漆斑剥，一派皇家旧气，开办时先做了大讲堂。大讲堂后，东、北、西三面都有房，西侧耳房，成了后来许多名教授讲课前的休息处。北房高大考究，辛亥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宴会厅。最令古建筑学家叹息的，还是后排两层砖木旧房子，俗称公主楼，开办时凑合著做了藏书楼。遇见这样的楼，好像有幸撞见了《红楼梦》里贾蓉借玻璃炕屏时，凤姐叫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在老北京也是仅剩几处西路后部几进大屋，原为公主居住之所。虽枝干犹存，已由清爽变为杂乱，成了学校的办公处。

　　　　这座全国的最高学府，自1898年开办于今，校址已从四公主府，扩展到汉花园、松公府。今年九月，校方又终于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筹建后来将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但影响中国进程的新旧两股势力，围绕着如何办学的较量，却始终没有松过劲。

　　　　先是那位羸弱而好幻想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下令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是想为推行他的新政办一所新型大学，还请来了名噪一时的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这是个与历朝太学和书院完全不同的章程，规定了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提出了一整套中西并用的办学方针。光绪还任命了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的孙家鼎为首任管学大臣。当时真可谓人才济济，中学总教习为嘉兴人氏许景澄，这位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外交官，出使过法、德、意、奥、荷、俄等国，颇长于经世之学。西学总教习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随他掌教的还有一批欧美来华的传教者，著名的有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当时的朝廷还规定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

　　　　但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四年的八月六日，西太后发动了政变。马上下令恢复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新政措施几乎全被取消，惟京师大学堂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西太后自有她的打算，自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太学后，从魏晋到明清，一直以国子监相沿袭，她要让大学堂回到祖宗开创的老路上去，先是借八国联军进京，以“主和”的罪名杀了锐意革新的许景澄。又在1903年重新修订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使大学堂完全成了旧式书院。当时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官僚门第，讲授经史的也多为翰林院腐儒和政府官吏。学生入学堂是为了找“恩师”做靠山，谋求升官之道。被传为轶闻的是进士馆里每个学生几乎都有听差伺候，上课铃一响，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的体育课，有些教员叫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什么：“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的一百零四名学生毕业了，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虽授有官职，因为是师范毕业，还要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才能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又要轮班子，找门路，真是遥遥无期。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一位早逝的同学写下这样的挽联：“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为死者也为自己的功名未就喟叹不息。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向总统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根据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废去了忠君、尊孔等信条，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取消了经学科。但袁世凯为了加快复辟帝制，一面干方百计摧残北大，曾先后两次以经费不足提出停办北大；一面又拼命拉拢师生，在去年的下半年，竟要封北大校长和教授为所谓的“中大夫”和“下大夫”，遭到了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准备举行“登极”大典时，北大师生群起反对，最轰动者为文科教授马叙伦的挂冠而去，在京城一时传为美谈。

　　　　如今，面对这动荡不宁的政局，这座古老的校园终于渐呈衰相。北大好像有些老了，不仅房子老、工友老，连历任校长坐的汽车也老得快走不动白天，教师中不少人是靠印旧讲义混日子的。学生中有钱的就整夜地吃花酒，捧名角，打麻将，对读书兴趣不大。都说要看北大人的散漫，只要去学生宿舍。不说别的，一走进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光看那布局就令人咋舌。有的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一隔为二，各走各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的还要绝，像演话剧似的，纵横交错地挂了许多长短高低的白布幔，将房子隔成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独立单元。同一宿舍的人在走廊上相遇，也互不招呼。好像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只是与意气相投者交往。

　　　　傍晚时分，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寒冷的冬夜降临了，范文澜刚从图书馆借书回来，微颤着掸去蓝布长衫上的雪花，走进了宿舍。这是间不大的房子，白布单中悬，正好隔出两个狭窄的空间。他刚进门，就被一阵刺耳的喧闹震住

　　　　“张公子，俗话说玩遍‘水、陆、空’，做人才不空。昨夜里你把白云庵里的空门女子都做了，真是艳福不浅哟。”

　　　　范文澜的眉宇皱紧了，像吞进只苍蝇，只觉得一阵恶心。这位张治秋仗着是徐树铮的远房外甥，平时张狂得很。还与几位臭气相投的富家弟子搞了个“探艳团”，整夜在八大胡同里与妓女鬼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院一堂’为八大胡同主顾”的说法。“两院”说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里的那帮老爷，“一堂”就是指昔日的京师大学堂里，他们这批公子哥儿。

　　　　白布床单上映出个瘦猴的嘴脸，耳边又传来那个细声细气的娘娘腔。

　　　　“玩一般女子已看不出弟兄们的手段，听说云南的蔡锷已死，他留下的那位绝色美人么，嘿嘿”

　　　　“你是说小凤仙？”

　　　　“哈！哈！哈！”

　　　　范文澜再也待不住了，他重重地一摔门，顾自掉头就走。这真是北大建校以来的耻辱，这位徐佩铣身为英文教员，不能为人师表，却被那帮人捧成了什么“探艳团”的团长。学校里的许多丑闻，都是由他出谋划策的。

　　　　范文澜是三年前靠叔父资助，考进北大国学门的。他出生在古越绍兴的书香门第里，父亲范寿钟，知书达理，通古博今，其诗文在江浙一带名噪一时，并以悬壶济世的医术著称乡里。追溯其渊源，可至宋代的范仲淹，至今在锦鳞桥的范家台门上方，还悬有“清白世家”的匾方。

　　　　他迎着漫天的风雪走进校园，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遥想当年住在这里的人，每月只领四两学银的清苦岁月，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耿耿不平的愤憾。当时的学校曾有规定，学生有事想和校长接洽，必须写呈文，由校长批示后，再贴在告示牌上。书生意气的他，曾几次给胡仁源写过呈文，呼吁应从整顿校风开始，清除败类，均石沉大海。

　　　　他终于在寒风中哆嗦着冻僵的手脚，无奈地返回宿舍楼，走进傅斯年和顾颉刚的房间。这是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傅斯年小他三岁，长着一张胖胖的娃娃脸，却一样好激动，爱打抱不平。这位山东聊城人氏，字孟真，为国学门章太炎大弟子黄侃教授的得意门生，因与其先生过从甚密，被他俩戏称为“黄门侍郎”。顾颉刚呢，与他同年，也许是来自苏州的缘故，清癯的脸上架着副斯文的眼镜片，为哲学门硕儒陈汉章、崔适的高足。他从小读书不肯盲从，尤喜在书上批抹。传闻八岁时就能以《四书》和祖父讲述的远古神话，串联成一篇《小史》。这是位典型的江南才子，平生有两大怪癖，一是嗜观京戏，二是雅好著书。自前年冬月作《寒假读书记》始，每夜闭门谢客，已写了厚厚一大摞文稿。近年又一头钻进故纸堆，不分昼夜地撰写《清代著述考》，居然已成稿了洋洋二十册。

　　　　范文澜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一吐积郁心头的怨气。

　　　　他俩正好在谈学校里的事，傅斯年今天特别冷静，好像已与顾颉刚商量出什么对策。只见他稳稳一笑，说：

　　　　“听说蔡元培要来当校长了，他好像也是绍兴人吧？”

　　　　范文澜的眼倏然一亮。

　　　　“我看是否由我们三人联名给蔡先生写一份呈文，谈谈学校的事。给他来个先入为主，也顺便探探他的态度。只是这位校长大人还没上任，该通过什么门道才能送上去”

　　　　范文澜的心里冒出了一个人，他突然想好了对策，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嘴角露出神秘的笑容。

　　　　“这事就由我包只是肚皮已饿得咕咕直叫，得先去喂饱肚子，夜里才好干活哟。”

　　　　傅斯年应声而起，他块头长得大，饿不起。顾颔刚却瞟了眼桌上早已备好的冷馒头，又一头钻进了故纸堆。

　　　　两人朝校门外的小饭铺逶迤而去。自从大学堂开办以来，马神庙附近的沙滩一带，早成了市井闹肆。许多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掌柜们凭着多年的耳濡目染，对学校的逸闻轶事了如指掌。他们喜欢结交名教授，尤其是脾性乖戾的。喜欢在新生面前摆谱，像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倚老卖者。什么八国联军占领大学堂时的情景呀，许景澄临刑前拿出四十万两银子的存折呀，还有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生的伙食费，众名流的电话和住址，历任校长的风流逸事。诸如此类琐碎的传闻，全成了他们与北大人交往的资本和生意手段。也为许多爱写花边新闻的小报记者和野史作家提供了风流潇洒的故事佐料。每当夜幕降临，许多名流都爱来这儿喝几盅，趁兴海阔天空地闲扯一通。学士居就是其中最受师生青睐的一家小饭铺，范文澜知道他要找的人准在那里。

　　　　士居的掌柜姓张，河北人，在沙滩一带也算老字号这家饭铺不大，却有几手绝活儿。一是掌柜的陪喝，都说北大怪人多，张掌柜的眼神也腻怪得很。一眼瞅准了谁，就把康熙酒壶往你面前一放，也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一桌的酒钱就上了他的账。当年的张亨嘉、严复，以后的林琴南、辜鸿铭，都是他向人炫耀的话题。据说林琴南就是从这儿听说了管学大臣许景澄慷慨就义的故事，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剑腥录》。

　　　　二是堂倌的鸣堂绝。你别小看这跑堂儿的，俗话说“饭庄分两半，跑堂与红案。”你瞧，一个好堂倌顶得上饭馆的半个买卖啦。这个行当要的是心快、眼快、手脚快，嘴得会说话，能言善哄，不让吃主空着肚子走，非得把兜儿里的钱掏出来不算完。这里的堂倌会来事，懂得礼节也多，尤其是那鸣堂叫菜和口念唱账的功夫，在沙滩一带独领风骚。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大呢，一见食客上门，先要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接引，叫引客呜堂。客人入坐，送上茶水、手巾把儿，如有小孩还得送上玩具。一只手在本来很干净的桌面上殷勤地擦拭，一面以鸣代步地把客人订下的菜单一一唱付给后灶的红案厨师，这叫介绍鸣堂。厨师将菜烧好，又用吆喝鸣堂唤堂倌前来端菜。在鸣唱中要说清上菜的顺序，摆放的要求。如鱼头冲主客，鸡头不呈女宾等等。还得说明是“单上”，还是“双上”和“分上”。如是香酥鸡，将蘸料放在主菜旁为单上。要是拔丝山药，同时上一碗涮筷清水为分上。碰上了浇汁锅巴，将炸好的锅巴与浇汁分上到桌面再合在一起为双上。最为精彩的还是结算鸣堂。算账时，只见那店小二当着客人的面，不用算盘不用笔，先悠悠地唱菜名、菜碟尺寸，再唱酒水、主食和汤，都逐一报出价钱。还要把顾客的钱和找头也一并唱出，这叫心明眼亮，让顾客、厨师和钱柜都觉得无暗送人情之嫌。学士居凭借这些天下一等的堂倌，还愁没生意？

　　　　此刻，一位年轻的堂倌见来的是两位常客，也不用范文澜开口，就顾自鸣唱起来。

　　　　“二位爷里边请，来拌凉皮一道七寸，拉薄剁窄双份芥菜，神面两碗，多搭两扣走细条”

　　　　这是穷学生的吃法，多是来碗面添一道下酒菜。范文澜一进门，就见戴着黑边眼镜，理着平头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端坐在酒桌上，一旁陪着的正是张掌柜。

　　　　他心中一阵窃喜。这位钱玄同，虽是浙江吴兴人，也可算半个绍兴老乡。尤其与蔡元培，有非同一般的世谊之交。那还是前清的旧事，绍兴乃宋明理学史上蕺山学派的发祥地，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刘宗周和弟子黄宗羲、祁彪佳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光绪年间，这一带书院林立，钱玄同的父亲钱骞仙，就在此执掌过著名的龙山书院。这是一位博学方正的学者，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朴学大师俞曲园，还有绍兴名流徐树兰都是至交。蔡元培是十二岁拜王子庄为师的。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也是钱山长的朋友。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源流，专攻制艺闻名遐迩。蔡元培以后就是凭借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据传他二十一岁中举时，房官为缙云县人宦汝梅，阅卷后一口断定必是老儒久困考场者所为。最可笑的还是坊间刻印的怪人股特刊，名《通雅集》的，还将他的文章作为压卷之作供应试者仿效。蔡元培在求学期间，就多次拿文章请教过钱骞仙。钱对其怪僻生涩的文风竟大为欣赏。

　　　　这还是远的，再说近的。熟悉蔡元培的人都知道，真正帮他学养大进的还是徐树兰。绍兴徐氏乃山阴望族，徐树兰又是光绪二年举人。先任兵部郎中，后做知府，因母病返里多年。也许是他早已过足了四品官瘾，再也不愿出仕。平生最爱购书、刻书、藏书，家筑“铸学斋”书房，至光绪十二年时已藏书四万余卷。蔡元培因家道衰落，十八岁那年听说徐氏要为其侄徐维则找一位伴读，就由好友田宝棋介绍进了徐府。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的寒窗苦读，以他的静气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不但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使耗费徐氏心血的私人藏书楼条分缕析，初具了雏形，还于光绪皇帝完婚的1889年，领着伴读的徐维则赴杭州一起中了举。

　　　　徐树兰是在1902年创办古越藏书楼的。这座耗银三万多两，位于绍兴西鲤鱼桥西首的建筑占地一亩六分。门额嵌五字砖雕，楼舍三间四进，第一进为大厅，是一个可容纳六十人的阅览厅。正中悬“育芬堂”三字匾额，柱上有抱联，其中一副为青年翰林蔡元培所撰。联曰：

　　　　“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楼舍建成后，徐树兰捐书七万卷及标本、报章不等。书柜。书箱，全用珍贵木料精制而成。正待开放时，徐树兰忽然病危。好在他生前已写好《古越藏书楼章程》及给府、县呈文，并要求儿辈每年捐款一千元。徐氏儿辈，烙守遗命，通告乡绅父老，一切照章办事。当时因钱玄同曾在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长子徐元到和次子徐尔谷看他年少好学，便做主将一个女儿许配与他。钱有三子，那位钱三强就是生在绍兴的。

　　　　蔡元培很重情义，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思公的孙女婿。外间传闻他当教育总长时，许寿裳向他推荐了周树人，他曾暗示许，去把钱玄同也一齐请来共事。

　　　　钱玄同见是范文澜，便热情地招呼入座。范文澜张开笑脸应声而去，傅斯年却有点尴尬地愣住他见屋角昏暗的灯光下，先生黄侃正与陈汉章在一起喝酒。先生的脸有些冷，还不时朝高谈阔论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瞥去几道鄙视的白眼。他正在犹豫，见老师召唤他，忙应声而去。

　　　　黄侃的不满也是有些道理的，那边的风头也出得太过先不说钱玄同，他和黄侃同为章门弟子，如钱玄同不来北大为沈兼士代课，不在《新青年》和讲台上标新立异大放厥词，两人的私谊应没有问题。黄侃最看不惯的还是刘半农，一副鸳鸯蝴蝶派风流才子的派头。不说别的，光看那身打扮就像个上海滩头的花花公子。大老冷的冬天，狐皮大衣里居然着一身霞色绸袍，四边如出炉之银，一摆动就熠熠放彩。鞋子据说还是鱼皮做的，人在街上走，鞋面上闪着如鳞的花纹。整个儿的做派就像个唱戏的优伶，透出股轻浮气。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在酒后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

　　　　“沈尹默的字不行，苏曼殊的文字不行，刘半农么，底气更不行。”

　　　　虽然一晃十多年，三人都已名声鹊起。但对一生凭借扎硬寨、打死仗风格治学的黄侃来说，你刘半农有何资格来北大门前摆谱

　　　　还有这位势利眼的张掌柜，前几个月还叫堂倌拿着大红帖子请他喝酒，听他吹“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宏论。今天却捧上了这位专爱胡言乱语出风头的钱师弟，还称他为北大第一有绝学的怪杰。理由是听说钱玄同上课只管传道授业解惑，一概拒绝为学生阅卷。

　　　　这世道真变得像这陈酒一样混黄侃憋着股闷气，斟满酒，仰脖一口喝了下去。

　　　　那边的钱玄同正谈兴甚浓。

　　　　“这些天传闻最盛的就是蔡孑民来北大的事。今天我去拜访仲甫先生，他说蔡先生已是三顾茅庐请他了，还要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大。大谈了一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思路，公开表示支持新文学，反对旧道学。仲甫已被他说通了，还要我帮助找些新派朋友来呢。我觉得在当今中国，蔡先生有当之无愧的三个第一。他主长北大，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

　　　　“何为三个第一？”

　　　　见刘半农和张掌柜都竖起了耳朵，钱玄同稳稳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视翰林院为‘金马玉堂’，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翰林公开抛弃过荣华富贵，走向朝廷对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