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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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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先生那诚挚的眼神，那父辈般和蔼可亲的关照，梁漱溟的心终于被打动了，他不好再推托了，只得先应承下来。但他还是想了想，提了一个要求。
“蔡先生，我进北大后，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的事行”
蔡元培一怔，机械地点了点头，他想起了陈独秀对他的评价。那天他说起了梁漱溟才二十三四岁，比胡适还小，想请他来北大任讲师。一个教中国哲学史，一个教印度哲学和佛学，也算是兼容互补吧。只是他没有学历，不知意下如何云云。
陈独秀曾微皱眉宇想了想说：“听说此人对批孔好像有异词呵，不过先生连辜鸿铭和刘师培都想聘，还有何人不能聘”
在校长室里，两人谈起有关佛学的事，梁漱溟想起了一个人，说：
“有一个叫张克诚的，对佛学也很有研究，现在在西四牌楼的广济寺自愿宣讲，先生如有兴趣，我可以陪你去听听。”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朱尔典来访的通报。梁漱滨忙起身告辞，蔡元培却语音镇静地说：
“不是讲好去听佛学宣讲你先在外边接待室坐一会，待会儿我还想叫仲甫一起去广济寺呢。”
朱尔典一走进校长接待室，就觉得眼睛一阵晕眩。定睛一看，只见陈列柜里几枚炸弹赫然在目。他的心一阵狂跳，好半天才镇静下来。这可不是好兆头呵！但他还是佯作镇静地走进了校长室。
梁漱溟与朱尔典擦肩而过，校长室的门重重地关上他忐忑不安地坐在木靠椅上，想听听里面的动静，可什么也听不清楚。这位职业老外交官可不会随便来串门子的，他来北京大学究竟为了什么还有，这位蔡先生倒是一位天性喜欢学问的人，他这么忙竟还有兴趣去听人宣讲佛学。又这么敢于提携后学，将来有他指引，在学问上很快就会登堂入室的。只是这司法部的秘书一时还脱不开身，张公待自己也不薄，每天为处理机要函件总是忙到深夜，又如何来编讲义备课看来还得先找人代一段时间课才行。
正当他胡思乱想时，校长室的门又重重地推开朱尔典面色混怒地走了出来，看来会谈很不愉快，朱尔典又回转身重重地问了一句：
“如果大学被克德莱控告，阁下愿意作为证人出庭”
里面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如果按照法律，需要我作证，我也许会出庭的。”
朱尔典终于沮丧地出了门。临上车前，他又环顾了一眼校园，仰天叫嚷道：“蔡元培看来不想当校长了！”
11
1917年5月23日，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黎元洪终于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职务，“府院之争”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只能以国务院的名义致电各省，宣称这个命令未经总理副署无效，以示抗拒。然后，便带着随员移师天津，打出了一块“各省军务参谋处”的招牌。霎时间，他的住处又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就在这天上午，蔡元培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同行的还有李石曾和吴玉章，他们是应南开中学邀请，陪同蔡先生前去演讲的。
李吴二人来京后一直忙于华法教育会的具体会务，一个作为书记总揽事务，一个作为会计料理财务，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火车上，他们向担任会长的蔡元培谈起了近况，都是好消息。教育部已立案批准了华法教育会，一批名流像张元济、范源廉等也承诺担任名誉会员，打算创办的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已公布了章程，有许多人前来报名呢，如顺利的话秋季就可以开学李石曾一谈起勤工俭学就神采飞扬，这也是他答应来北大任教的主要目的。可蔡元培今天好像心不在焉，似乎有什么心事，眼神不时闪出一丝忧虑。吴玉章是位细心人，几番相问，先生才缓缓说出心中之隐。
“我这次去天津，主要想去见一个人。”
见二人都打起了精神，蔡元培嗓音低沉地说：“前几天仲甫去广济寺听人讲学，在破庙见到了一身是病，穷困潦倒的刘申叔。老友相见，分外伤感。仲甫见他生计无着，想劝他出来教点学。申叔却苦叹自己名声不好，怕道天下耻笑。我和仲甫等人都商量过了，为了保留身怀绝学的读书种子，想请这位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出山呢！”
“请刘师培来北大？”李石曾惊诧地张大了嘴巴。
吴玉章虽和他不熟，却久闻此公两次变节的丑闻。先是辛亥前入两江总督端方幕，为革命党不齿。后又投靠了袁世凯，成了“筹安会六君子”。在日本时，又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和太炎先生失和，还发誓永不相见呢。
“蔡先生，北大刚有些起色，何必”他本想说，“何必让一粒屎搅浑了一锅粥。”可话到嘴边，又觉不妥，硬是咽了回去。
蔡元培却心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缓缓地说：
“说实话，对刘师培这个人，我始终有一种惜才之情。在外人眼里，我们都算是学界中人可平心而论，我蔡元培顶多算个通儒。什么都懂一点，又什么都不精，更谈不上有创新开山之举。可刘师培就不同了，他生于1884年，论年龄，要比康、梁、太炎先生和我整整小一代。却出身扬州经学世家，祖孙三代名显道、咸、同、光四朝学界，名字同时并列清朝的《国史·儒林传》，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他本人16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到本世纪初年，年仅20岁的他已在学界赢得国学大师的称誉。这次临行前，我请钱玄同算了一下，此人今年才33岁，已出版专著70余种，真可谓神童转世呵！在当今朴学界，也惟有他可以平视孔子，与太炎先生相提并论哩！”
李石曾因长期在法国搞刊物，办豆腐公司，提倡素食主义。近年又忙于勤工俭学，对国内情况不甚关心。但他也是一位个性孤傲的人，见蔡元培如此抬举刘师培，一张本来就缺少表情的脸变得更冷他有点不服地问：
“这位神童究竟凭何绝学，能与太炎先生媲美反正旅途无事，不妨说来听听。”
吴玉章是位老实人，蔡先生见他一脸迷们，也觉得有必要帮申叔说些公道话，为他来北大任教作些铺垫。他略一沉思，便娓娓道来：
“清代自顾炎武开创先河，朴学到乾、嘉已蔚然大观，形成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推崇汉学，严守家法，为学专深，他们不问‘真不真’，只问‘汉不汉’。以此观之，学路是有些狭窄。而皖派为学精通，不主一家，被梁任公称赞是最能体现私学和解放精神的理性学派。在戴震之后，随着时代风潮的涌动，皖派又形成了以扬州、浙江、岭南三大学派为主的学术流派。先说说扬州学派吧，扬州在乾嘉之际，实际上是吴。皖两派汉学研究的交汇之地。尤其是在道、成年间，扬州的大学者阮元官越做越大，先是任浙江巡抚，后来又任两广总督。看来学问和权力相搭配，是一种最高明的治学策略扬州学派经他之手被实实在在地光大了，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湛就曾问学于阮元，他与同乡人刘宝楠，当时被并称为扬州学派的‘后劲’。所以刘师培曾非常自豪地说过，从任大椿到他的曾祖父，扬州学派得戴震真传，可称皖派的嫡系。到刘师培自己时，又被人称为‘扬州学派的殿军’。
“而浙江学派与岭南学派也是跟刘师培有密切关系的。他的好友章太炎、邓实和黄节都是这两个学派的弟子。先是在嘉庆初年，阮元调任浙江巡抚，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由此开浙江学派的先河，随后经历了孙怡让和俞樾的发展以后，浙江学派更加壮大。若干年后，梁任公称孙、俞之学，是‘为正统派守最后之壁垒’，这是很有股革新气息的看法。其后，章太炎先师从俞樾，后又转从孙怡让，他兼收并蓄，得师真传，可以说是浙江学派的真正传人。所以说，在晚清国粹派诸学者中，章太炎是惟一能与刘师培进行学术对话的人。道光中期，阮元又调任两广总督。他在广东设立了学海堂，选才传授汉学。阮元门徒中最出色的是朱次价，后来成为岭南学派的奠基人。这人治学杂糅汉宋，不讲家法，与前两派的正统研究稍有不同。朱次琦的弟子中最有名的就是康有为和简朝亮。不过康有为后来转向了今文经学。简却笃守师法，而刘师培在国学保存会时的好友邓实和黄节，都是简朝亮的弟子。但二人确实不如刘、章能光大师学，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阿！清代由于儒学式微，朴学已成为学术的主流。而这三大学派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叶，最具影响力的标志就是晚清国粹派的出现。来自扬派的刘师培和浙派的章太炎，终于成了这个国粹派公认的学术领袖。”
李石曾不得不佩服蔡元培的博学强闻，这就是“通儒”的好处了，经他这么清晰地一概括，二人对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已一目了然。
蔡元培却陷入了沉思，眉宇间仿佛又闪现出昔日的情景。他有点激动地喃喃自语道：
“记得申叔还是1903年夏天来上海的。当时章士钊正和仲甫、谢无量在梅福里的寓所闲谈，忽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进入，有点口吃地诉说起自己处境的艰难。他当时年仅19岁，却目睹了震惊海内外的《苏报》案，想投身于排满革命的行列。经人介绍，先加入了我的中国教育会，这是当时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表面上是办教育，暗中却与《苏报》一起宣传革命。就在这一年冬天，我们一起创办了《俄事警闻》，第二年年初，因形势需要，又将它改名为《警钟日报》。该报很快就成为上海滩最著名的革命报纸，因为改名不久，我们就抛出了一枚重磅炮弹，这就是刘师培的《攘书》。在这部书里，他最具革命性的观点是力主仿西周纪年之例，以黄帝降生为纪年，极力反对中国传统的以帝王生卒纪年的旧制。文章刚一发表，就受到宋教仁的赞赏，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发表文章积极响应。钱玄同曾多次说过，他一读完《攘书》，就非常激动，马上上街找了个剃头匠到家里来，毫不犹豫地把辫子剪掉了，以表示自己‘义不帝清’的意思。他当时才17岁，正在苏州读书，非常佩服这个只比他大三岁，自称是‘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后来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说’影响也很大，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军政府废除了清帝年号，一致同意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年4906年。唉！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申叔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为了推翻满清，光复大汉伟业，他曾改名为刘光汉。我和陶成章一组建光复会，他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员。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一个当年毫不隐讳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居，与万福华一齐去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的人，几年后竟会投靠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幕下？还差一点成了王金发的枪下鬼。一个在中国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组织编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又会变成了遭人耻笑的帝制余孽？有人说当年申叔的变节是因为端方多善本书，我倒同意他叔叔刘富曾的看法，说他的悲剧是因为性格上的无恒、好异和近利。”
一讲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李石曾就来了情绪。十多年前如烟的往事，一下子涌到了眼前。那张冰冷的脸，也终于透出点人气。
“记得当年听张继说，刘师培是1907年夏天，与妻子何震倾其所有，在东京创办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的。他当时受日本的社会党人北辉次郎与和田三郎的影响，研究兴趣很快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不久又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张继就是受他影响，于1908年跑到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的，我和吴稚晖、张静江还有蔡先生又是受张继鼓动，为《新世纪周刊》写稿，宣扬起无政府主义来的呀！”
蔡元培也沉湎于往事的回忆，感叹地说：
“当时我们是来欧洲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可是一到德国我就很快意识到，西洋各国并非美好的天堂呀，19世纪那些浪漫的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想国并没有实现，他们热情歌颂的资产阶级早已走了样，变了味。记得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有四大流派，那就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消极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刘师培起先接受了斯谛纳尔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呈个性’的政府。后来对消极无政府主义的俄国大作家列·托尔斯泰又有很高评价，因为他在给辜鸿铭的《致中国人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赞美很合刘的口胃。最后他选择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克氏认为，互助是人类的天性，人应该发扬这一天性，最终实现以自由结合之团体代替现今之国家政府。以共产之制代替现今财产私有之制。说实话，我当年就是一名激烈的互助论提倡者哩。”
吴玉章也想起了一件事，他进京后和李大钊相从甚密。记得李大钊曾经说过，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他，正是受了刘师培的影响才开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在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很多，而刘师培的水平是最高的。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能成为“二叔”弟子是非常幸运的。申叔即刘师培，枚叔即章太炎的字号。看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评，不能简单地以好坏随便下结论。
听了蔡元培一席话，两人似乎是改变了一些成见。吴玉章甚至对刘师培还有些好感呢，他想随蔡先生一起去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怪杰，却被一口拒绝只见蔡元培神情严肃地说：
“申叔这人一落魄，神经就敏感得很哩！这次仲甫与他深谈，他终于说出一件郁结于心，久难挥去的心病。那还是民国初年的事，我和章太炎听说端方被部下杀死后，他在四川东躲西藏地度日。完全出于好心，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广告，表示不念旧恶，非常想念他。希望他能早日东归上海，共谋大事。没想到却被他误会了，还以为是在羞辱他呢！唉！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在他眼里，我们当时以辛亥功臣自居，好不春风得意哩！一个是大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会长，另一个是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他却偏居在西南一隅，形单影孤地苦苦煎熬。这次我想单独去拜访他，袁世凯一死后他就隐居在天津呢。”
到天津已是中午，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在车站迎候多时。老友相见，分外亲密，餐桌上谈了许多南开的趣闻。这严修和张伯苓可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开中学就是他们为传授新学一手创办的。这所新式学堂当时非常活跃，下午的演讲会就是三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的。蔡元培应邀演讲的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同学们从报纸上听说了许多北大传闻，都想一睹这位大教育家的风采哩！
演讲会结束后张伯苓带他们来到校门口，这里竖着一面最能代表南开精神的“整容镜”。张伯苓神情自豪地说：
“自从有了这面镜子，我便为学生立下一个规矩。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先是背校规，每天进校门也先得照镜子整容。这校规还是我亲手制定的，谁违反了都得站着悬牌悔过。”
他清了清嗓子，便神情庄严地背诵起来：
“面必修，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客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见张伯苓一副严肃的样子，蔡元培忍不住调侃起来：
“看来要进南开的门规矩还挺多呢！”
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英气勃发的青年学生。见他剑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手上拿着一叠速记的讲稿。他显然已听见刚才的对话，先恭敬地朝蔡元培鞠了个躬，然后微笑着向客人解释起来：
“开始大家也觉得繁褥，有一位同学还口出狂言，说要砸烂这面镜子哩！校长便组织师生在镜子前辩论，最后大家还是接受了校长的‘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的办学思想。”
蔡元培眼睛一亮，喃喃自语道：“这话说得好，‘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
张伯苓爽朗地说：“办学就得有股狠劲，我劝学生戒烟，有个调皮鬼就说你要是戒得了，我就戒。我说好！当场就狠心烧掉了所存的两箱贵重雪茄，宣布从此戒烟！”
那位青年学生看来和张伯苓关系非同一般，见他又仪态大方地向蔡元培介绍道：
“开始同学们都说校长狠，谁违反了校规都要在镜子前挂牌悔过。‘狠’，谁睡懒觉又掀被子又记过。‘狠’，每天上操跟大伙过不去，让全校师生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立。后来大家又怨他心太硬，没想到被他听到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为什么心硬？——我为什么？——这个大海知道！你们也应该知道！’同学们一下明白了他的苦心，因为张校长原来是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海军军官，他是因为在威海卫亲眼目睹国旗在两天内三易其手，国土任人宰割的耻辱，才立志教育救国的呀！”
张伯苓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拉住那位学生的手说：
“恩来，别班门弄斧了，蔡公是学贯中西的大教育家呢。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蔡公，这位品学皆优的学生叫周恩来，是请您演讲的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他们自己动手写文章，出会刊，办图书馆，把省吃俭用买来的《史记》都捐出来服务同学。哎！恩来，听说你的祖籍也是在绍兴吧？今天蔡公来南开，你可要抓紧请教呀！”
周恩来又崇敬地向蔡元培鞠了一躬，说：“尊敬的蔡先生，我在六年前就拜读过您的大著，今天一睹先生丰采，真是深受教育。我速记了一份您的讲稿，想请先生审阅后在校刊上发表，不知尊意如何？”
蔡元培接过讲稿，见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既有碑的厚重，又有帖的飘逸，很有文人气息。所记内容也丝毫不差，非常满意。周恩来好像对勤工俭学很感兴趣，想组织一批同学毕业后去法国留学。趁他请李石曾、吴玉章去敬业乐群会座谈之机，他独自随一位校役去了天津租界。
这清末民初的租界可谓失意政客们的藏身之地，多少满清贵胄，政界要人候鸟般地在这里进进出出。他按地址来到一座破旧的石库墙门前，楼道里漆黑潮湿，未进门先闻到一股怪怪的中药味，隐隐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这就是刘师培的家，他关照校役和车夫等在外边，独自进了门。
室内一派狼藉，瘦弱的何震正在煎药，听见丈夫的咳声又手忙脚乱地赶去捶背。刘师培明显地老了，十多年不见，一张清秀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低头咳嗽时，人瘦得像只微颤的大虾，两鬓的头发也快变白
蔡元培一阵心酸，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扬州才子刘师培和何震听见声响缓缓地抬起头，一见是他都愣住那张苍白的脸先是因激动而渗出了血色，突然，又痛苦地低垂下去。
“蔡先生，唉！”
“申叔！”
“蔡先生，申叔现是多病之人，戴罪之身，您又何苦赶来天津”
他吃力地说完话，又猛烈地咬了起来。何震见他痰呜如锯，慌忙端来痰盂，直至他吐出一口带血丝的疾。
蔡元培心情沉重地说：“申叔，该振作起来了！朋友们都没忘记你呀，马叙伦、钱玄同、还有仲甫和季刚都想请你去北大呢！”
刘师培羞愧难言地抬起头，脸上滚落几滴清泪：
“晚了！一切都晚了！当年季刚曾破口大骂过我呢”
蔡元培人虽在国外，也好像听说过此事。当时章太炎被老袁囚禁在北京，生活全靠黄侃等弟子照料。一听说“筹安会”成立，章太炎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字，叫人直送总统府。黄侃先跑去苦劝刘师培，见他执迷不悟，便破口大骂起来。
“可是这次临行前，季刚郑重地对我说，如能请申叔来北大，季刚愿拜他为师，执弟子之礼！”
“这又为何”
见刘师培惊诧地瞪大了眼睛，蔡元培语气坚毅地说：
“因为大学是培养高深学问之地，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不管是谁，无论何种学派，只要具有真才实学，理应受到尊重。”
刘师培终于被蔡元培的胸襟感动了，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患难与共的妻子，何震会意地点了点头，脸上渗出一丝喜色。
刘师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何震给客人沏了茶，也围着蔡元培坐了下来。她当年在日本时曾是与何香凝齐名的妇女活动家，整天与丈夫一起办刊物，为宣传各种主义奔走呼号。如今，面对宽厚仁慈的蔡先生，曾经沧海的她很想为以前的过失作些解释。
她有点羞愧地低下头，感叹地说：
“申叔走到这一步，责任全在于我。嗨！当年我见他因反对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又和太炎先生失和，整天遭人围攻，在日本实在住不下去恰巧端方派人来游说，又答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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