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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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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北京再不是独裁者一手遮天的屠场和炼狱。用新思潮和爱国热情熔铸成的火药库，终于被一束突发而来的火种全部引爆。那裂日崩空的碎片和雷音呵！震醒了昏睡沉沉任人宰割的古国和她奴性的国民。从此骄横的统治者再也不得安宁。
1919年的北大红楼终于成了举世瞩目的精神高地。一场自辛亥革命失败后渐蓄而成的新文化思潮，又因为历史的契机，与爱国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会师！从此，全国学界的一举一动，几乎全惟北大之马首是瞻。这里是反侵略、反强权、反迫害的司令部，又是抗争黑暗围剿的风暴口。这里的每一位新派教授都打过大仗！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领袖都敢登高呐喊！坚守和抗争，从此成为一道永不凋零的精神风景线。
当那场遍及全国，令统治者旌旗变色的学潮渐渐隐退时，救亡和启蒙的思想主题，终于历史地演绎成为科学和民主而战的燎原旗帜。
永恒的1919年是您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写下崭新的序言。人们带着新的憧憬，从这里踏上革命和启蒙的漫漫征程。脚步匆匆地投身于国民革命、工农革命、学术革命和思想文化的革命。革命，从此成为一个最时髦的口号。一个动荡而充满生机的伟大转折时期，开始在地平线露出熹微的霞光
2
一夜细雪，柔情无限。无数洁白的精灵，又带着天国的祝福款款儿降临
元旦刚过不久，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陈独秀踏雪前来红楼。迎着扑面而来的飞雪，他动情地朝手心呵出一口热气。仿佛看见一张张纯洁可爱的笑脸，正争先恐后地奔来报喜和倾诉衷肠。
新年伊始，他的文科一院就闹得整个北大春意盎然。这里，几乎天天都是新派师生的节日。先是《新潮》杂志在元旦创刊，各大学校争相传阅，连印几版还供不应求，据说已突破了一万册。而由邓中夏、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等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也堂而皇之的紧跟而上，与之遥相呼应。
《新青年》老大哥自然不甘落后，他和李大钊筹备已久的《每周评论》已抢先登台亮相。当然，最令舆论轰动的，还是他针对“双簧戏”以后旧派的反扑，在本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气势磅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京城为之哗然。
他终于掸去一肩雪花，走进了北大红楼。今天新潮社约他来图书馆座谈，他听说这帮学生与胡适打得火热，对自己却有点敬畏，校园里已流传开“我们的朋友胡适”之说。所以这位爱以青年导师自居又好胜的人，也想趁机改善些关系。
他先走进了李大钊的办公室，见他正和一位高大而蓄分头的青年人交谈。李大钊高兴地起身介绍道：
“润之这就是你最崇拜的仲甫先生。你一直想见他，哈哈！他却自己来”
毛泽东慌忙起身，一把握住对方的手，激动得脸都红了：
“陈先生！自从读了几年《新青年》，我原先崇拜的偶像就由康、梁变成您说实话，我从湖南赶来北大半工半读，就是想结识你们这些大人物呵！”
李大钊又不失时机地提醒道：“仲甫，他就是你挺欣赏的二十八画生呀！”
陈独秀一听大喜，目光炯炯地打量起这位气度非凡的湖南人，仰面大笑起来：
“哈哈！想不到你早在我眼皮底下了，我至今还背得出你文中的那股豪气。‘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好吧！今后我们抽空长谈一次。”
他关照李大钊等着，待会儿还有要事商谈。然后，一把推开不远处的《新潮》编辑部大门，满屋子人正在听罗家伦高声朗读他的那篇文章。傅斯年忙起身向他招呼，面容却有点窘迫和拘谨。也许他听见什么传言陈独秀也多疑地瞥了对方一眼。前些日子，一位新潮社的同学跑来说，他们想办份杂志，与《新青年》配合作战，希望校方能拨些经费。他当时因蔡先生习惯当甩手掌柜，权力很大。但对傅斯年这‘“黄门侍郎”一直持有戒心，甚至怀疑他是黄侃派来的探子。后因胡适说了好话，担保不是，才打消了疑虑。他环顾了一眼这间颇为宽敞的房间，这是守常这位大好人主动拨给他们用的。觉得北大对这第一份学生杂志，真是开足了小灶。胡适这位顾问因母丧回绩溪去了，学生们见请到了大名鼎鼎的文科学长，都纷纷起立鼓掌欢迎。陈独秀却面带微笑地示意大家安静，让罗家伦继续朗读下去。
这可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得意之作，想想也实在可笑。去年有几位鸿儒还真以为有王敬轩这个人呢，写信请《新青年》向老先生表示敬意。而对记者的回信却大为不满，要求有讨论学理之公道。去年以来，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和《新申报》等，也都连篇累牍地登载攻击《新青年》以及他本人和蔡先生的文章。甚至还流传政府要查禁“过激主义”，干涉北大的异端邪说。看来一场大战正在酝酿。
面对旧派的猖狂进攻，他日以继夜地奋笔疾书，写下了这篇声讨檄文。不但鲜明地表示了决战的信念，还第一次明确地打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号。他见罗家伦正读到精彩之处，便忍俊不住地微眯起眼，轻吐出一个得意的烟圈儿。
《新青年》杂志创刊三年来，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但却有人大惊
小怪，八方责难。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
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礼（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
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本
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
莫克拉西（即民主）和赛因斯（即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
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礼，旧政
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
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
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
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
推辞。
座谈会由傅斯年主持，他见陈独秀那种满不在乎的气派，说话的口气竟有点胆怯起来：
“今天承蒙陈学长光临，实在是新潮社的荣幸。我们办刊的初衷，从大处讲，是为了响应《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从小处说，我们想办成一个学友的读书会。交流思想，探求真理，为将来投身社会做好准备。今天听了陈学长一番高论，真是令学生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科学和民主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标，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迪民智，为之奋斗的两大主题。我们的《新潮》，从此有了新的方向，新的理想！”
陈独秀久闻“傅大炮”的名声，今天总算掂出了一点分量。说实话，他非常喜欢这批有独立见解的进步学生。他们几乎囊括了北大当时的风云人物。像在座的除傅斯年以外，还有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李小峰、谭平山、俞平伯、冯友兰、毛子水、朱自清、何思源、高君宇等。对这份创刊号，不仅受不释手，还真有点惊叹文章中洋溢着的锐气呢。他又有点激动起来，因为他从这些青春勃发的脸上，看到了北大和中国的希望。他用一种真诚而感人的语调，说出了心中的见解：
“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说说真心话。首先应该祝贺你们，《新潮》的创刊号办得比我预料的要好。一是好在有锐气，这期杂志为什么畅销因为你们敢于以欧洲文艺复兴相标榜，与《新青年》相呼应，大胆地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二是好在敢革新，文章以白话新体为主，而且全部使用新式标点。今天我接到一位杭州师范学生施存统的电报，说他们也想模仿办《浙江新潮》关于德、赛二位先生，这是我苦苦探求救亡图存出路悟出的真谛。今天我郑重宣布，我陈仲甫将为此奋斗终生，而且至死不改初衷！”
他以凌厉的气势拍案而起，显示出一种大人物的霸气。全场为之欢呼鼓掌。
傅斯年突然想起一件趣闻，去年哲学系师生合影，陈独秀挨着梁漱溟坐时放肆地叉开左腿。当照片出来送给他时，他却全然不知地摇摇头，说出一句令人发笑的话：
“相片很清楚，只是梁先生的右脚伸出褂外太多了嘛！”
接下去是自由提问，罗家伦先潇洒地站起来请教：
“陈先生！自从机械征服了距离以来，我国已托生在现代的国群里，哪能不急起直追所以我以为中国的出路——现代化。请问科学和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
陈独秀对这位爱出风头的学生却不怎么顺眼，听钱玄同说。他为了沾点上流社会的关系，还曾偷偷去过安福系的俱乐部。
他又沉下脸瞪了对方一眼：
“没有科学和民主，哪有现代化？真是脱裤子放屁！”
下面响起善意的嘲笑，罗家伦一点不在乎，也跟着大伙笑了起来。
当陈独秀转到李大钊处，这位忠厚之人果然在等他。这些天，陈独秀因忙于《新青年》的编务，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心《每周评论》。从创刊号到头几期稿子，几乎都压在他身上。幸好还有位河北人张申府，拖着高一涵帮着写些稿子，跑跑印刷厂。
陈独秀一见李大钊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就逗趣地说：
“守常呀！你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出笼，人家就骂《新青年》成了苏俄机关报甚至传言我们从苏俄驻华使馆领了不少卢布和赏金呢，把个胡适之吓得躲避都来不及哈哈哈！”
李大钊却笑不出声，他不无担忧地说：
“适之是越来越讨厌谈政治了，我觉得《新青年》同人间已有裂痕。真是令人痛心哩！”
陈独秀毕竟比他了解胡适，苦笑一声说：
“适之并不是不喜欢政治，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惊讶西方人的民主和政治热情。一次集会演讲，台下坐满了名教授，大会主席却是位普通的工友。还听他说在一次妇女游行时，他发现最崇拜的杜威先生竟也混迹于队伍中高呼口号。所以说，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你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此公一心想作圣，想开风气之先。他回国时打出了‘讲学复议政’的口号，强调二十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这是因为他当时极想进北大，又觉得北大名家答本，与当时的政府也有复杂的联系。一句话，在他眼里，这北大的门槛并不是轻易好进来的。而蔡先生这位老革命党，尽管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但对教授参与政治却很感冒。像梁启超论学识堪称顶尖人物，但因一味投入政治就决不聘请。他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当时这样说是想迎合北大的需要。另外他对北大章氏门徒占上风也有所胆怯，也需要时间来搞一下学术。现在好了，他在学术上已很风光我总觉得这位小老弟的政治热情只是淡了些，他毕竟是一位视民族为己任的思想家。别人只看到他很西化，我却认为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阶层。古代的‘士’执干戈以卫社稷，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学理。胡适只是在等待时机，他的性格决定了今后必然大谈政治。只是他所谈的政治，与我们不同罢了！”
李大钊惊愕地盯着这位雄才大略的兄长，对他的精辟佩服不已。说实话，他们正是因为胡适的因素，才创办了《每周评论》。还记得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他和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几个人聚集在陈独秀的学长室。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著，认为《新青年》出版周期太长，等送到上海印出来新闻也成旧闻了，那位鲁迅先生对此就很有意见。加上胡适的态度，他们想让《每周评论》多谈些时政，出版周期也快。而《新青年》更侧重学术性，多刊登些新文学作品。当时决定创刊号在年底前出版，陈独秀还记得对方的提醒：
“你尽快将明年同人轮编《新青年》的次序公布出来，好腾出精力来办《每周评论》。另外，还得请你写一个《发刊词》，再在《新青年》上做一个广告。”
陈独秀当时有力地搓了搓发僵的双手，爽快地说：
“好！‘读《新青年》不可不读《每周评论》’，我就这样做个广告，行”
陈独秀见守常面容憔悴，心中隐隐不安：
“唉！我是知道一个人支撑一份刊物的辛苦的，听说你连印刷和校对都在自己跑待我安排妥《新青年》，就来帮助你。我已向周氏兄弟约稿了，胡适也快回来了，他总要有所表示嘛！”
李大钊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仿佛又回到不久前那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他和张申府相约来到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的最后校对。张申府见陈独秀的《发刊词》对外交前景非常乐观，竟用不屑的口气反驳起来了：
“陈先生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战胜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
李大钊望了一眼这位河北小同乡，赞许地说：
“这就是仲甫的性格，喜欢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果引起了争论，那他正是求之不得”
他又想起了陈独秀当年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觉得仲甫的思想，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徘徊和选择。应该借些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给他，按仲甫的禀性和气质，他是应该成为中国的列宁和革命领袖的。
记得那一夜，两人微颤着跺着脚，一直校对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出门时，李大钊见高阔的天空挂着如镰的下弦月，苍穹中有几粒星辰眨着眼。望着隆冬之夜干冷的大地，穿着灰布棉袍的他和张申府踏着冰冻的马路，揣着一个巨大的欣喜，抄着手并肩前进。
一个新的生命，一份崭新的《每周评论》，今天就要诞生一种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夜的寒冷，他们加快了步伐，隐隐地消失在那霞光微明的晨景里。
两人正谈得兴起时，门被推开了，高度近视的沈尹默，有点鬼鬼祟祟地伸出脑袋，摸了过来。他见陈独秀也在这里，神色紧张地说：
“不好了，国粹派要开始反扑听说黄侃和刘师培正在鼓动弟子，创办《国故》月刊，现正在申叔家里开会呢！”
陈独秀这些天有点讨厌起这位当年的密友。觉得他行事不够正大，喜欢跑来跑去传递消息。喜欢和汤尔和一起为蔡先生充当谋士，喜欢插手教育界的派系活动。而对轮流编辑《新青年》，老是强调眼睛不好设法推托。他是个眼里容不得砂子的人，尤其对熟悉的朋友。他果然不悦地冒出一句粗话，呛得沈尹默顿时尴尬起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干吗要管这么多闲事？真想管，还不如回去多写几首带点火药味的新诗来！”
李大钊见他当场发火也有些窘。沈尹默抬起头，歹毒地投来一眼，又默默地走
3
刘师培来京已有些日子，肺痨却一直不见好转。他的家显得很凌乱，北大开的薪水虽然不薄，但多数送进了药铺和书店，生活依然是那样拮据。
今天早上，他却换上一件新布衫端坐在客厅，苍白的脸上泛出了喜气。待会儿，善拜名师的黄侃就要上门来行磕头之礼这位国学深厚的怪杰真是个活宝哟，竟会为一句戏言，当起真来
几天前黄侃来访，正好有学生在请教。见刘师培随意应付了几句就打发人家走了，他不禁诧异起来。
刘师培叹息道：“此子不可教也。”
说完便面容悲戚地大发感慨，语多伤感之情。他说这些年病体缠身，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将断送在自己身上
黄侃深表同情，又问：“那你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
刘师培想起蔡元培聘他时说的话，笑着拍拍老兄的肩说：“像你这样足矣！”
没想到这位狂生不但不恼，反而神色欣喜地站起来，一掸衣袖，当场就想执弟子之礼。慌得他一把拦住，连说不妥。
黄侃反问道：“有何不妥”
刘师培劝他入座，缓缓说道：“季刚，承蒙抬举，但此事万万不可。一是你只小我一岁多，岂能师生相称？二是你这章门大弟子已名扬天下，再转换门庭太炎先生处又如何解释再说么，唉！我这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他讲到这里，惨白的脸又开始溢出了悲戚。就在他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唱赞歌，被封为“上大夫”时，老袁因黄侃名气大，也想授予嘉禾勋章进行拉拢。黄侃却卑视其为人，不但拒绝接受，还写诗嘲讽此事。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也陷入了沉思，他已仔细想过，当今天下国学要令他服膺的，惟章、刘二人而已。刘师培一到北大，因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只能经常写信到江苏仪征老家去查询。但他记忆力惊人，能准确地说明某书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写起文章来也很出色，随便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头头是道。好像在他手里，没有做不好的学问。如此的大才情，令狂傲一世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赞叹
黄侃当即表态，择吉日行拜师之礼。
正在胡思乱想时，妻子何震喜滋滋地进门通报道：
“来了！来了！快准备接客。”
黄佩捧着一对红蜡烛，拎着一包礼品，领着几位北大学生进了门。见他先是恭敬地亲自点燃烛火，又扶刘师培人坐。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惊得刘师培连声劝道：
“好了，好了，头就别磕哎呀！真是折寿哟！”
黄侃一本正经地行完大礼，就又板起面孔教训起跟来的学生：
“记住！我拜师是磕过头的，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今后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们磕头。记得在日本时，一谈到经学。有我在，刘师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何不愿和我谈我猜想了多年，今天总算明白原来他是要我磕头拜师，才能传授经学呀！哈哈！我的学问是磕头磕来的，刘师，您说有道理”
刘师培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但心里却不无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备好的酒菜，唤众人入席畅谈。
来人中有一位学生叫张煊，也是他俩的崇拜者。这些日子为创办《国故》月刊，已多次前来商谈。最初张煊等学生想办这个刊物，有针对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刘师培看来，《新潮》派进步虽进步，但立论过于偏激，因此引来了另一批学生的不满。而他早已过了当年冒迎西学，否定一切的阶段，由于《中国学报》的解体，也正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见学生们能力有限，就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张煊他们又分别聘请黄侃、马叙伦、黄节担任了特别编辑。《国故》社就这样成立了，今天正是来商谈创刊号稿件的。
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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