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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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

　　　　众人听得哈哈大笑，蔡元培说：“怪不得我一回北京就有人告状，说你们北大被姓蒋的搞得乱糟糟哎，守常，你说这样办学行”

　　　　李大钊沉稳地点了下头，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周爱山人’。我希望这种自由的精神，能从北大风行全国。”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要蒋梦麟陪着先去参观“拉丁区”。

　　　　四人顺路弯进一个不大的小院，天井里种着几丛鸡冠花和爬山虎。里面一间间隔出许多小单元，多是一付铺板，一张窄书桌，两把凳子和一个洗脸架。条件好的还有个小书架，墙上深一块浅一块，裱糊着发了黄的旧报纸。当一行人走到最后一间木板房时，发现昏暗的烛光下，隐着个寒酸的穷学生。他穿一件旧竹布长衫，袖口缝一块歪歪斜斜的补丁，瘦小得像一头小刺猬，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正气凛然的几位大人物。

　　　　蒋梦麟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系读书？”

　　　　他哆嗦着站起身，脸色苍白地说：“你们终于来查我们唉！我其实是个失业的小学教师，实在没钱呀，连旁听的手续也办不出，只好天天溜进去听课。”

　　　　蔡元培听他讲绍兴口音，又问了一句：“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他兴许是被逼急了，神情决绝地提高了嗓门：“我叫许钦文，因喜欢写小说，和几位文学青年聚集在沙滩，最喜欢听豫才先生的课。前几天周先生知道了深表同情，还在下课后请客喝牛奶吃点心呢。他说蔡校长已回来了，一口答应为我们说情办旁听生的手续”

　　　　“还有几位叫什么名字？”

　　　　“胡也频、曹靖华，另一位是宁海人柔石。”。

　　　　“我就是蔡元培，他们人”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先生？”

　　　　许钦文惊愕得手脚无措，连忙恭敬地向诸位鞠躬。他羞涩地望着蔡元培说：

　　　　“他们都去小饭馆了，我没钱，只能让朋友带个烧饼回来。”

　　　　蔡元培感叹地说：“你明天就领他们来办手续吧！不过现在得跟我们去吃饭。”

　　　　这顿饭吃得挺有趣味，四位大学者听一位偷听生摆谱，真是大开了眼界哟。

　　　　许钦文说，这沙滩一带是天下最理想最自由的学习区域。先说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而且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而北大的吃又是最自由的，你看门口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店去、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可以吃到两菜一汤。普通客饭一荤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分钱足够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当然最经济的还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厘撑得饱饱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矮凳上啃大饼，自然更省钱。当然最贵的还是这学士居，菜确实好，我们穷学生却不敢光临。好在这楼上壁间挂着“胡适之贺”的对联，你们看，上写“学问文章，举世皆推北大棒；调和烹饪，沙滩都说学士‘成！’”有胡博士做广告，确实又吸引了不少人。

　　　　许钦文又说，最痛快的还是求师。北大的校门真无愧“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最妙的是所有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信仰学术是天下的公物，决不会小家气的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像我们不但大胆地偷听，听完了还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而且他一定会很实在的带回去，挺虚心的看上一遍也许二遍，到第二堂课时还给你，告诉一通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榆扬。蔡先生，你可听说北大有“凶”“松”“空”三部曲这也是在“拉丁区”流传的笑话。说北大投考时“凶”，入校后“松”，毕业后“空”、什么意思呢，如和清华比、门门功课北大学生肯定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那种既多又怪的大人物，那种自由竞争的学术空气，却是天下任何学校都赶不上的。所以这“空”字实际上是一种调侃，像“五四”时期北大一下子就冒出了这许多大主角、大英雄就是佐证。

　　　　许钦文还说，蔡先生、蒋先生，北大千万别再停课我是靠几个小稿费来维持生计的，有课好听，有学问好做，再苦心里也是暖洋洋的。否则。又何苦泡在这里消磨生命

　　　　许钦文还想唠叨着说下去，马叙伦却举起了酒杯：“别说了，蔡先生，我全听懂唉！这一年多来，为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幸荒费了无数学子的无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今天这顿饭该我老马付账了，来，喝酒！喝酒”

　　　　7

　　　　10月6日夜里，胡适接到一个叫顾名君的电话。他是从上海打来的，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胡适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对方说罪名还是年初查封《新青年》时的老话——宣传过激主义。

　　　　胡适急着给蔡元培家里打电话，想请他向法国领事馆求救。电话里，胡适这位人权斗士忍不住用安徽土话骂了一句：

　　　　“法国人真不要脸！”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陈被捕的消息。蔡元培越想越对法国人愤怒，便把胡适和李大钊叫来胡适说事情发生在10月4日下午，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来者不善刚想从后门溜走，发现已有人把守在那里。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陈独秀和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全捕去了，还搜去了许多《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

　　　　到巡捕房后，陈独秀灵机一动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信口报了假姓名。没想到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时也被捕这位姓褚的一见陈独秀就拉开嗓门说：

　　　　“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

　　　　这一下陈独秀终于暴露待巡捕房查清邵、褚两人身份后，当即放人。公堂审问时，巡捕房硬说包等四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坦然相告：“有事我负责，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在陪我太太打牌，所以一切和客人无关。”

　　　　蔡元培沉着脸说：“这件事我已和朋友商量好了，主张不和法国领事馆交涉，因为现在的领事馆很守旧。我准备与你们联名给上海的法国领事发一个电报，希望这位开通的领事能设法放人。”

　　　　说完，他摸出一份拟好的电文。两人看得连声叫好，非常钦佩蔡先生的胆识和气魄。

　　　　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郡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

　　　　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

　　　　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李大钊刚接到李达的电话，要各地党组织派人去上海营救陈独秀。还说已请孙中山打电报给那位开明的领事了，马林也请了法国律师巴和先生承办这个案子。但形势非常严峻，陈独秀从牢房里带出消息，说家里有马林给他的密情，万一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的刑。他这次打算为主义而坐牢了，谁害怕不愿干也可以退党。

　　　　蔡元培对营救陈独秀非常热心，电报拍出后又亲自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这位老朋友说情。半个月后，法庭终于了结了这个案子。判决书上说：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五人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也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天和李达请马林吃饭时感叹地说：

　　　　“这次共产国际、孙中山和蔡元培，算是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患了一次大难。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和马林心平气和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从此，陈独秀算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11月间，这位党的总书记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发展党员骨干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超过二千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张国焘已担任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蔡和森、李立三也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央局批准为中共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工作。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起舞。李大钊约罗章龙、刘仁静在红楼密谈，决定正式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公开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掩护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蔡校长能同意公开在校刊上刊登启事，开成立大会最近内阁总理又换了奉系的梁士诒，是个反动的亲日派。直、奉之间的明争暗斗迟早会激化，蔡校长为营救陈独秀已招来不少非议，他还敢冒这个风险”

　　　　李大钊听了刘仁静的这番话，也有点吃不准。他沉思片刻，还是叫罗章龙先去试探一下。

　　　　罗章龙起草好一份启事，就来到了景山东街的校长室。他知道学校里的守旧派很多，所以当他说明来意交出启事时，眼珠子一直盯着对方的表情，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湿漉漉的汗。

　　　　蔡元培什么话也没说，显得很沉静地瞥了一眼启事。

　　　　上面有19位发起人的名单，其中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全是当时北大的学生。

　　　　蔡元培好像有点为难，坐在椅子上，非常难得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最后终于说：“好！我签个名，拿去发表吧！”

　　　　罗章龙见他答应了，又得寸进尺地邀请道。“我们打算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还想请校长来演讲呢。”

　　　　蔡元培宽厚地望着这位湖南人，说：“你还挺会做说客哩，到时候再说吧！”

　　　　这份启事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就有人来找蔡元培

　　　　“现在政府正在到处侦缉防范‘过激主义’和‘过激党’，你看着好了，今后学校将不得太平”

　　　　虽然教授们议论很多，但蔡元培还是顶着压力出席了成立大会，还在演说后和全体会员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的“亢慕义斋”就在校长室附近，这天夜里皓月当空，清风宜人。蔡元培下班后路过此地，见里面亮着灯，就轻声推门而进。李大钊正领着罗章龙的德文翻译组在伏案工作，好像是在翻译《马克思传》和《共产党宣言》。见蔡校长来了，大家都惊喜地抬起了头。罗章龙说：

　　　　“蔡先生，你对我们翻译外文提出了‘信、达、雅’三个标准，可具体做起来挺难呢！”

　　　　蔡元培笑着点点头，他因曾留学莱比锡大学，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还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提出的三条标准是什么意思信，是要忠于原著。达，就是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求译文有文采。但真做起来就碰到了问题，像《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这句话翻译组琢磨了很久，觉得怎样译都不恰当。因为“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最后还是罗章龙作主，李大钊拍板，于是在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

　　　　蔡元培显然有话想说，见屋里人多，就约李大钊来到门外。院子里，水一样清凉的月光柔柔地洒满了卵石小径。蔡元培意味深长地问：

　　　　“听说你和仲甫搞了个苏俄式的政党？”

　　　　李大钊的心一紧，脸上仍不露声色。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反问道：

　　　　“先生不是一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蔡元培有点烦躁地长吁了一声，朝夜空抬起了头。“我的内心一直很矛盾，从精神上我自然支持任何反政府的行动。中国的政治实在太黑暗了，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我又顽固地认为教育和教育家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所以这些年连中山先生我都疏远中山先生好像也看出了这层意思，他给蒋梦麟写信，会说‘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但对我只说，现在北方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而苏俄式政党是提倡暴力夺取政权的，守常，难道人类的大同理想，就不能通过改良和互助来实现”

　　　　李大钊坚毅地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可能！连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是被吴佩孚用枪杆子赶下台的。再说，这些年你不是一直在支持我们宣传新思潮，鼓吹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必然会发展成政治革命。你听，远处的天空，已经充满了叛道者的声音”

　　　　蔡元培喃喃地自语道：“我是怕我的学生会因为主义的不同而互相残杀，我不忍心看到青年人胸口的血呀”

　　　　夜风中，他终于痛苦地闭上了那双迷惘而略显矛盾的眼睛。

　　　　李大钊也仿佛看见胡适颇为得意的眼神，胡适说蔡先生已参加了他的努力会，提倡在中国大谈好人政治。好人再不出头，坏人就会背着世界走！

　　　　李大钊望着敬爱的蔡先生，心里也隐隐地渗出一丝困惑
第07章　好政府主义（1922）
　　　　1

　　　　1922年的中国呵，凑巧碰上了一个兵祸不绝的灾年。刚刚联手赶走段祺瑞的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又翻脸拉开了一场血战。而南方的铁腕将军陈炯明，也突然将反叛的炮口对准了非常大总统府。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杀戮和硝烟的时代，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首的文人集团，一个本世纪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群体，却带着三分好奇，七分书生的憧憬，走出了书斋，面向武人专制的强权政治，庄严地发表了他们组阁的政治宣言。一幕中世纪没有演完的悲剧，就这样降临

　　　　故事还得从那位梁士诒说起，其实直奉之间的争斗早在靳云鹏组阁时就已经种下。靳云鹏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当时张作霖一提议曹锟就默认了，而吴佩孚却暗藏不满。吴佩孚在直皖战争胜利后有点飘飘然了，公开宣称奉军参战是投机取巧。而张作霖更不把这位昔日的师长放在眼里，为了缓和矛盾，他又主动和曹锟结为儿女亲家。去年12月，张作霖见靳云鹏这个内阁总理做不下去了，就亲自进京扶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还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指使梁士诒内阁赦免了一批列为战犯的安福系人物，任命了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为实业专使。梁士诒上台后，完全看张作霖的眼色行事，在山东问题上秘密与日本谈判，决定借款赎回胶济铁路，最后由中日合作管理。吴佩孚认为这是卖国行为，先向梁士诒发起了“电报战”，这位秀才在报纸上叫骂不停，矛头直指隐在背后的张作霖。最有名的是他在1月10日的一份通电，俨然以民族英雄自居。

　　　　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胶济）铁路为是者，则其人甘为梁氏之

　　　　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紧接着，吴佩孚又纠集六省军阀电请徐世昌罢免梁士诒。吓得这位胆小的国务总理，连忙托病请假遁走天津。然后在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给吴祝寿为名，云集洛阳，决定对张作霖直接开战。4月17日，吴佩孚自任总司令，设大本营于保定，兵分三路出击。25日，他又率直系各将领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出了动手的信号。与此同时，奉军也陆续开进了山海关。曹锟开始还想息事宁人，充当和事佬。但最后为了维护直系集团的利益，也明确地答复了张作霖“究竟是部下亲还是亲戚亲”的问题。他在给吴佩孚的电报中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直军方面由于有冯玉祥的支援，加上奉军十六师的倒戈，终于夺取了战争的全线胜利。曹锟和吴佩孚开始控制了北方的政权。

　　　　两人又都做起统一中国的美梦。吴佩孚先接受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提出的“恢复法统”的倡议，他认为恢复1917年张勋复辟时解散的旧国会，赶走段祺瑞的傀儡总统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复位，对自己最有利。这样既能使国会和总统成为手中的摆设，又能从舆论上迫使南方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于是他回保定后，就召开了各种会议讨论“恢复法统”。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又弄巧成拙因为曹锟原来是想打败奉系后一步登上总统宝座的，但由于吴佩孚玩弄这套权术，反而推迟了他当总统的日期。吴佩孚不得不向曹锟再三解释，才勉强同意他联名发出通电，征求各方对时局的意见。结果除奉系、皖系军阀外，其他各省军阀都抱着对“恢复法统的不同理解而表示赞成。6月2日，他们两人又领衔通电“恭请黎大总统复职”。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后，吴佩孚继续呼风唤雨，指使直系军阀们发出了劝孙中山下野和欢迎西南军阀北上的呼叫。

　　　　而真正的革命者却始终是孤独的。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心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借手中没有党军，只能寄希望于陈炯明。为了北伐，他好不容易调集起四万部队，设大本营于桂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护法战争。面对强大的直系军阀，他也不得已派出密使，频繁地出入手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官邸，结成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北伐军誓师韶关，兵分三路进攻江西，并接连攻克赣南多座城市时，陈炯明也和吴佩孚达成了密的，并开始调集五十余营粤军从粤桂边境移师广州。为了稳定广州局势，孙中山应廖仲恺之请，于6月1日赶回广州。当他在观音山巡视时，发现陈炯明果然有谋叛布置，就在省城演说时公开警告道：“谁要叛逆，我就派飞机掷弹炸死他。”可是他并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他有点过于自信自己的威望了，他认为至少陈炯明的部下是不愿反抗他的。

　　　　而陈炯明也接到吴佩孚的密电，催他早日动手。说：“彼已将徐世昌逼走，请即履行条件倒孙，如再延不遵办，彼即宣布废除前约。”陈炯明终于横下心，先拘禁了廖仲恺，下达了对总统府的总攻击令。

　　　　孙中山是炮轰前得到消息紧急转移的。远处已隐隐传来叛军进攻的号音，宋庆龄怕同行不便催他快走，他却还想向叛军晓明大义制止叛乱。孙中山的左右见情势不容再犹豫了，就强挽起他的手臂离开了总统府。夜已经深街上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总统府四周已布满了叛军的岗哨。孙中山化装成医生，从容自若地穿过封锁线，登上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而宋庆龄是冒着密集的炮火，在卫士队长和副官的护卫下，于第二天才冲出重围与丈夫会合的。

　　　　6月17日这天，孙中山登上永丰舰，亲自率领六舰军舰，以密集的炮火教训了陈炯明一顿。他曾手书密令要江面前线的李烈钧、许崇智迅速回粤平乱。而回师的部队终因遭到直系和陈炯明叛军的前后夹击，经过一番苦战，被迫分成东西两路，在8月份撤退到福建和江西。而孙中山就这样一直孤守在黄埔海面，以艰苦奋战五十多个昼夜的最后失败，宣告了第二次护法战争的结束。这是他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他确实有些想不通，清朝政府曾用重金购买他的头，却没有成功，而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党羽，竟会在关键时刻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当他乘俄国“皇后号”邮船回到上海时，已是炎热的夏天。他惨痛地发表了《对外宣言》和《致海外同志书》等文告，他不愧是一位愈挫愈奋的革命领袖。他不止一次地对汪精卫、张继和蒋介石说，第一次护法活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而这次的失败，又使他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产生新军阀。他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开始关注十月革命，思考起以俄为师的新策略。

　　　　2

　　　　1922年的蔡元培没有想到，这是他真正主长北大的最后一个年头他因足疾年初就住进了医院，而欠饷和经费不足又像瘟疫缠住了他疲惫不堪的身心。由于军阀混战，北京政府的预算光军费就占去了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