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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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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蔡元培没有想到，这是他真正主长北大的最后一个年头他因足疾年初就住进了医院，而欠饷和经费不足又像瘟疫缠住了他疲惫不堪的身心。由于军阀混战，北京政府的预算光军费就占去了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七十五分之一。就是这点可怜的经费，也常因被侵占而不能如数拨付。蔡元培一回国就发现，他的北大已寸步难行。不光建筑无费、购书无费、置办仪器及一切校务行政无费，连教授的薪水又开始拖欠身为北大校长和学界泰斗，他只能不断地领衔向北京政府抗议。他还乘当时关税增加，德国承认赔款，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等有利时机，与北京教育界及各校学生组织，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独立运动。在北京高师召开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教育经费、教育基金、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的三大主张。
为了推动教育独立运动，从根本上对抗北洋政府，他又在《新教育》杂志发表了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大声地向社会各界疾呼：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
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
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
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
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
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
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
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
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
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所以，教
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无论如何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
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公同的，英国的学生，
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教
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
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
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
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的文章一出来就惹得当局非常恼火，那位内阁总理梁士诒就亲自给教育部挂电话说：“一派胡言，教育如真独立于政党之外，还要政府拨什么款，发什么薪”而全国学界却欢欣鼓舞，他人一出医院，李大钊和胡适就赶来家中拜访。
走进书房，只见案头放着一盆暗香袭人的草兰和四册《胡适文存》，蔡元培正在翻阅那篇《红楼梦考证》。胡适得意地笑了，这是他送给蔡先生的新年礼物，去年两人还为考证这部奇书论战过一场呢。李大钊身为共产党领袖，也被胡适拉进了努力会，见他神情严肃地说起一件正事：
“蔡先生，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各校学生信仰基督教。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所以我们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你出面做发起人。你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爽快地点点头，说：“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4月9日这天，北京大学召开了有中外人士参加的非宗教同盟大会，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演说。当时的北大真是自由到了家，北大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就公开跳出来唱反调，抢先在报上发表宣言，声称信仰自由，知识阶层应首先遵守，反对他们发动的非宗教运动。于是蔡元培就在演说时反驳他们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随着直奉战争的爆发，北京屡屡遭受溃兵的骚扰。为了保卫学校，蔡元培接受白雄远的建议，发动全校学生报名，很快组织起一支三百多人的北大学生军。蔡元培来北大后，目睹学生皆长袍大褂，一派文弱之气，一贯来重视体育锻炼。这次正好趁热打铁，任命出身军校的白雄远担任军事训练主任。在成立大会上，他亲自颁发了军旗，并邀请军事学家蒋百里来校授课。这支全国首创的学生军后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名扬四海，两年后当蔡元培被迫远走欧洲，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时，北大学生军担任了在前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中山先生逝世后，又是这支学生军守卫了灵堂，当移居香山碧云寺时，学生军三百多人着孝护送灵车，使灵柩倍增了一种特殊的哀荣。
刚刚在改选中荣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先生，终于走出书斋，手捧着黑皮包，容光焕发地大谈起政治。他虽然想方设法营救过陈独秀，但这并不妨碍他反对各种过激的主义。一次北大学生成立了新闻事业同志会，请他去演讲，他一开口就讲了一句令人膛目的大话：
“我希望你们研究真问题，少讲虚主义。你们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也不要拿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公绰的报纸充篇幅。”
看来，马克思主义也曾被军阀和政客搬弄和利用。胡适为了创办《努力周报》，开始频繁地出人各种社交场合。他看来很有性格魅力，眼界又很高，一手拉着曾是研究系的丁文江，并通过了抓住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总想跟军阀比学问，做新世纪的帝王师。一手又紧紧倚靠蔡元培为首的北大派，扮演起一种想在南北二府中保持独立评论人的言论界领抽姿态。他开始直接干预政治，操持言论可胡适并不轻松，越想不偏不倚地公正，越是注定两头不讨好。胡适的思想立场终于成了二十年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声讨的活靶子。
当时的北京思想界，真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纷纷登台亮相，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先派元老林长民去争取以顾维约为首的一批相对独立的技术官僚。研究系试图组织一个研究社会政治状况的团体，但顾维钧不为所动。研究系又转而游说北大派，蔡元培是好好先生，先被罗文干说眼了，但胡适的政治嗅觉很灵敏，为了保持努力会的纯洁性，经他一提醒，蔡元培又婉言谢绝
五月的一个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胡适正在书房翻阅好不容易出版的《努力周报》，胡同里响起汽车的喇叭鸣叫。耳边传来丁文江的叫嚷声：
“适之呀，贵客临门了！还不快来迎候。”
门外走进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将领，见他一身戎装。身材高挑，白净脸皮上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他稳稳地向胡适行了个军礼，剑眉下一双（黑目）（真目真）的瞳人闪烁出冷峻傲岸的神情。胡适已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多亏了丁文江的及时介绍才解了围。
“这位就是吴将军的军师白坚武参谋，当初和段祺瑞开战，赶走徐世昌，全是他出的主意。”
胡适连忙请客人人座，白坚武寒暄几句后气势沉雄地说：
“你们这份刊物玉帅都看了，他很欣赏你的《努力歌》，特地关照我来看看胡博士。很想听听你们这批名流对时局的见解呢。”
胡适顿时眉开眼笑，他摸出一罐进口香烟，抽出一支递了过去。待两人都优雅地点燃了烟，胡适说：“在我们这些英美派知识分子心目中，吴将军是一位最有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爱国军人。他在‘五四’时期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反对过安福系控制的亲日政府，并最后一举推翻了这个政权。现在又赶走了日本人支持的奉系军阀，我们寄希望他出面促进南北统一，让北京出现一个有‘好人’参加的新政府。”
丁文江也不失时机地说：“我们努力会的成员议论过几次了，想委托适之起草一份改良社会的政治宣言。到时候还少不了请自参谋和吴将军不吝赐教”
这一夜双方谈的很久，彼此交换了不少看法。
胡适开始闭门谢客，身为学者第一次做政论，觉得很吃力。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以前只知道做学问清苦，现在才明白了，如真叫他当政治家；治理国家，那才苦不堪言呢。他暗暗告诫自己，永远议政而不从政，做一名独立的净臣。到了5月11日的深夜，总算写完了这篇《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禁松了口气。他站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喝了一杯热牛奶。又重新看了一遍文稿，觉得文气挺旺，竟忍俊不住地轻声朗诵起来。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
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
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
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
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的“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
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
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
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
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
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
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
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
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
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
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下手工夫。
他被自己内心的激情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再也读不下去又急于要和朋友交流，想了半天，还是给李大钊家里打了电话。李大钊是从睡梦中惊醒的，耳边嗡嗡地传来胡适惊喜的声音。
“守常呵！我觉得自己也快变成主义派我们的政治宣言终于脱稿了，我们完全有能力组阁。我还想组建一个政党哩！我建议明天去蔡先生家里开会，把我们的好人全邀请上，痛痛快快地议论一次天下大事。”
李大钊懵懵懂懂地答应第二天一早，胡适又急着给蔡元培打电话，说要借他家讨论这份文稿。还亲自给他心目中的“好人”一个个打电话，约定十一点在蔡府相见。
那天蔡元培的客厅真是高朋满座，名流云集，先后到达的有胡适、李大钊、汤尔和、梁漱溟、陶孟和、顾孟余、陶行知等十余人。王宠惠和罗文干因有事，答应下午来听意见，叫大伙儿先讨论起来。蔡元培特地穿上一件新的蓝布长衫，还修了脸，显得很精神。
胡适一下子成了众星捧月般的大功臣，他一读完文稿，蔡元培先击掌叫好：
“适之呀！听君一席谈，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油然而生。我原是想远离政治，超然办教育的。现在看来政治是回避不了的，我这北大校长再也当不下去了，这些日子为了索薪，学校里又冒出了’罢教团’，我手中没钱。实在说服不了大家，只能以辞职相威胁。唉！从现在的局势看，我们知识界再不勇敢地站出来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真要亡我们要抓住黎元洪上台，吴佩孚欲大展宏图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地促成一个新的好人内阁出现。我建议诸位列名向全社会公布这份宣言，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争取主动。”
蔡元培是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他一开口，就等于定了调子。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列名，但动机却各不相同。在这些名流中，一类是像梁漱溟、顾孟余、陶孟和那样纯粹的学者，他们是议政而不参政，骨子里还藏着士大夫的清高，只是因为政治太黑暗，整个学界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才愤而起来抗议几声。另一类是像胡适、汤尔和和王宠惠、罗文干那样的特殊人物，尤其是后面几位，他们或混迹官场，或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他们开始对权力有所期盼还有就是像李大钊那样的人，身为一个政党的领袖，秉性中却闪烁出温情脉脉的旧式文人习气，信仰的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心里仍留恋着改良的梦幻。他是一位忠厚之人，做人总有点温良恭俭让，出于对蔡先生的尊敬，常常勉为其难地踉着参加一些活动。
那天中午蔡元培请大家吃饭，饭后独胡适留下来闲谈。他们在等两位重要的客人，到了三点左右，王宠惠和罗文于终于来做官的气派毕竟不一样，两人刚参加完一个重要宴会，西装革履，满脸红光。蔡元培忙叫家人上茶，王宠惠却挺绅士地摆摆手，说午后他一般只喝咖啡。这位广东人字亮畴，出身于香港，今年四十一岁。长得天庭饱满，面如满月，乌黑油亮的分头下架一副金丝眼镜，举止潇洒且有学者气。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鼓吹反满革命。后来又去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和蔡元培也算老搭档了，辛亥革命胜利后先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外交总长，又一起在唐绍仪内阁任司法总长，后来又同时向袁世凯挂冠而去。蔡主长北大后，一直聘他为北大法科兼职教员。这位法律专家可比他官运亨通，1920年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去年年底又当上了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但此公心里很有城府，最懂得在关键时候装糊涂，一直在直奉两派政客之间搞些小平衡。黎元洪将在6月初正式宣誓就任大总统，刚才还邀他俩去东厂胡同参加了家宴。头一回透露了想请他组阁的意图。
王宠惠看了眼胡适的这份杰作，神色有点踌躇满志。见蔡先生正期盼地盯着他表态，先在心里窃笑起来。他将文稿递给罗文于，稳稳地说：
“适之想不到你一谈政治就谈到点子上你这篇大作好就好在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而且认定必须从‘好人’出来干预政治入手。加上能请出蔡先生领衔发表这份宣言，中外舆论都会震惊的。还有你抓住南北议和这个关键提出六条建议，很有吸引力。我想透露点内部消息，现在吴佩孚急于想组建一个各党派‘好人’参加的内阁。但最令他头痛的就是如何劝孙中山下野，结束那场针对直系的北伐战争。”
他言犹未尽地膜了眼罗文干，没有再往下说。
罗文干是位颇有名望的大法官，也是广东人，今年三十四岁，却因清末留学牛津大学，被清政府赐“进士出身”头衔。这倒是位个性耿直，嫉恶如仇的法官，长得也有点像英国贵族，瘦削的脸冷峻且又孤傲。民国后先任广东司法厅长，后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现在正好在王宠惠手下当司法次长。罗文干虽是研究系的人，却和蔡元培私交很深，也一直受聘在北大法科当讲师。他很快明白了王宠惠的意思，接着刚才的话题说：
“如果蔡先生能出面和梁任公、熊希龄、汪大燮、林长民诸公向天下发一个通电，劝孙先生卷起护法的旗号，结束南北对抗的局面，谋求有一个新政府出来改良政治，拯救濒临绝境的教育事业，那真是功德无量的一大善举”
蔡元培一怔，迷惘地抬起头，忧心忡忡地对王宠惠说：
“亮畴，我俩可是老同盟会员呀。我们不能为中山先生出力，总不至于再搞雪上加霜吧？”
王宠惠含威一笑，说：“此言差矣！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爱护孙先生。你想想，吴佩孚还打出了恢复法统，和平统一的旗号，而孙先生却提不出今天下信服的政治主张。他的北伐无非是利用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再说他又犯了策略上的错误，居然会和奉系、皖系搞在一起。而目前一般国人的心理，都深恶这两派军阀，觉得吴秀才总比张胡子和那个‘荆生将军’徐树铮要好得多。再说现在直系势力如日中天，他那点杂凑而成的兵力能打胜仗自古两军相拼，哀鸿遍野，吃亏的还是天下百姓。我们劝他一人下野，换得天下太平，于国于民又有何不好”
蔡元培终于愁云密布地低下了头，觉得对方说得句句有理。而王宠惠眯细的眼角却闪出一丝阴笑，心想拿这份见面礼孝敬吴佩孚，这内阁总理估计十拿九稳见胡适愣在一边有点失落，他又含笑恭维了几句：
“适之我今天才算领教了你的政治才干。怎么样，如政治清明的话，我们推荐你去教育部弄个次长干干。哈哈哈”
胡适不屑地白了他一眼，故作清高地说：“我才看不上你这芝麻绿豆小官呢。”
由十六位名流签名的这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很快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沸沸扬扬地在朝野上下流传开来。
3
胡适老爱制造耸人听闻的故事，就在他的“好政府”主张筹谋正酣时，他居然去皇宫拜见了宣统皇帝溥仪，一时舆论哗然。这两个人也实在太不相称了，一个是新派领袖，一个是末代皇帝。然而，他们到底还是坐在一起亲热地聊了天。
胡适与溥仪的洋师傅，苏格兰人庄士敦有些交往。一次，庄士敦说起溥仪读过胡适的《尝试集》。胡适是个喜欢炫耀的人，于是，在送《胡适文存》给庄士敦的同时。也送了一部给宣统。十七岁的宣统翻了他的书，就动了想见见这位胡博士的念头。恰巧宫里刚装了电话，一时好玩，他就拨通了胡适家的号码。电话正好是胡适自己接的，让他事后好一阵子兴奋。
“你是胡博士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怎么我听不出来”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是胡博士。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让我瞅瞅吧。”
就这样，两人约好五月底在宫中相见。
为了了解一些宫中情况，胡适先去看了庄士敦。庄不知他的真实来意，就说宣统近来颇有独立意识，也不听太监的忠告，就自己剪去了辫子。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硬要去看，也不顾宫中人的劝阻，竟雇汽车去他天生好奇，对外界的新事物非常感兴趣。经他的介绍，先后在紫禁城里接见过英国的海军司令，香港的英国总督，还在学着写新诗呢。最近又对电话动了好奇心，闹着要装。大臣们都来劝阻，说“这些西洋的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仪偏不听，终于在养心殿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溥仪高兴极了；整天翻着电话本，乱拨电话寻开心。当胡适告诉他自己来意后，庄士敦哈哈大笑起来。他提醒胡博士，进宫已不需要再跪拜磕头
进宫那天，溥仪派了一个太监用车上门来接胡适。那时宫禁仍很严，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护兵督察处会客室坐了一会，等与宫里通了电话才得进宫。进去时，宣统已经起立，身穿蓝袍子，玄色背心，一副平民打扮。胡适对他行鞠躬礼，他请胡适坐在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上。胡适激动地称他“皇上”，不知怎样说话才好。他也客气地称胡适“先生”，说自己看过他的白话诗。他的样子很清秀，也很单薄，眼睛比胡适还近视。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摊着今天的十几种报纸，如《晨报》、《英文快报》等，还放着康白情的新诗集《草儿》。这位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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