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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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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部长。大会还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常务委员会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他们是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
孙中山一直想组建一支忠于他的党军，“一大”后他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在鲍罗廷和廖仲恺的领导下筹办黄埔军校。蒋介石却在关键时候开了小差，他是位性情孤傲的人，在平息陈炯明的叛乱中，因护卫领袖有功，已在党内声望大增。去年8月又率团赴苏联考察，原以为这次党代会上能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孙中山明确叫他不必过问党政大事。他向来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脾气，一怒之下就拂袖去了上海。
他的大盟兄张静江是位老谋深算的政客，见小老弟如此任性大为不安，和戴季陶一密谋，就将他召来开导起来：
“老弟呀，你怎么这般糊涂？当今黄埔军校是我党的一张王牌，你怎会连军者权也都不懂”
蒋介石还在不满地发泄怨气：“孙中山用人不公，我救过他的命，他却不让我过问党事，反而对一帮共产党加官晋爵。我实在不服呀”
张静江突然沉下那张驴脸，厉声训斥道：“傻老弟，你难道连‘小不忍则乱大谋’都不懂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如再执迷不悟，就等于错失了将来坐掌天下的良机。”
蒋介石这才大梦初醒，连忙向这位“陈其美第二”讨教良策。张静江出生于吴兴南浔一巨富之家，虽自幼延师攻读诗书，但因娇生惯养，功名上一无所成。没法子，只能在他20岁时，由其父出资10万两银元捐了个二道衔，候补浙江实业道。1902年，他又以候补道名义随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赴巴黎任使馆商务随员。就是在赴法途中，他结识了孙中山，以后便多次捐赠巨资支持革命，深得这位领袖的信赖。见他瘦长的脸，舒展出几声冷笑，从衣袖里摸出一封亲笔信函。他像抚摸一件古董似的，抚摸着蒋介石的肩膀，轻声安慰道：
“拿着我的信放心去见孙先生吧！记住，对他的三大政策今后一定要举双手拥护。来日方长哟，万一有什么事，大哥会以孙先生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执委的身份出面帮你的。”
正巧，廖仲恺和胡汉民来信催蒋回广州上任。蒋介石终于踌躇满志地创办起黄埔军校，用苏联政府援助的200万卢布和大批枪炮，培养出了一批自己嫡系的将官。
而孙中山并没有忘记蔡元培这位元老，虽然他对南方政府这些年出力甚微，目前人又在海外，但孙先生还是提名他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并提交大会表决通过。
这件事开始党内也有争议，许多老同志说，凭蔡先生的地位和贡献，要么不提名，要提就得正式提中央监察委员。
孙中山却另有所思地解释道：“蔡元培在北方任务很重大，他对革命的贡献也是常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这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肯定不行。但地位太显著，反而会对他不便，相信他也不会计较这些的。”
说到这，他又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窗外。他有点思念起这位老友了，尽管这些年他因一心鼓吹教育独立，与自己已有些疏远。但平心而论，他是党在北方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领袖。耳边仿佛响起蒋梦麟那饱含深情的赞叹声：“是真虎，乃有风”
孙中山的思绪融人了南国湛蓝湛蓝的烟雨，又开始飘向茫茫海天
我们这位书生意气的教育家，究竟在忙碌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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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时开往法国的列车上，有一位气度雍容的中国绅士，正戴顶黑礼帽，痴痴地和他年轻的夫人欣赏着窗外的雪景。这是那种二十年代老式的火车，就在这对夫妇的斜对角，可见一位少女正用炭笔画着他俩的素描。
他就是令孙中山牵挂的蔡元培，这次可不是出门旅游，而是准备举家迁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来国外已半年多了，他一直在潜心撰写那部《简易哲学纲要》。原以为隐居生活会很清静，其实每天的应酬仍很忙碌。不是接待记者采访，就是应邀出门演讲。像去年的“双十节”，他就在出席了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的纪念会后，又应邀去蔡柏龄寄宿的沙洛埃劳工大学，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讲。这次因夫人和女儿分别要去巴黎和里昂继续深造美术，加上华法教育会和里昂中法大学又多次请他去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才作出了迁居法国的决定。
“孑民，你看这窗外的雪景多迷人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比利时还记得刚来时我们这些江南人，一见天天下雪，真是乐坏了，几乎每天都喜滋滋的出门赏雪和写生。你看，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尖顶建筑，在积雪的覆盖下，在群山的映衬下，正好像童话中神秘多姿的城堡，令人生发出一种对历史和艺术的无限民遐啊”
蔡元培会意地点着头，眯细眼欣赏起夫人圆润而白净的脸上的那种艺术气质，那种柔声细语讲话时动听的声音。回想婚后的生活，他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了一声，这真是位难得一遇的才女呢，不但美术上很有天赋，还挺擅长陪自己和诗，几个月下来，两人在月下散步时竟做下了许多短诗。为人又文静贤淑，与女儿相处得如同一对姐妹。每当静夜读书时，耳边常会隐隐传来母女俩在灯下交流艺术见解的细语声。他的心，也会在一种如酥如蜜如梦的温情中，幸福地眩晕起来。他深情地凝视着周养浩，轻声叹息道：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五雪可爱的小国呵，在这段宁静的岁月里，我总算暂时摆脱了那些没完没了的烦恼，过上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养浩，每当我早晨目送着你带着两片面包，夹点牛油，背着画夹从雪地里去读书，傍晚又情切切地等着你从雪地里回家，和我叙说学校里的快事时，一天伏案写作的疲乏全云消雾散养浩，和你在一起真是很快活，我打从心里感谢你”
这位清丽的少妇，终于被他火热的目光灼得羞红了脸，见她娇嗔地抬起了头，说：“和您在一起，我也很幸福呀。记得我一直想往过一种精神生活，一直抱独身主义，我害怕结婚，甚至想去圣公会侍候一位姓汤的老牧师。被人劝阻后又想谋官费留洋学习美术，也真是有缘分，前两次上门拜访您均不遇，第三次我们都留下很好的印象。出国以来我总觉得天天在做梦，好像一直生活在一种艺术的氛围里。听您谈哲学、美学，又学着吟诗，还认识了天下那么多的大名流和大艺术家，您说我们夫妻一场，究竟该谁谢谁”
蔡元培终于会心地大笑起来，当周养浩偎近他脉脉含情地仰起头时，女儿威廉正好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摄下了这永恒的镜头。
斯特拉斯堡是个景色迷人的小城，蔡元培刚安顿好家小，门外就闯进位风风火火的不速之客。他是从巴黎特地赶来的，高挑的身材套一件昂贵的皮大衣，长围巾里西装革履，小分头梳得油光闪亮，炯炯有神的大眼一进门先盯住蔡元培愣了一下，然后欢叫着上前和他拥抱。他也不征求夫人和女儿同意，又潇洒地拉起两人的纤纤玉手吻了一下。蔡威廉被他的绅士派头吓得脸色绯红，蔡元培却高兴地介绍起来：
“这就是我常说的李平原，当年大清朝李中堂的孙子，他还是去年来巴黎大学读书的。听说吴稚晖和李石曾见他身份特殊，又请他兼任了华法教育会的秘书。哎！刘半农怎么没一起来”
李平原调侃地一笑说：“如今的刘博士可真是有学问了，为了报当年在北大受人轻视的一箭之仇，应付明年那场‘国家博士’的考试，正在刻苦钻研语音学呢。他让我请您向梦麟先生说说好话，看在近日他又发明了‘她’字和‘它’字的不同用途上，再多寄点银票来吧！”
众人都被他的风趣惹笑李平原见客房一角摆着蔡先生的全部家当，三只旧皮箱，两个大皮包和几付画夹，不禁神情黯然地摇起了头。
“唉！想不到我堂堂蔡公，居然至今仍两袖清风。蔡先生，外间都习惯称呼您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为民国四元老。可如今，他们都要比您阔多了呢”
见他口出微言，蔡元培也想起社会上对吴、李二人的流言。无非是说他们如何会敛财，利用中法大学安插官宦子弟云云。他终于不悦地皱紧了眉，觉得该找个机会提醒几句才是。
李平原又兴奋地谈起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见他有力地挥动起右手说：
“英国已准备正式退还庚子赔款，还打算成立调查委员会，去中国调查后再决定退款用途。留英学生已成立了退款兴学会，蔡先生，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出面，去英国游说上流社会，尽可能将赔款用于教育事业。只要我们先在英国开好了头，再谈别国时就好说话”
蔡元培见自己多年的宿愿，终于有了转机，镜片里的眼波已漾出了笑意。李平原充满期盼的心倏然松弛，觉得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终于降临
蔡元培想了想又说：“平原，得让我先去里昂开完中法大学的校董会。再提前起草一份方案，你能为我出些好点子”
李平原朗笑着一口答应。
几天后蔡元培作为中方董事长，约了法方董事长欧乐同车抵达里昂。中法大学已初具规模，容纳了不少将来风云中国的青年俊才。这儿原是一座叫圣底勒的兵营。三年前，还是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出面，推动法国陆军部和教育部将它捐做了校址。而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在北大主持仪式，授予儒班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待会议结束后，他还邀请欧乐去北京饭馆吃中国菜。欧乐见席上放着令他陌生的筷子和汤勺时，笑着问道：
“你们吃饭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
蔡元培幽默地向一旁陪同的李平原眨了眨眼睛，说：
“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都是可以用来杀人的凶器，用它吃饭未免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就改用‘匕’和‘箸’，以‘匕’割肉，用‘箸’挟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同样可以挟肉，匕就又被取消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都只用筷子”
欧乐是位中国通，见他感叹地举起筷子说：“难怪你们中国人，是那样爱好和平”
他边说边舒展开法国人的胃口大吃起来，还喝了许多红葡萄酒。待面露微醺之态时，这位学者便袒露出喜欢思辨的天性。见他歪着胖脑袋问：
“你们可看过罗素访华后写的《中国问题》他在这部书里，高度赞扬了蔡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称赞‘五四’时期的青年为‘少年中国’。说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而且大学里还有女教师，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还说那里的学校不是培养西方强烈国家主义的温床，而是教学生以自由的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罗素真是位令人佩服的世纪智者，他能用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来看待中国问题，以超前的忧患向当今世界呼吁：中国的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
蔡元培听了大为感动，他因忙于编书还没拜读过这部大著。而李平原却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罗素、杜威等启蒙思想家的精神轨迹。在巴黎，他先后结识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朋友。他们常聚会在简陋的宿舍里，探讨救国的真理，总结‘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只见欧乐神情肃穆地放下筷子，又缓缓地发表起自己的独到见解：
“罗素具有非常进步的中国观，他冷静地、诫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有很多地方胜于西方。不少欧洲人明白了这一点，惟美国人始终自以为是。美国人一直以传教士自居，但他们传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美国主义。什么才是美国主义罗素幽默地讽刺说，美国人肯定会这样回答你，那就是‘清洁的生活，清晰的思维和充满活力。’而在中国人看来，所谓的美国主义就是以整齐取代美感，以道德取代哲学，以娼妓取代小妾，以异常忙碌的气氛取代中国素来的悠闲。伏尔泰——这位顽固的愤世嫉俗者说过，爱情和思想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在中国，这两者都很普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他们不开化的原因。”
蔡元培忍不住也激动起来，他好像想起了当初在长沙和罗素的一次谈话。高兴地按住欧乐的手说：
“这位英国人真是哲人，记得当初他就和杜威热情地赞美中国文化的魅力。他反对陈独秀全盘否定传统的做法，在一天傍晚散步时明确地告诉我，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应该是——用一种敢于怀疑和发问的自由精神，建设一种与其鼎盛时期的旧文化相媲美的新文化。你们看，这话说得多好听说他正在为争取庚子赔款四处奔波，这次去英国一定要上门致谢呀！”
他们是三月下旬抵达伦敦的，蔡元培一到英国就出席了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的欢迎会，慷慨地发表演说，《泰晤士报》等纷纷刊登了他的意见和照片。他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罗素夫人，当时罗素正在美国讲学，罗素夫人真是位热心人，马上带他们前往英国外交部，拜访了东方司司长瓦特罗勒。交谈中蔡元培发现英国已基本确定了调查委员会人选，多是一些在华的商人和传教士，而且退款的用途也没有规定用在教育上。为此，他郑重地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多派一些教育界名人前往中国调查，呼吁用主要退款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院，再资助一些著名大学的扩建和设备购置。蔡元培不愧是位学界名流，在短短几天内就掀起了一股外交旋风。他先后拜访了牛津大学校长，会晤了剑桥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频繁地出席一些有影响的议员的午餐会。并在中国驻英使馆代办宴请他时，再三提醒中国政府在考虑接待小组人选时，必须让胡适、丁文江等教育界名人参加，确保退款不用于军阀扩充武力和制造内乱。
他一直和蒋梦麟，和北大请名流保持着联系。蒋梦麟真是位行政奇才，居然将他魂系梦萦的北大治理得井然有序。对自己又是礼遇有加，百般照顾。他出国后就明确表态，今后只拿教授工资，每月二百八十元，原来六百大洋一月的薪水应扣下三百二十元给这位代校长。可蒋梦麟直到评议会作出决定，才勉强接受了这一现实。最近又来信请他代表北大出席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还寄来川资四百大洋。所以蔡元培一处理完英国的事务，就于4月21日偕夫人抵达德国的哥尼斯堡，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对这位先哲的敬意。紧接着，他又在夏天应邀来到维也纳，出席了第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畅谈对推行世界语的最新看法。又受教育部委托，一路风尘地赶到海牙，参加第二十一届国际阿美利加大会。这是一次有关民族学的国际会议，专门研讨哥伦布未发现新大陆前的美洲民族问题。他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遇见了留学莱比锡大学时的好友但采尔博士。这位昔日同窗现是汉堡大学教授，又兼任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他热情邀请蔡元培去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说那里馆藏资料极为丰富。蔡元培一下子动了心，他是位天性爱做学问的人，当场答应冬天再去汉堡做一回老学生。
这一年有件趣事值得一提，蔡威廉已是二十足岁的大姑娘了，她的婚事一直是周养浩的心病。记得还是他们刚移居法国时，留法研习美术的林风眠，曾带着一位叫林文挣的年轻艺术家前来拜访，他们想筹办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想请蔡元培出任名誉会长。林风眠当时已经结婚，那天他见蔡先生不巧出了门，就大方地坐下来和师母和蔡威廉畅谈起来。言谈中周养浩得知，这位浓眉大眼相貌英俊的林文挣比威廉大两岁，祖籍广东梅县，还是和周恩来同乘一条邮船来法国留学的。她见他为人厚道，又才华横溢，还不时地向威廉眉目传情，而女儿似乎对他也很有好感，灿如桃花的脸上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便动了撮合的心思。晚上睡觉前，当她提醒先生时，蔡元培却大度地说：
“孩子们的事，还是让她自己定。记得当年罗家伦也曾向我提过亲，可威廉似乎对他一点也没有感觉”
5月22日的晚上，展览会终于在斯特拉斯堡的德皇旧行宫隆重开幕。筹委会假红楼饭店设宴招待本地和巴黎、里昂赶来的各界来宾，蔡元培发表了演说，并为展览会目录作序。第二天，中外观众达三千余人，真是极一时之盛。这次的展品多数是留法的中国艺术家所创作，其中也有周养浩和蔡威廉的新作。林文挣对这位名门围秀一见钟情，但他是位内向而执着的人，一直把炽热的爱深埋在心里。直到1928年他随林风眠受蔡元培的委托，去杭州倡办国立艺专时，才在西子湖畔向心中的女神倾吐出爱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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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上又一场军阀混战，终于借江浙战争为导火线，轰然爆发。
而挑起这场恶战的正是张作霖。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直在关外厉兵袜马，试图问鼎中原，以雪一败之耻。1924年9月15日，他借反对直系进攻浙江为由，支持皖系军阀卢永祥，亲率六路大军，直扑山海关和热河。曹锟一边紧急电召吴佩孚进京，一边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命令。而在洛阳吴佩孚将军府的内屏前，曾高悬着一具大石磐。每当他作出决策之前，必以手击磐。就在他赴京前的一个黄昏，忽闻磬声大作，这位玉帅终于下达了对卢永祥和张作霖分头出击的命令。他的专列好不威风，远远望去共三十多节车厢，在深夜奔腾呼啸犹如一条游龙。
午夜抵达郑州时，这位风雅的大帅，扬言要送前来请示机宜的靳云鹏一幅墨竹，以显示出师必胜的信念，竟在车上理纸泼墨，对客挥毫起来。也许是大战在即，心绪不宁，也许是上天在冥冥中作怪，反正他一连画了数幅都不满意。这时，专列已停了四个多小时，为了不贻误战机，他也只好胡乱应付了一幅了事。他一到北京，就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并在中南海四照堂向各路将领面授机宜，下达作战命令。他确实是个骄横的统帅，那天见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堂，身穿紫色绸子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双手叉腰敞开着怀，嘴里轻松地叼着一根纸烟，下身穿一条白色散腿便裤。他先是朝众将领威凛凛地瞥去一眼，就盘腿往太师椅上一坐，斜身靠在条案上，像念经一样下达起命令。那架式，真像一位稳操胜券的满清王爷哩。正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堂内一片漆黑，一种不祥之兆突然摄住了众人的心。
这真是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奉军投入了二十五万虎狼之师，而直军也派出了二十万大军。双方都第一次出动了海军和空军，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
吴佩孚这次真有点出师不利，他的专列是晚上开往山海关的。可是由于日本人给奉军暗通消息，一路上屡遭炮击。他不得不退回秦皇岛，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但每当他亲临前沿阵地视察时，因身穿上将军装，帽沿和肩章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腰挎的指挥刀也放出烟烟银光，又有副官和卫队前呼后拥，每次都会引来奉军的炮火袭击。虽然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随员却常被炸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前线。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于10月22日深夜突然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以一个营包围了总统府，将曹锟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当副官将吴佩孚从睡梦中唤醒时，他手捧冯玉祥发出的通电，极为震怒，破口大骂冯是一条背信弃义，永远喂不熟的恶狗。但他又怕走漏风声，动摇军心，天亮后仍照常去前沿视察。当接到曹锟宣告停止战事和免去他职务的电令时，他又怒而批以“伪令”二字，并当场将总司令一职交给张福来代理，自己仓促返回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
吴佩孚就是这样走向了末路。他原以为冯玉祥不堪一击，没想到他拼凑起来的军队在杨村被国民军打得一败涂地。发发可危的天津已隐隐听见逼近的炮声，他不得已向山东和江苏求救，而两位督军却以自保为名无动于衷。这位孤立无援的将军终于走投无路了，只能整天躲在天津北站的专列里借酒浇愁。而奉军的特务还在千方百计暗算他，甚至收买了卫兵打算行刺。幸亏被他事先查获，将他们一齐枪毙才免于一死。绝望中有人献计，劝他不如逃入租界躲避一阵，没想到他还有点民族气节，居然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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