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似的决定狗急跳墙便给隐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个电话，口气很粗地说：

　　　　“我已准备把军队开进天津租界，干脆引起各国插手干涉，让狗日的也没好果子吃！”

　　　　老谋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规劝道：“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何苦要惹出国际争端还是先上别处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这条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驻津司令官亲自前来见他，劝其离津另谋新策。日本人刚走，美国驻屯军司令又来劝他快走，否则就有生擒的危险这位美国人头脑很灵活，似乎摸透了他爱面子的心理。话刚说完就让站长给专列挂上机车，然后向他敬礼道：“我算给你送行”吴佩孚就这样逃到了塘沽，当他登上军舰，在极目远眺仰天发出一阵狞笑后，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将军冯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这位出生贫寒有苏俄倾向的北方军人，还真做成了几件大事。先是果断地将宣统皇帝驱逐出了故宫，按理都民国了，还保留一个小朝廷确实是个讽刺。从历史意义上讲，冯玉祥的举动未尝不是革命。但胡适不高兴了，也许他旧情仍在，就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简直是东方式的野蛮。正像他的弟子后来说的，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引来许多非议，连一些温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也写信表示反对。而刚在去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终于随溥仪离开了宫帏。他眼见幼主受辱而坐视无策，先一气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从此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此时的他已有自杀之心，只是因家人严视护理而得以幸免。

　　　　冯玉祥又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先由黄郭暂组摄政内阁过渡，他自己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仰慕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他也竭力争取，还亲自送他一部手书的《建国大纲》。按冯玉祥的设想，将来的政府应由孙主政，段祺瑞主军。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因当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为全国舆论所迫，也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孙中山就这样迈出了北上的不归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这天，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重申要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之路，并向党内同志发誓：“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不可动摇。”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终于从海上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因旅途劳累，当晚肝病复发，只得留津诊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他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让毫无兵权的段祺瑞做挡箭牌，先对付孙中山和冯玉祥，再为自己将来执政作过渡。所以当孙中山在天津上门拜访时，他故意摆出一副大军阀的样子，态度非常傲慢。孙中山下车后，只见公馆前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张作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进门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见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可贺可喜呵！”他故意仰起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让客人难堪。然而孙中山毕竟是大人物，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计较，但那种凛然正气，还是令他有所收敛。几天后，他终于回访了孙中山，还公然劝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见孙中山不悦，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冯玉祥已完全失势，段、张一联手，他只得受排挤离开北京，以养病为由进山去不久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务。所以当孙中山北上后，两人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上。段祺瑞又趁孙高烧不退，一时难以抵京之际，于12月6日至书外国使团，宣称继续尊重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约，并派许世英抓紧筹备，公开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唱对台戏。为了试探这边的态度，他还假意派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前厉声怒斥道：

　　　　“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偏在北京公然反对，这是什么道理？我明天就进京，在那里反对段某人，看他能把我怎么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

　　　　盛怒之下，他又忍着肝部的剧痛说：“你们的所谓善后会议，乃是军阀、官僚、政客的分赃会议，而且把人民团体和国民党完全排除在外，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他是年底这天扶病入京的，北京的各界人士十万余人自发拥向车站热烈欢迎。李大钊也亲自前往迎接，北大学生军担任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那天学生军由白雄远教官统率，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肩扛教练枪，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下车后因病体难支，只能在车站发表了书面谈话。但见学生军举枪敬礼，高呼欢迎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只见他惊喜地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阿！”当时他下榻于铁狮子胡同顾维钧旧宅，学生军又为他担任警卫。后来因中山先生怕耽误学生功课，才执意要蒋梦麟下令学生军撤离。

　　　　孙中山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躺在病榻上，体温忽高忽低。到了1月25日这天，脸色已由黑转黄，不能进食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可打开腹腔一看，发现全肝已坚硬如木，这是明白无疑的晚期肝癌。医生们含着眼泪又把腹腔缝合起来，孙中山是行医出身，已知来日不多。但他仍很乐观，一边指导与段祺瑞的斗争，一边开始考虑起后事安排。他将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的政治委员会移师北京，并委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先后约党内同志入京，分别有所指示。

　　　　重病中的孙中山仍关心着东江的战事，胡汉民和蒋介石把领袖的勉励电文印成传单，遍传东征军将士，极大地鼓舞了杀敌士气。东征军分两路直扑海丰和陆丰，于3月7日攻克汕头和潮安，陈炯明仓皇出逃香港，从此再无实力对广州构成威胁。蒋介石立即向孙中山告捷，他此时的病情已药石无灵，群医束手，但这一捷报却让他不胜欣慰地露出了笑容。

　　　　而北大的李大钊、蒋梦麟和胡适，也一直关注着铁狮子胡同里的病情，一有空就往那里跑。蒋梦麟常说：“蔡先生不在，我们要多尽责任。”李大钊这些日子一直在四处奔波，日夜起草文件，在他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京隆重开幕。孙中山听到这一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激动地对宋庆龄说：“我真感谢守常呵！这标志着民众已唾弃了善后会议，开始了自行召集国民会议，以奠国基的斗争。”胡适早已摒弃前嫌，他是个不太相信中医的人，但见医生建议改用中医治疗，就主动延请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起初还想治本，未见效果。以后只好治标了，尽量排水消肿，以延长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的病情终于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中央委托汪精卫和亲属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来病榻前正式商量后事。汪精卫言辞恳切地对孙先生说：“你的病一定能好，但在此期间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学生一定遵行。请先生留下一些话吧，让我们也知道今后该怎样奋斗。”

　　　　孙中山此时颇感痛苦，额角布满冷汗。见他沉思片刻对汪精卫说：

　　　　“我立遗嘱好是好，不过对你们可能有危险。”

　　　　见众人不解，孙中山又吃力地说：“我死后敌人肯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果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会杀害你们。”

　　　　汪精卫满含热泪，激动地率领众人向领袖宣誓：

　　　　“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敌人软化，此后又有何人能够软化我等？我等深信党国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请先生相信。”

　　　　孙中山闭目点头，当场令汪精卫以笔记录其政治遗嘱。记毕，请汪重读一遍，当他听完后，面露欣慰之态。又命汪记录其家属遗嘱，也许他想到了身后夫人的处境，边说边心酸的泪水涔涔。而门外已传来宋庆龄的悲泣声，他不忍再让夫人伤心，就说改日签名吧，我一时还不会死。

　　　　孙中山的病情从3月5日开始恶化，主要是腹部开始肿胀。到了3月10日那天，因腹水增长而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何香凝见他的眼瞳开始散光，慌忙叫来汪精卫建议请先生签署遗嘱。汪精卫征得先生同意，请宋庆龄扶起他，用孙科身佩的钢笔在两份遗嘱上签了名。陈友仁又呈上孙中山用英语口述，鲍罗廷和他等人记录的《致苏联遗书》。孙中山深情地看了一遍文稿，眼神中满渗出悲凉。他一直想去苏联看看，可惜已不可能当想到自己一生的理想和夙愿，只能化成以下的文字时，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他语言艰涩地关照宋庆龄，一定要代他去一次苏联，让他充满期盼的遗愿，传遍俄罗斯的大地——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当他艰难地签完三份遗嘱后，大家触景生情，忍不住悲恸万分，失声痛哭。

　　　　他是在3月12日上午九时半辞世的，弥留之际的先生，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生命的最后呼唤，仍是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组成治丧处，由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他们根据先生的遗愿，“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在当天就将遗体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七日。

　　　　北京的国会也决定举行隆重国葬，下半旗致哀，于3月19日移灵中央公园拜殿公祭。这一天陆军部呜放礼炮三十三响，航空署派三架飞机绕空飞行。各界送葬群众达十二万人，花圈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举。孙中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央公园拜殿正中，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党旗。灵堂的悬匾写着“有志竟成”，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技为“天下为公”四字。在通往灵堂的路上，可见有四座用素花扎成的牌坊，上面挂满了匾联，全采录了孙先生著作中的警句。

　　　　而那位段祺瑞一开始就对葬礼设置起障碍。当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李烈钧等议定将社稷坛作为停灵之处时，他先派了一位姓王的代表说不能同意。李烈钧听到如此狼心狗肺的话，气得发指毗裂，怒斥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府才能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府尚能持异议耶？”段祺瑞迫于无奈，只能写信给李烈钧表示同意。国葬这天，万民悲恸，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每天都达十万余人。而段祺瑞又玩弄起手段，先声言要亲自主祭，可到时候又说谣传天安门前有可疑之人要暗害他；还托词要穿礼服，但因脚肿不能穿鞋而无法前来。李烈构对他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当场向吊唁的数千学生发表演说，呼吁道：“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于是发怒的学生挡住了段的致祭代表、内务总长龚心湛的路，认为他没有资格走中路，硬要他从侧边进入灵堂拜祭才算罢休。

　　　　4

　　　　巨星殒落，举世哀恸。

　　　　海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1925年4月12日这天，蔡元培专程从汉堡赶往伦敦，出席驻英中国使馆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并为法国里昂中、法人士举行的追悼大会。寄去了专门赶写的《孙逸仙传略》。孙先生的死，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悲哀和迷惘之中。他想到了中国的命运，又开始在十字路口徘徊起来。而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催他回国的信函，也接连不断地追逐而来。蒋梦麟说蔡公一别已快两年，北大同人极盼先生早日回校主政。又说教育总长已换成章士钊，那位您发誓不与合作的彭某人终于下台了，蔡公也该回来看看您的几千弟子究竟回不回去他又犹豫不决起来。就在这时候，传来了章士钊禁止学生在国耻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出动军警逮捕学生十八人，打伤多人的消息。又传来鲁迅为了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护校行动，已被这位当年的老友开除出了教育部。紧接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北大全体教职员组织了沪案后援会，与他电函不断。他也拍案而起，愤而写下了《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的长文，并译为英、法、德等国文字，分送西欧各国报刊发表，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我们怅望1925年的星空，你会欣喜地发现，透过国共两党激昂的论辩声，还有许多自由的星座，用生命在夜空争相辉映，流星般一闪而过。

　　　　梁启超和康有为早已成了昨日黄花。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就集中精力教书和写作，满足于与妻子儿女们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远距离地发挥着政治影响。而康有为这块老石头绝非真正如此，他先参与张勋复辟，后又对吴佩孚大献殷勤。为了给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康有为花去了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主要用于和军政首脑进行交流的电报和其他通讯费用。他与当时的头面人物进行的这些旷日持久的商谈交涉，目的就是想把孙中山排除在新政权的基础之外。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也喜欢向世人叫穷。在上海，康有为不得不供养着一个大家庭。包括五个不同年龄的妻妾，六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二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以及三十个男仆。他是一位颇有功底的书画家，可是为了应付这些人的开销，他每月非得有二千元以上的收入不可。为此我们的康圣人也只好出卖自己的墨宝，做点绝版古书和古玩交易。典卖在杭州、青岛和上海的房产，并通过代理人经营江西农村的大量私田。乡下的田产尤其令他头痛，由于农会的煽动和当地土匪的骚扰，不断使他失去了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他为此喋喋不休地向中外记者们抱怨，要他们证明一点——中国没有从辛亥革命中得到丝毫的进步和好处。

　　　　而一些年轻的自由知识分子，却试图摆脱康、梁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含糊不清的思想阴影。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抱负应该是多元的，他们喜欢把世界历史分为西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举例比较过这三种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说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实际面对的又是一间破屋，这时，西方人会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国人会小心翼翼地修茸旧屋，而印度人可能会干脆放弃以屋这身的欲望。他和梁启超一样，根本不相信不同文化的交融会产生出新的文化。他是一位顽固而虔诚的东方文化的守望者，以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新著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一度狂飚突进的郭沫若，也曾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着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的月华下，重新回到纯洁的孩童时代。

　　　　徐志摩一度成为二十年代最走红的风流诗人。他常和一些年轻的文人，在杭州和常州的风景区闲谈、郊游和欢宴。翟秋白也不时放下在上海的工作，赶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他的叔父瞿菊农早已成了徐志摩的好友。虽然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友好地见面那还是192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徐志摩刚在西子湖畔吃完午餐，正与一班朋友谈论斐德的《诗论》。他对翟秋白苍白的脸上那种明显的病态感到震惊，一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而年轻的革命家霍秋白也充满担忧地望着这批小布尔乔亚，他认为这些青年朋友完全生活在虚幻的意境里，沉迷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感伤小说中，他们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的肤浅说教。这种生活与一个充满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西湖一样美妙了，他试图唤醒他们，西湖的平静只是虚幻的晨雾，很快就会散去。

　　　　泰戈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他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演讲的。在此之前，徐志摩随同一批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寺内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他在一种异样的意境里听到了诗哲的召唤。他终于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赞美诗，作为献给泰戈尔访华的前奏曲。

　　　　

　　　　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

　　　　迂缓的，漫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

　　　　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磅礴在宇宙

　　　　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

　　　　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

　　　　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

　　　　故乡是故乡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

　　　　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一路讲演。虽然他受到了许多学生的尊敬，也常常应邀出席小型宴会的款待，但是，从一开始他的访问就招来了一些嘲笑和抗议。就在他抵达上海的那一天，现代小说家茅盾在报纸上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欢迎者，千万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所迷惑。这位当年的北大学生激昂地呼吁：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惟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正在全力以赴发动工农运动，争夺城市暴动领导权的陈独秀先生，也直截了当地把泰戈尔、梁漱溟和张君劢放在一起抨击了一通。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再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还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大象。连那位曾在给小儿子阿和的诗中，赞美过泰戈尔的郭沫若也开始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他也像鲁迅一样，借用医学的语言讽刺说，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激进的中国学生很快接受了这些思想，当泰戈尔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时，他们散发传单四处抗议。当他开始演讲时，他们就用“赶走大象”的呼叫声，干扰他对古代中国的赞美。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无奈地扫视着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耳边仿佛又传来一缕神圣的梵音。那位古印度的王子，正顶风沐雨，在月夜的沙漠里，在荒凉的山谷里，沿着恒河两岸长途跋涉。老人的眼眶潮湿了，他是为了拯救这些苦难而麻木的灵魂，才不远万里地前来布道的他为这深深的误会而潸然泪下。

　　　　徐志摩终于跳出来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鸣不平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何干？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何干？他决定用比两年前赞颂曼斯菲尔德还要华丽的辞藻，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他的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