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2
正当蔡元培准备北上时，北京的局势又开始复杂起来。奉军在击败吴佩孚后，气势汹汹地将兵锋直逼江苏，与孙传芳的势力发生了抵牾。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出反奉通电，宣布拥吴出山。他亲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进兵上海，而自称十四省讨逆军总司令的吴佩孚也遥相呼应，出兵北上。奉军终于在与孙传芳的作战中节节败退，很快就退缩到山东一带，东南半壁顷刻成了孙传芳的天下。此时的张作霖分外尴尬，他与冯玉祥的矛盾已水火难容，为了先借吴佩孚、孙传芳之势对付国民军，他不得已主动去向吴大帅说情。一贯仇视冯玉祥的吴佩孚立即宣布结束“讨奉”战争，与张作霖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在1926年的初春，先击败岳维峻部，占领了河南省。接着又沿京汉路北进，攻下了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不得不又一次通电下野，在去苏联考察前把军权交给张之江和鹿锺麟接管。3月12日这天，奉系的后台日本凶相毕露，先以日舰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后悍然炮轰岸上的国民军。鹿锺麟被迫下令还击，日本又纠集起当年《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拆除大沽炮台和清扫海面水雷的最后通牒，并限于3月18日给予答复，否则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势。
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就这样在腥风血雨中降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蔡元培正在杭州养病。他先接到了蒋梦麟的电报，告知北大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他立即忧心如焚地回电，关注起事态的发展。
其实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早在两天前就已开始。3月18日的清晨，近五千人陆续来到金水桥畔，群情激奋地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大会主席徐谦和李大钊都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对李大钊来说，这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登台亮相他那沉稳坚毅的风采，给一旁的陈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大钊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阶层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
声势浩大的游行是下午开始的，当两千多人的队伍向段祺瑞执政府挺进时，这位铁腕人物正悠然地在公馆里下围棋。他其实早已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所以当学生队伍一涌进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门口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北大学生在李大钊的带领下走在最前面，他们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早已紧闭，密密麻麻的卫队，分十余层荷枪实弹地排列在大门外，就先自停了下来，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这位官员打起官腔，喝令代表退出大门，要队伍赶快散开。全场顿时哗然，有人高喊：“到吉兆胡同段公馆去找他算账！”就在这时候，忽然耳边传来刺耳的哨音，紧接着响起了枪声。李大钊一看不对，忙向人群挥动双手叫嚷：“快散开，快到操场外边去！”霎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打大旗的王一飞，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立即卧倒，幸免一死。而正在喊口号的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口部，血肉模糊地倒在血泊中惊恐的人群纷纷向东西辕门奔跑，但刽子手已经将大门关闭起来。一位指挥官狂鸣警笛，驱使手持步枪、木棒、大刀的士兵向人群密集处射击砍杀。顿时血肉飞溅，伏尸累累。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中弹倒地，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帮刽子手在清理场地时，不但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女师大的刘和珍和杨德群，还有燕大的女生魏士毅等，都是一丝不挂地暴尸街头，令人惨不忍睹。
而当镇压的枪声刚停，北京代警卫司令李鸣钟前往吉兆胡同报告时，身着便装的段祺瑞边和日本顾问下棋，边声色俱厉地怒斥道：
“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哼！从‘五四’到今天，老子总算是出了一口怨气”
说完，他又顾自己在庭院花架下面下起棋来。
只见日本顾问缓缓地落下一枚白子，封住了他的黑子。
段祺瑞一语双关地说：“你这不是让我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呵！”
日本顾问会心地笑道：“执政阁下，记得前清慈禧太后有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您要明白，您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日本，而是本国的赤色分子！”
几天后，应杭州教育界之邀前往演讲的蔡元培，忽闻老友汤尔和专程来访。他们是在桃红柳绿的杨庄见面的，神情疲惫的汤尔和一进门就感叹地说：
“唉！西湖还是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而北京早已成了恐怖世界。孑民兄，看来您是回不了北大了！”
他说完摸出一份《京报》，指着上面的一条消息《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说：
“您看，这里刊登了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周氏兄弟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呢！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
蔡元培的心一下子惊了，当他看完报纸后，脸色苍白地沉默不语，只觉得胃部又开始隐隐作痛。而北方的局势日趋严峻，开始蔡元培还高兴了一阵子，那位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锺麟，又义无反顾地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没想到这位丧家之犬提前二十分钟得到了消息，仓皇逃入东交民巷的法国银行里。过去他是无论兵败还是失势都不往这里跑的，因为当时的对手都是一丘之貉，躲在家里也安然无恙。这回却不同了，爱国学生自“三·一八”后天天要找他算账，为四十多位死难者报仇。他也自知罪孽深重，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一当国民军被奉、直联军挤出北京，他又溜回家中通电复职，并向张作霖和吴佩孚摇尾乞怜。但吴佩孚宿怨未消，不但下令监视他，还大肆逮捕安福系分子。他又企图转而联奉拒吴，没想到张作霖也不愿睬他他这才知道已穷途末路，无奈地发表了一份“退休”的通令。他是4月20日狼狈下台的，当他乘坐张作霖准备的专车路过廊坊时，想起年初徐树铮在此地被国民军拖下车处死的情景，忍不住兔死狐悲，潸然泪下。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从此隐居天津，自号“正道居士”，结束了他漫长的军阀生涯。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可为革命者的天敌。正当蔡元培和北大师生信函不断，犹豫不决地准备回校时，张作霖又以枪杀邵飘萍，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派兵搜查北大书报处等暴行，最终断了他北上的念头。
邵飘萍是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的，当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时，竟悲痛欲绝地失声哭泣起来。惊得一旁的李平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劝慰才好。蔡元培回想与他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望着被泪水沾湿的当天报纸，语音哽咽地叹息道：
“他们怎能以‘赤化’为名随便杀人眼见一个个有为青年被无端枪杀，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社会还有公道”
其实在《京报》查封前，邵飘萍就闻讯躲进德国医院，后又移往六国饭店。几天下来他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报馆，结果在途中被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立即集会，推选代表十三人去请张学良放人。张学良以他宣传共产为名，一口拒绝。又找民国元老王士珍前去说项，这位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是4月26日凌晨一点多提审的，当时就判了死刑。到四时三十分，天还没亮，就将他拉到天桥枪决临刑前这位中国新闻界的斗士，身穿长夹袍，青马褂，以浩然之气向刽子手狂笑数声，昂步向前走去。行刑者立即用马枪朝他脑后射击，随着砰然一响他应声倒地。子弹从右眼穿出，一代报界巨擘，终于为正义之声血染京华。
现在看来那位名噪一时的张少帅，当年双手也曾沾满志士的鲜血。他先枪杀了邵飘萍，又逮捕了女共产党员刘清扬，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见自己上了黑名单，也只好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避难。李大钊也领着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搬进了苏联驻华使馆。而刚刚悲愤地写完《记念刘和珍君》的鲁迅先生，终于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了十五年的老北京，应林语堂之邀赴厦门任教。
在这虎狼当道之时，蔡元培还有必要北上他真的还能北上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他怅然地送别了去南方投身革命的李平原后，就愤而致电北京政府和教育部，明确表示辞去北大校长，辞去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等一切职务。面对军阀的残暴，他又一次打出不合作主义的旗号进行抗争。虽然北京政府迫于他的声望没有批准这份辞呈，他也依然关心着北大的一切，但是，命运终于将1926年的蔡元培留在了上海。他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风云突变的广州，耳边仿佛传来北伐的炮声
3
这一年的春天真是充满肃杀之气，北方的“三·一八”惨案血迹未干，南方的“中山舰”事件又接踵而来。蒋介石真是吃了豹子胆，以身家性命和前程下了一次大赌注。
3月18日和19日，蒋介石发现停泊在黄埔大本营的中山舰升火待发，他又接到同一人三次打来电话询问他何时去黄埔？这种可疑的迹象使他忧心忡忡，他当时和广州的三位苏联军事顾问关系非常紧张，他甚至怀疑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阴谋劫持他，会把他弄到海参崴流放。于是，他犹豫之后果断地决定镇压。他在3月20日清晨，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调动大批军警，扣住了这艘军舰，拘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以“保护”为名，让他的军队解除了苏联顾问住地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总部卫兵的武装，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这一突发事件，既没有征询汪精卫的意见，也没有向苏联顾问预先发出警告，加上他平时树敌过多，所以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刚从东江前线返回广州的周恩来，当天下午就赶到广东造币厂质问蒋介石，说他是破坏国共合作的罪人。而何香凝还要愤怒，冲破重重岗哨找上门要他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还指着他的鼻子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公然背叛三大政策，你对得起谁”
当然，来自共产党的反抗更为激烈。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张太雷，立即与苏联军事顾问团商量对策。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对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们必须公开声讨，迎头痛击，削其兵权，将他开除查办。蒋介石这才发现，自己的权力还毕竟有限。在这关键时刻，又是张静江这位大盟兄出来为之解围。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时刻关注着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全身心地帮他出谋划策，扫清夺取最高统治权征途上的各种障碍。就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面目出现，有意和蒋频繁接触，颇受与会代表的尊敬。为了斡旋与汪精卫的矛盾，他还亲自邀请两人带家眷同游黄埔东面的海神庙。这次又关门密谈了几次，为他巧度难关献上了一条条锦囊妙计。
于是，蒋介石先主动向军事委员会递交了请求处分的圣文。还致书汪精卫负荆请罪。然后与鲍罗延开始了紧张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鲍罗廷似乎过多地看重了蒋介石的作用，对他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他们达成了三条君子协议，鲍罗廷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召回令蒋最反感的三位苏联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开除一群更为保守的国民党官员；鲍罗廷同意支持和援助北伐。汪精卫慑于蒋的淫威，主动离粤去了法国。蒋介石终于在这场政治赌博中成了大赢家，他趁国民党左派群龙无首之际，召开了中执委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将自己增补为军委主席。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先推选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再由张提议他出任组织部长，逼迫共产党让出了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以及秘书处的一系列重要职位。毕竟北伐是孙中山留下的遗愿，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继张静江登上中常委主席宝座以后，终于踌躇满志地于7月9日誓师北伐。出师前，他将中常委主席一职交给张静江代理。张静江就这样成了蒋留在大后方的核心人物，张静江指使同乡陈果夫接管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并向各地党部派出一批反共的亲信分子。待部署完这些大事后，又开始关心起他的发迹地上海和浙江。他突然想起了多年的老友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频繁地与他们书信往来，商量起北伐军南下后的各种策应措施。
难以北上的蔡元培终于又陷入了令他一度厌烦的政治。当时的上海还在孙传芳势力控制之中，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管浙江省政，夏超又推荐蔡元培、马叙伦等人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吴稚晖和李石曾又像影子一样粘住了这位容易受人摆布的老书生。一个秋天的下午，吴稚晖拿着张静江的信来找蔡元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了响应北伐，静江兄已指示褚辅成、许世英、沈钧儒等人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划三省自治运动，抵制孙传芳请来的奉鲁军南下。静江兄想请你出山，代表浙江参加联合会。”
蔡元培为难地说：“我一介书生，又不懂政治，恐怕难担当此任哟！”
吴稚晖是位老谋深算的典型政客，与蒋介石和张静江关系又非同一般。他非常羡慕张静江的登龙之术，感叹自己碌碌无为。眼见蒋介石将大功告成，一心想借蔡元培的声望，与李石曾一起，以“四元老”的名义集体登台亮相，为自己在未来的中国政坛谋求一席之地。所以他一见蔡元培无意政治，就急忙鼓动如簧之舌竭力劝说起来。见他沉下脸厉声说道：
“孑民兄，在这国难之时，我们身为总理信任的老同志，更应该主动担当重任呵！否则，总理在天之灵，也不会瞑目的。”
蔡元培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他像突然听到了圣灵的召唤，掂出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回想起这些年在中山先生最困难之时，自己却出力甚微，甚至在南北和议上还干过些糊涂的蠢事，心里便渗出深深的歉意。他是个深明大义的人，眼见一时还难以北上，终于答应老友出来做点事情。
五省联帅孙传芳虽其貌不扬，待人接物倒像位饱学之士。一副长脸总是笑容满面，但只要一当他打仗杀人时，那一对三角眼却射出两道凶光，显得格外心狠手辣。他为人精明细致，十分敏感。平时手不释卷，对经、史、子、集，涉猎颇多。他当时正处在鼎盛之时，为了装点门面，特地请出江浙一带的知名人士和巨绅张謇、章太炎、丁文江等人做顾问。这位中国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此时正萌发了捧出江苏巨绅张謇当临时总统。由他来控制北京政权的野心。他还特地以出巡为名前往南通拜访，张謇也搭起牌楼表示欢迎。
蒋介石就是在这时候秘密派张群来杭州与他会谈的。张群也是位谋士，想劝孙传芳顾全大局与蒋合作。没想到对方比他还健谈，一开口就说古论今，能言善辩，见自己一直未能将其说服，张群讥讽地冷笑道：
“我看大帅不像个军人，倒很像一位政客呢！”
孙传芳一听这话怫然不悦，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道：
“我不是政客，还最讨厌政客。我的儿子，也决不会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谈判就这样决裂了，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打败吴佩孚之后，又兵分三路攻入江西和福建。节节败退的孙传芳只好调过头来，亲自前去乞怜于昔日的怨家张作霖。他先派人去天津和济南分别拜见了张作霖和张宗昌，取得了一些谅解。然后化装成一名商人，身着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和两名随从，秘密乘火车直奔天津。当张作霖正在蔡家花园开会时，他突然单刀赴会地出现在奉系的文武大员们面前，边向张作霖行鞠躬礼，边对满座惊疑的众将领抱拳作揖道：“兄弟对不起大帅和诸位，特地前来赔罪！”张作霖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于是，两人又捐嫌修好，当场商议起“讨赤”大计，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他和张宗昌为副司令，并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坚守上海、南京和浙江防线。
蔡元培仿佛又回到了辛亥革命的时期，整天为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奔走呼号。时而发表宣言，时而主持集会，时而通电拒绝孙传芳苛征军费，预借漕粮，反对他发行军用券，时而号召三省人民推翻军阀统治，以武力抵制直鲁联军的入侵。这一年冬天的某个下午，心情烦躁的孙传芳，在南京突然看到登有蔡元培攻击他言行的上海报纸，当场下令通缉他和马叙伦归案。孙传芳曾下令禁止妇女穿旗袍和美专师生画模特儿，可是他的老婆却偏偏和他唱对台戏，在去灵隐烧香时大模大样地穿着露出臂膀的旗袍招摇过市。一位记者写文章以嬉笑怒骂的笔法嘲讽他说：
“照孙大帅的言论，仿佛对上海要进行若干善政，其实一样也没有做到，于是他就和模特过不去。孙大帅曾问上海知县，‘什么叫模特？’这位知县回答得十分干脆，‘就是光屁股的姑娘。’他一听原来如此，犹如五雷劈顶，口叼着雪茄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从此便授权这位知县迫害刘海粟，非要将美专封闭不可。又听说他写过《反三民主义》的书，另行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三爱主义’自行吹嘘。笔者特地采访蔡先生请教此事。蔡先生幽默地说，他的‘爱人民’就是主张办事要勒索，要钱财，要吃回扣。何以为证，因为孙传芳说过，‘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马叙伦先生还要尖刻，说孙传芳口头上主张‘爱人民’，又反对当‘人民公仆’。说什么‘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匈搭主人的姨太太。我是不做公仆的，我是民之父母。’可就是这位‘民之父母’，在最近残酷地镇压了上海工人为迎接北伐军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所以我们说孙传芳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军阀厂
蔡元培和马叙伦是1927年1月5日乘海轮前往宁波的。此行一是为了避难，二是因为国民政府已任命他为浙江政治分会代主席，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先成立浙江省政府，他们也想实地考察一番。同行的还有北大毕业生姜绍谟。可是一到宁波，就见满街都是刚反正的周凤歧的溃兵，谣传孙传芳部队即将渡曹娥江而上。于是他们又匆匆避走象山，几天后便漂海前去福建，一直逗留到初春才返回上海。当时何应钦的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已攻克福州，蔡元培应邀前去做客。并以党国元老的声望，分别在革命军第四师和福建省党部演讲。正在厦大任教的顾颉刚碰巧来福州买书，闻讯后便请恩师前往厦门小住了几天。厦大正在闹学潮，校长林文庆已赶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告急。听说蔡校长来了，一些北大的毕业生纷纷赶来看望。很多年后，顾颉刚仍忘不了这个印象，那天校方宴请蔡元培时，他也应邀作陪，席间有一正人君子，突然痛骂起学生不安分读书，专门喜欢参与革命和政治，只见面容慈祥的蔡元培，沉着脸放下筷子正色道：
“目前的中国，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如不让他们担任，该让什么人担任”
谁也想不到他会发这样大的火，宴会顿时不欢而散。
也就在这天下午，他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当谈到浙江的革命工作如何不顺利，他四处奔波仍毫无起色时，这位刚在凄风苦雨中度过六十华诞的老人，竟失声痛哭起来。
一旁的姜绍谟也潸然泪下，他自民国十三年在北大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暗中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已在杭州的马叙伦与夏超有深交，就鼓动马先生顺利地策反了夏超反正，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可是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光荣殉职，他也只好追随蔡先生一路逃难，亲身感受到许多的精神风采。先生真是一位极其俭朴的人，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只，箱内除换洗衣物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先生因左脚有病，早年曾动�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