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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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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曼斯菲尔德还要华丽的辞藻，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他的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
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
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
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
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
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
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
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这是1925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间叫“老虎尾巴”的房子里，我们久违了的鲁迅先生，又从夏夜的星空下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呵！青冷的目光衬出的是一张青冷的脸，黯淡的油灯旁，搁着的正是那份教育部的免职文书。
他缓缓地吸着纸烟，望着袅袅的青烟，苦闷地吁出一声长叹。眼前闪过“汝南周”颓败的灯笼，族人势利的白眼，朱安呆滞的目光：八道湾里蒙受的奇天大耻他的眼眶潮湿了，痛苦地捂住隐隐作痛的胸口，仿佛那里藏着几千年中国的所有苦难。他终于因不负重荷而发出了剧烈的干咳声。
他又用手捻亮了油灯，横眉冷对地疾书起与章士钊打官司的互辩书。难道这就是那位老朋友给他的礼物？他不得不动用起刀笔吏式的尖刻和巧智与其周旋。记得章士钊刚出任教育总长时，还主动约胡适一起照相，并题诗一首相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睦。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可就是这位辛亥革命时曾经反满的老章，如今成了段祺瑞镇压学生的帮凶，女师大杨婆子杨荫榆的后台。所以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除了满人退席，其它并没有什么改观。他要继续用笔倾吐他心中的压抑和悲愤。与梁漱溟、徐志摩，还有罗素和泰戈尔相反，他要揭露古老的中国骨子里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他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过，罗素这类人也太容易上当了，居然会在西湖边看见轿夫含笑，就赞美起中国人来。
被他戏称为“小弟”、“害群之马”的许广平，此时正轻轻地走进屋，为他的茶杯续水。见他咳嗽得厉害，又顺手掐灭了烟头，心疼地说：
“先生，把药喝了，早点休息吧！”
两人的那种关系，已到了只差一张纸随时都可以捅破的程度鲁迅深情地望着她说：
“平政院送来了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限我在五日内答复，我正披甲上阵，与之论战呢！”
许广平担忧地问：“你有把握”
鲁迅尖刻地笑了，反问道：“章士钊的免职文是8月12日呈报段祺瑞批准的，可他罗织的罪状是说我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党徒，倡设校务维持会。你最清楚，我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们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我的罪名哼！这种倒填年月的鬼把戏，漏洞也未免过于明显”
许广平惊羡于他那种过人的深刻，又娇嗔地瞥来一眼，说：“老章要栽在师爷手里了！”
鲁迅自嘲地叹了一声：“其实我也真该走了，只是不应该这样被人扫地出门。我是不会让正人君子们太尽如人意的”
192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青年毛泽东独自来到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在江水边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他即将离开长沙，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的“二大”。他在临行前，给上海的中央局寄去了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会怎么看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与这位总书记的政治分歧。
陈独秀一接到毛泽东的文章，果然阴沉着脸不高兴他用毛笔在这段话下画了杠杠，还气愤地加上了一个个问号。
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
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陈独秀不满地问蔡和森：“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依靠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
蔡和森苦笑着没有吱声，一年前邓中夏也让这位总书记恼火了一阵子。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毛泽东又打出了依靠农民的旗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那两篇自以为是的大作。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年多来，陈独秀差不多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的。如果他的文章被否定了，又意味着什么
而南方的农民运动已展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毛泽东一到广州，就关注起一位叫彭湃的农民革命的专家。两人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彭湃说他出身地主家庭，还在日本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又说他的首次革命尝试却是异常可笑的，带着泰戈尔式的印记。那还是1912年的春天吧，他身穿西装来到粤东农村考察。先找了一位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位老乡以为碰上了来收戏捐的老爷，恭敬地说：“这里没演过戏呀！”又碰见第二个农民，他问彭湃是在哪个营里当差？一听说他要和自己交朋友，便将脑袋摇成了拨郎鼓，谦卑地弯下了腰：“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呀！”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第三个农民听他讲了半天大道理，狡黠地笑了：“你是来乡下收租的吧，何必对牛弹琴”就连他的乡亲们也以为少爷得了精神病，还亏得他有一手表演魔术的绝技，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才慢慢地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但是一天，正当他高兴地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一位老农却谢绝了他敬来的洋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的哟！”气的彭湃差点没背过气去。
毛泽东却听得哈哈大笑，此时的彭湃已成功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许多农会组织，还在广州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打算回湖南写一份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明年来这儿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第三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顽强抵抗。先是廖仲恺遇刺，使中共从此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鲍罗廷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来全权处理这场危机。蒋介石对调查显得很卖力，很快就揭露了一个阴谋。一群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伙同一些粤军指挥官企图打倒广州政权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在一周之中，有许多嫌疑分子被捕，其中有些被处死。蒋介石建议鲍罗廷将其政治对手胡汉民流放去苏联，没过一个月，又排挤掉了与他金兰结义的军事竞争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总司令许崇智。廖仲恺的遇难，终于让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快又将林森和邹鲁这两位元老派往北方执行“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
1925年的夏天，戴季陶出版了两部书，他以孙先生信徒的名义，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竭力主张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他的一位朋友、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沈定一也跳出来反对共产党。还在夏天召集了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委会议，发表了一份拥护戴季陶主义的宣言。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迎击了这一挑战，这位总书记发表了一封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辩护。并警告载季陶，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他的书做宣传。
1925年的深秋，一群国民党的元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携手共进的。他们宣布，终止鲍罗廷与该党的关系，要汪精卫停职半年反省。广州的国民党人开始以牙还牙，立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痛斥了邹鲁和谢持的“西山会议派”。连蒋介石也在一封公开信中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作了辩护，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追随先总理的政治态度。他还需要为自己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捞取政治资本，他再也不会忘记张静江这位大盟兄的提醒。他必须首先跻身核心层，再利用手中的党军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雄图大略
第10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1
“海上起风了，孑民，还是口船舱吧！”
“好！养法，你看那满天的彩霞，像什么”
“像什么？”
“九年前，我就是在这片朝霞中走进北大的，它多像出征的旌旗那一年我正好五十，虽是单身北上，可心里却像满风的帆，充满着报国的雄心啊”
“孑民，快回船舱吧，上原先生还等着采访您呢！来，您有点累了，我扶您一下”
“好！如今我真有点累了，心里迷惘的很，究竟要不要北上梦麟已无数次催我回去唉！我还能回去”“
这是一艘从巴黎开往上海的海轮，清晨的甲板上，可见一位有点羸弱的中国绅士，正由他年轻的太太陪着走回船舱。
这艘名叫“福尔达”号的海轮，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时，霞光将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红，一群白色的海鸥，正兴奋地追逐着船尾翻起的浪花。晨曦中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学者，他们欣喜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向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扬起了手。
“早安！蔡先生。”
“早安！上原专禄先生。早安！我的平原公子。”
蔡元培微笑着与这位日本人握手，他还是留学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正在写作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次凑巧与他们同船去上海，几天来他和李平原彻夜长谈，又住在一间客舱里，已恍如一对老友
李平原刚完成学业，这次正好陪蔡先生回国。这位李鸿章的孙子，还是改不了世家子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幽默，见他笑着调侃道：
“蔡先生，上原君想为你树碑立传哩，打算写一篇《同蔡先生在一起的三十天》。他问我如何概括您的性格和为人，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您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正人君子，各阶层公认的好好先生，本世纪中国的教育之父。可他又说太空泛了，嗨！还是你们自己聊吧！”
蔡元培无奈地长叹一声，心事沉沉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惜我目前的心境实在迷乱得很呢。唉！这是我第五次乘海轮回国了，遥想当年出长北大时真是归心如箭呢，可如今却心乱如麻，我真的还能回去先不说不合作的前提一点没变，就说当年的北大名人也早已风流云散。陈独秀走了，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还有范文澜也走了，连辜鸿铭和黄侃也不在而《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早已停刊。唉！刘师培死了，钱玄同消沉了，岂明竟会糊涂到与兄长反目，惟有豫才还在和章士钊孤军作战。一场气势磅礴的新文化运动终于退潮了，你们说，我还能回去去做什么”
他的语音开始激奋起来，痛苦地低下头，用手捂紧了起伏的胸口。海上起风了，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凌厉的北风挟着拍天的巨浪，鞭子般地追逐起惊散的人群。人们纷纷回到了各自的船舱，甲板上顷刻恢复了平静。
当船驶过科仑坡时，蔡元培收到一份来自广州的贺电。在刚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王宠惠、陈果夫一齐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吃饭时李平原提议庆贺一番，蔡元培见船上伙食太差，就让夫人去找来一位中国洗衣工，让他帮忙每顿另做三个中国菜，由他请客付账。没多久菜就做好了，因洗衣工规定不能进餐厅，只得通过一位德国男侍送进来。没想到这位德国人在窗外见蔡元培衣着寒酸，一副穷书生模样，竟私自扣下一盘菜来。周养浩见只送来两个菜，脸色很生气。李平原干脆撸起衣袖，扬言要找这小子算账。蔡元培却平静地举起手，示意大家息怒。见他悠然抿了一口葡萄酒，说：
“从下一餐起就让洗衣工做四个菜吧，其中一个算白送他吃算”
见众人不眼，他又含笑解释道：“我们吃三个菜其实也够了，这位服务员有一个菜好吃，也不会再去坑害别人如果大家都能满意，岂不是很好”
上原先生惊愕地瞪大眼，愣了半天才仰面感叹道：
“蔡先生真是位大德之人，我总算领教了您的‘恕道’。”
他们是一月下旬抵达新加坡的，船停靠码头时，只见陈嘉庚已闻讯前来迎接，蔡元培高兴地率领众人前去作客。这位侨领也是个“办学迷”，两位老友一见面，陈嘉庚就神采飞扬地谈起了他刚集资创办的厦门大学。那天他特地备了一桌很丰盛的家宴为大家接风。还从地窖里摸出一坛绍兴陈年女儿红，蔡元培的双眼顿时熠熠放彩。待酒过三巡，陈嘉庚笑着说：
“蔡公，我这回也想学学你办北大的派头，特地请了林语堂前来文科主政。哎，您可要助小弟一臂之力呀，他可能会从北京请些名流来厦门任教呢！”
蔡元培已两年多没喝家乡酒了，今日多饮了几杯女儿红。双颊已灿如飞霞。见他调侃地眯细眼睛说：
“别看我人在海外，却早已耳闻你挖北大墙脚的消息今天我老蔡是特地来向你讨还公道的，听说顾颉刚就已准备南下”
见两位长者唇枪舌战地开起玩笑，一桌人都被惹笑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今天总算舒心地打了次牙祭。午饭后，两人又商谈了一些办学的事，见天色渐晚，陈嘉庚终于依依不舍地送他们回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四个人围坐在蔡元培的舱内，喝着略带苦味的清咖，开始了一次漫长而终生难忘的谈话。
话题还是上原专禄引发的，这位留德的历史学博士，不知怎的突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中国发生了兴趣。他把探求的目光投向李平原，投向了几天来朝夕相处令他敬重的蔡元培。他是位个头瘦小的日本人，但纯如秋水的眼波里，却没有一点武士的专横和岛国政客的狡黠。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脸上带着一种深深的歉意：
“尊敬的蔡先生，翻开近代的历史，我们日本民族面对中国是一直有罪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和宗教主要来自中国。当时的日本闭关自守了二百年，经济可以说比中国还要落后，可是我们成功地借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起来。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盛衰的原因，但在如何对待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武器上，我觉得中国是更看重学习思想而忽视了武器，日本则刚刚相反。可以这样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日本是用从中国学来的古代文化和西方学来的杀人方式，在中国作了一次新式武器的全面试验。我今天主要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至少是错过了两次历史的发展机会。一次是以康。梁变法为标志的百日维新运动，一次就是您亲自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潮其实是两个阶段，前者主要是以反封建专制为目的全民启蒙运动，而后者则是反对出卖主权的爱国热情的总爆发。它直接导致了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三民主义’和苏俄化的多种政治可能性。但我今天想和您探讨的还是那场以北大知识群体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我总觉得它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从学术思想的开拓上，它没有超过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孔孟学说和老庄哲学毕竟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陈独秀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反专制和个性解放上，他倡导的科学和民主还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是反对激进主义的，因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屡遭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简单激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在民主理论上往往只根据一种政治信念，采取一家之言。如反对传统，就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干脆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齐废掉，索性采用外来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钱玄同甚至说自己始终是个功利主义者，陈独秀在文言和白话论战中不允许讨论的态度，本身就没有民主精神。真是因为这些领袖人物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所以我觉得蔡先生责任重大，中国还需要重新进行思想启蒙。否则，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就又会变成新的奴隶主。尊敬的蔡先生，请原谅我的直率和激动，因为我始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面对遍地疮痍的中国，我的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和负罪感”
蔡元培平静的双颊上溢出了血色，来国外两年多了，他还从没听到过如此真诚而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五四”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犀利地剖析过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李平原也显得很激动，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和这位日本朋友探讨中国的出路。眼见着海轮即将抵达上海，他也有许多心里话急于向蔡先生倾诉：
“蔡先生，说实话，我很佩服上原君独到的见解。应该承认，‘五四’以后一大批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消沉地退回了书斋，捡起了曾经反对过的‘国粹’。这是本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第一次精神大逃亡，也是无法弥补的悲哀呵！记得您当年是以浩然之气高擎着理想火炬单身北上的，您什么人也没带，却为我们带来了兼容并蓄和思想自由两大武器。什么才是您真正倡导的北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我们探讨了多日，才悟出点门道，那就是独立意识、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一种真正为建立科学和民主新世界，纵然刀斧加身在所不辞的爱国热情。所以这次回国后我有两大选择，一是想跟您重返北大，再次发动思想启蒙运动。二是干脆南下投身国民革命，用火和剑摧毁这黑暗的军阀统治，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我留法的朋友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都已先行迈出了这一步，在这风雷激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呵！”
夜已经很深了，辗转难眠的蔡元培又悄然起身，披衣走上了甲板。寒夜星空下的海面夜色狰狞，呼叫的海风刀子般扎得脸上生生作痛。一种年轻时刻骨铭心的理想，一种披肝沥胆般的勇气，又一次燃烧得他激动不已。他甚至忘记了年龄，面对着大海举起双臂，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甲板上又闪现出一个人影，周养浩手捧围巾和大衣，噙着热泪，凝视着焕发出青春朝气的夫君。她一步步地走上前，把衣物披在他那瘦弱而冰凉的肩上。蔡元培欣喜地握紧她的手，仰面大笑道：
“养浩，我终于恢复了自信，我决定北上了！”
“您真的想好张作霖可不比黎元洪和徐世昌呀”
蔡元培义无反顾地点点头，说：“想好了，在中国自古改革是要流血的。当年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就是被西太后杀掉的。想想谭嗣同，想想中山先生抱病北上的勇气，我一介老夫还有何畏惧”
寒风中周养浩紧紧地依偎着她的先生，动情地说：“我已经怀孕了”
“真的看我这老糊涂哈哈！”
“孑民我们一齐北上吧我不能离开您！”
“好！我再一次谢谢你”
历时一月的海上航行终于结束了，当轮船于2月3日停靠黄浦江时，蔡元培夫妇都穿上了雍容华贵的中式眼装。前来迎接他的各界名流特别多，男男女女不下五六十人。他们分别乘坐汽艇而来，每个人都显得那么高雅和气派。那位吃白食的德国男侍开始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位看似寒酸的老人并不是穷秀才呀。他还算聪明，悄悄地拉住两位年轻人问：
“这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李平原故意唬弄这小子说：“他的官在德国相当于部长，他的身份应该不小于一位伯爵吧！”
“上帝请宽恕我的罪行”
他吓得连忙向蔡元培弯腰赔罪，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蔡元培却面容仁慈地扶起他说：
“以后可别再做伤害别人的事”
“先生，在您高贵的灵魂面前，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羞耻。”
2
正当蔡元培准备北上时，北京的局势又开始复杂起来。奉军在击败吴佩孚后，气势汹汹地将兵锋直逼江苏，与孙传芳的势力发生了抵牾。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出反奉通电，宣布拥吴出山。他亲率浙、闽、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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