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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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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警方办案不力。利氏家族把缉拿凶手的悬赏从1万港元提至2万港元。 各报章又大肆渲染一番。 关于利希慎的死因，民间有许多版本。 暗杀距利希慎赢那宗名誉权官司才半个月。澳门鸦片专员罗保败北， 但真正受损的恐怕是佑生行老板廖坚弼。不过，据鸦片商说，廖氏只是眼 红鸦片生意，并不算黑道之人，料他也没这个胆量。警方曾调查过廖氏， 查无证据，不了了之。 在14年前，利希慎曾与一帮鸦片商对簿公室。利氏赢得价值百万大洋 的98箱生鸦片。这帮鸦片商濒临破产，深仇大恨，岂能善罢甘休？法律上 赢不了利氏，就不可施以暴力？推理滴水不漏，那么证据呢？ 从利良奕到利希慎，利氏家族经营鸦片达数十年。黑道上的生意，难 免在海上及内地与人结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此时下手，正是时候。 警方调查之时，很多人不予配合，还说利氏“该死”。时间历经数十年，地 域跨越数国，从何处去寻蛛丝马迹？ 不少人认为是“替天行道”的组织干的。鸦片买卖及消费虽是合法， 但人们皆认为鸦片是残害人的毒品，鸦片生意被视为捞偏门，鸦片商遭致 社会的普遍唾弃。 约10年前，一位惠州商人在香港开百顺公烟馆 （鸦片馆）。百顺老板引 诱一位富孀的独子染上鸦片。富孀训子子不听，把先父遗下的家产挥霍一 空，没钱抽鸦片就打劫，被警方投入班房。寡妇万念俱灰，投海自尽。是 夜，百顺烟馆被捣，老板被打成重伤。蒙面人在门上贴上 “替天行道”的 字幅。 百顺老板向警方报案，警方派人来调查过，便不再理会。实际上，港 府及警方，对这类案件的查办总是敷衍塞责，怕激起民愤。法律保护鸦片 商的合法权益，常处于疲软状态。好几任港督均表示过他们扮演尴尬角色 的苦衷，他们明知进出口这种麻醉兴奋药品，是用于毒害人，为了港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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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又得以法律的形式维侍下去。 百顺老板不敢在香港呆下去，躲回惠州老家再也没露面。其他烟馆老 板均不敢诱使少年抽鸦片，但对自愿上门者，多多益善。 因此，许多人认为利希慎遭暗杀，是那个“替天行道”组织的义士干 的。 开烟馆者，虽是可恶，但只算是帮凶。真正的元凶是大烟枭。利希慎 不算省港澳最大的烟商，却是名声最大的烟商。当时香港百姓对利希慎均 怀憎恶，有人编一首打油诗，诗的第一个字便是利希慎的“利”。打油诗在 港九流传甚广，家喻户晓： “利己害人，欺贫重富，神憎鬼厌，街知巷闻。” 更有人认为利氏之死，是因果报应。佛家语：积善得善果，作恶得恶 果。生死轮回，作恶多端之人，死后必打入十八层地狱。佛门善女张莲觉 （何东夫人张静蓉法名），怜悯利氏夫人悲痛欲绝，请来法师为利氏做道场 超度亡灵。张莲觉在其佛学心得中，如是记述： “我佛云：慎勿造因。利园主人利希慎君，惨遭非命，其夫人攫发切 恸，痛不欲生。余以佛力不可思议，度脱轮回，劝延聘栖霞僧众莅港，建 水陆法会，超度利君，解释冤愆。利夫人欢示同意。” 利希慎尸体，置放在利园山屋中，以冰块围之。他的两子、两女在国 外留学，闻讯正在奔丧途中。人既已死了，在港的华商多前往悼念。由利 希慎筹资建立并任会长的南华体育馆 （又名国术馆）下半旗向利希慎致哀。 利希慎的葬礼极隆重，坟墓极豪华。 利希慎之死，直到战前仍是港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见利氏之死影响 之大。 利希慎的死因，迄今仍是谜。 福荫后代 利希慎传下六子七女，分别由一妻三妾所生。 利希慎生前早已立下遗嘱，安排财产分配。可见他对自己的死已有预 感。 利希慎死后，家族便停止了鸦片生意。他留下的一处物业，恐怕后代 一辈子也吃不尽。 它不是金山银山，而是一座荒山。 这座荒山叫鹅头山，原是渣甸洋行 （怡和前身）的地皮。原山势如鹅， 鹅嘴即是渣甸仓 （今轩尼诗道与坚拿道交界处）；鹅颈即昔日大三元酒店及 桥；鹅尾伸到了今日庄士敦道；鹅头高仰，就是鹅头山。鹅头山因地势高， 始终未开发，仅有怡和洋行的两间屋子。 利希慎深知香港今后的地价尺土寸金，就在1923年斥巨资380万港元， 从怡和手中买下这座鹅头山。这笔巨资相当今日的数亿元，在当时是笔天 文数字。在当今看来，廉价得等于白送。它不是一幢物业的地皮，而可建 一整片街区。 这座荒山，使战后利氏家族成为地产巨子。捞偏门的利希慎极富远见 卓识。 利希慎在当年设立一间地产公司——希慎置业。他几度想把荒山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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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无奈工程浩大，不得不暂时放弃。他在山上建利园山游乐场，他便 得利园山主人之称号。 战后填海，利园山的土石卖给填海公司。利园山开发出波斯富街、利 园山道、恩平道、新会道（新会为利氏祖籍）、新宁道等。地产商竞相向希 慎置业购地皮建物业。其中不少物业，为希慎置业自建。 利希慎还做了一件极富远见的事是：在子女的教育上不惜资本。子女 呀呀学语，他就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们英语、国语；稍大点送至贵族书院念 小学、中学，直至留洋。 利氏几兄弟均十分重视后代的培养。他们的后代大都学有成就，在商 界政界叱咤风云。其中影响较大的几位是： 利希慎长子利铭泽。他12岁赴英读中学，其后考入牛津大学工程系。 回港后做则师（工程师），并打理家族生意。利铭泽是个爱国人士，抗战时 投身中国的抗战活动，认识不少中共人士，这些人后来成了共和国的高级 官员。 利铭泽在港府下的委员会任好些会长头衔，他是两局议员，曾获英皇 颁发的勋章。他是家族公司希慎置业的总裁，并兼众多公司的董事。 利铭泽是香港风云人物，知名度极高。内地人对他恐怕比较陌生。不 过，熟悉广州的人，一定知道五星级的花园酒店，那就是利铭泽的投资杰 作。1980年，花园酒店奠基，杨尚昆等中国领导人出席奠基仪式。 利铭泽病逝于1983年，中国领导人李先念、杨尚昆、习仲勋、余秋里、 谷牧、姬鹏飞等从北京发来唁电及送来花圈。理署港督夏鼎基爵士指出， 利铭泽之逝世，对香港是一种损失。 昔日，其父利希慎葬礼虽奢侈，但受到的待遇，绝没有这么崇高。 利孝和是利铭泽的同父异母弟，7岁随利铭泽留英，获得牛津大学文学 及法学双学士。毕业后从事律师业。 1946年，利孝和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顾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 利孝和在香港商界政界亦很活跃。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应数他与弟 弟利荣达在60年代投资香港电视业，是香港电视的创办人，1967年，利孝 和出任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利国伟属利氏家族，但不属利希慎这一支。他任过两局议员、中文大 学董事会主席、恒生银行董事局主席等要职。他在香港名气显赫，本书将 在相关章节，对他另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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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风驰电掣颜黄邓胡瞻启德 中华巴士公司，其创始人却是靠轿子、木船起家的颜成坤、黄旺财。 九龙巴士公司创立人是赫赫有名的邓肇坚爵士。中央的士公司老板胡忠， 拥有香港最庞大的出租车队，而10多年前，他却是一贫如洗的猪农。启德 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航空港，它的创建人是华商何启、区德，他们填海建 机场，气派不凡！ 沦陷时期的香港经济 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占领。1942年2月20日，日本陆军中将矶 谷廉介任港督，总督部设在汇丰银行大厦，香港改名为香岛。街名、官方 语言、机构设置等，一律推行日本化。 日本将所有大公司、仓库贴上封条，将大批物资运往本国。物资奇缺， 市面供应紧张，日军配给的粮食，每人每天6两4钱，后跌至3两。黑市米涨 到每斤200港元，居民大批饿死。 燃料缺乏，停电频繁，最长一次停电4个月。居民无法聊生，纷纷外逃。 日军开始限制人口外流，后无法解决供应，强迫驱赶居民出港。另外，抓 “抗日分子”与诱骗华工，押运到日本及日本占领区做苦役。 日军在香港设立慰安所500余间，除日本、韩国、中国内地的妇女外， 还有不少香港妇女遭日军蹂躏。 日军在香港实行军用票制，规定2港元兑换军用票1元。不到1年又宣布 4港元兑换军用票1元。到1943年6月30日，日军宣布一律停用港币，使用军 用票。居民所拥有的港币，结果变成一把废纸。日军借军用票搜刮了香港 大量财富，居民深受其害。 二战时，澳门偏安一隅，外逃的港民多去澳门。在外逃港民抗议日军 暴行的集会上，一位志士说：“英国人做海盗占领香港，但治理香港还颇有 绅士风度。而日本人，从占领到治理，彻头彻尾就是强盗！”在日治的3年 多时间，香港沦为人间地狱，人口从战前的160万人，锐减到60万人。 香港早期的陆地交通工具，首推轿子。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香港只 有婉蜒起伏的山径，除了轿子，什么交通工具都无法通行。其后港府开山 修马路，也只是沿海的一条皇后大道。 1843年，英人从马尼拉运来马匹马车，往返于中环与铜锣湾。马车的 线路有限，且价格昂贵，仍是中国的古老轿子大行其道。 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香港出现黄包车 （港人多叫其为车仔），黄包车 较马车灵活，价钱又低，很快在香港流行开来。到1896年，登记挂牌的黄 包车为585辆。 现代化公共交通工具——山顶缆车与有轨电车，分别出现在上世纪末 和本世纪初。缆车公司与电车公司均由洋人经营。这两种交通工具有个最 大的缺憾，就是必须行走于固定线路。 火车较电车稍晚几年出现，线路也是固定的，由南九龙油麻地总站过 罗湖桥通往广州。火车用于远程运输，不作为市区交通工具。 真正使市区交通发生质的变化的，是汽车的出现。不过这种变化较漫 长，最初的汽车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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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一辆汽车出现于1909年，车主是富裕的英国医生罗保。这种老 爷车的外形古怪，其实是当时马车的变种，只不过配有动力装置而已。车 速为10英里，比马车稍快点。罗保驶车去跑马地兜风，围观者人山人海， 仿佛争睹赛马。罗保大出风头，神气活现。 汽车大约用了3个月就坏了。罗保请马匹将汽车拉回私邸。罗保狼狈不 堪，当时香港无人会修汽车，汽车便放在私家花园供人观赏。很多人断言， 这种昂贵的时髦玩意，成不了气候。 1911年，港督卢押的座车从英国运抵香港，司机与修车师同时到达， 这是香港的第二辆汽车，这辆车比罗保的更高级，性能更好。到次年，香 港的汽车猛增到12辆。车主多为洋人，唯有一辆归华人所有——太白楼主 李宝龙。 1913年，香港开始出现货车和公共客车，车主是清一色的洋商。其后， 汽车货运业与客运业蓬勃发展，基本是洋商一统天下。那时，连众多的华 人都说这样的话：“这种洋车只能由洋人来包揽，我们华人只配经营轿子与 车仔（黄包车）。” 中华巴士 中华汽车公司又名中华巴士公司。中华已士公司的创始人是颜成坤与 黄旺财。 颜氏、黄氏都是从事交通运输业的，颜氏是从事陆地交通，开办颜氏 轿行：黄氏则跑海上运输，有一间黄记船务。 颜成坤父亲是香港最早一批轿行业主。那时的轿子分私轿与公轿两种。 私轿自然是大户人家的专轿，轿夫穿主人家的号衣，一路奔走，一路吆喝， 煞是威风。公轿是专门载客的、分简易与豪华两种，什么价钱坐什么轿。 那时的洋人，也都喜欢坐豪华轿，坐轿的感觉迥异于乘马车，下面有4个壮 汉扛着，人上人的感觉袖然而升。况且，马车去不了的地方，轿子都能畅 通无阻。 轿行传至颜成坤手中已有相当的规模。颜氏轿行又是轿行中的特殊行 业，它只做租轿生意。租轿者，一是置不起轿子的贫穷华工；二是办大事 的有钱华人，多时要祖百分顶。每日清晨，轿行外有许多穷人守在那儿， 租轿的管家租好轿子，随时可配齐轿夫。轿夫穿轿行的号衣，办事时，百 余顶轿子排成长龙，浩浩荡荡，蔚为大观。 颜成坤随父亲打理轿行生意时，正是汽车蓬勃发展的岁月。颜成坤看 到汽车，两眼不会转动，羡慕之情一览无遗。 父亲说，港九到处是山，除了几条马路，汽车上哪跑去？还得靠轿子 代步。有一次，一辆德造杜尔依轿车在干诺道奔驰，一头栽进海里，车上 的三人，一死两伤。父亲此时正为汽车与轿子争客源大伤脑筋，他听此消 息对儿子说：汽车是危险的东西，不是己死，便是他亡，哪有轿子安全？ 我们家，还是老老实实守轿行的生意，不要冒那份风险。 颜成坤却不苟同父亲的保守作风，说：若谈风险，固守轿行才真正有 风险，现在港九总在不停修马路，汽车愈来愈多，到时候，我们家靠什么 为业？ 颜成坤又说：做生意都有风险，风险大的生意赚头就大。我们家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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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稳，来香港好多年了，还只是小富。只要不是捞偏门，冒冒风险也无妨。 父亲还算开通，心想，也许自己的脑筋跟不上时代。便慢慢淡出家族 事业，交儿子主理。 香港汽车运输业的历史，大约跟颜成坤的年纪相仿。1913年，香港大 酒店首次开辟中区至大学堂线的汽车客运业务，以后，其他大巴业主相继 加入公共客运行列，各家包干一条线路。由于公共巴士的出现，港府不再 开拓新的有轨电车路线，只是在原有线路基础上延伸。 1924年，香港一洋商办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买不起汽车的司机，可 向租赁公司租车跑客货运输。 据说，中华汽车公司的第一辆客车，不是自己买的，而是向租赁公司 租来的。汽车租下后，请一名租不起车的司机开。那时的客车，多是由英 美的卡车改装，车头凸出，车厢四处都有门，现在已见不到这种古董车。 颜成坤涉足汽车业，与志同道合的黄旺财有很大关系。黄旺财是个少 船东，他家的船全是古老的木船。他曾多次向父亲建议买汽船，遭父亲否 决。父亲认为开洋轮公司，竞争不过财大气粗的洋人。木船跑得慢，载重 量小，却对码头的要求很低，适合跑一些冷僻航线。 也许父亲的话很有道理。黄旺财渐渐对海上运输失去兴趣，迷上了时 髦的汽车业。 颜黄两家都住在九龙，成坤与旺财很早就相识。他们差不多同时迷上 汽车，天天为未来的汽车公司筹划。 两家都不是大商家，为了稳妥起见，他们合伙从租赁公司租了一辆客 车，跑尖沙咀至红■地区的客运。那时两人都没有车夫牌（司机执照），一 个人坐在车头做副司机，另一人做售票员。这样轮换着来，一年祖期届满， 两人不但赚了钱，还考到了车夫牌。 次年，他们就拥有自己的汽车，开始自己开，不久增加新车，雇用司 机开。他们买车的资金，一是向银号贷款；二是自筹，先用光老底，然后 再变卖轿子木船。他们孤注一掷，大有破釜沉舟的气概。 到30年代初，颜黄车行己有一支规模颇大的车队，在九龙开辟了三条 线路。 1933年，港府鉴于多家汽车公司争夺线路、票价不统一的混乱局面， 决定实行专利权制，将香港分为港岛与九龙新界两大块营业区，一区只允 许一家公共汽车公司经营。 颜成坤、黄旺财认为，九龙新界人口较少，发展缓慢，应该到开发最 早的港岛经营，那里人口多，商贸发达，盈利非常可观。 这一年，颜黄两家牵头正式成立中华巴士有限公司，招股增资，成为 港九最大的巴士公司。参加投标，获得在港岛的营运权。接着，中巴公司 ——收购了港岛未获得营运权的车行，一举成为公共巴士业的巨擘。 九龙新界，则由九龙巴士公司经营。董事长是名声显赫的邓肇坚，他 是太平绅士、东华三院总理、保良局主席、香港大学校董，晚年还被册封 为英国爵士。 邓肇坚涉足巴士业较晚——是在30年代初。由于他的声望及财力，九 巴发展很快，形成九龙三分天下的格局。最老的启德巴士公司，主要经营 尖沙咀至启德机场的线路；九龙巴士与中华巴士，在九龙市区展开激烈竞 争。因未实施线路专利权，竞争充满了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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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专利权制，是邓肇坚敦促港府立法实施的。邓肇坚看好九龙，九 龙与新界相连，发展前景更大，九龙城区正在向新界延伸，未来的新界， 将会是新兴的工业居民区。 1933年，新任香港大学校董的邓肇坚联同谭焕堂、林铭勋、雷亮、雷 瑞德等成立九龙巴士有限公司，投得九龙的巴士营运权。中华巴士公司投 得港岛专利，遂退出九龙。 九龙巴士收购了启德巴士，共拥有40辆巴士。就规模及效益，略逊于 繁华港岛的中巴。 邓肇坚不断开拓新界巴士线，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九巴已拥 有128辆单层巴士。 60年代，新界成为新兴工业区，人口激增，九巴终于后来者居上，超 越了中巴，成为香港最大的巴士公司。 中巴屈居第二。却因为港岛地价飞涨，中巴公司的停车场、修理厂、 客车厂占据的大量地盘成为众商垂涎的地王。 这为数十年后的中巴保卫战埋下伏笔。一心想专营巴士业的颜氏、黄 氏在创办之初，是怎么也不曾想到的。 红牌车主 胡忠是40年代至60年代香港赫赫有名的“的士大王”。对出身猪农、生 活在薄扶林乡间的胡忠来说，这般辉煌的成就，大概做梦也不曾想到。 胡忠祖籍广东花县，父亲胡社生于1880年来港谋生。他是个安分守己 的农民，香港的生活，完全是花县老家的重演。他与妻子刘氏住在岛西的 薄扶林村，搭了一间棚屋，种菜养猪，别无他求。 1902年胡忠出世，他很小就帮家里做活。胡社生深感自己出息不大， 就送10岁的胡忠到书院读书。胡忠聪颖好学，尤喜欢英语。可惜求学生涯 仅短暂的3年，家里遭风灾，无法供胡忠读书，胡忠又回家种田养猪。不过 这3年，对胡忠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年青的胡忠视野开阔，雄心勃勃；略 通简单的英语会话，便于他开的士载客。 1921年，父亲胡社生逝世。19岁的胡忠肩负起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 女的重担。按理，种菜养猪，能维持一家糊口御寒，该心安理得了。胡忠 却不安分，他想跻身新兴的汽车行业。 为赚足考牌的第一桶金，胡忠停止种菜，专营盈利略大的养猪场。另 外，他到一户洋人家做花匠，每月赚取12港元薪金。到1924年，他不仅偿 还了家中的债务，还积攒下500港 当胡忠提出要拿出300港元去学驾驶汽车时，母亲刘氏顿时瞠目结舌。 良久，刘氏说道：“行船跑马三分险，汽车这东西，开起来像飞一样跑，你 怎想到弄那玩命的东西？” 胡忠说：“一个的士司机，月薪有30元，若加上小费，就有七八十元， 我们家就不必受那么多苦了。” 刘氏仍是反对。胡忠耐心地说服母亲，终于得到母亲的同意。几十年 后，胡忠向子孙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母亲虽然竭力反对我的计划，差点使我学不成，我一点也不怨母亲， 我很理解她老人家的心情。母亲当时说，一个人要知足常乐，只要克勤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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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三餐不继。人要脚踏实地，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当时就泪流满面。后来母亲同意我学驾车，我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也不 管如何发达，我都不忘脚踏实地、克勤克俭这句母训。” 1924年，胡忠到当时唯一的一家的士公司——红边的士公司学驾车。 学徒收费100港元，加上请师傅喝早茶等多项开支，总计300港元，胡忠勤 奋好学，经过3个月的训练，一次就考到执照。 考到执照，有人介绍胡忠给一位洋行老板开私车。薪水很高，又轻松， 胡忠却不愿去。他不愿做洋人的车夫，宁可自己掌握一辆车，于是就留在 红边公司开车。 胡忠最初在九龙区开车，月薪30港元，加上小费，每月收入就有100港 元左右。那时有钱人拥有私车的不多，的士生意红人，司机是门很吃香的 职业。胡忠却不以此为满足，他暗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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