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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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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那时有钱人拥有私车的不多，的士生意红人，司机是门很吃香的 职业。胡忠却不以此为满足，他暗暗计算，一辆车的成本是多少，一天的 毛收入是多少，汽油薪金等等开支是多少，那么老板一辆车一年的收入是 多少。胡忠愈算愈觉得是条财路，大有作为。 半年后，胡忠调港岛跑车，港岛人多繁华，生意更红火。胡忠为攒足 买车的钱，从清晨跑到后半夜也不知劳累。月薪是固定死的，多跑可多捞 小费。胡忠回忆道，“那时候的人忠厚，车钱一仙不少交回给老板，我几乎 没听过哪个司机私吞车钱的事。现在这样就难行得通，现在习惯把车包给 司机。” 胡忠等不及攒足车钱再买车，就动员另一个司机参股拿出150港元，加 上自己的450港元，就有600港元。那时一辆的士需2000港元，胡忠焦虑之 中灵机一动，收下4名考车牌的学徒，共得学费600港元，这样就有了1200 港元。胡忠拿1000港元交了首期，剩下200港元作日常开销。胡忠辞去红边 公司的职，做上红牌车主。为了供车，胡忠早上5点起来教学徒开车，7点 去货车公司上班，下班后接合伙人的手开夜班红牌车，一天只能睡几个小 时，却不觉得累。谁知，港府在的士公司的压力下，限制个体红牌车主， 不允许满街兜客。的士公司设有固定的传呼站，听到电话，就派车去接客。 个体红牌车主一下子陷入困境，几乎寸步难行。胡忠苦苦支撑了几个 月，入不敷出，只好把的士卖给广州的车行，仅卖得1200港元。胡忠出师 不利，情绪低落，又回到薄扶林养猪。 胡忠回忆道：“我那时年轻好强，确实有些冒进。我只听从了克勤克俭 的母训，而把脚踏实地抛到一边。” 胡忠时时不忘东山再起，到1927年，他见港府对个体红牌车的管制有 所松动，又重操旧业。他拿出1000港元，买下一辆二手车，日以继夜地干。 等攒足1000港元，他又买下一辆二手车，请一名司机开。 就这样，他以滚雪球的方式，一年置下4辆二手车。同业皆吃惊不已， 以为他捡到一箱汇丰运钞车掉下的港币。 胡忠说，我那时这样于，仍是在冒险。我常这样想，我在薄扶林开办 猪场之初，一无所有。想穿了，大不了又回去养猪。就这样，我认准一个 目标，就无所顾忌地朝前奋斗。脚踏实地有好几种理解，我咬定目标不放， 也算是脚踏实地吧。 胡忠扩大车队，遇到两次极好的购车机遇。 20年代末，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香港，香港业界一片阴云。商人视 投资为畏途，胡忠却趁机捞便宜。别人说胡忠是老衬 （傻瓜）。胡忠说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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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涨有落，不会落下去永远涨不起来。 一位印度车行老板，想卖掉车子回印度老家。胡忠花了2000港元，就 买下他的两辆很新的二手红牌车，并获准分期付款。接着，胡忠又从帮他 维修车辆的亲戚手中低价购进4辆红牌车。 这么一来，胡忠就成了8辆红牌车的车主。经济不景气，坐车的人也少。 胡忠降低车价，以薄利多载的方式维持营运。 到1934年，香港不景气达到顶点，很多车行都支撑不下去。胡忠对要 不要趁低买车犹豫过好久，他这么想：不景气到了顶点，或许就像落潮把 礁石全露出来，那么接着就开始涨潮。 胡忠咬咬牙，以1。8万港元的低价买下新的士公司的12辆车，首期8000 港元，余款分期付完。当时同业部认为胡忠神经有问题。胡忠嘴里说，大 不了回薄扶林养猪，可心里仍有几分胆怯。经济起伏，毕竟不像潮涨潮落 那么有规律，如果不景气再持续两到三年，这10多辆车，就成了一堆废铁。 那时候，商人及高级职员，连自己吃饭都成问题，谁还坐得起车。 胡忠在经济低潮中，成立中央的士公司。 第二年，全球经济复苏，香港商界又充满朝气，商人忙于跑生意，游 客移民接踵涌来香港。胡忠的车队遇到赚钱的好时机，他一有钱就添置新 车，令同业艳羡不己，说胡忠会掐算。胡忠自忖道：看来我是有点先见之 明，不过，说起来还是我更敢冒险。 到1941年香港沦陷前，胡忠已拥有40多辆红牌车、10多辆白牌车—— 专门出租给港府使用。 养猪佬出身的胡忠，已成为执香港的士业牛耳的泰斗。 香港沦陷，胡忠的车全部被日军充公。胡忠又一次回到薄扶林养猪。 这是胡忠一生中最大的打击，胼手胝足干了半生创下的家业，全军覆没。 胡忠仍不死心，他翘首以盼有朝一日重新出山，再创基业。 启德机场 启德公司，实际上是最早跻身汽车业的华商。现在的港人往往忽略这 点不计——因为他们创建机场影响太大，掩盖了他们其他业绩的光辉。 启德公司的主要创始人是何启爵士，何启与中华巴士、中央的士的老 板皆不同，他完完全全是一位儒商。 何启之名，常会被人误解为何东家族之人。施氏的几个儿子，姓名中 都有一个“启”字。如何东叫何启东，何福叫何启福。其实，何启之名只 是与何东兄弟重合了两个字，其他均不搭界。 何启是广东南海县人，小时随父母在香港教会办的书院念书。随后留 英就读亚巴顿医科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博士学衔。毕业后从医，业余兼 修法律，1882年考取英国律师资格。回香港状师 （律师）行，是香港著名 华人律师。稍后创办雅丽氏 （雅丽氏为何启的英籍亡妻）医院，任该院总 理。 何启是香港第三位华人议员。第一位是政治家伍廷方。伍廷方1882年 离港，议员之席由大学者黄胜接替。1890年黄胜退休，何启继任议员一职。 何启在任期间，曾长期羁留上海。港督罗便臣，便打算清华人财阀何东接 替何启腾出的议员空缺。后何启提前回港，何东做议员之事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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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在后世名气不如何东响亮，这是因为财富没何东大，子孙没何东 众，花边新闻没何东多。在当时，何启在舆论界的影响，与何东不相伯仲。 何启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关心华人利益，积极倡导华人社团活动。 1908年9月26日，英文《南华早报》刊登一封署名“美国人”的读者来 信，信中污蔑华人不讲文明，主张电车与公园，另设西人座位，以免华人 混迹西人之中。 这种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与偏见，激起香港华人的公愤。在香港上流 社会聚会中，何启曾多次提到 《南华早报》的这封信，驳斥这种种族歧视 狂言，表明华人不可欺辱的立场。 这封信，成为何启日后投身实业界的契机。何启认为，华人要想在香 港与洋人真正平等，光靠请愿、抗议是远远不够的；寥寥无几的华人议员 或太平绅士也不能说明问题；还得在经济实力上能与洋人抗衡比肩。 何启与他的至友——富裕华商区德创立启德投资公司。“启”与“德” 分别取自两人的名字。稍后，华商曹善允加盟启德公司。 一战结束，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启德公司于战后次年 （1919年）在九 龙设立一家启德汽车公司，最初只有两辆巴士，对开于九龙城与尖沙咀之 间。生意兴隆，车队迅速增至4辆巴士。 启德公司，开华人创办汽车客运业之先河。但启德的汽车 客运业稍后停滞不前，直至式微转让。为何这般？ 何启、区德有了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填海建飞机场！ 香港的航空史可追溯到1911年。英国人在香港开办了一家远东飞机公 司。这年3月，飞机从英国运来香港，利用沙田火车站前的一片沙滩做飞机 场 （今为沙田跑马场）。 远东飞机公司定于3月18日举行飞机表演。这一天，阳光明媚。数千洋 人华人坐火车专列去沙田，港督卢押也前往观看，表演场有仪仗队奏乐助 兴。扫兴的是，这架庞然“大鸟”因风力太大而不得“展翅飞翔”。表演改 期，一连数天，都是“风力太大”。一直等到27日，风力才稍平息，飞机在 螺旋桨的推动下，才摇摇晃晃升高。飞行高度只有60英尺，飞行距离约200 多公尺。因数次延期，目睹飞机飞翔的观众仅300余人。沙田远离港九 城区，港民只是从报章获悉这一情景。 飞机表演很不尽人意，却是香港航空史划时代的大事。 在较长的时期，人们都认为飞机只是幻想家与冒险家的玩意。尤其是 第一次飞机表演，给港民的印象很“恶劣”，稍稍起一点风，飞机就飞不起 来，香港差不多天天起海风，飞机有何用？并且，飞机飞得那么低、那么 短，充其量只能让人过过飞天的瘾。其后，飞机一年比一年先进，可出事 频繁，人们认为是最不安全的交通工具。 现在，何启、区德却要填海建飞机场。真叫人不可思议！ 何启认为，人类将进入航空时代。香港作为世界自由港，与世界各地 的联系，首选的交通工具将是飞机。 何启对航空史了如指掌。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制造的飞行者号飞 机，开创了人类史上第一次飞行。首次飞行仅37米，尔后航距不断增长。1909 年，法国人布勒里奥首次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 1911年，美国人罗吉斯首次飞越美国东西海岸。一战期间，飞机大量 用于空战。同时，民航机载客运货业务也在逐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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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坚信，飞机性能将会愈来愈优良，实用性会愈来愈大，一定会成 为最快捷、最安全的交通工具。那么，为迎接航空时代的到来，一定得有 永久性的飞机场与其配套，远不是临时性的简易跑道所能适应的。 何启在提交给港督的信中指出：要使香港成为真正的世界自由港，不 仅要保持世界航海港的地位，还要使香港变成未来的世界航空港。 何启的设想，得到港督史塔士的肯定。 1920年，启德公司在九龙湾北岸正式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 工程进行到一大半，资金告罄。为获取新的资金，启德公司把一幅新 填地划片拍卖 （新填地产权仍属港府），开发成住宅商业区，建筑限三层以 下。这一片及后来机场附近的填海地，有许多带“启”字的街道：启德道、 启扬道、启达道、启东道 （又有人认为是纪念何东的）、启福道（与何福的 原名何启福相吻）、启华道、启位道、启仁道、启礼道、启乐道，等等。 1924年，共完成新填地120英亩。临海的一片开辟成民用机场。民用机 场经港督批准，命名为启德机场。最先开辟的航线是香港至广州，以后逐 年开辟至上海、新加坡的航线。 最初的机场面积仅现在的1/10。1928年，港府作价收回启德机场，开 始第二期填海工程，并将其改为民用军用混合机场。二战期间，启德机场 的军用飞机、民航机被日军炸成一片残骸。为改成日军在南中国的最大空 军基地，日军指挥中国劳工进行第三期填海工程。为取土石，不惜炸毁香 港最有价值的古迹宋王台。 启德机场又经过战后数次大规模扩建，成为世界最大的航空港之一。 它的正式名称是：香港国际机场。但人们仍习惯叫它启德机场。 启德机场，是香港华人在香港航空史上立下的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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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张氏家族 同居共财人财旺 张祝珊家族是很奇怪的家族。全家大小一道辛勤劳动，赚到的钱聚集 到一起。一家四房30余口人，挤在一幢住宅，吃一锅饭，穿一样贵的衣， 后代上同一家书馆 （学校）。家族靠西药起家，财富超逾百亿，同居共财， 过着极简朴、极单一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这在十里洋场的香港，真让人 不可思议。 香港的收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其时，驻港日军对向谁投 降未得到国内的任何指令。 英政府捷足先登，在得知日天皇发表投降诏书的前一天，指令英驻华 大使通知中国国民政府，英军将重新占领香港。8月23日，囚于香港赤柱集 中营的前港府辅政司金逊接到英政府指令，即以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代理 总督职务。 8月3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悫，率领由航空母舰组成的庞大舰队 驶入维多利亚港。9月1日，香港军政府成立，夏悫任代理总督。 中国国民政府对香港归属持何态度呢？ 在日本投降前，国民政府曾多次表示要收回香港。在开罗会议、雅尔 塔会议上，中国方面明白提出战后归还香港问题。美国总统向蒋介石表示 支持中国这一立场。英国首相邱吉尔声称决不放弃对香港的管辖。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直到8月31日，才命令当时结集在广西梧州的13军 前往接收香港。而前一天，英国皇家海军已登陆香港。种种事实表明，蒋 介石不打算借日军投降之机，收回香港。原因何在？ 首先，蒋介石急于派兵与共产党抢占地盘，把接收重点放在东北、华 北、华东、东南的大中城市；其次，保留英国对香港的治理，对中国的经 济有益处；再次，他不愿在香港的问题上与老牌帝国英国破裂，如与共产 党发生内战，英国肯定会站在国民政府一边。 因此，蒋介石只是口头声明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而无任何接收的行 动。 张祝珊家族，是香港最具封建色彩的大家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同 居共财”。 该家族于30年代末迁居香港，靠摆小摊为生。到80年代，家族财产超 逾100亿港元。这应验了“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这句老话，更是“同居共 财”这句家训带来的业果。 张家虽是巨富，却保持低调，新一代香港居民对其知悉甚少。80年代 初，家族财产纠纷酿成一场官司，张氏家族名声大噪。80年代末，该家族 一口气抛售21幢大厦物业，套现16亿港元，顿时轰动港九，成为人们街谈 巷议之话题。 在十里洋场的香港，中西文化的撞击最激烈，殖民文化氤氲不散。在 这种背景下，张祝珊家族能格守同居公财的国粹古风，既令人费解，又让 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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胼手胝足 张氏家族原籍广东新会县。张祝珊生于1882年，娶妻郭庚。长子张玉 阶生于1914年，往下的顺序是：二子张玉麒、长女张银爱、三子张玉麟、 四子张玉良、次女张美好。两位女儿均早殇。那时中国盛行早婚，张祝珊32 岁时才得贵子。是何原因，现已无从考证。 30年代初，张祝珊携家小前往广州谋生，一家人住在九曲行的一层老 屋里。张祝珊是个编织匠，最初的生活来源，是一家人在租屋的空地编织 草席、藤席、竹席、菜篮、藤椅之类东西，交给上杂行销售。场地狭小， 连床上都堆满材料和制品，晚上再搬下来，腾空睡觉。 张家的编织品质量上乘，销路颇畅，张家便积累一笔小资金，开了一 家张锦记，自产自销，收益渐丰。 不久，张家有了自己的住宅和铺位。不幸的是，张祝珊积劳成疾，于1936 年逝世，阳寿仅54岁。 生活重担落在遗孀郭庚及长子张玉阶肩上。郭庚成了一家的主心骨， 她召集儿子训话：“爹爹过身，你们兄弟间要齐心，齐心才能活下去，才不 会遭外人欺。” 其时，最小的儿子已有10岁。张家的4个儿子，从三四岁起就要帮父母 做编织活。张玉阶回忆道：“那时我们几兄弟，天天跟藤条篾丝打交道，满 手的血泡和老茧。我的弟弟，常常痛得流眼泪。” 父亲死时，张玉阶有22岁。他是个极具生意头脑的人，他知道光靠手 工业，累死都发达不起来。他打理张锦记，开始突破自产自销的窠臼，进 各种各样的编织品及山货卖。生意愈做愈红火，马上就扩充分号。仅两年 功夫，赚到的钱超过父亲一辈子的积蓄。 1938年，广州沦陷，街头高悬太阳旗。张家只得忍痛抛弃物业，带着 辛苦赚来的3千块大洋逃往香港。那时珠江口，常有海盗打劫逃港的富家。 为防万一，张家买了一船马蹄 （荸荠），把银元埋在下面，一家人穿得破破 烂烂，含泪离开广州。一路惶恐不安，船抵香港中区码头，一家人才松一 口气。郭庚忍不住哭起来，她对儿子说：“佛祖保佑，一家人平安无事。到 了香港，兄弟间更要齐心，这是鬼佬（洋人）的地盘。” 广东人纷纷逃港，香港吉屋 （空屋）奇缺，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上环苏 杭街觅到栖身之处。巴掌大的地方，显然无法从事编织业。郭庚、张玉阶 分头去拢档口 （铺位）。郭庚寻找了两天毫无结果，就在中环三十间的街边 摆地摊，卖小杂货。张玉阶足足寻访了5天，才在永吉街找到一家铺位，开 一家张锦记洋杂货铺。 郭庚的另三个儿子，老二张玉麒在内地念大学，这是张祝珊与郭庚的 一致主张，穷人只有读书才有出头之日；老三张王麟帮大哥打理张锦记； 老四张玉良则送至香港名校英皇书院读书。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一家人连糊口都成问题。郭庚铤而走险，从 走私船贩了一些私货，给日军逮住，投进潮湿的的牢房。数日后郭庚被放 出，不敢再去摆小摊，便带四子张玉良逃往湛江。郭庚开了一家小店，张 王良便帮母亲料理小店的杂务。 1942年，战乱稍得平息，广州市面也渐渐繁荣起来。张玉阶见香港一 片恐怖肃杀，便带三弟返回广州开张锦记。那时澳门仍归葡国统治，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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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隅，成了省港难民的避难所，十分繁华。张玉阶遂在澳门办了一家张锦 记，由张玉麟主理。 战乱时，一家人飘零四方。邮路不畅，彼此间很难联系，但彼此时时 刻刻挂念着。战后一家人在广州团聚，郭庚领着子孙儿媳祭拜先人张祝珊 遗像。然后，兄弟间倾诉往昔的思念之情。 郭庚高兴地道：“人散心不散。”一言未尽，已是泪水潸然。 柳暗花明 广州、香港收复后，张家的事业有长足的发展。张家仍保留广州、湛 江、澳门的店，以香港作为联络处和供货站，各分店需要什么货，张玉阶 马上买好交班船带去。老二张玉麟在广州建设厅工作，为了家族事业，他 辞去公职，做张锦记杂货店小老板。 张家先后开了张锦记山货行、利来西药行、祝兴洋行、泰和行，等等。 已从零售业，逐步向进出口贸易转移。 张家涉足西药生意，使家族生意进入崭新的境界，财源滚滚，犹如掘 到聚宝盆。 张家初涉西药生意，还不以为这门生意前景广阔。张家的原则是，只 要自己的财力许可的话，什么生意机会都不要错过。张家首先在香港永吉 街老铺位的旁边开一家西药杂货店，随后又在广州开利来西药店。 聪明的张玉阶在料理生意时，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有不少东南 亚及内地的商人水手，从店里买西药回去。张玉阶想，这些地方西药奇缺， 如果搞西药批发，肯定赚钱。 张玉阶积极与洋商联系，终于获得英国加力子药品公司山杜莲西药在 远东的代理权。张玉阶在昭隆街21号开设欧洲海岸公司，大量进口山杜莲。 山杜莲原包装净重35安士，张家改包装每小瓶1安士，瓶上贴上金钱牌 商标，每瓶100港元，比原包装盈利3。5倍。山杜莲是驱虫药原料，药厂及 药行买回去制成府积散、花塔糖，在市面十分畅销。金钱牌山杜莲供不应 求。 旗开得胜，张家紧锣密鼓，四处活动，先后与美国、德国、英国、荷 兰等国药商签订代理契约，大量输入P·A·S肺片、盘尼西林等新药。 那时肺结核之类的肺病，是亚洲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人人闻“痨”色 变，医生多束手无策，新药的诞生，无疑是肺病患者的福音。尤其是盘尼 西林 （抗菌索），其用途几乎适合一切炎症。张家光盘尼西林一项，就赚得 私囊鼓胀。 西药是港府极少几项课以进出口税的特殊商品。张家为了减税，由欧 洲海岸公司将药批给家族的祝兴行，由祝兴行再批给张锦记西药店。其他 药厂行所需药品，也得去祝兴行批发。 同业说张家人心里装了10把算盘，精得神叹鬼泣。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张家的西药业务飞跃发展。当时帝国主义对 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内地本来就匮乏西药。现在百万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 对消炎特效药盘尼西林的需求浩大。唯一的药源，只有依赖香港。有不少 船只，往返于香港至内地及朝鲜半岛的“秘密”海上航线。 3年的朝鲜战争，使张家成为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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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由于香港人口膨胀，造成房价地价飞涨。张家认为地产业 大有作为，便把投资重点放在地产业。最初购置的是铺位物业：永吉街10 号、9号、昭隆街9号。接着购入麦当奴道8号作为家族住宅。 张家先后成立了兴隆按揭地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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