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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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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在犹豫中过了三个星期。2000年3月的第一个周，县委召开会议宣布当年农民的税费数量，农民负担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个别项目比上年略有增长。李昌平估算了一下，棋盘乡的农民人均又要多负担200元，不禁怒火中烧。恰好此时县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他作典型发言，畅谈棋盘乡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我认为有必要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李昌平感到自己一开口，会议的气氛就顿时变得沉重了。接下来他的发言内容几乎是重复了他在私下写给朱镕基总理的那封信。
李昌平发言完毕，他的“不和谐”声音让领导很生气；其他人全都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就这样沉默了一阵后，县领导终于开口：党委书记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县委的新决定和县领导的“正气”态度促使李昌平义无反顾地把那封信发了出去。
信发出后，李昌平一边按照信里的建议思路着手棋盘乡的改革工作，一边静观其变、静候佳音。
2000年4月1日，中央调查组的两位同志来到了监利县，他们没有惊动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头，在当地展开暗访工作。在此后的4天时间内，调查组走访的情况正如李昌平反映的一样，有的还更严重。
第一部分 第44节：国脉（19）
中央调查组刚走，庞大的省市县调查组来到了棋盘乡，对棋盘乡的各项工作进行调查，李昌平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县检察院到李昌平工作过的地方调查他的经济问题；在县里开会，李昌平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基层干部越级向上反映情况，就等于告本地官员的状，就是给本地抹黑。
5月8日，农业部打来电话，说朱总理等人在中央暗访组的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正在着手研究解决农村突出问题的办法，希望棋盘乡大力改革，年底再来检查。
6月6日，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一行到监利县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立即着手进行改革。至此，一场以棋盘乡为中心的湖北省农村改革正式登场。
但化解债务、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无一不是与既得利益者做斗争，困难重重，李昌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2000年9月1日，李昌平被荆州市委某领导定性为该县“不稳定的核心”。李昌平成了矛盾的焦点，他明白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在监利无法呆下去，他不得不选择离开。2000年9月，李昌平给县里递交了辞职报告。随后他孤独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目的地是深圳——他这个乡党委书记也不得不像自己当初治理下的百姓那样背井离乡去打工。
一封信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李昌平的命运。之后，他从一个中国农村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者。像李昌平这样的农村干部真可谓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也不得不漂泊于江湖，欷？中他的悲情结局让人感到悲壮。
中国的根本问题
李昌平的结局可能太悲情，而他的悲情换来的却可能是更多人的悲喜。他让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如此般地关注过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他引爆了“三农”问题关注的新热点。正如他出走后两个月，在媒体组织的“2000年度人物”评选中，一位群众所评价的那样：“选李昌平（当年度人物）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堂吉诃德式的举动，也不在于引发了当地机构的精简与改革，最重要的是他把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讲实话的基层官员。”
其实，李昌平也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早在1996年5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就只身来到河南，记录其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2000年结集出版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他在书中疾呼，改善乡村社会“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在2000年前后，引起轰动的“三农”著作还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等，“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
中国农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城市的母体。农民的变动，就是中国的变动；农民的变动，强烈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九亿农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一抖”。毛泽东很早就断言：“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的。”“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沉默还是怒吼，决定着一切朝代的兴衰存亡；农民是积极还是消极，决定着任何社会是前进还是停滞；农民是拥护还是反对，决定着所有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是存活还是死亡；农民是支持还是违抗，决定所有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李佐军，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1月。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三农”如此之重要，而在2000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的“三农”果真是到了如李昌平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岌岌可危地步了吗？甚至还如海外某些人所说的“三农”问题将导致中国崩溃那样严峻吗？中国的“三农”到底怎么了？
第一部分 第45节：国脉（20）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从1995年到1999年，中国粮食连续5年大丰收，其中有3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农业丰收，粮食充裕，价格便宜，按理说这应该是农业形势大好的标志了。然而，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尽管对农业还有很多保护性的措施规定，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农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粮食连续5年丰收，社会库存猛增，供求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粮价则持续低迷达7年之久。种粮不赚钱，农民的主业似乎靠不住了，大丰收的“副作用”开始逐渐显现。拿“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来说，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9％，从1997年开始，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农民收入持续走低，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到了“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降到了可怜的2。1％。
2000年，农民收入问题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受到高度重视，会议期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专门被加进文件。2001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4。2％，2002年增长4。8％，2003年增长4。3％，虽然这三年农民收入较前两年有恢复性增长，但增长幅度和速度都非常缓慢，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相比，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7∶1扩大到2000年前后的3。23∶1。
农民增收困难，收入连续下降，其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种田甚至亏本，土地被撂荒，农村公共事业越来越糟，农民就业受到限制，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悬殊，乡镇机构人员超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腐败和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日渐突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所有的“三农”问题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暴露出来。多种迹象显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已然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官员说，“三农”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坦言，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问题最大，让他头痛不已。
中国“三农”何以至此？除了农产品价格下跌、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减弱、农民进城打工的门槛抬高等这些直接原因外，有分析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为推进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的“三农”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有分析测算，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征用、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二元”举措，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高达30万亿人民币！而这还不包括农村储蓄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的有偿信贷资金，也不包括过去农民为国家上交的各种税费。
“我们欠农民太多。”“中国的历史应当记住：农民对于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要对得起为建国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农民。”《国家政策要对得起付出巨大牺牲的农民》，周天勇，《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7月17日。
虽然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却人为地把农民划分成为了“二等公民”。
“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400元，却要征收200—300元/人的人头税，农民交不起税，就管他们叫‘刁民’，让‘刁民’下跪、办‘学习班’、关‘小黑屋’，这是基层干部常用的工作方法。”③《誓为农民鼓与呼——专访李昌平先生》，李昌平，小雨，《南风窗》，2002年12月3日。农民种地亏本，靠种地没法生活，要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却要花几百元办齐各种证明才能离开农村；农民进了城，还要花几百元在城里办很多证明才让住下来；城市人有社会保障，农村人没有；城市人可以贷款消费，农村人贷款生产都困难；农村的基础设施都必须自己集资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却是国家包办；工人有工会，艺术家有文联，工商户有工商联，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民是个例外，他们没有自己政治上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③
第一部分 第46节：国脉（21）
由此看来，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社会、历史问题，众多问题错综复杂，交织难解。
“三农”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变化的市场因素和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还跟中国“三农”所处的新环境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2000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中国宣布总体实现小康，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随之快速变化，生活费开支中的恩格尔系数快速降低，到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10年前降低了13个百分点，新增部分消费主要用在了房子、汽车、教育、通讯、旅游等方面，用于食品方面的开支明显减少。而农产品供给的能力提高了，但市场的扩大却更困难了。
另外，新技术革命带来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使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9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1。35亿人，但是此后的7年，这个数字却是不断减少。通过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涌动，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国外农产品进口增加的压力。
而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00年前后整个中国经济都处在相对缓慢的增长期内。在此阶段，大多数生产者的经营状况形势严峻，价格下跌、销售困难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工业品，大多数农产品也都存在这些问题。
可想而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意味着70％人群的购买力低下，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就无法启动，扩大内需就得不到有力支持，消费品就会继续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工人下岗，经济不景气状况就很难改变，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全局，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五千年来从未这么好过
“三农”问题在世纪之交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难题，也成为中央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安徽等8个省市开展费改税工作试点。改革后县乡财政收入大多减少40％以上，但是上级的转移支付并不能弥补所有缺口，导致县乡财政困境加剧，义务教育投入锐减。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也并不显著，2001年，税费改革暂缓进行。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被提出来以后，专家、学者就积极建言献策，政府也不断出台各项政策，下达各种文件，提出了诸如高效农业、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撤乡弃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措施。这些措施不能说是没有效果，只是其收效甚微，有时成本甚至超过收益，一些具体的措施还会遇到数不清的繁缛困难，困难之大，有时足以让措施无功而返。
“三农”问题本身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许多问题之间都相互联系，彼此派生，互为因果。解决“三农”问题如果就现状而论现状，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其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治标不治本。“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不能表面化就事论事，只有出台综合性治理政策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另有学者也指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
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道理。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抓住“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三农”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农民数量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突出。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尤其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中国农村有人口9亿之多，有劳动能力的人至少有5。5亿之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而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多农业劳动力就足够了，所以中国农村存在着4亿多剩余劳动力。以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计算，至少在40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而城镇（市）化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第一部分 第47节：国脉（22）
综合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和“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站在全国、全球范围内，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利用各种途径减少农业人口数量、转移农村过剩人口、实现农民非农化。——国内立足国情，国际寻找优势；劳动力自由化，土地资本化；国家解放农民，支持农民，农民发挥自我主体功能；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实现农民非农化。——这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大方向。”《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马泽文，《经济界》，2003年02期。
农村人口向城市有序转移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关键，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一把打开中国通向稳定繁荣之门的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民转移加快（实现有序转移）——农民收入增加，这样的结果是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稳定发展。”《“三农”问题不会导致中国崩溃》，李昌平，中国学术引擎网，80075/xingzhengguanli/200807/24？174944。shtml。
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清楚明了，作出正确的结论似乎也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道理，关键是需要拿出面对问题和付诸行动的勇气。
2002年，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发展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要求“统筹城乡发展”。
2003年前后，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支持农村建设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变农村面貌，全党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这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2004年1月，一度中断了17年之久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
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在农村改革初期，从1982—1986年，中央连续5
年每年发布一个一号文件，曾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巨大的
促进作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布，“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当年农业税税率总体降低一个百分点。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在2004年，中央还提出了乡镇机构、财政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等领域三项“配套改革”计划。
在中央一号文件的引领下，2004年中国农业得到了全面复苏。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高的年份。粮食生产扭转了1999年以后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是新中国成立55年来的第五个高产年，也是粮食增产最多的一年。2004年农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年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转折之年。
2005年1月，中央关心、支持“三农”的“一号文件”在春节之前就和农民见面。这给全国农民一个明确的信息：去年已经实行的好政策不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减，支持的力度还要加大。如此以便于农民抓住农时，尽早安排来年的生产和经营。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9次提到了“三农”问题，篇幅之大比重之高，是以往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不见的。
第一部分 第48节：国脉（23）
在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比上年增长6。2％，农民收入增长多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得以改变。
2005年底，国家又出台了两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惠农政策。财政部宣布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一惠及百姓的举措实施后，全国农村中小学每年可取消学杂费达150亿元，分摊到每名中、小学生身上，分别为180元和140元。
在200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来临，12月29日下午3点04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议：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农业税，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税种之一，无论是李自成“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还是“薄赋役、均田亩”的太平天国，农业税法常常对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到了2006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博物馆，这是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举措。尽管当时农业税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年仅30元，但它却牵动着中国9亿多农民的神经。农业税只占全国财政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一，彻底废止农业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农民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取消农业税的最大意义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归还广大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学者秦晖指出，农业税不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不是营业税（不区分生产的盈利性），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产），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贡赋”。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公民权利将会有存量式的增长。
2006年春节，许多农民家庭都贴上了这样的对联：上联，开天辟地头一回；下联，种田不交农业税；横批，普天同庆。
国家减免农业税之举让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按捺不住感恩戴德之心。他用了近一年时间铸成一尊重达252公斤的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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