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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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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相差亦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采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顺便也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镳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一九○六年被废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混杂的转移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语体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之后，这就注定了这个转移阶段之存在，甚或长期的存在。梁启超便是这个转移阶段前期的头号大师。他这篇‘异哉’的大文，在今日报刊的读者读来，难免还是别别扭扭的诘屈聱牙，但是这别别扭扭的文体，正是他那个转型前期的报刊读者，每个人都看得懂，每个人都欣赏的时髦文体。明乎此，你就会体会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时何以有那样的煽动性了。
笔者这辈的老知识份子，幼年时还去古未远。我记得我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便在祖父的书房里听到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头子，用手指点点我们在一旁旁听的小脑壳，说将来要我们学习写‘报纸文’。当时根本不知啥叫‘报纸文’。等到我在重庆读大学了，读到大公报上‘看重庆念中原’一类的社论，才对当年老头子们的话，恍然有悟，原来‘以浅近的文言加生动的白话’这种文体，最有说服力。当然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到王芸生的‘大公报’，这两种‘报纸文’之间，文言白话的比重，已经有霄壤之别了。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毛泽东的诗词，很糟很糟。但是他却说，‘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好’。我想毛泽东白话文写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个不守章法的人。写起文章来，文言白话，随心所欲的结果，而开这一文风的始作俑者，实在是梁启超他那篇‘异哉’的文章，当时便风靡全国，洪宪王朝后来的彻底毁灭，‘异哉’就要负一半的责任。文人的笔是可怕的啊。林肯向那个写‘汤姆大叔的小木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说，美国的内战就是你惹起来的啊。当然她夫人的小说可以惹起内战，但是真要解放黑奴，还是要靠林肯的枪杆啊。梁启超固然能把候补皇帝骂得灰溜溜，但是要强迫洪宪皇帝退位，那还有赖于他底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枪杆也。
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筹备处’替他在北京荣孚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袁大头一袭的龙袍（亦说四十万），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加个活龙坐在上面就成十龙）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皇妹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活的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妃’’封‘嫔’，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皇帝’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大总统’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来他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 caus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缩小，用个毛记红朝的术语来说，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会把反帝制运动搞垮。请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的班底和班底内部的窝里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个东西呢？粗浅的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它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我系’、‘我党’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CC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等；中共的国际派、毛派、托派、四人帮、四野系、二野系，甚至当年国军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土木系’，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孔老夫子说得更好，君子不党，‘结党’就必然‘营私’。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小团体’，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大陆上的顺口溜说，‘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时不候’，就说出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怜的则是，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么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断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被棒棍交加，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识大体’，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识大体’，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这也就是我们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着各自帮派的利益，作了违心之事以后，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觉无愧也。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在政治运作上，它底高级的死党，便叫做‘班底’。这个名词是向在舞台上唱戏的戏班子借用的。像当时很红的梅兰芳那个班子里，萧长华、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则是他们的班主。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后来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李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袁世凯那台滑稽戏的演出，也是全靠个班底的。他老人家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这个袁兰芳只好唱个独脚戏，就卖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这些现象，一般官史家都不愿着墨太多，因为那实在有损于庙堂形象，著书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为尊者讳。多写了，也难免与党史、国史体例有违。但是这一现象却是近代中国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绝对事实啊。
所谓北洋系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代所慢慢铸造出来的。但那为时尚早，现代化的独裁政党（包括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这时都还没有出现。大清帝国的政治制度虽已日趋崩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回避制还是继续有效。所以后来蒋、毛二公所搞的‘党政军’一把抓的个人独裁制，还非袁之所能及。老袁只能以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办法，抓抓军。军，事实上他也不能全抓。西太后在死前，为夺其兵权，把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也只有乖乖地交出兵权，迨西后、光绪同时死亡，以一个糊涂蛋的醇王载沣，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对老袁要报一箭之仇，袁世凯也只有抱头鼠窜而逃，不死者几希。迨朝命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痾，老袁也只有磕头谢恩，跌跌爬爬而去，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中华帝国的制度使然。以后国共两朝，都是绝对做不到的。
可是满清大帝国的衰亡的周期已届，老袁虽按‘祖制’百分之百的交出兵权，那个腐烂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接收。迨武昌变起，还要优诏袁某出山平乱。这个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养寇逼宫，取得政权，当了总统以后，这个总统如何运作，他虽然在五千年政治传统里，找不到蓝本，对新制又茫无所知，幸好他还掌握了一个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还是可以旧调新腔随机乱弹。（‘乱弹’也是旧剧目之一种，它杂糅众家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然终不出传统老套也。）迨帝制骤起，袁要恢复旧戏，而班底诸配角，乱弹已久，如今已分别弹出各自的名堂来，班主要旧调重弹，就很难号召全班了。
北洋系的窝里反
北洋系的班底的主要配角是那些人呢？简言之，从小站时期开始，文场最高领导大致以所谓‘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经羲、张謇、赵尔巽四人为首。此四友者，经‘朝议’虽比照汉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于四皓也。他们一免跪拜称臣，二赐朝服肩舆，三为入朝赐座，四锡优厚年金（二万银元）。然此四人皆不领情。最重要的是号称相国的徐太保，时任袁政府的国务卿，筹安会出现未几，徐即称病离职。其他三人亦挂冠求去，其时袁的参政院与政事堂中，原网罗有共和复辟两派，政见相反，而一致拥袁排孙的人士甚众。赵尔巽便是复辟派的领袖，总检察长罗文干则共和派之中坚也。如今两派领导者皆纷纷求去，给袁之难堪虽多，然究无直接致命之伤害。袁也就淡然处之了。但是他们在袁氏帝制中所发生的破坏力，则无法估计了。
可是武班底的窝里反，情况就更严重了。袁之真正的实力，还是他那老北洋六镇（六师）的枪杆。这个枪杆除老袁自己紧握在手，绝不放松之外，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谓‘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了。王士珍这条‘龙’，由于诸种公私原因，在军中虽声望弥高，然一直未掌握实权。迨袁有意帝制时，王事实上已告老还乡，享其儿孙之乐了。【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页七○…七二。比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陆上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记亦多，不备载，详史料篇。】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这两个一‘虎’一‘狗’，可不一样了。袁的看家之宝的六镇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里。袁为防制他们建立私人势力，乃把他们在六镇之中，不时调动，因此段一人在六镇之中，曾历任四镇的‘统制’（师长）。袁的本意只是对其部属搞‘将不专兵’的把戏，等到他们水涨船高，段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袁的六镇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属，使段氏在后来所谓‘北洋军阀’系统中，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第一号大军阀。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军眷村里的产品。李鸿章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德，并在克鲁伯兵工厂做实习生。后来为袁罗致，成为位仅次于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时接替冯国璋为清军前敌总指挥，兼湖广总督。终于率前敌清军将领四十余人，电迫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闻名国际。在袁氏替孙之后，段为袁政府中最具实力的陆军总长。袁氏戡平二次革命时，段氏摄阁。帝制之初，主将军府，兼统率处，号令三军，权倾朝野，为当时中国之第一军人。但是功高震主在袁氏看来，就成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权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自许，接袁氏之班，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志辱身了，非大丈夫所能堪也。但段显然无反袁之心，迨工杯葛而已矣。段原与袁府的‘大爷’（克定）不相容，这时克定乃乘虚而入，竟向皇父建议以王代段。袁氏误听儿言，乃命克定苦劝卧‘龙’，出山代段，并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底正式交接。这一来，火上加油，袁、段的关系乃发展到决裂的边缘。据松坡遗墨所示，蔡锷在潜离北京之前夕，曾与段有密谈。再据上引袁静雪的回忆，袁氏死后，遗族曾一夕数惊，因为有密报说段祺瑞要派兵来包围中南海，尽诛袁氏家人。段为此表明心迹，曾特地把老婆送来参与袁家守灵，以安袁族之心，云云。袁、段的关系发展到这种恶劣地步，袁氏帝制之失败，还需历史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故事，也大同小异。冯国璋，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幼年家贫，曾在农村戏台上拉二胡伴唱为生。后从军，由于聪明而苦学，竟被保送军校，与段祺瑞同学。半途请假考科举，竟考中秀才。再考举人落第，乃回军校完成学业。后得机去日本，对日本兵制观察入微，乃被袁氏选拔，终成小站三杰中之‘狗’。辛亥武汉之役，总统清军第二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被调返北京，统率禁卫军。禁卫军者，袁氏控制北京之八三四一部队也。有此，则袁党在北京之统治基础乃大奠。二次革命时，冯又奉调南下，与张勋攻略南京。后张军因军纪不佳他调，冯乃代张为江苏将军，驻节南京。从此地灵人杰，冯遂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民国四年初夏，冯自梁启超口中获悉袁有改变国体、实行帝制的阴谋，乃亲往北京一探究竟，袁氏乃对他有上述‘封口’之说。国璋信以为真，并为广事传播，后知被骗，乃气愤不已。因此对袁氏之背叛民国，竟不惜公开批评。弄得朝野皆知。其实冯之反对帝制的公私动机，大致与段的立场，亦不相上下。他二人除爱惜共和之外，都不无将来对袁氏接班为主的情结。而他二人对‘太子’袁克定的憎恶，冯可能有甚于段。冯竟直呼克定为曹丕，并对朋友们公开诉苦说，袁大总统如果做了皇帝，‘像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得了’。【见恽宝惠‘谈袁克定’，载‘文史资料’总第二十六辑，页一四一。】
总之，冯、段二人，袁世凯的两大肱股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两个同时罢工，袁就瘫痪了，云南起义也就是多余的了。至于黎元洪之拒绝‘武义亲王’之册封，黎虽非北洋系中人，作用不大，然黎氏究系副总统，反袁形象，也是有其一定影响的。但是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坏东西不打不倒。没个云南起义这么轰轰烈烈的来一下，袁世凯可能还不会立刻倒毙，有袁在，帝制的闹剧伊于胡底，就谁也不能胡说了。
下面再谈谈蔡锷、唐继尧和他们的云南起义。
头角峥嵘的蔡锷
蔡锷（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湖南宝庆人，其家庭背景，说者异辞。云南文史资料说他家贫，‘父为打铁工人’【见选辑第十辑，页九】，不太可信，因为他在十三岁就考中了秀才，简直和他的老师梁启超差不多（梁成秀才时十二岁），但他和他老师康有为一样，乡试落第，未能‘中举’，因而跑到长沙去进当时最时髦的‘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学生，时为戊戌前一年，蔡十五岁，梁二十四岁。名师高徒，是民国史上少有的佳话。打铁工之子，似不能有此造化也。哥大所编的民国名人传，说他是富农之子，我则说他和毛泽东、刘少奇一样，是中小地主之子，大致差不多。戊戌后，蔡锷曾在上海进南洋公学，又东渡日本，一九○○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起义，再回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百里同班，一九○四年毕业于士官学校骑兵科。蔡留日期间与梁启超往返甚密，并为新民丛报撰稿，可说是头角峥嵘、文武兼资。那时中国留日学生数万人，十九都在东京一带鬼混。像蔡锷这样的货真价实的留学生，实在少之又少，所以他一旦回国便为新政各界争取的对象。
蔡锷于一九○四年在日本学成返乡，在端方之下做了一阵高级教官和参谋之后，便被广西巡抚李经羲所罗致，去广西一住六年。他在广西最值得一提的工作，便是当李宗仁将军的母校的广西陆军小学的总办了。善于说故事的李公真把他早年所最崇拜的校长，说成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他说，蔡总办的骑马，可不是翻鞍上马啊。他是从马后起跑，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飞跃，骑上马背啊（李宗仁那时还不知道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李宗仁纵使最崇拜蔡锷，最后他还是要参加个‘驱蔡’的学潮，把蔡锷赶出广西。因为，据他说，当时湖南人搞‘以邻为壑’，把广西当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驱蔡不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三章。】
广西人驱蔡，蔡却因祸得福。因为这时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乃顺便把蔡锷带到云南去了。在云南，他不只是在‘云南讲武堂’做兼任教官，教了个伟大的学生…─中国红军之父的朱德，并写了一部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的‘曾胡治兵语录’，更重要的是当上了一位实际带兵官─…中国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在他底三十七协里，他并且引进了大批留日士官毕业的晚期学弟，作为自己的班底。【参见哥大和刘绍唐所编的各种中西文蔡锷传记。】
蔡唐之间的微妙关系
笔者前章已交代过，袁世凯在他的班底六镇之中，是不用日本留学生的，因为留日的陆军学生，泰半都是同盟会的会员的缘故。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未尝加入过同盟会，但是他和黄兴却因同乡的关系，而有莫逆的私交；也由于黄的关系，蔡和同盟会也拉得很紧。如今在他的三十七协里，竟然有一个标统（团长），和六个管带（营长），是比他晚期的士官学校学弟，其中六管带之一便是云南东川出生、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六期毕业的学弟唐继尧（一八八一…一九二七）。唐比蔡大一岁，但是在学历上，蔡却是比唐高三届的学长；在官阶上，蔡（旅长）更是比唐（营长）高三级的顶头上司。在他们那个时代，不论是在日本或是在中国，官场都是阶级森严的，所以蔡对唐是可以颐指气使的，而唐对蔡则是必恭必敬的。这就是他们在辛亥前后的个人关系。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昆明，蔡是当时云南最大的实力派，召集全体干部密议之后，蔡被公推为革命政权的云南都督，云南就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阴历九月九日），向清廷宣布独立了。既独立矣，蔡都督坐镇昆明，一支由唐继尧率领，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北伐革命军，就从云南攻入贵州。贵阳既克，云南蔡都督乃向南京的革命政府力荐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半年之前，唐某还只是滇军里小小的管带（营长），一夕之间，连升四级，如今竟能与名重四海的蔡都督平起平坐，非松坡何以致此？唐对他的老长官、老学长的感激之情岂待细说？
松坡进京，蓂赓返滇
可是蔡对唐之恩高德厚，犹不止于此也。蔡锷之志不在云南一隅也。蔡原是个光芒四射的全国性人物，再加个名重四海的老师，狂为吹嘘，进步党人群抬轿，革命党人拼命拉拢，松坡也早已名扬海内。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北洋军举行有名的‘彰德会操’时，袁为阅兵大臣，蔡锷亦被指派为审判员，就颇为袁氏看重，而隐有选拔之意。迨袁氏企图称帝之时，袁嫌北洋诸将，尤其是自己的老班底一虎一狗，‘暮气太重’。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对部内政务，一问三不知。冯国璋方面大员，公书鞅掌，每晨高卧至十二时，犹在床上，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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