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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二卷－中原逐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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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说，都讲讲，董军长、刘军长！有话就说嘛，你们可都是一路大军的指挥官呀！”胡宗南点名了。
刘戡站了起来，似有先见之明地说：“我们这么多军队行动，延安不会不知道，打仗要算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据我判断，从开始进攻到抵达延安，这一段不会发生多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我众敌寡，共匪不会与我军硬顶的。堪忧的是，较大的，激烈的胁将会在越过延安之后发生，那时他们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对他们有利的地域对我进行抗击。对此，我们应谨防中敌埋伏，万万不可大意！”
刘戡的话引起了军官们的认同，都禁不住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胡宗南则觉得刺耳，连忙跟话说：“刘军长言之有理，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畏首畏尾，顾虑重重，行动迟缓。要看到共匪目前处于颓势，江河日下，而国军胜利指日可待，望诸位精诚团结，一鼓作气，剿灭共匪。”
顿了顿，胡宗南抬高嗓门威严地说：“我等必须遵奉委员长训谕，此役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忽拉一声，众将官又习惯性地机械地起立，有气无力地喊着：“愿为党国效劳！”
胡宗南扭头与裴昌会交换了一下目光，说：“诸位如果没有什么意见，就从本月12日开始攻击，祝各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我谈点意见，”整编第27师师长王应尊，此时不识时务地站起身来，说：“我认为攻占延安没有什么问题，双方兵力如此悬殊，共军无论如何是守不住的，本人估计他们也不会死守，而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如果真要那样，刘军长的话倒是要好好注意。现在的问题是，准备一定要充分，匆忙应战是兵家大忌，由于我部刚从晋南移师河西，给养、弹药尚在补充中，12日发起进攻有点仓促。”
胡宗南是最容不得部下提异议的，当即打断了王应尊的话，问其他人“你们其他部队是否也有这种情况？”
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附和王应尊的意见，说：“有”。
胡宗南很不情愿地宣布说：“那么12日再准备一天，3 月13日正式开始攻击。诸位要记住：三天之内占领延安，向委员长报喜，向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献厚礼”！
胡宗南再也不想听别的意见了，说完这句话，站起身来，瞥了王应尊一眼，离开座位，径直离去。
就在胡宗南调兵遣将、摆军布阵的同时，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在蒋介石的敦促下，也按照计划，迅速向西北调动和部署空兵。
其中，最为卖力的要数被派驻西安第一线指挥国民党空军的副总司令王叔铭了。他不辞劳苦，日夜忙着调派战机和军用物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受命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之外，王叔铭和胡宗南还有一层特殊的私人关系。他们同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据说王自苏联学习航空专业返回之初，为了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曾得到了胡宗南的很大帮助。
在1936年王叔铭任洛阳航空分校少校主任以前，还只是一个中队长。后来，他终于获得蒋介石的宠信，爬升得特别快，就是由于胡宗南、俞济时等黄埔一期同学及戴笠等人的支持。于是，胡、王二人的私人交情日深。当时，空军第3 区司令部与胡宗南长官都是平行机构，西安空军因不满胡以上级自居，工作中相互间有不少磨擦，西安空军不大听胡的话。这些，胡自然是要告诉王叔铭的。所以，这一次胡宗南主帅进攻延安，王叔铭自然就会特别卖力，不但调动了多得出人意料的空军力量，他本人还亲往西安具体指挥。
因此，国民党空军的调动及部署，在西北搞得热热闹闹。
早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空军就参照当时共产党军队的分布情况，在1946年夏天，将整个国统区划分为5 个空军军区，将所有空军兵力分驻在南京、上海、北平、西安、汉口、徐州等6 大基地，以对付共产党的解放区。
西安为国民党空军第3 军区，共辖豫、晋、陕、甘、宁。青、新疆7 个省。归第3 军区指挥的西安空军作战部队计有：一个P －47战斗机大队，即空军第11大队所属4 个中队，其中3 个中队各有P －47飞机12架，另一个中队有P －40战斗机12架，共48架。其飞行员自中队长以下，全部是抗战期间成都空军军士学校训练的1 、2 、3 、4 期毕业生，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后期的实战。
还有一个隶属于驻汉口的轰炸第一大队的B －25轰炸机中队，即空军第9 中队，有飞机12架。抗日战争中，属于中美空军混合团的轰炸中队。
此外，为了需要而临时调来的，还有属于南京空军的第10大队，和上海空军的第20大队的C －47或C －46空运机1 至2 个中队，飞机数量为12至24架，最少时4 至6 架，最多时40至50架，轮流驻西安机场，归第3 军区指挥。
国民党第3 军区司令部，尚有“比契喀拉夫脱”型飞机大小各1 架，L －5 型飞机2 架。
奉蒋介石的旨意，3 月初，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特地指派他的作战参谋飞到西安，向西安空军秘密传达指示：胡宗南部在准备向延安进攻，西安空军要大力协助。
国民党西安空军作战计划科，遵旨立刻根据其所掌握的陕甘宁解放区的情报和地形，草拟了一份西安空军兵力使用计划。计划拟在此次进攻延安中，使用两个P －14战斗机中队，一个P －40战斗机中队，一个B －25轰炸机中队。
时过不久，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直飞西安，同时，从上海空军第8 大队调来8 架B －24重型轰炸机，飞抵户县机场；从南京第5 大队调来两个中队，24架P －sl战斗机，飞抵西安机场。
此时，蒋介石花巨资扩建的西安机场，派上了大用场。
西安飞机场原场地狭小、跑道窄短。1943年，美国派空军来华对日作战，北战场以西安为前线机场，为使其适应作战需要，将机场跑道扩修为1800米，并增修跑道一条和滑行。停机、疏散各道。扩修后，机场可容两个大队约100 架左右的飞机，B －24巨型飞机也勉强能够起落。
1946年4 月，蒋介石下令将西安机场再延修500 米，共为2300米，并翻修旧跑道、停机道。先后拨扩修工程费6 亿元，至10月中旬峻工。
从蒋介石不惜花费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扩建西安机场，人们不难看出，其进攻陕北解放区、夺占延安的预谋由来已久。
往日比较冷清的西安机场，竟然一下子容纳了C －46、C －47、P －51、B －25等型号的飞机近百架。这个数字，是国民党飞机总额数的五分之三。一个机场，停落如此庞大的机群，这在国民党空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时间，3 月的陕北高原，初春乍寒，风吹尘起，遮天蔽日。
国民党军的陆、空军云集陕甘宁边区，气势汹汹地向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延安冲杀而来。蒋介石的“犁庭扫穴”开始了。
2．毛泽东要拿延安换全中国
晚上掌灯时分，新4 旅14团的几位领导正在吃饭。他们是奉命来到延安，担负防敌伞兵，控制机场，掩护党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任务的。
“毛主席一定看到我们的信了，不知道能不能接见我们？”政委常祥考边往嘴里扒饭边说。
“我想昨天晚上就应该看到了，就是说不准有没有时间，主席现在一定忙得很呀！”团长袁学凯说。
他们俩说的是，由政委常祥考执笔，他二人署名的意在想见毛主席的那封信的事。信是昨天傍晚，请来这里察看敌机轰炸情形的阎长林转呈毛泽东的。
饭桌上的其他人也参加了议论，有的说：“我看是大有希望。”有的则说：“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虽然各人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恰在此时，通信员报告：阎排长已经骑马到了门口。阎长林是去年6 月由他们团调任毛泽东的警卫排长的，当时他是副连长。
阎长林刚刚跨进门口，常样考就迎上去急切地问：“怎么样，能不能见？”
阎长林喘着气说：“可以见。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信，说你们很辛苦，应该见见，并要我告诉你们旅的首长，人可以多去几个，具体什么人去，请旅长、政委定。”
“什么时候去？”常祥考兴奋地问。
“现在就去。”阎长林回答。
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喜气。袁学凯放下饭碗，立即要通了旅的电话，告诉程悦长副旅长这个好消息。
程悦长得知毛主席要接见，也异常兴奋，在电话里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呀！可惜旅长还没有到，4 个团有3 个团还在路上呢，可是主席不能等呀。”
程悦长告诉袁学凯，在团部等着，要一起去。
袁团长刚放下电话，屋子里就像开了锅似的热腾起来。营长们听说毛主席要接见，纷纷要求一定要去，团里的其他干部也争着要去。
直到旅的领导到达后，去见毛主席的人员名单才确定下来：旅的领导有黄振堂政委、程悦长副旅长、赵光运副政委，团的领导有袁学凯团长、常祥考政委、宋副团长、还有参谋长、高主任。他们由阎长林在前面带引，骑上十几匹快马，从机场驻地出发，朝着毛泽东住地王家坪飞驰而去。
这是一孔陕北高原最普通的分里外间的窑洞，一盏煤油灯虽不很亮，但屋里的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窑洞里的陈设简单而整洁，只有一张半旧桌子，几把椅子和两个延制沙发，唯一和普通农家不同的是，墙上满匝匝地挂着军用地图，地图上标着各种各样的符号，红蓝铅笔勾划出的箭头、线条，纵横交错。平时，毛泽东就在这间窑洞里起居、待客、吃饭、工作。
阎长林把新4 旅的同志们安排在外间落坐休息后，就到里间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紧急电报。待处理完后，毛泽东放下笔，搓着手问道：“同志们到了，几个人哪？”
“一共8 个，旅首长3 人，团首长5 人。团首长里，除了给您写信的那两个人外，还有副团长、参谋长和主任。”阎长林简短而清楚地回答。
毛泽东说了一声“好！”站起身，伸手撩起门帘，大步从里间走出来。
新4 旅的同志们“刷”地站起来，向毛泽东敬礼。程悦长副旅长逐个向毛泽东介绍每个人的姓名和职务，毛泽东一边笑盈盈地与大家握手，一边和蔼地说：“让同志们久等了。你们看，要搬家了，要给胡宗南腾延安嘛。忙一些。大家坐吧，坐吧。”
坐定后，毛泽东像待亲人一样，请大家吸烟，“两种烟随便吸吧。这一种是咱们自己造的，那一种还是日本鬼子送的呢。”
大家看着烟，欠欠身子，可没有人伸手去拿。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着，询问起西华池战斗的详细情况来，问战士们现在的情绪怎么样？
黄振棠汇报说，在西华池战斗中，他们给了敌48旅一个重创，击毙了敌旅长何奇，缴获了不少武器和军用物资，但是没能达到预期作战国的，自己部队也有一定伤亡。总之是仗没打好，大家心里很内疚。
“打仗与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必背什么包袱。告诉同志们，仗以后有的打，机会多得很。”毛泽东微笑着说。
“现在，部队的士气高昂，部队指挥员们纷纷请战，表示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黄振堂接着说。
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说：“这个决心很好啊！延安是革命圣地，我们在这里住了10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保。”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目光缓缓地扫视着在座的各位同志，接着说：“据陕北目前的情况看，敌人来势很猛，兵力很集中。我们兵力没有他们多，不容易一下子消灭他们这样一个大跎跎。因此，中央决定暂时把延安让给它。”
室内静悄悄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从毛泽东说的暂时放弃延安的话语里，大家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
毛泽东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来，点燃后猛吸了一口，站起身来问：“我们要暂时撤离延安，战士们有些什么想法？”
程悦长说：“主席，战士们历来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战士们就保证绝不让敌人跨进延安一步。”
听了这话，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像是猜透了大家的心思，进一步问道：“你们自己有些什么想法呢？”
“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是不甘心啊厂袁学凯说。他似乎在表白自己的想法，也好像是代表大家说话。
毛泽东禁不住开怀大笑起来，踱了两步，说：“你们可以放几枪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也告诉在南京的蒋委员长。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他们背上吧厂毛泽东说着，打了一个手势。他的诙谐和形象的比喻，把大家都说笑了。屋里的气氛又开始活跃起来。
停了片刻，毛泽东坐回了原来的位置，说：“延安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的驻所，是革命的圣地，我们要主动的放弃它，战士们是会有些想法的。但是，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军作战历来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古往今来显而易见的战争规律。”
同志们望着毛泽东，频频点头。
“在五次反‘围剿’时，我们有些同志，把不放弃一寸土地的政治口号用在战术上，不看敌人进攻的势头，也不管自己的力量大小，实行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敌人生杀硬拼，最后被迫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损失惨重呀！实践证明那样做是错误的。”毛泽东放缓了语气，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史实为例，作着由浅人深的详细解释。
新4 旅的同志边听边快速地往本子上记录。
“我们把延安让给蒋介石，但这只是暂时的。人们将很快就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你们回去问问战士们，看大家愿意不愿意这样呢？”毛泽东吐出一口烟，语调里充满着乐观和自信。
听着毛泽东那精辟人微的话语，看到毛泽东那成竹在胸的表情，在座者都禁不住互相交换着目光和微笑，敬佩和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原来索绕于脑际的种种疑虑，以及对撤离延安的难以排解的不安和郁闷开始悄悄遁去。
“现在的关键是你们这些干部，首先要把问题想通，想明白，然后才能够给战士讲清楚。只要战士们认清了目前战争的形势，懂得了我们的战略，就一定能够打胜仗。”毛泽东用信任的目光看着大家，轻声细语地说。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各个解放区的战争形势，历数了过去8 个月中，蒋介石已经损失的60多个旅，71万人的事实。
“国民党能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少了，因此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做法，改向山东和陕北实行所谓的‘重点进攻’，企图以此扭转其被动失利的局面。蒋介石气急败坏的进攻延安，丝毫不能说明他的强大，恰恰证明了他已经穷途末路，离灭亡之日不远了。”毛泽东继续说着。
毛泽东把身子向前倾了倾，像跟大家拉家常一样，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共有218 个旅，过去8 个月，平均每月歼灭它8 个旅，如果以后几个月还保持这个平均数，那末，等到歼灭它100 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谈到这里，毛泽东的目光瞅向黄振堂，带着询问的口气说：“政委同志，二月份中央发出的《党内指示》晓得了吧？”
黄振堂回答：“报告主席，已经传达到全体党员，旅党委正在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
“这就好了。蒋介石的日子着实不好过呢，只要全国人民大众起来，中国革命新高潮就到了，他就要彻底垮台。现在的问题是要狠狠打击和消灭国民党的军事有生力量，使革命的进程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加速运行。你们看，一个月歼敌8 个旅有把握吗？”毛泽东问道。
大家的情绪开始激奋起来，都信心十足地齐声答道：“完全有把握！”
毛泽东站起来，在窑洞里来回踱了几步，继续说：“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面前没有困难。我们面前有困难，蒋介石面前也有困难，只不过是我们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蒋介石的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中国的反动势力，不看到我们的困难是不对的，要看到困难，看到了就会想办法去克服它。”
毛泽东又开始扳着手指头，分析陕北战场的情况：“一是兵力。敌人有20多万，我们只有2 万多一点，比例是10比1。在其他战场，我们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因此，我们陕北要比其他解放区更艰难一些。要打败胡宗南，除了指挥得好外，部队也还要多受些辛苦。二是兵源。陕北老百姓是十分拥护和诚心诚意支持我们的。但是陕北人口毕竟有限，加上支前、生产，能补充到野战部队的更少。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敌人的主意，把他们的兵俘虏过来，通过教育让他们明白谁是真正的敌人，掉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胡宗南，打蒋介石。如果这样把敌人搞掉三分之一，敌人缩小了，我们壮大了，就可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三是装备。限于条件，边区一直没办起大的兵工厂。我们的装备不如敌人，弹药也很缺乏，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取之于前线，用之于前线。”
这时，里屋传出了电话铃声，转瞬间阎长林走出来，轻声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彭总请您听电话。”
“请大家稍等片刻，去去就来。”毛泽东说着，起身进到里屋接电话。
大家有的放下笔搓着手，有的在翻着本子补记着什么，阎长林则在抓紧时间给各位倒水。
毛泽东接完电话，兴致还是那样高。他慈祥地瞅着大家，用商量的口气问道：“你们看，我讲得有没有道理呀？”
同志们兴奋地回答：“主席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心里亮堂多了。”
毛泽东仍然坐在那架木制的软椅上，重新点燃了一支烟，有滋有味地吸了两口，身子微微前倾，又拉家常似的说了起来。
谈到陕北战场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时，毛泽东说：“蒋介石要占领延安和边区的其他城市，就不得不分散兵力，我们呢？我们则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主动仗。做一切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我们的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人家，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好比你面前有三个对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打倒。”
稍微停顿了一下，毛泽东打着手势说：“你们不是都帮助老乡们推过磨，压过碾吗？就是那石磨，石碾子，把乡亲们打下的多少粮食都磨成了细面，碾成了细米。我们这两万多人要消灭他的20多万人，就得采取这个办法，可名其为‘磨菇’战术。充发利用陕北的地形，群众条件，把敌人牵上，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等把他磨疲劳了，磨饿渴了，再寻机会歼灭它。就这样，一个月歼灭他几个旅，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我就不信不能把胡宗南的二十几万部队磨个稀巴烂！”
是啊，真理往往就是这样的朴素无华。这些多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或在毛泽东指挥下东拼西搏的勇士们，今天又一次亲身领略了伟人那明察秋毫的锐利眼光，高屋建瓴的思想境界，富于哲理的分析判断和驭舵导航的领袖风范。他们为党拥有这样的领导者而庆幸，为自己能在这样的统帅指引下战斗而亢奋。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坚决打败蒋介石、胡宗南，把他们磨垮、磨死。同时请主席答应我们一个要求，现在敌人攻势很猛，请主席早些转移，到河东去，到刘帅、邓小平那里去，这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强烈要求。”袁学凯激动地站起来，声音有些发颤地说。
毛泽东则一脸平静，平缓而又诙谐地说：“是呀！敌人是来者不善，气势非常凶猛，南京的蒋介石不是发誓要消灭共产党，活提毛泽东吗，听说胡宗南还向他的委员长立了军令状呢。他们想在大举进攻延安时，空投伞兵部队，实行两面夹攻。把你们调回来就是准备打他的伞兵的。如果蒋介石的伞兵活捉了我，你们可是要检讨的哟。”
毛泽东的话，把一窑洞人都逗笑了。
然而，毛泽东自己却没有笑，他加重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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