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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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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赞成有这种骤然的改变。
一月十日到十八日，蒋氏曾到武汉，意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但不得要领，失望地返回
南昌去了。蒋氏所持的理由是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此时长江下游的军事正
在进行，国民政府应暂设南昌。俟南京光复后，再依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见，建都南京。并
且声言，这是南昌举行的国民中央政治会议所一致决定了的；要求联席会议的要人们遵行。
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则认为建都武汉原系根据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提议，经过
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观在无论在外交上，在
财政上，在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这个改变；即使迁都南京的话，将来也可以
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
由于这个争执相持不下，也由于蒋氏这次到武汉来，欢迎的场面虽然盛大，但一般情绪
总不能算是热烈的；所有“拥护国民党中央领导！”“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等呼声，都使蒋
氏感觉刺耳。蒋氏怀着怅惘的情绪回到南昌以后，便专对武汉的要人出些难题，向宋子文索
款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样一来，更使双方的距离愈趋愈远了。
建都的争执发展成为双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讦，武汉方面有种种谣传，如谭延辏П唤哿簟�
在南昌，不让他到武汉执行职务；张静江则因害怕武汉革命气氛之高涨，所以留恋南昌，阴
谋破坏建都武汉的既定政策；蒋氏则志在独裁，企图对国府置之于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
昌方面则纷传武汉的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藉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内部纠纷至此已达危险边缘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同志为代表来到武汉，与我举行重要会谈。他的目的
是要知道武汉方面的内情和我们的做法。我将武汉南昌间争执的内幕及其严重性详细的告诉
他，要求他转达中央，速谋应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汉南昌间的争执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共的分裂，甚至发
生武装冲突。目前双方已各走极端，征之已往史实，蒋氏是会不顾一切蛮干下去的，鲍罗庭
也不会再行采取妥协步骤。现在是中共中央急起应变的重要时机了。
我向他说明，现在仍有两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调人地位，以缓和武汉南昌间的
争执，使问题局限于谈判范围之内。就目前实情观察，这点恐不易做到；即使试行，最少也
要整个中共中央速来武汉，先与鲍罗庭商谈，才能进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鲍罗庭的既
定政策，积极准备力量，坚决予以贯彻。在我看来，不管中共中央愿意与否，事实上恐非走
第二条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释目前中共的步骤是相当凌乱的，武汉方面已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湖南方面
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已引起武汉内部的不安；这与鲍罗庭缓和武汉内部矛盾一致对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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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组织处于对蒋斗争的前线，领导力薄弱，我无法照顾。
广东更是一个重要据点，我在这里却无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在冯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党员
我又一直无法联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非中共中央速来武汉不可。
我建议中共中央不必过份重视上海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基地，
如果蒋氏占领了上海，可能要屠杀中共党员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中共中央如果搬来武汉，可以加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至西北等区域工作的领导，积极
武装工农群众，来应付这场生死交关的斗争。
汪寿华这个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学生，曾在海参威华工中做了几年的工会工
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
上海工运。他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少年气盛，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他曾向我夸耀上海八十万
有组织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的经过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国民党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对中共的态度良好，已组成一个国共联
席会议；一切工作都在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
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于上
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如果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必将在中共掌握之中。他这些话，显
然没有充份了解武汉与南昌间争执的严重性和上海社会的实际情形。我曾严重的警告他，这
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
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
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
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
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之外，不
能有甚么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讨，不仅没有澄清中共内部的混乱，甚至是贻误了时机。
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似乎特别受到俄顾问加仑等人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
庭不同的意见。他向我表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以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
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他说到在武汉的俄顾问中有些不同意鲍
罗庭的作法，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他提议让他去南昌一趟，与蒋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问，但不妨一试。我着重指出反蒋
阵线包括一些不可靠的旧军人和动摇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胜利了，局势也未可乐观的。如
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够使目前武汉南昌间的对立状况，稍微缓和一下，让中共能够多一点准
备的机会，也是值得的。不过事态发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过高的希望。
几天之后，从南昌回来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简单的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在鲍罗
庭的办公室中，他们两人又展开了争论。鲍罗庭似是以列宁自况，指斥威金斯基充当了反对
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维夫那种工贼的角色。他说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达到预期
目的，反动摇了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讥，
指出鲍罗庭的做法并不是甚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
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
鲍罗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动的，因而特别指出我与威金斯基主张的不同，以
减少贯彻他的主张的阻力。他说明他明白我虽也不愿革命内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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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成骑虎，不能退缩；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迁来武汉，集中力量来应付这场斗争。而
威金斯基却一味在那里唱反调和摇摆不定。鲍罗庭最后还是劝告威金斯基，说他的调子事实
证明是唱得已经迟了，现在是不能有所选择了，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结局
也许不会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样恶劣。
威金斯基终于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
不在这里，是无法限制鲍罗庭的行动的。他确认中共中央有迅速搬来武汉和立即筹备召开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必要。他后悔他这次确实来迟了，以致无能为力。他应允回上海与中共
中央商讨，以谋妥善解决。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后，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
一”的倾向。它依然留恋着上海，等到它后来搬到武汉时，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灾
难之后；同时，武汉也已到了“夕限无限好”的时期，难于有所施展了。总之，在后来国共
这一幕大打斗的闹剧中，共方领导上的无力和内部的纷歧，暴露无遗；而蒋介石将军却在那
里采取主动，独断独行的干下去；胜负之数是毋待龟卜的。
①冯玉祥的国民军自一九二六年春为奉直联军所败，便向西北退去，冯本人赴苏俄考察。他的第二军之
李虎部和三军之杨虎部则退守西安，为吴佩孚部所包围；一直等到冯玉样带着苏俄顾问，自俄归国，决心参
加国民革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西安被围已达八月之久。据冯玉祥说，当时他的作战方
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围而出潼关”两条路线，后因李大钊先生的建议，他才决定采用往
西安出潼关的计划，卒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见冯著《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页，上海教
育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
②条件全文见宋云彬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页—第二四八页，新知书店，民国三十七年港版。
第三章清党与宁汉对立
武汉南昌间建都之争迅即转化为军权与党权之争；接着又激荡成为蒋氏所领导的反共阵
线，与武汉所领导的反蒋阵线的对垒。这个剧烈的斗争形势演变的结果，是蒋氏逐渐占了上
风，武汉则相形见绌。因为蒋氏不仅握了兵权，而且获得旧社会保守势力的支持；南昌克服
之后，显然又得着外力的支援。而武汉的反蒋阵线却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意志又不统一，
因而易为蒋氏的反共旗帜所击败。
武汉方面因建都问题展开反蒋攻势时，声势原是颇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武汉三镇国民党组织举行代表大会，董必武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往会
发表演说，强调维护党员，军事领袖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等等言论。会议通过下列决议：一、
加强中央权力；二、统一党的领导机构；三、立即召集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四、欢迎汪
精卫复职；五、昏庸老朽之辈站开；六、拥护国府外交政策，反对党内反动分子与帝国主义
妥协的企图。会场并高呼“打倒张静江！”“反对军事独裁！”“反对反动派！”等口号。这一动
人的举措，不用说，自然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协同进行的杰作。
武汉南昌双方，都曾主张召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内纠纷；但
对会议的地点，则各坚持要在本身势力范围内举行。换句话说，蒋氏主张在南昌，联席会议
则主张在武汉。此外，双方又都标榜着以“救党”为己任，互责对方违反党纪。蒋氏曾指徐
谦窃据党权，漠视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职权。
对于会议地点的争执，胜利属于武汉。因为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都荟集在武汉，
而且一致主张在武汉举行；使蒋氏觉得如果坚持己见，无异自招独裁之讥；同时，他正锐意
经营东南，已有实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么会议的决定；而且南昌的国府主席谭延
辏Т又邪侔闶杞猓θ敖喜槐刈呦蚣恕Ｒ虼耍庖淮握茨烁娼饩觥Ｌ费雨＇终于在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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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偕陈果夫等到达武汉，蒋与张静江则留驻南昌，未出席这次大会。
从莫斯科回来的谭平山于二月底到达武汉①，他积极支持鲍罗庭的反蒋政策，并成为中
共参加国民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抱乐观态度。他曾描述斯
大林对于中共中央那种脱离国民党自谋独立发展的倾向，是不赞成的；而对于他与国民党左
派的友好合作关系，则极为重视。他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的主张。
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他与鲍罗庭是志同道合的。
三月十日到十七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②，很明显是左派胜利了。会议中曾首先根据
徐谦的报告，批准联席会议的工作；追认该会议一切决议的效力。这无异是对蒋氏否认联席
会议的一个直接答复。会议又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案》和《中执委会下的军事组织大纲》
等重要决议。根据这些决议，选举汪精卫、谭延辏А⒔槭⒐嗣嫌唷⑺锟啤⑻菲缴剑ㄖ泄病�
党员）、陈公博、徐谦、昊玉章（中共党员）等，九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汪情卫、顾孟余、
邓演达、陈公博、陈其瑗③、何香凝、彭泽民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之宣传、农民、工人、商
民、妇女、海外各部部长；这样一来，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国民党中央的原任职
务就被取消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增加了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中共
党员）、王法勤、宋庆龄等六个左派人物；并选汪精卫、谭延辏А⑺锟啤⒐嗣嫌唷⑿烨⑺巫印�
文、谭平山七人为政治会议的主席团。军事委员会委员定为十五人，蒋介石等当选为委员，
蒋介石与邓演达等为该会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定为二十八人，汪精卫等当选为委员；
汪精卫、谭延辏А⑺锟啤⑺巫游摹⑿烨迦说毖∥裾Ｎ裎薄！�
这些决议显然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的翻案文章。主要是打破了
蒋氏所培植起来的个人军事独裁的局面。除上面所说到的这些人事更易之外，还制定了一项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条例，其中规定总司令应对国民党中央负责，这是将军权置于党
权之下的重要表示。蒋氏虽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团之一，但与过去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力相较，是大为削减了。
国共关系的调整，也是这次会议主题之一。这次会议所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案》，其决
议内容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办法；并应第三国际的邀请，
派代表三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商治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④。这与过去蒋氏一味限制中共
党员活动的办法，有了显著的不同；不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职务，仍是没有中共党员参
加，多少还是不能摆脱国民党二中全会党务整理方案的羁绊。
国共关系由国民党党内的合作，进展到了在国民政府中的合作；这似是鲍罗庭首先提出
来的。他在到达武汉之初，即曾向我提到；后来共产国际便有中共党员应参加国民政府工作
的指示，用意是要加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国民党的左派同意这种主张，徐谦在
二月二十四日的演说中，即曾提到这一点。会议又决定国民政府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
业、卫生五部，中共党员苏兆微和谭平山因而被任为劳工农政两部部长。此外，会议也决定
容纳中共党员参加各省政府工作，并批准湖南民众团体所提召开省民会议的提案。
这都显然是国共关系的重要演变。在国民党左派要人们看来，为了巩固反蒋阵线，这些
措施都是必要的。在中共中央方面看来，这是国共合作的进展。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有
时说到“团结”左派，有时又说到“领导”左派；实际上仍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干
事，看作是实际支持左派的行动。中共的作法是要捧着左派去反蒋，并没有逐渐代替左派的
意向。也可以说，这些办法是使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合作，演化为两党在政权中的合作；同时，
中共历来为国共关系伤透脑筋，似乎也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导演这一幕的人是鲍罗庭。他的目的是要将国民党左派和各军首领以及中共
的工农势力，组合成一个反蒋阵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是煞费苦心的。如中共党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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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工作这一点，他曾向国民党领袖们反复解释，强调中共党员担任劳工农政两部，可
以将工农势力纳入国民党领导的正轨之内，也可以达到纠正工农运动的过激发展。但当他向
中共的负责人方面解释时，却着重说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可以逐渐增加中共在政
权中的份量，以影响国民政府左倾，并且是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一个途径；从此，中共可
以不再做革命的苦力了。
国民党三中全会是武汉反蒋运动最情彩的一幕。可是，事情也并不可能仅凭会议解决，
还须有实力作后盾。做漂亮文章似乎是武汉的特长，会议的决议案固然是多彩多姿，宣传工
作也是做得有声有色，但不免空言多于实际。实力的不够充足和意志的纷歧，都不是一时所
能弥补的。因此，在三中全会以后，武汉方面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了。
蒋百里⑤誉为“有决心的军人”的蒋介石将军，却是最重视实干的；他的独裁意志甚为
坚强；对于如何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也是胸有成竹。在他行动的时机未成熟以前，他多少
还能忍耐；譬如，他曾否认反对汪精卫；也根本不反对联俄容共政策；更否认他有联奉⑥联
日⑦等等意图。他还是以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国民党正统自居，并表示他所反对的只是武
汉的异端。这些姿态，显然是为了维系他当时在革命阵营中的威望。
到了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蒋氏便开始他的行动了。他再也不掩饰他的反共决心；
而且一起始就用非常手段来对付中共和鲍罗庭。“反共”这一面旗帜，确是他在这次斗争中，
获得胜利的重要关键。他不仅借此团聚了国民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也对武汉阵营起着重要的
分化作用，更能由此而争取到列强的援助。反之，武汉的“党权”旗帜，却是黯然失色的。
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国民党党内之争，与他们并无切身利害关系。在一般国民党员看来，
武汉的反蒋救党运动，无论是否正确，总是受着共方势力的影响。
蒋氏的反共行动由江西开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决
了；这是中共党员在反蒋运动中被栖牲的第一个人。三月十六日，蒋氏命令解散拥护武汉的
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另行由他指派亲信重新组织党部。三月十九日，蒋氏又以武力解散左倾
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此外，福州安庆等地蒋氏势力所及的地方，都先后发生
过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蒋氏反武汉赤化的旗帜，就这样由他以命令和铁血公开举起来了。
革命阵营内部起了激剧的分化。不赞成反蒋的人们纷纷离开武汉，左倾的人们也因长江
下游难于立足，开始向武汉集中。譬如，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就因不赞成反蒋，在三中全会举
行的时候，辞职走了。他后来在上海一带活动，对于拉拢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等实力派
共同清共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邓演达属下在长江下游的政治工作人员和一些被驱逐的
党部工作人员，又纷纷逃来武汉，在那里诉说他们本身被蹂躏的经历。
双方对垒的形势已成，再也没有转圆的余地了。和蒋氏一起工作的加仑将军那时也带着
他的助手离开了蒋氏的总司令部，来到武汉，继续任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中共方面
在蒋氏身边工作的蒋先云同志也于辞职后，由南昌返回武汉。原随谭延辏Ю春翰渭踊嵋榈某隆�
果夫等则于会议结束后，返回南昌向蒋氏复命去了。这样，武汉南昌间的各种联系宣告断绝。
蒋先云这位青年军人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他的苦闷心情，似乎是当时一般青年所共
有的。他是黄埔第一期的高材生；在他就读黄埔以前，在湖南参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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