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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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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他是黄埔第一期的高材生；在他就读黄埔以前，在湖南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
成为中共的正式党员，领导过湖南水口山矿工罢工运动。他为当时我们一般同志所敬爱，也
与我有很深的友谊。他又是蒋氏所喜欢的学生，被任为总司令部秘书，在蒋氏身边工作。蒋
氏与中共间的联系，往往都是经由他办理的。
蒋先云同志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爱护中共的一切；同时，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军人，
敬佩他的蒋校长，并爱护黄埔的一切。他一直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中共与黄埔都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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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华，如果彼此间能够消除误会，合作下去，中国革命前途是灿烂的，否则将不堪设想。
他那时曾多次奔走南昌与武汉之间，企图挽救双方的破裂。他不仅曾多次向我说明与蒋氏合
作的重要性，也曾多次向蒋氏进言，要求他继续联俄容共。但他究竟太天真了，没有深切了
解蒋氏的意向所在，同时，毕竟是人微言轻，敌不过张静江等人将蒋的包围。
剧烈斗争的火花使蒋先云同志陷于苦恼的境地，他由南昌回到武汉以后，总是表现得有
些怅惘若失。他要求实地作战，决心以鲜血来贡献于革命。不久，他被任为第四军的团长。
后来在河南与奉军的激烈战斗中，奋勇冲杀，对那次战役的胜利，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可
是，他自己就在那次火线上，怀着怅惘的心情阵亡了。
蒋氏的反共行动立即引起了武汉方面的反击。三月十五日，湖北全省总工会为了抗议陈
赞贤的被杀害，发表宣言，指摘蒋氏的行为为反革命。三月十六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支
持三中全会的决议的通电，强调党权不容为蒋氏所篡窃。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机关报武汉
《民国日报》，发表题为《民众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社论，宣告蒋氏再不是总理的忠实
信徒，而是反革命；并列举他的种种罪状，要求罢免其职务，并予以惩处。
武汉南昌间的破裂，与当时的军事发展是密切关联着的。在南昌克复以后，蒋氏在浙江
各省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也是他坚决反共的一个有力凭借。蒋氏一直不理会鲍
罗庭加仑等人的反对意见，全力向东南各省进军。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长夏超宣
布浙江独立，保境安民。这是蒋氏分化孙传芳势力所收到的初步效果。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
统率的东路军于十二月十八日攻克福州，继续向浙江进兵；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又占领
了杭州。该年一月间，第二、六、七等军沿长江东进，直指南京。孙传芳所辖安徽督办陈调
元宣布投靠革命，这又减轻了北伐军东进的阻力。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北伐军正由浙江和安徽两路向上海南京挺进，这是依照蒋
氏军事上计划的行动。当北伐军进攻到上海附近的龙华时，上海工人于三月二十一日发动了
总罢工，与驻在上海的直鲁联军进行巷战。二十二日直鲁联军狼狈退出上海。北伐军因于三
月二十三日顺利的占领了上海。同日，程潜所统率的二六两军攻占了南京城外的雨花台等高
地；城内的敌军向长江以北的蒲口退却。二十四日清晨，革命军进占了南京。革命内部斗争
的中心也就随着转到上海南京去了。
武汉当局深信蒋氏以南京上海为据点，展开反武汉的行动，因而决定不让蒋氏有完全支
配上海南京的机会。具体办法是派宋子文为中共财政特派员，赶往上海，直接掌握上海这个
经济中心的财权；并命令程潜所部巩卫南京，阻止蒋氏在那里建立反武汉的中心。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侯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
令，交给程潜执行。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
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
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庭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他因为
是程潜军的党代表，才知道了这个机密。他认为程潜即将出发前线，对反蒋颇具诚意，表面
上虽然满口答应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但暗中也流露出身当其冲、踌躇为难的神情；所以将
来能否执行这个密令，还是有问题的。我虽事先未与闻其事，但对于即将偕同程潜驰赴军旅、
肩负重责的林祖涵同志，仍予以鼓励。并立即用机密方法，通知上海中共中央，请就近予程
潜以协助。
程潜这个江右军总指挥，指挥他本人的第六军和鲁涤平的第二军（军长系谭延辏В蛉巍�
国府主席留驻武汉，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配合江左军李宗仁部和苏杭右翼蒋氏第一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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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向南京挺进。结果，攻占南京的任务是达到了，控赴南京的任务却失败了。
三月二十四日凌晨，直鲁联军褚玉璞部向长江以北退却，北伐军前锋开进南京城内的关
头，敌军的一些残部，乘机抢劫，城内秩序大乱，并发生了袭击外国领事馆及外人住宅的情
事。英领事等一些外人受伤，泊在南京江面的英日兵舰乃开炮轰击南京城，死伤多人。程潜
部大队进城后，忙着重建秩序，镇压抢犯，并护送外国领事及外侨出城，安全登上兵舰。
外舰炮轰南京事件的发生，使程潜陷于不利的地位。当时列强的政策，正利用蒋介石以
反对武汉的赤化，日本在这一政策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三月二十六日，蒋氏乘舰由安庆抵
达上海后，立即得到在上海的国民党一部份中央执监委员的支持，江浙财阀经济上的援助⑧
和外人方面的助力；同时他与李宗仁李济琛等实力派的反共联合阵线也在酝酿成熟之中。他
利用了这些优势和一七两军的实力，压迫程潜部退出南京。四月上旬，程潜部不得不向南京
上游撤退。从此，南京便在蒋氏控制之下，武汉的反蒋计划也就受了第一次的大打击。
这些演变，彭述之有一段曾亲历其境，他向我作过清楚的叙述。在程潜向南京进军时，
他就奉着上海中共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协同林祖涵李富春（当时任第二
军政治部主任）等同志，主持那方面的工作，以期实现控制南京的目的，后因程潜部撤出南
京，他便于四月上旬来到武汉。他向我追述他在南京的经历时，首先说到南京发生的侵犯外
人住宅和领事馆的行为，是尚未退却的敌军残部，在抢劫混乱中所干的。
他描述南京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反帝的怒火。北伐军和南京民众，原受着历次反帝运
动的洗礼和汉口收回英租界的鼓舞，现在复目击外舰轰击的暴行，反帝情绪自然有如波涛汹
涌，随时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他一心忙着鼓励反帝运动，同时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财产
的行动之继续发生。其他的同志们和二六两军的首脑们的注意力，亦大都侧重在这一方面。
他又说到，几天以后，他发觉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已为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所占领及
设防了。二六军的大部却散处在南京城内执行着维持秩序的任务，显然，在对蒋的军事上已
处于不利的地位。后来蒋氏又续调部队向南京周围集结，加以压迫，程潜部就不得不退出南
京。他也因南京的大势已去，只好来到武汉，再作计较。
彭述之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曾面带愧色的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
斥他的无能，指出一着之差，影响了全局；为何反帝的偶发事件，放松了控制南京地区的军
事布署。其实，我当时对他的责备，不免是过分了，因为处理的权力完全握在程潜的手上。
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
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
也有不满武汉左倾作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那里肯
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拚起来呢？鲍罗庭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
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
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
当时在武汉方面看来，失去了对南京的控制，是十分丧气的事，这是反蒋计划第一回合
的失败。鲍罗庭对这一点尤为伤透脑筋。其实，形势比人强，双方的胜负，也并不是决之于
南京的得失。
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的蒋介石氏，展开了反共的激烈行动。他开始以恐怖手段来摧毁
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发动了国民党清党运动，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并迅
即普及蒋氏势力所及的区域。同时他扫除武汉政府在长江下游的势力据点：如四月初，二六
两军之被逼撤离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蒋氏下令撤销等。他更
进而在南京另建一个对抗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蒋氏由上海移驻南京，召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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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革命阵营内深刻的分裂，乃以宁汉
的对立著称于世。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
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特征，在反帝的立场上，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出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
在上海克复以前，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过三次暴动。第一次是为了响应夏超在浙江
的独立，发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败而中止。第二次又为了响应北伐
军的占领杭州，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暴动，惟以北伐军未能即时向上海挺进，再告
失败。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组织了第三次由工
人暂时占领上海的大暴动⑨。
上海工人的这些暴动都是国共合作政策的产品。暴动的时间是由蒋氏的代表钮永建根据
军事进展情况所决定的，实际组织暴动则完全由中共负责。当时，国共双方在上海所组织的
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国民党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他们合
作得很圆满，因为国民党需要得着上海工人的助力，极力对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
则以为上海工人多卖一分气力，将来就可多获一分权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复上海后，能由
上海市民大会，选举出一个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获得适当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
钮水建、吴稚晖等欣然同意，并曾予以保证。
上海被占领后，市民大会是召开了，市政府的委员也选举出来了，可是国民党的态度也
改变了。首先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钮永建称病不与中共代表见面，拒绝任何协商。接
着上海工商界选举出来参加市政府的代表，也托词不参加市政府的会议。中共则仍根据联合
战线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们，积极参加市政的工作。谁知蒋氏到达上海以后，
不问国共双方联席会议的协议，声言市政府并未经过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并禁止
市民会议的集会。
这些事并未使中共发生足够的警惕。武汉方面反蒋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时
共产国际也曾电令上海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武装埋藏起来，当然是料定蒋氏将有压迫上海工人
的举动，而工人是无法抵抗正规军的压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认为事情还不致恶化到这样的
地步，因而不仅没有遵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没有足够的戒备。
恰恰相反，蒋氏的反共行动迅速而坚决。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集会，
由吴稚晖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军事领袖，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办法，将中共党员分别看
押监视。同时，蒋介石、李济垛、李宗仁、黄绍雄等在上海总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具
体办法，以实现吴稚晖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拥党大会的举行，通电主张肃清
跨党分子等十六条。五日，蒋氏下令封闭总政治部的上海办事处，并逮捕其中工作人员多名。
八日，蒋氏所任命的国民党上海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统治权。九日，国民
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等发表救国救党通电，公开反对武汉。同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被捣
毁；市党部委员侯绍裘等同志被捕。在在都证明，蒋的反共攻势是剑及履及的全面展开了。
当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的宣言，对中共中央还发挥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国
养病的汪精卫经由莫斯科回国，恰于四月一日抵达上海。他曾与蒋氏及其老友吴稚晖、李石
曾、蔡元培等协商；蒋坚持立即驱逐鲍罗庭和清共。汪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
解决一切纠纷⑩。汪的此一主张，曾被吴稚晖等斥为拘泥于党的法统，不能认清反共应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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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手段的立场。汪乃与陈独秀晤谈，企图获取中共方面的支持，以增厚他的政治资本。因而
由他们两人发布了一个联合宣言。
四月五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告两党同志书。其中内容
阐明：中共一直坦诚而忠实的承认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号召
两党同志，继续密切合作，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抛弃彼此间的疑忌，事事开
诚布公的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但此一宣言并未能缓和蒋氏的反共决
心，吴稚晖还斥之为“汪的谬论”。
可是，此一文件却引起了中共的错觉，陈独秀等似在回味着过去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合
作的好日子。蒋氏初到上海也曾嘉奖上海工人协助克复上海的功绩，并赠送上海总工会一面
“共同奋斗”的族旗。这使中共中央觉得蒋不会有什么压迫上海工人的异动。而且驻在上海
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⑾等人对上海工人种种同情的表示，也使中共中央抱有幻想；现在
又有了汪陈联合宣言，中共中央更认为紧张的时局必将因之而缓和下来。
其实，汪的回国和汪陈宣言，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加速了蒋氏的行动。蒋氏到上海
之初，表面上虽对上海工会表示友好，暗中却在积极准备消灭这个眼中钉。他一开始就联络
上海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将帮会人物编成蓝色制服的队
伍，准备采取破坏工会的行动。四月十二日凌晨，当中华共进会的蓝衣队向上海总工会进攻
时，驻在工会里的工人纠察队尚在睡梦之中，仓卒起而应战。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却在几
个钟头以前，被骗在中华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杜月笙家中，进行友谊协商，而堕入了陷阱。同
时，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受蒋氏密令，以平息工人内哄，解除双方武装为藉口，派出大批军
队，将正在应战的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并逮捕多人。顷刻之间，上海号称八十万工人的组织
和五千工人的纠察队就被摧毁了。这也就是有名的“四？一二”国民党清党的开始⑿。
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似仍未完全觉醒过来。当时在上海任工人纠察队
副总队长的周恩来还奉命凭藉他在黄埔的旧有关系，奔走于军事当局之门，企图保释那些被
捕的工人们；他也因此一度被软禁，几乎丧失了生命。四月十三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在闸北
举行群众大会，准备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释放被捕工人。当这个队伍行至鸿兴路口时，
军警即以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不少的徒手工人，顿时纵横倒毙于街头。这样，那些曾以热血
贡献于北伐的上海工人们，转眼之间，竟又作了北伐军射击的对象。
至此，中共中央才认识到整个世界确实变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四？一二”这一幕后果
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远处来
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至少，这次事件激起了共方对他们的刻骨
铭心的仇视。再以共方而论，共产国际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政策，亦为血的教训
所否定。而中共中央陈独秀先生的领导，威望从此失坠，造成了他后来的垮台。
上海南京一带所发生的突变，立刻引起了我们—武汉的共产同志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的
各种不同程度的愤慨，纷纷研究对策。鲍罗庭显得十分焦急，他主张中共应更加约束工农运
动的过激行动，以期减轻武汉内部的矛盾，同时强调用武力实行讨伐蒋介石。可是，鲍罗庭
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四月十日，汪精卫由上海到达武汉（正是“四？一
二”清党的前两天），他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和过去一样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他曾向我表示：
过去一年来紧张的革命时期，他竟出国养病去了，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
总理遗训遭到破坏。他并未将上海方面的严重形势尽情告诉我，但显得有点神色不安，已不
如从前那样的容光焕发了。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弥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
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他没有回国以前，人们都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达武汉的最初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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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发生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几天以后，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陷于一筹莫展的苦恼境
地了。总括的说，他的作用是降低了，并不能发挥团结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汉的阵营更加
动摇。其症结所在，很显然，在刀光剑影之下，空言毕竟是无补于实际的。
上海南京的恶劣消息传到武汉以后，“讨伐蒋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等等呼声，
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
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行动盛极一
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
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
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国民党
的行为。有的认为蒋氏与中共的冲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还有些人在暗中赞许蒋氏反共的
果决。可见在当时反蒋阵营内，人心也不一致。
蒋氏的反共行动在上海发动以后，迅即普及于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四月十五日，广东李
济琛的清共手段，较之蒋氏尤为残酷。当天他在广州，调遣军警，宣布戒严，逮捕了约两千
名的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封闭了二百多个工会等团体；黄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党员
就是在那次镇压中被杀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党工作，手段的残酷也表演得淋漓尽致。
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党员，也有不少是所谓国民党左派⒀。
武汉方面唯一差强人意的事，是江西当局采取了支持武汉的态度。蒋氏的反共行动，首
先原是江西开始的，但不久他离开了江西，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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