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姓看中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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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头”烂了
　　李建永（北京）
　　在某些公开而严肃的场合，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领导干部说，腐败嘛，是有的，但那只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啦。他们往往边说边伸出一个小指，表示那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不计的、非主流的“小菜一碟儿”。就连日前全国各大媒体同时曝光的震惊全国的“9898”湛江走私特大案，记者在行文中亦写道：“在湛江，卷入这一案件的干部有200多人。这个数字虽然与全市整个干部队伍相比，还是极少数；然中”
　　这种“虽然然而”的句式，也许有记者的苦衷。然而——我也要“然而”了，这是一个不能构成比例的“比例”。客观地计算，以200多人比湛江市的整个干部队伍，连一个指头比九个指头都谈不；但是，我们个能拿湛江市的整个干部队伍与涉案的200多人来比较。因为，涉案人员中，只有个别要员来自市委市政府，其余均集中在海关、商检、边防、港务等部门。而且，即使在同一部门或单位中，仍具有不可比性——在湛江市委，谁能跟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同庆“比权量力”呢？在湛江海关，谁敢跟当时的海关关长曹秀康“度长囗大”呢？在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谁又能跟当时的分局长邓野、政委陈恩“同日而语”呢？即使硬要攀比也只能作脚丫子跟大腿的比较，甚至连脚丫子都谈不上。退一步说，就算把这些腐败分子真的比喻成“一个指头跟九个指头的关系”罢，那么，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是一个“指头”，茂名海关原关长杨洪中是一个“指头”，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原局长邓野是一个“指头”，湛江市政府原副市长杨衢青是一个“指头”，中共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是一个“指头”，这五个“指头”联在一起，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手”；加之与香港及内地的走私分子李深、张猗、邓崇安、陈励生（陈同庆之子）等组成的另一只“黑手”一拍即合，勾结一起，钱权（色权）交易，歃血为盟，里应外合，上下共手于是，湛江便成了“走私者的大堂”，“经济长城的国门就这样洞开着，形同虚设”。
　　报道说，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胜利告破了。然而，这种胜利是一种怎样的胜利呢？难道仅仅把那些腐败了的“指头”一刀砍掉了就算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了吗？
　　培养一个干部（尤其高级领导干部）不容易，而毁掉（自毁）一个干部却似乎不费吹灰之力。这也正好应了一句占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年初传媒披露的“广西第一贪”李乘龙一案而牵扯出来的省级高干徐炳松（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被捕后居然说“愿当农民，将功赎罪”——“以农民的身份来赎罪”，谁敢相信这话竟出自一个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口！可见其“素质”。这类“指头”，迟早是会腐烂掉的。
　　倘为另九个“指头”计，当吸取这一个“指头”的教训。俗话说得好，“十指连心”呐！
　　
　　按摩
　　陈大超
　　我说我也会按摩，别人就说你会按摩有什么用？只有小姐会按摩才有用。又有人说，是小姐就是不会按摩，也有人找她按摩。于是大家就笑。
　　我就觉得“按摩”这个词，真是被人亵渎了。或者说被人糟蹋了。
　　我是真的跟一位老按摩师学过按摩的。老按摩师按了一辈子的摩，大拇指都按短了半截。什么胃下垂，半身不遂，早期精神病，在他手里都能见到奇效。我的因为中风瘫痪在床的奶奶，只被他按了半小时，手脚就能动了，又按了几个月，就能下床做事了。他这一生，不知将多少手脚不能动的病人，按得活动自如甚至是活蹦乱跳。
　　不知现在的按摩小姐，有没有这种本事。不，现在的按摩小姐，好像本事更大，她们还没动手按，病人的手脚就迫不及待地动起来了，虽然是乱动一气，那也说明疗效是异常显著的。当然，光乱动一气也是不行的。按摩小姐一定会治得他有自己动手掏腰包的能力。
　　我那位老按摩师，除了用手按，也用胳膊肘按，还用脚踩，只是他从来没用自己的脸蛋、乳房、小腹给人按过。所以他的收费总是高不起来，按了一辈子，还是家徒四壁。不像现在的按摩小姐，由于采用了新的部位按摩，不仅按摩的收入可以让自己挥金如土了，而且还对按摩事业做出了全新的“贡献”。
　　所以现在的按摩，就能特别地引起某些人的重视。而什么东西只要一引起重视，就能很快地得到发展，当然也特别容易来钱。
　　按摩呢，也就愈来愈神奇了。神奇到有人用按摩招待他人，却能把自己的头痛治好。这年头，令人头痛的事情总是很多。工作经不起检查，可上级偏偏要来检查，头痛。该办的证件本来不要花钱的，可你不“出血”人家偏偏就不给你办，头痛。孩子毕业了，却到处找不到工作，更是叫人头痛。头痛怎么办？用按摩招待有关人员呀，据说是一招待就灵。
　　小姐也特别喜欢给享受这种招待的人按摩。他的手脚动也好，不动也好，都无所谓。反正也不要他掏腰包。
　　给人治病的按摩，竟然演变成了一种招待、假若我那位老按摩师还活着，他一定会哭笑不得的。或许他会感叹：唉，计人恢复健康的按摩，怎么反而把我们的社会按出了许多病态呢？
　　
　　新版“文字狱”
　　魏得胜（昆明）
　　报上说，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下岗工人杨富，于1997年10月承包一间门市，经营熟肉制品，店名就叫“杨富肉店”。岂料，杨富的肉店仅挂牌5天，应县执法队队长等人就命令杨富把牌子取下，令其更改店名（同时罚款500元），否则个予开业。迫于压力，杨富只好把牌子取下。然开业不到两个月，执法队还是经常找杨富的毛病，以致弄得他不得个“关门大吉”而沦为失业者，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使得杨富雪上加霜。
　　这段祸起店名的现代典故，起因是卖肉的此杨富，与在该县任县委书记的彼杨富同名同姓，恰巧书记大人的权杖下又豢养了一帮“快手”，他们就像陕西省礼泉县副县长冠随谦手下养的那帮警察一样，无论谁犯了他们主子的讳，他们就闻风而动，定弄你个鸡犬不宁，有来无回！你看看，同样是人，同叫杨富，命运却截然不同。就此，我们不必把两个杨富放在天平上，孰重孰轻，便可一目了然；谁主谁仆，更是天下皆明！
　　细细想来，现代社会里的彼杨富们所讳的，正是封建社会里的权贵人物所讳的。最为“经典”的要数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雉之所讳了。“雉”本是一种叫做“野鸡”的动物，自打刘邦由一个无赖混得一个皇帝干干后，吕雉便夫贵妻荣讳上了一个“雉”字。从此以后，“野鸡”就叫“野鸡”，再也不能叫“雉”了。人一到了特殊的位置上，就会特别自我感觉良好，进而忌这讳那，忘了做人的根本。想那当今的应县之彼杨富，倘若他是一个村夫，又假设他在某一天进城来，偶一抬头，见“杨富肉店”四个字，没准会咧开瓢似的大嘴说：“哟嗬，有点意思，这店名跟俺的大名一模一样，进去撮一顿。”或许还会有荣幸、沾光之感。可现实是，被杨富是“父母官”，他不仅不会有沾光感，相反还怕那此杨富辱没了他的大名。所以，他手下的人才莫名其妙地罚了此杨富500元，且最终把他推向衣食无着的境地。此杨富因名得祸，把它说成是现代文明社会里的文字狱一点也不为过。
　　
　　去聊城干啥
　　祖丁远（江苏南通）
　　报载，近两年来，随着孔繁森事迹广为传颂，山东聊城热闹起来了。去聊城的参观团访问团、学习团一批接着一批，把个原本不起眼的聊城搞得非常热闹。然而，来学习孔繁森的多数人员只到孔繁森故居溜达一下，然后便掉转个头，朝济南、曲阜、泰山等名胜古迹地游玩去了。在全国上下学习孔繁森的热潮中，有谁会反对去孔繁森故乡参观学习呢？却又有谁会相信竟有那么多人以“学习孔繁森寻访英雄成长足迹”的名义而使用公款搞旅游吃喝玩乐活动呢？！
　　
　　离世界有多远
　　闵良臣（郑州）
　　一家报纸推出一九九八年在中国有影响的十本杂志，第一本就是《三联生活周刊》，对它下的评语的最后一句是：“这本杂志让我们切切实实觉得自己离世界很近。”
　　如果单翻翻一本杂志，就能“让我们”“觉得自己离世界很近”，那么“让我们”觉得离世界还很远怕也是比较容易的。第十三届亚洲体育运动会期间，当三大球赛落下帷幕之后，有位记者写了一篇述评，题目就叫《我们离世界还很远》。
　　那么我们到底离世界很近还是很远呢？我想各位自有感受，不必有人来强求“一律”。问题是“觉得”是否就能代表“实际”？
　　要想世界真的离我们很近，自然是只有多和世界“接轨”。然而且不说“接轨”就能“接”得了的话，怕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未必乐意“接”哩。别看一些人整天也叫着“接轨”，在那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可骨子里总是维护固有体制，不允许你有丝毫的改变甚至触动。就这样，怎么去“接轨”，怎么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腐败难反，是何缘故？还不就是有一部分人在那儿享受着这些东西！女作家张抗抗在解说快乐时认为：“美是一种最怕毁坏和操作的物质，而且一旦失去，便不再回来。”我想，丑呢？腐败呢？这些就不怕“毁坏和操作”？特别是对有些人来说，这腐败一旦失去，也同样难以再回来。试想，一旦真正民主起来，民主化了，这腐败，也就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吧，说好听点，也合该寿终正寝了。而令国人头痛无比的腐败同样不也是怕毁坏怕损伤，而这毁坏和损伤不就是曝光吗？一旦曝光，腐败分子想再腐败下去怕是也并非那么容易的吧。既然如此，至令仍享受着封建、腐败的人怎么会乐意你反呢？
　　明乎此，就不会被一点成就冲昏头脑，也不难测出我们离世界到底是很近还是很远。想来，还是那位伟人明智，他不是说了么，再过50年，我们也不过是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难怪刚开过不久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不记住：我们离“世界”还有很长的路哩！
　　
　　总统面对屁股
　　张建川（重庆）
　　法国足球队捧了大力神杯，队友们一高兴，把队长德尚抬到了贵宾席的桌子上，桌子后面坐着希拉克和普拉蒂尼。我把德尚的狂喜都忽略了，因为我惊讶得一门心思地去设想着当时希拉克的处境：他面对的是一个沾满了泥巴和充满了汗臭气的德尚的屁股！
　　可是现场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造次”和“不对劲”。于是我惊讶之余又很吃醋。一“醋”：人家拿了世界冠军，就跟成了世界之王似的，“总统”什么的早被忘到后脑勺去了，一高兴就敢“拿屁股对总统”。搁咱这儿，“小民”就是碰上了天大的喜事，也只能在心里乐，遭了天大的灾祸，也只能“化悲痛为力量”，在“领导”面前要毕恭毕敬、小心谨慎才是。二“醋”：队友们是普通群众，没觉悟，抬着你德尚拿屁股对总统；你德尚大小也是个“头目”，怎么不见忙不迭地推辞与谦让？没见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宣布：我们的成长和任何一点成绩的取得都与上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分不开？三“醋”：人家当官的咋就这么平易近人，没一点架子与霸气呢？或曰：此表演也！可为啥咱有些官员连让“小民”们领略一下表演的机会都不给呢？有的尽是一身霸气！
　　咱中国普通老百姓啥时候也敢不把“官”当神似地敬着，该怎么乐就怎么乐，该怎么悲就怎么悲，那就好了。
　　
　　“衙门”的狮子
　　西北平原（乌鲁木齐）
　　不少权力机关、政府部门的大门前都盘踞着两头石狮子。狮子乃权威的象征，据说也能避邪，因此，封建时代的官衙、王公大臣的府第，以及乡下上财主的大门前，不约而同地都有两头石狮子，呲牙咧嘴，横眉立目，让老百姓望而生畏，也恨之入骨。因此，百姓造反的头等大事，就是先砸那象征强权和暴政的石狮子。
　　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不但彻底地废除了封建统治者的那一套体制，而且，也搬掉了衙门”两旁的石狮子，使人民不再对自己的政府望而却步。然而，曾几何时，又有人开始在机关门前置放石狮，将人民公仆的办事机构弄得几同于封建“官衙”。始作俑者真该斥之为“罪魁祸首”！
　　当然，作为宾馆、饭店甚至银行等社会服务性单位，在门前放两头石狮子作为装饰品，也无伤大雅。但是，党政机关、权力部门门前置放石狮，实在有吓唬老百姓之嫌，实在不是什么“装饰”。我建议搬掉石狮子！
　　
　　处长多于小姐
　　吴非
　　现在不仅机关里有官多兵少的现象，高校里也是官满为患。有顺门溜称“科长满操场，处长满礼堂，校长满走廊”，夸张度并不高。
　　敝省有所高校，也受近年风气影响，因人设事，搞出不少让自己也哭笑不得的事。有教授说了五六个处长的来历，其中有个处长的提升让我觉得有趣。这位教师有天跑到书记家，一坐下来就呜呜地哭。书记见了，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感情挫折，教师撒娇，继续呜呜地哭，哭得书记心烦，说，你再哭，会影响我的健康。这位青年教师才吞吞吐吐地说，别人副教授都当上了，我外语过不了关，以后也肯定过不了关了，房子也住得比别人小，没面子想以后还是“搞搞管理”，但是那些像我这样的人都是处长了，我进步也太慢书记被他哭烦了，说，知道了知道了，回去吧。不久，青年教师被任命为某办公室副主任，括弧内可以写上一个“副处级”。
　　每年年终，学校里都要慰！司处长们，招待一餐，很丰盛，地点就在学校的宾馆。这一年聚餐时，餐厅有位小姐动了气。小姐说：去年聚餐，20桌就够了；一年工夫，今年30桌都坐不下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一一小姐才长了一岁没想到处长却多了10桌！小姐每不情愿地长一岁都有迟暮之忧，担心变成老娘，而处长多了10桌却皆大欢喜。想到这么多人都是正处级副处级，房子全占光了，小姐上菜的时候也没有了什么好脸色，一开口就有点像孙二娘了。处长太多，小姐反而像领导了。
　　
　　莫让捐者悔
　　熊识全（贵州赤水）
　　两年前，我收到家乡区委寄来的一封信，说为丰富山区群众的文化生活，区委准备修建一座电视转播台。但因家乡是贫困地区，且又连续三年遭受旱灾，由于资金短缺，恳求家乡在外工作的各界人士捐款相助。
　　于是，我和家人分别寄去两笔捐款。然而，款寄去一年多了，既不回信也无收据。写信去区委询问，人家置之不理。
　　前些日子，乡一亲友来访，我问起电视转播台一事。他说根本就没建，收到的捐款已被那些“头头脑脑”吃喝了。听后，我十分气愤，他们这种所作所为真是太伤作赠者的心了！
　　据报道，这种打捐赠之旗，行作祟之事的肮脏之举在全国已有几宗。有将捐款用一于修办公楼的，有将捐款用工购移动电话的，有将捐款用于买小车的等等。这种善款乱用，极大地伤害了捐赠者的感情，也影响了一些正常募捐活动的开展。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首先，国家应尽快制订《捐赠法》，使捐赠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在捐赠法未出台时，有关部门应对组织开展捐赠活动的主办单位加强管理，严格审计，并通过一些不同的形式向群众公布款项的收支情况，以接受社会的监督，使之做到专款专用，让捐赠者的善行发挥善益，莫做出让捐赠者寒心的事来。
　　
　　遗骸的意义
　　黄波（湖北宜都市）
　　媒体上说，美国人又开始在我国大陆边境一带搜寻二战时的美军士兵遗骸了。
　　已记不得这是美国人的第几次寻找遗骸行动，只记得当初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后，我心里曾大不以为然：搜寻遗骸，且如此派专人派随行记者跟踪报道地煞费周折，于生者何益、死者何补？钱多了闹的！现在又长了几岁又侥幸长了些见识才知道当初是多么幼稚！对普通人的个体生命的尊重这难道不是人类进步的文明程度的标尺么？
　　很遗憾，我想起了我们自己。重整体轻个人据说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之一，我们整个社会心理对个体生命的轻视抑或正是这一传统下的产物？后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话很堂皇也很正确，但落实到人民的每一分子身上，普通百姓就成了可供驱使堪作工具的“螺丝钉”，远的不说，十年文革对个体生命的卑视、践踏到了何种地步啊
　　我敢说，只有尊重、珍爱普通人和个体生命的民族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扶贫在扶官
　　丁东
　　有一个女同事，前年单位派她到山区下乡扶贫。我们那个单位是搞学术研究的，清汤寡水，本来没有多少扶贫的能量。好在这位同事的父亲生前当过那个专区的第一把手，一些老部下身居现职。她下乡后，看到老百姓很苦，于是在专区机关奔波了一番，为村里争取来一笔扶贫款。村干部收到款子，喜出望外，对她说，按我们这儿的规定，给你提成10％，当下就要给她点票子。她心里一惊，这又不是拉广告，怎么好提成呢？于是拒绝。村干部误认为她是嫌少，问她想提成多少？她讲出不该提成的道理，村干部大感意外。
　　谁争取到扶贫款谁提成，在当地恐怕已经成为常规。
　　不久前，单位里又一位同事和我说起扶贫的事。他刚从乡下回来，气愤地说，村里建了一个水坝，实际造价不过十几万元，却以三十万元承包给一个工程队。工程队偷工减料，不到一年，坝就垮了。又建了一座桥，实际造价二十多万元，又以四十多万元承包出去。桥才建成一年，也出了问题。扶贫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就这么流进了各级干部的腰包，真正用到项目上的不足60％。村里的老百姓说，这不是扶贫，而是扶官。同事问我，能不能找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曝光？我想，这种腐败现象，就是找到“焦点访谈”，也不一定排得上队。况且，猫儿腻都是在背后干的，就算你说的是实情，又能拿到多少证据呢？
　　相比之下，那些公开提成的，倒显得“光明正大”了
　　
　　可怜农民心
　　雪山（海口）
　　再锄一遍草，再浇一遍水，然后灌浆、扬花，再然后地处华中平原的我老家田地里的新麦子就该成熟了。但愿今年的收成好。
　　但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实在有点不踏实。春耕伊始，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有关“权威”部门对市场上出售的种子质量做了一次抽样调查，公布出来的结果让人目瞪口呆：
　　小麦种子合格率40％；
　　玉米种子合格率9。0％
　　这些种子通过各级种子经营部门销往全国各地。
　　前此大又看了一条新闻，湖北、海南等地的某些化肥厂一为牟暴利生产劣质复合肥，居然已销出4000多吨，而且又是销往全国各地！电视画面上的那个农民站在田地边上，指着秧苗激愤地说，那种劣质化肥上到地里以后，长出来的幼苗“发锈”，弄不好一点粮食也不长！
　　除此之外，我还陆续听到和看到有些地方因天气酷旱有可能使粮食绝收的消息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错，但我想问个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劣质种子和化肥在上市之前没有人检验？这一切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
　　可是无论由谁来负责，农民种出来的不管是小麦、大米，还是玉米、棉花，一律是按优劣等级收购的，一点都不会马虎。二级的小麦或棉花绝对卖不了一级的价钱。
　　再往前翻几张报纸，就能看见在不久之前，各地农民手中拿着的还是用洒了一年的汗水换来的不能吃不能喝的大把“白条”（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伟大而独特的“发明”）。卖粮食的和卖棉花的没得钱拿，这不就是“庄稼人没口粮，纺织娘没衣穿”吗？为了这个，我们的各级政府还搞厂许多个“了不起”的“争取不给农民打白条”之类的承诺工程。可现在的事实是有些地方“白条”照打，农民负担也在“减负”声中一年年地水涨船高。
　　我的亲友们有一大半是种田的农民。我记得有一年暑假去他们种的玉米育种地里帮忙，为了避免公本和母本“串花”，要钻在一人多高的庄稼地里把所有抽出来的玉米雄穗都拔出来，那是要一直踮着脚，伸长着手去拔的。七月里烈日当空，即使早晚也是热气袭人，更不用说玉米叶子划割着皮肤，火辣辣的痛，不消半个钟头就已是腰酸腿痛，干上一个小时就感到头晕脑胀、直想呕吐；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