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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看中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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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过去，只想喝水、睡觉，不想吃饭——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城市里一直努力拼搏并留下来的巨大动力之一。
可是现在，明年的种子也许就是假的，这真是个巨大的恐惧！
我的母亲历来就有存粮的习惯，我想她老人家大概是破过去的饥荒时日给吓怕了，直到现在这个习惯还是在慢慢地改；但是且慢，如果今年还是没有人给农民“定心丸”吃的话，我倒是要准备回家乡去给母亲她老家修上一个大人的、又防潮又通风的粮仓，尖顶的那种。
要××，先修路
继超（河北邯郸）
据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和山西省在修建高速公路时，都违纪大量挪用建设资金，其中，河北省挪用近亿元，以建培训中心为名，盖了高层办公大楼和高级宿舍；山西省则远离高速公路，建了一处集保龄、桑那、游泳等为一体的高级娱乐场所，其挪用资金之多，令人难以想象。至于挪用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名堂，未得其详。
面对这两起并不令人吃惊的事件，想起了屡见报端的“要致富，先修路”、“要治穷，路先通”等顺口溜。确实，要想打开闭塞的山区，要想解决城市交通的“瓶颈”，或曰改变某某形象，是有必要修公路的，有道是：公路通，百业兴嘛。但是，老百姓还有另两句顺口溜：“要暴富，修马路”、“要提成，上工程”，同样发人深思。刚一交工便成豆腐渣的云南省昆禄公路，因毁于一旦而引人注目的綦江虹桥，以及上述揭露的边修路边盖楼的事件，使人不得不想想有人为何要修路架桥？
要政绩，先修路。架桥修路，历来是民间的善举之一，如今成了很多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重要一火。国企改制、找新的增长点、工人再就业，费时劳神最难办；农民致富、农业产业化，忙在基层见效慢。见效最快、最显政绩的莫如修路。于是，列为形象工程和堂政领导几件实事的总离不开修路或架桥；于是，有某城区在一条不长的河上架了三座桥，老百姓说是一个书记一座桥；于是有某市在庄稼地里压出条宽马路，预计到21世纪中叶再通车。
要暴富，先修路。修一条路，动则百万、千万、上亿的资金，跑立项，搞设计，招投标，进原料，过验收，该有多少环节，该过手多少金钱啊？工程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会有多少“猫腻”呢？按通行的10％回扣率，你不想暴富也不容易啊！綦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受贿罪10多万元，实为小菜一碟，其大巫还多有人在，足以让人测测修路表层下的污水有多深。
要××，先修路。同是修路，区别多多，名堂多多。架桥修路，利国利民，要构筑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要扩大内需激发增长，急需大修其路。问题在于，修路的动机何在？是发展真需要，还是为造“政绩”？是为民谋利，还是医己私利（造政绩图私名，实质也是图私利）？修路的钱用于何处？是全部投入工程，还是贪污装进腰包？这实在是泾渭分明、冰炭不同炉的原则问题！
工程发包，已成为官员贪污受贿的重要环节，也成为检验干部廉洁度的一块试金石。
我也“不满意”
日月（武汉）
近日，有消息说某省评出了5个“人民不满意派出所”。这5个“榜上有名”的派出所的主要问题是：领导班子不力，部分民警素质低下，违法违纪严重，辖区治安秩序不好。有的执法违法，非法延长留置，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甚至死亡；有的公然绑架他人，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有的耍特权，抖威风，欺压殴打群众等——
读罢这一消息，笔者实在是有点弄不明白了。如此恶行，倘若是一伙不法之徒或流氓恶势力所为，人民群众对治安状况表示“不满意”，倒还情有可原。然而，事实偏偏是一些担负伸张正义、打击犯罪、维护法律尊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责任的执法者所为，难道也用“不满意”三字就能交代得过去吗？
不知该省“人民满意派出所”的标准是个啥样子。但我想，早些年人们常说的“遇到困难找警察”，以及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中的警察形象等、怕是“满意”中的基本内涵吧！最近，还常能看到、听到有关“满意”的新解，就是“不要等群众有困难找上门来，而是要主动发现和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如此“满意”与“不满意”，难道就仪是一字之差吗？
要说这5个派出所的所作所为，用“怒不可遏”、“愤慨万千”等词语表明群众的态度，绝不过分。“不满意”是否有点过于轻描淡写，太有些夸大人民群众的麻木不仁了？看来，有关部门还远未认清这一字之差的巨大危害性，还远未确立从根本上解决“公安形象”的决心。
不敢说实话
胡平（安徽滁州）
有一位嘉宾，参加《实话实话》中关于“拾金不昧要个要回报”这一话题的讨论，在现场他说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应当给回报，并主张建立一个相应的机制。没想到该期节目播出后，这位嘉宾不仅被自己单位的人评价为“简直是品质有问题，他的世界观不对”，而且还影响了他的提升。像此类情况还有很多，有因讲了实话回单位评不上职称的，有从此和单位关系闹僵的等等。弄得一贯轻松、幽默的崔永元也不得不说：“上述情况令我们觉得很惭愧。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纯净到连一粒灰尘都没有，到么我们根本不会把“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这样的问题多到电视上来讨论。这就像在娱乐场所没有出现了一个不良妇女，而我们却要讨论三陪该不该收税一样荒唐。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那个主张对三陪女收税的人，很可能是非常鄙夷妇女出卖青春和色相的，而且他也从不涉足此类场所；那么怎能因为一个人仅仅讨论时说了一句拾金应当给回报的话，就断定他是“品质有问题，世界观不对”呢？相反，我倒是很怀疑另一些人，一边把拾（偷）来的金悄悄地装进口袋里，一边却在众人面前大唱道德的颂歌或是对他人抡起道德的棍棒，这种人不讲也不敢讲实话，其行为例有可能不端。
因讲实话而被怀疑政治或道德品质不好，这样的事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因此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实话实说”。重庆市綦江县的那座彩虹大桥建成后，綦江中山路小学一个姓刘的学生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彩虹桥要垮》。这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桥上的铁棒有裂缝，我看见了好几条。我觉得太危险了，仿佛马上就会落下去，眼前像发生地震一样，我飞快地跑下了大桥”可是，作文尚未拿到教师那里去批阅，这个学生的母亲就毫不犹豫地将这段文字划掉，并郑重地告诉他：“彩虹桥是美丽綦城的标志之一，多用优美的词句去描绘它，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不知这位母亲当时是不是这样想过，当她的孩子交上两篇完全不同的作文时，他会得到怎样截然相反的评价？她大概不愿意看到让许多人像审问一个小偷似的审查她的孩子，她删去“不吉利”的话的目的就变得极其简单——避免孩子受到伤害。
但是，说中国人从来个说实话却未必符合事实。美国专栏作家斯克尔说：“中国人大量地谈论批评当权派——使我不禁想到在当权派面前，他们却是那么恭顺无力。”谈论批评可能都是实话，问题在于这种实话必须躲在背后说。最后，这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为避免因对某个当权派的批评或因讲了某句实话而遭到“非礼和强奸”，人们便干脆闭紧嘴巴或用面纱遮住自己的面孔。
国人喜欢唱赞歌，那是自小就开始培养的。国人的害羞、怯懦却不是一以贯之的，一巳他决定揭去面纱后，他就会有胆量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话来。对此，我们倒是应该加以深长思之。
有权能使尔俯首
魏得胜（昆明）
《手术台上卖保险——人在刀下，敢不认购》。
这是《文摘周刊》上的一个题目。报道说，在上手术台前，麻醉师告诉病人：麻醉风险是万分之一，若买了麻醉保险，只要付150元，万一出了事故，便可获得2万元的赔偿。在此情况下，买这种保险的病人居多。就像麻醉师说的：“万一出了事故”——对！谁也保不准麻醉万中不出个一。你保了险，麻醉师有了提成，这心情一好，万中出一的机会就大大减少；如果麻醉师没捞到外快，心里不痛快，思想一开小差，没准就万中出个一；能出个一，就保不准出个二呀、三呀的。甭说万中出二出三，就是万分之零点儿——一刀下去，有麻醉不到的地方，也够手术病人惨叫一阵的。所以，刀下认购保险单，当是保险公司和麻醉师给手术病人的“术前”关怀，对病人来说，这比给医生送红包要“心安理得”多了。
其实，麻醉师的做法；跟“公安部门的办理居民身份证加急费、邮电部门的邮电附加费、铁道部门的车票附加费、航运部门的船舶过关附加费、民航部门的候补票手续费、教育部门向学生家长收取的赞助费、学生选班费、留级费、转学调档费、勤工俭学费、学训费”等等没多大区别，无非弄俩外快，活泛活泛手头。上述诸项，除了麻醉师上手术台前向病人卖保险没被国家明文禁止外，其他都被“文件性禁止”了。然我们温顺的老百姓今天仍委屈地活在这些不合理的收费中。报纸上倒是说老百姓可以拒绝这些不合理的收费的。可谁敢拒绝？连麻醉师的保险单都不敢拒绝，别的就更不敢了。
有一种官样文章是这样评述那“愚昧”、“无知”的老百姓的，说“为什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和侵犯你的人斗争？”倘若为此较真，恐怕你的身份证将办不到，信若寄不出，孩子将上不了学在以权谋私者面前，是赌不起的，除了俯首听任挨“宰”，还能如何？别说是文件，法律还常常打折扣呢！
桌子该死
陈大超（湖北孝感）
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玩，正说着话，他的孩子一不小心，把头碰到了桌沿上。“哇——”的一声，孩子立刻咧嘴哭起来。
朋友不说孩子不小心，而是把桌子一拍，唬着脸说：“这个桌子真该死！我们宝宝玩得好好的，你怎么把他的头碰着了？下次再碰着了我们宝宝，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孩子果然被他哄住了，竟然也伸出小手说：“打死你，打死你！”
朋友扭过头对我一笑。
这样的场面我见得多了，有的孩子碰在树上，大人就把树踢两脚，说树该歹已有的孩子摔倒了，把头碰在地上，大人就把地跺两脚，说地该死。自然，小孩子也学着踢树，跺地。
很少有大人怪孩子自己不小心不注意的。
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做事做错了，干事干砸了，十有八九，都会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同时还要说别人该死。
现在的大人也都是这样惯大的，所以现在的大人，也免不了做了错事就会往别人身上栽赃。
反腐成绩如何算
李元元
如果问社会生活中老百姓最关心什么，毫无疑问是反腐败。因此反腐败题材的新闻报道群众爱看，看到祸国殃民的贪官和为虎作伥的爪牙被曝光的丑态，看到党报正视反腐败斗争的严重性，敢于披露大案要案的勇气和决心，群众才会感到邪不压正，对党充满信心。这类报道我自然也爱看，因此，见华东某报近日一篇报道《××市反腐败成绩显著》，便仔细浏览下来。
这篇报道通篇列了一系列数字，是1993年以来的回顾，如“清理超标准小汽车246辆，清退楼房167套、平房18间，补交款310万元共取消压缩办公楼建设项目28个”，“一批违纪违法的大案要案被查处1993年1月到1997年10月，全市共立案5968件，结案4773件，挽回经济损失1459。5万元。”
看完后却不禁生出些许茫然来，那就是不知标题中“显著”二字是怎么比出来的。是和1993年以前的五年比？或是和其它同等规模的大都市比？文中没有提，我想也不大可能去比，所以“显著”二字便有些“溢美”的意思，经不住推敲。
除了不可比因素外，我以为“腐败”是一个判断性质的概念，而不是类似“丰收”、“贫瘠”、“茂密”等以数量判断为主的概念；腐败也绝不仅是经济犯罪或物质上的超标准享受，它也包括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推诿塞责、浮躁虚夸等，所以要谈反腐败的成果，必须涉及如何从质上制止腐败现象的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中央领导人指出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那么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为克服任人唯亲、买官跑官、嫉贤妒能、结党营私等现象有哪些新办法；或者，为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定了哪些得力的政策，是强化了民主集中原则，还是鼓励群众参政议政，或是每项决策都能请专家论证？再有，说是加强舆论监督，那么，对写批评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是不是有了些保护甚至鼓励的措施
这才是反腐“成果”，如果施行起来能使政权高效、公正、廉洁的话。没有类似的反腐措施，五年后我们还可以行到新的一大串的反腐败的数不胜数的“成绩”。我前面说过，群众爱看反腐败的报道，但倘若腐败现象一茬又一茬韭菜似的割也割不完，岂不冷了群众的心？我们还好意思说什么成绩“显著”吗？
说这些数字不算反腐败成绩也冤枉。但这使我想起了川老鼠尾巴计算灭鼠成果的招数，这种数字难免不使我们的统计工作陷入两难境地：说少了，没抓到老鼠，说多了，怎么就你这里老鼠多？而且我觉得许多数字都有水份，老鼠尾巴里可能混有萝卜缨子，“反腐成绩”也未必打到了蛇的“七寸”上。比如报道中说到公款安装的住宅电话取消了国际长途直拨，而现在“手机腐败”正时髦得很，权力部厂］连手机都能找人报销，何况几次国际长话费？
年年岁岁花相似，这花就未必还有多少美感，它只不过告诉大家新的一年又来了。
告别“括弧
云南东川精简“人政府”，市改区触动数千“乌纱帽”，为了“稳定”，在那些降级使用的干部的后面都加了一个“括弧”，表明他原有的干部级别。不要小看这个“括弧”，区组织部长和丽川说：“这个括弧很重要，有人把级别当做人生价值的标志，据弧用的就是事业全部的意义。”
这话说得很深刻也很无奈，说其深刻，因为在一个“官本位”颇有市场的国度里，官的大小，级的高低，不仅是人生成功的标志，也和种种待遇密切联系，比如看文件、听报告、住房、用车、主席台位置等等。说其无奈，就是这种“括弧”现象，谁都知道不大正常，与我们高喊多年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口号背道而驰，但又不能不违心地去迁就它。
当然，打“括弧”并非东川的“专利”，这种现象，不仅全国都有，而且花样繁多，以至干出现了“处级和尚”、“厅级佛爷”括弧的怪事。不过，既然一个小小的“括弧”就能涵盖一个人奋斗一生的全部内容，就能带来种种让人“振奋”的待遇，“魅力”如此之大，那就让人不能不去拼命追求。
一般来说，“括弧”多出现在三个地方：一是官员告任命书上，级别高的官员由于没有相应的位置，不得不到低一级任职时，带“长”的官员如市长、县长、局长改任“员”，如调研员、检察员时，都一无例外地要加上“括弧”，注明其原有级别，享受何等待遇，可起到“镇静剂”的作用。二是名片上，一个副局长的名片上醒目地在“括弧”里印上：“没有局长”四个大字，言外之意，自己实际上行使局长大权。还有一个县委宣传部长的名片上在“括弧”里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三是讣告。讣告是一个盖棺而定的结论，自然也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不止一次听说，某些去世官员的家属在处理后事的其他方面都很通情达理。就是对“括弧”里的内容毫不通融，不达目的，甚至不让死者火化。
“括弧”，可说是我国特有的“现代国粹”，因为这个东西不仅在封建社会没有，在当代其他国家里也从未耳闻。旧时，官员告老还乡就是士绅，绝没有“宰相级士绅”、“尚书级士绅”之类“括弧”，总督改任巡抚，太守降为知县，也不会有“总督级巡抚”、“享受太守待遇”之类括弧。而在其他国家，州长、市长下台可干木匠当演员，谁也不会给他来个“州长级木匠”的“括弧”；总统空缺，副总统也不会在名片的“括弧”里印上“没有总统”几个字。可见，“括弧”实际上是官本位加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在告别官本位，那么，“括弧”之类，如果眼下还不能一刀切，也应日渐减少，力争有一天，让“括弧”也进入历史博物馆。
千万不要胡吹
严秀
近年来有不少人在忙于谈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21世纪的世界文化是儒学思想领导的文化，对世纪最重要的世界通用语言文字是汉语和中文等等一句话，在对世纪内，中国会把全世界的一切都统一起来。我看，这完全是在胡说一气。要西方人放弃拼音文字来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要西方人放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口号来采用中国三纲五常、中庸之道的思想道德规范，要人家都放弃交响乐来听我们的威风锣鼓？要人家放弃芭蕾舞来演我们的跑旱船？要人家放弃现代医学学都来学我们的肝火脾土的医术？这简直是异想天开，无可理喻了。
现在中国不仅已经吃了几年饱饭（但是还有几千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哩！），而且国家比“文革”前和“文革”时期，都确实有了根本的不同，国家是大大地飞速前进了，面貌可谓大为改观了，人们当然会因此而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在这种时节，会产生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看来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中风还相当落后，在见识上同应有的卅界水平似乎还有一段小小的距离，所以才会说出种种离奇古怪的胡话。
这回大说特说的胡话一倒不是要天天斗、一天到晚要去解救全世界四分之三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之类的空话了，相反的是一些更加怪异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么然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电视、报刊上常见，字体很大，当然主要是在信口开河的说话和广告中，但是有些正式的文章也在这么大讲特讲。这算什么爱国主义？这是在么开的胡说八道。难道中国要做宰割全世界的秦始皇？胡吹这类东西，真可说是愚昧到了极点。
我们不仅现在不应该胡说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之类的昏话，即使在千年万年中国人强特强之后，那时世界真的“大同”了的话，也决不是“大同”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民族，只不过是现在大家还很难想像的某种联系更加密切的状态罢了。恐怕在那个“大同”中不但有“小异”，而且还有“大异”呢！例如，语言文字，就很难“大同”得了。要我们十几亿人口放弃汉语、中文等，怎么办得到呢？要全世界的人都来通用汉语、中文等，当然更是决不可能的事。
国家兴旺起来了，这是大幸事，但我们还要更力口谦虚一点才好，更加理智一点才好，更加照顾常识一点才好。一切统一于中国，不但纯属空想，而且十分反动，这是千万胡吹不得的
外国人现在大体上也知道这类东西全是无知者的妄说，所以他们现在也还没有认真看待这类东西，大约还处在一旁看笑话的状态中。但是如果吹得太多了，吹的人有的又不全是无知妄人，甚至把这种胡吹变成一种时尚潮流，汁误以为是“爱国主义”宣传，听其泛滥，以至鼓励其泛滥，那就很不像话了，外国人也会真的重视起来的。所以，我劝有些大家小家们，不要吃了几年饱饭，有个电视机看行，就又忘乎所以了，还是要照顾一点常识，不要这样胡说八道为好。
“稳定”不是挡箭牌
曹中勋（青岛）
各级政府和干部要关心民间疾苦，减轻群众的负担，我想，是中央强调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想到这一政策到了某些人那里却倒了过来，成了抵挡人民依法督促政府和干部减轻人民负担行为的挡箭牌。这恐怕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种创举。
也许在河边镇、蓬溪县某些干部的眼里，所谓稳定，就是农民遭受再重的负担也要默默承受；所谓稳定，就是社会各界见到再不公平、违法乱纪之事，也不要去把它抖露出来，更不要去纠正。这倒使我想起古罗马的一位专制皇帝君士坦丁的名言：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某些人逍遥法外列为有害。也许，这样的思想是很对那些惯用“稳定”做挡箭牌的干部的心思的。
但是现在毕竟是二十一世纪前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讲究依法治国。人民也好，干部也好，政府也好，均需依法行事。因为我国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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