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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看中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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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到了，能否下个“通令”：今年各行各业有关“数字”的总结，不考虑年初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不考虑地方的“长官们想要的数字”，誓死捍卫“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反过去“假数字驴打滚填报法”，把数字搞实，以使我们的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踏在地上，让百姓过上安心的日子。当然，这样做，一些官员处心积虑炮制的假数字就彻底露馅了，同时这些官员的政治品质也就暴露了。不如此，哪年哪月，数字，特别是“经济数字”，才能真实地反映公仆们的实绩？才能真实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要知道，“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的表现”，瞒和骗总有一天要真相大白的。难道非要等到日子混不下去了，才被迫来一次统计数字的“打假归真”吗？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路线，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我们要像捍卫自己的眼珠一样捍卫实事求是。眼睛是揉不进沙子的，反映民情、国情的数字也决不允许掺进水分。
1999年，是个什么“年”？我希望是个“数字真实年”。倘能如此，全国人民一定敲锣打鼓，高呼万岁。
“奴才”的嘴脸
刘绍楹
说到奴才，人们很自然地要联想到《水浒传》里恶少高衙内身边的富安，《白毛女》里充当黄世仁打手的穆仁智，《沙家浜》里胡传魁身边的刁小三等等。这些奴才的典型代表，如同主人肚子里的蛔虫，主人心里盘算什么他们揣摩得最清楚，掌握得最准确，能及时地恰到好处地曲意逢迎；这些人十分善解人意，主人想要干什么事，他们马上就能出谋划策，出一个又一个的点子，肉麻地向主人献媚效力，为虎作伥、帮狗吃食，是奴才的典型特征。
社会主义的今大，共产党的队伍里，照理说不应该有奴才存在的余地了。可是非常令人遗憾，今天有些人的所作所为，那手法，那心境，那嘴脸，与富安、穆仁智、刁小二比较，套用一句老话，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举个例子说吧。不久前媒体披露的那位浙江省平阳县县委组织部长董顺根，上任四年敛财170万，演绎了现代版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知诸位注意没有，董氏贪污受贿，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多亏了几个“奴才”费尽心机地协助、支持。
对聚敛的巨额资产，董顺根解释说：“是朋友们送的”，“平时比较熟悉的人送的”。怎么送来的呢？有的是为了买官直接上门行贿，有的是以“人情礼”的形式送的，而靠“人情礼”敛财的实施，那几个得力的“手下人”“功”不可没。调查发现，董顺根收受他人钱物，高峰期是在1996年8月至1997年2月，也就是他搬家和子女上学的所谓“该送人情礼”的时期。可是，有的人并不了解他家里的事，有的人虽了解但不想送礼。于是，董顺根的几个得力的“手下人”便四处出击，打电话、捎口信，遍告董部长有什么什么“家事”，你应该过去看看、坐坐。说去看看、坐坐，可组织部长的家是那么好进的么？知情者称这实际上是在发“送礼通知”。于是，接到“通知”的7多多名领导干部，都或自愿或无奈地携带钱或物登门了。请看，这些“手下人”的作为，不是地地道道的奴才行径吗？
当然，细分析，便可以知道新老奴才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董顺根的“手下人”有共产党员的头衔，披“公仆”的外衣；而旧时的奴才没有公开的身分，只是主人的“狗腿子”。这是不同。相同之处，他们搞的都是人身依附那一套，向上司献媚取宠，摇尾乞怜，充当作恶的帮手。董顺根那170万，不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手下的“奴才”摇旗呐喊、协助敛取的吗？
照理说，在革命队伍里，上级与下级只是分工的不同，在人格上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是平等的同志，可实际上呢？处心积虑拍上级“马屁”者从未绝迹，于今尤烈。在有些领导身边，那善于察言观色的“有心人”，不但对领导平时工作和生活上的习惯、特点一清二楚，就连吃喝玩乐上的癖好、家事私情上的心思，乃至收礼受贿时内心打什么样的小算盘也了如指掌，随时都在准备着出卖自己的人格以投领导之所好。平心而论，像董顺根那样的领导毕竟极少极少，更多的领导对吹拍之类也是看不惯的，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架不住马拉松式的“攻势”，久而久之便麻木起来，也慢慢地入乡随俗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一旦建立，“奴才”们的感情投资就初步达到了目的，收获利润的季节也跟着到来了。
董顺根已经被迫进了看守所，接着将是法律对他的惩罚。可是那些为虎作伥的“奴才”们呢？
会的肥与瘦
刘锦智
言及开会的问题，人们多着眼的是会的多与少，其实还有会的肥与瘦，即开会人借开会获得的好处的差别。
正如会的多少一样，会的肥瘦也只有比较后才能鉴别。这至少有三种比较鉴别法：一，看召开会议的部门单位。概言之，召开会议的部门单位经济状况好，比较有钱，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效益好的企业集团、私营个体企业等，其召开的会就“肥”些；而经济条件差，钱较少的部门单位，如党团及社团组织等，其召开的会议就“瘦”些。二，行召开的会议名称。大抵说，各种庆典会、聚餐会、产品发布会等很“肥”，而各类工作会、报告会、学习培训会等则很“瘦”。三，看会议召开的地点，一般而言，到外地尤其是到著名旅游胜地乃至国外去开的会肯定较“肥”，反上，在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内开的会必然较“瘦”。这当然也没有绝对化，特殊情况在所难免。
会既然有肥瘦之别，那就难免有人挑肥弃瘦，据说有些政府官员出席某些基层会议就很计较“出场费”，这会好处多，油水大，就争相参加，否则就不屑一顾了。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朋友近日说到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受领导委派去请上级主管部门某领导出席本企业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请柬里夹有几张百元大钞，这位领导当面抽出钞票数了一下，问会议怎么开，还有些什么活动？听罢大概嫌会议“瘦”了，就说自己可能去不了了。正好这时又有家企业请这位领导参加他们的会议，我的这位朋友但见那家企业送上请柬时，附上一个大信封，这位领导并不忌讳什么，抽出信封里的一沓厚厚的大钞数了数，对来人说你们企业的会我肯定要参加。后来，当地报纸果然报道了这位领导出席那家企业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讲话的消息；而朋友这家企业望眼欲穿，也未见到这位领导参加会议。由此可见，会“肥”才受某些官员青睐。
大约是这类事情耳闻多了。我不出得对一些地方某些会议报道格外留心起来，对那些热衷于开会的领导，尤其是那些隔三差五涉足旅游名胜地，出入大酒店宾馆，参加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富裕乡镇的会的领导，那些逢年过节一天要赶三五个会的人，产生了如此疑问；他们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个人获取一些好处而这般奔忙于开会呢？
社会上早有传闻，说是某些官员靠赶会，尤其是逢年过节的赶会就能广收钱物，因此发家致富的也不在少。当然，这类传闻过去好像未见真凭实据。但近日读到一则社会新闻，似乎又能印证这些传闻。据2月27日《文汇报》报道，京城抓住了一“会虫儿”，这个名叫王小京的中年人，在某四星级饭店的一个餐厅干会计时发现，一些单位经常在酒店里办发布会，有的会还挺“肥”，参加会议的人不但有吃喝，还能领到可观的礼品。于是自1993年起，他频频出入一些高档宾馆饭店“听会”，粗略一算，也有200次，吃喝不算，还获取总价值达十几万元的财物。据王小京交待，像他这样“听会”的“会虫儿”不止一个，大家“资源共享”。连王小京这类无职无权的社会闲杂人员靠混“肥”会，也能有如此大的进项，更何况那些有职有权的官员？他们入“肥”会不用混，还有帖子请，领的“信封”也往往比一般“会员”更重。那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官人频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他们靠“肥”会发大财又能什么不可能的呢？
民间对某些官员有个说法：“口无味，开个会。”这似乎太低估他们的能耐了。他们开会哪只是为了改善生活，调节一个肠胃的需要？有的人恐怕早已把赴“肥”会作为生财之道了。仅此而言，目前纠正不正的会风，已不能停留在控制会议的多上面了，还必须解决会议过“肥”的问题。
解读“以官引资”
刘锦智
在发展经济这一个时代主旋律中，引资无疑是一节强劲的音符。因而各地竞相出台各种刺激、鼓励引资的政策和手段，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就像任何竞争一样，“出格”的问题总是在所难免。山东省某县在一份《关于加强外引内联加快发展个体私公经济的符干规定》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对外地投资者，凡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年纳税100万元以上的，可根据本人情况，报经市委批准，聘任为科技副县长；投资100万元以上，年纳税10万元以上的，可聘任为科技副镇长等职根据这些规定，该县县委已发文任命14位经济指标“合格”的副乡镇长，并正在对他们按法律程序办理有关聘任手续。
这种“以官引资”的做法，实在令人“耳目一新”，又一次表明了封建社会遗留的“官本位”意识是何等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个别地方，物质奖励、政治荣誉之类引资的措施，似乎还不足以调动投资人的积极性，于是出台“以官引资”的举措。在某些官员眼里，官位定比“奖金提成”、“授予劳模”之类荣誉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吸引投资。照这样搞下去，只要有钱投资，且达到明码标价，就能过把官瘾，弄个副镇长、副县长甚至更大的官当当，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岂不是可以先“以资引资”，后“以官引官”，即先拥有权力，可以权力谋私吗？
再深究一层，“以官引资”一实行，不知与时下世人痛恨的卖官鬻爵的做法到底有何区别？卖官盥爵是在个人间悄然进行的一手交钱、一手得官的勾当；“以官引资”则是在公家与私人间公然进行的将钱买官的做法。相形之下，后者性质更隐蔽、危害性更大。因为，这种交易是以“发展经济”为幌子，以“投资”为名目，以“政策规定”为基础，以“组织”面目出现的，颇具迷惑性和欺骗性，让人一下难辨其“庐山真面口”。其实，深究其里，“以官引资”不过是另一种卖官鬻爵现象罢了。
引资有引资的原则，选拔干部有选拔干部的条件，两者是不能随意混淆的。假如把引资作为选拔十部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假如有钱的人仅凭出钱投资这一条就能当官，那么，谁能保证干部队伍具有德才兼备、全；已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素质？而不不够格的官员给一方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害，给老百姓带来的惨烈祸害，这样的事儿人们还见得少么？这就不能不让人忧虑“以官引资”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
做好引资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确实关乎大局，但引资工作原则有三：一是要遵循经济规律，二是不能违反党纪国法，三是要有利于反腐倡廉，端正社会风气。而“以官引资”恰恰背离了这些原则，任其推行开来，形成“新一轮竞争”之势，如何了得？
书记的感慨
侯兆龙（江苏）
市委一位副书记深入基层，坐了回公交车，据说心情“挺沉重”，连说了好几个“想不到”，很有一番感慨云云。这些，都是市报上登的头版新闻。看那语调，好像记者也挺感动的。
这个城市交通状况糟糕由来已久。道路年年修，年年扒，公交车一辆比一辆破。笔者来这个城市没几年，可也知道这位书记是个上生土长的本地人，以前还十过副市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父母官”，对城市交通状况居然有那么多的“想不到”！而所谓的“喉舌”，竟还在引导我们去为这位书记大人的“想不到”、“沉重”、“感慨”而感动！
可是，看看那座大院里日新月异、一辆赛过一辆的红旗、奥迪，叫人如何能感动得起来？！
永远的孙子
李曙明（北京）
大约一年前，和某单位的一把手（科级）有过一次关于“孙子、爷爷”的谈话。那天他酒喝得多，直吐真言：“如今我在单位说一不一二，跟在家当爷爷差不多。比如我的专车，只有我能坐，几个副手想都甭想。前段时间我出差，除了拉我老婆去洗澡用过一回，就没人敢动过。”
其实，他是怎样升上来的，我一清二楚。看他如此“放肆”，我也就不再客气：“你就忘了当初你当孙子的时候了？”
“这就是大大夫，能屈能伸。当初当孙子还不是为了今天当爷爷？这不，爷爷当上了。你倒是不当孙子，那你永远也甭想当爷爷。”他仍一脸得意。
我本还有几句话想说，但终于咽回去：和这种人，说了也白说。
事情很快淡忘了，赶巧，不久前一天晚上，我因公事在某领导（处级）家。正谈话间，有人敲门，领导去开门，进来的是那位“当爷爷”的科级干部，手里拎着礼品，平时挺得笔直的腰一下子弯下去，脸上堆满媚笑。当他忽然发现坐在沙发上的是我时，脸刷地红了。这一刻他也一定和我一样想起那次谈话，而且他也一定悟出了那天我想说但终于没说的几句话：从他想当爷爷那一天起，已注定了他永远只能是孙子的命运。
诅咒
陈家亮（安徽）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条新闻：《群众集资要买他的人头》，披露了宁夏一个叫余谦的交警队长的恶行。
这个余谦在任职期间，大肆嫖娼，滥施暴力，铐打无辜，欺压百姓。当地群众恨之入骨，有趣的是竟采用民间传统的报复手段——诅咒。
有人到交警队门前烧纸；有人做断头娃娃并刺上钢针；有人请阴阳先生制作四色布、朱砂酒罐、埋到交警队门口表示送葬。
就是这个恶名昭彰的家伙，从1983年至今，群众举报其违法乱纪行为的信件始终不断，但全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1994年在他任派出所所长期间，因侵权打人、经济问题被调查，查得结果是，异地做官——升任交警队长，甚至还差点被上报为“学济南交警先进个人”。就在他恶行暴露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时，他的某上司还说，像余谦这样的干部，不但不能处理，还应当重用。
一方是群众集资要买他的人头；一方是领导包庇袒护甚至重用。
有大红伞罩着，老百姓除了诅咒还能怎样？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过：“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
第一夫人与看门人
闻蛛（武汉大学）
一位贵为美国第一夫人，一位只是区区的哈佛大学看门人。
CNN一位著名女主持人邀约希拉里进行独家采访，双方约定采访在哈佛大学一个讲演厅里举行。
约定时间到了。女主持人光进了大厅。如同许多大学建筑一样，那个讲演厅古色古香，似乎是要刻意留住历史的匆匆脚步。或只是要留恋那一份传统，女主持人注意到，厅壁上贴着一个古怪的告示：本厅禁用手机！
女主持人并未太在意。见希拉里尚未到，便操起手机与总部联系。这时，看门人走上前来，温和地劝她到厅外去用手机。不一会，希拉里翩然而至，两人携手在厅内坐定。女主持人似乎忘了看门人的告诫，又拿起了手机。看门人再度上前，态度虽仍不失礼貌，却严肃了许多：“请你离开这里，女士，这里按规定不许使用手机。”女主持人却不知趣，反而拉起希拉里的手，对看门人说：“你知道她是谁吗？”看门人当然知道她是美国第一夫人，但仍然坚定地答道：“IDon'tcare！”（我不在乎）。女主持人还想再说，倒是希拉里乖巧，一迭声的对不起，赶紧拉着女主持人出了大厅。
看门人是可敬的。看门并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职业，但他却不因此而自卑或过于自尊，以致滥用手中尚有的职权。他所想到的只是尽职。他因此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他因此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希拉里当然也是可敬的，她并未因自己的地位而骄横跋扈、颐指气使。她并未生气说：“找你们领导来。”她自觉地遵守着一个公认的准则。倒是那个女主持人，虽有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行事却令人反感、生厌。
世上只有一个希拉里，看门人却是芸芸众生。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第一夫人”，但多数最终只能“看门”。但是，只要敬守着你的那份职位，看好门，那么，无论是“第一夫人”还是“看门人”，都令人尊敬。只是，千万不要成为女主持人，虽受重视，却令人讨厌。
希望有一大，我们的大学门卫据理拦住了未经通报的教育部长乃至更高的高官，却波澜不惊，既未受到报复，也未引起舆论的炒作、渲染。那一天，便是你我满心自豪、精神舒畅之日。
司法牟利是法律的天敌
王毅（北京）
5月15日《山西发展报》报道：去年5月，稷山县煤炭运销公司经理张立新因涉嫌贪污公款11000余元，被县检察院立案查处。办案人员在宾馆包了4间客房，食宿35天，住宿费14000多元、“招待费”为4600元，连同他们的手机电信费，共花2万余元，全部由煤运公司报销。而4间客房35天的收费标准最高也不过7000元。更有甚者，同年9月，县检察院对嫌疑人张立新关押后，以“暂押款”的名义用白条向煤运公司收取现金7万元、并以“取保候审暂押款”、“能源基金款”等名义，收取涉案人员68000余元的现金，出具的同样是白条或内部收据。此案查处已一年，却仍无结论。
即使在中国专制社会的吏治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的明代后期（那时无辜者遭衙门诬陷毒打之后，还要交门费、行杖费等一大堆名目的贿赂），某人为了侵吞“巨万家财”而进行恶意诉讼时，他向一位远近出名的贪官行贿的数额也不过五百两银子，而且行贿受贿双方都承认这个数目是“买心红的公价”。相比之下，今天为了正当维护国有资产而查处涉嫌贪污1万元的案件，竟然支出了16万元而仍然没有得到实际的裁决，后世会怎样评价这一对比在法律史上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专制社会的法律制度一般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对于民众的政治禁忌性和压迫性——只有统治者具有立法和司法权，所以旧时把法律径直称为“王法”和“官法”，三四百年前的老百姓就明白：“‘王子王孙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看起来，不过是设而不行的虚套子，有甚相干！”其二，法律是执法官僚贪污私敛最便利的工具。所以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强烈抨击了“专制国家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之后，紧接着就说：“专制的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这种政体是必然如此的。在这种政体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是公民；人人都认为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由这一法理所决定，司法牟利的规模，是整个专制社会腐败过程中恶性膨胀最快的因素之一，所以中国过去有了“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家喻户晓的俗谚，有的官吏甚至可以指着监狱的大门公开炫耀：“此吾家钱穴！”
与此相反，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基点之一，就在于它对公民提供普遍法律保障的天然责任和义务，所以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中强调的“公民的政治权利”就包括他们“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在这样的法理基础上，刑事案件的诉讼成本要由国家支付并要受到行政制度、纳税人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监督制约就是必然的。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也只有切实使司法程序和司法成本受到有效监督，才能遏制司法腐败，也才能使千百年来饱受旧司法制度宰割盘剥的老百姓，逐步建立起对法律的信赖，从而告别“人能百忍即无忧”的臣民习态。
漫画没有夸张
张建基（成都）
有一道高考作文题，要考生对两幅漫画进行评论。第一幅画，本该切除多余的第六指，医生却把大拇指齐根截去。第二幅画，本该左腿截肢，医生却把右脚给锯掉了。看着漫画只觉得很逗乐有趣，心里却在想，漫画嘛，是一种夸张的艺术，实际医疗实践中哪会有这等荒唐事。
最近，电视台报道的一件事却叫人怎么也乐不起来。一个六岁男孩因头昏病去就医，竟被四川省某县一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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