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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看中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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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视台报道的一件事却叫人怎么也乐不起来。一个六岁男孩因头昏病去就医，竟被四川省某县一所叫中山医院的把小脑给切掉了。因手术后小孩病情愈重，随即请省里医学界专家对切下物作鉴定，原来既非瘤也非癌，是正常的小脑！面对惊讶的目光，那位据称是副院长的先生却从容辩解道：切除小脑不会有什么影响。并且给采访者普及了一通医疗知识，说什么国际国内医疗事故要占到30％云云。
我的心却并未因那位副院长的解释而稍有丝毫的轻松。据专家介绍，小脑被切除会影响到平衡，走路会出现摇摆，拿东西会颤抖，会口角流涎水一株鲜嫩的幼苗将带着这些残疾走向他漫长的人生，这就是庸医的伟绩！
再者，连小脑被误切都被叙述得那样轻松，那么，诸如误切一根手指、一条腿，误瞎一只眼、弄聋一只耳，误切一块胃、一块肺、一段肠子，甚至误把命根子切掉，都有可能被轻描淡写，被列入“不会影响什么”的范围，因为谁叫你偏偏属干那30％呢？
一般人都认为漫画是最夸张的了，可是实际生活中的事实比高考漫画表现的更实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也就更严酷。庸医的伟绩，使漫画没有了夸张，没有了幽默。
靠算盘奔小康
晓阳（郑州）
“不用流汗不用慌，不用粮油不用钢。
产值都在指头上，全凭算盘奔小康。”
这是我在某“小康”村听到的几句顺口溜。虽然是极而言之，对于我们进行小康验收考评，确乎有醍醐灌顶之效。
农村小康建设，究竟是靠干，还是靠算？正确的答案人人会说，但真正实行起来，就各有千秋了。
某乡村自谓早已达到小康村标准，主要理由是：该村人均纯收入2000元以上。可是深入到村户里一了解，人均纯收入只有一三四百元，充其量实现温饱而已。可是乡领导又是怎么匡算的呢？他们用的是“模糊数学”。家养几只下蛋鸡，就是养鸡专业户；家有一轮三轮车，就是运输专业户；外出一个打工妹，就是进了工薪阶层；挑卖几棵大白菜，就是有了副业收入。不消说，还有几片荒坡，几间房舍，桌椅板凳，锅碗瓢勺等“固定资产”，再加上卖粮钱、卖猪钱，鸡屁股银行等“流动资金”，这样东一折，西一算，哪一家“收入”不是成千上万？什么“百姓千万工程”之类，还不是“弹指一挥间”！
这使我想起邓拓杂文中《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丈夫在外边捡了一个鸡蛋，回到家里就向妻子炫耀，说我们马上要变成财主了。妻子莫明其妙，丈夫就给她算了一笔帐：一个鸡蛋孵出一只母鸡，一只母鸡每天至少下一个蛋，蛋又生鸡，鸡再下蛋，几何级数增长，百千倍数翻番，不出一两年，就是一个养鸡大王，再过三五年，就是一个百万富翁。那位丈夫越算越得意忘形，到后来竟然说出了要娶几房小老婆之类的话，惹得妻子醋劲大发，夺过那个鸡蛋摔个粉碎，一个鸡蛋的家当没有了，百万富翁的美梦也就因此完结了。
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表现出的是无聊的酸腐，但我们一些干部对“小康村”的几种算法，表现出的则是狡黠和投机。他们“撒豆成兵，以一当十”的直接动因，就是“数字出干部”的心理逻辑。假数字表现假政绩，假政绩为了晋官级，下级哄上级，一级骗一级，浮夸造假就成了时下官场里某些人心照不宣的数字游戏。那些规矩谨严的“报表”，那些煞有介事的“考核”，那些吹吹打打的“达标”，那些堂堂皇皇的“验收”，其中有多少干货，有多少水分，有多少是“一竿插”，有多少是“顺竿爬”，当事者未必不清楚，当局者也未必真糊涂。只不过各有所需，各适其欲罢了。
图虚名必然把实祸，要嘴皮就得饿肚皮。农民们算帐，最关心的是能得多少实惠，而不是会变多少数字。囤子又鼓涨了几圈？房子又新添了几间？折子又增加了几位？这些数字应该是亲眼看到的实在物，而不是叫人眼花缭乱的算盘珠。一个鸡蛋的家当，毕竟圆不了发财梦。气球鼓胀得快、也破灭得快。“提升数字”和“提升官职”或许有因果关系，但同“提高生活”就南其辕而北其辙了。建议官场里那些“快速运算”专家们都来读读邓拓这篇杂文，或许会头脑清醒一些吧！
民间批评
钟晓勇（厦门）
有一故事，名曰“头疼与偏头疼”，讲的是某单位的一把手特别骄宠纵容某个女下属，群众于是管这位女士叫做“头疼”，即头头疼爱的简称是也。过些日子，二把手也开始骄宠纵容一位女下属，再叫头疼，会混淆视听，群众想了想，那就叫做“偏头疼”吧。
两个绰号加起来五个字，批评的效果却比写五万字的文章还棒，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范例。
还有段嘲讽贪官的顺口溜这样说道：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老婆基本不用。前两个好理解，后面的是批评他们养小蜜、包情人之类的风流腐败的，绕了好几个弯。想通了你会忍俊不禁，当然，实在想不通就不要勉强。
真是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分寸、火候拿捏得如此之准，任哪个刀笔吏来，也得甘拜下风。
按福柯的理论，话语是种稀缺资源，说话是种权利。普通老百姓，无报纸叮登，无电视可上，属于话语权利极小的那部分。王小波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绝不会放弃批评，这种批评以口耳相传达，每人一耳，每出一口，必加上一分智慧，再锻打，再淬火，愈加精妙，越发动人，终于比那些虚晃一枪的官样批评都走得更远、活得更久。
一些握笔杆的在那儿搔首弄姿，扭扭捏捏，写连篇累膜的八股废话，沉默的倒是一语中的，穿透了层层幻像。为了听这些有价值的民间批评，遥远的周朝，政府就雇用鳏寡孤独，手摇木锋，搜集民声。现在有人一听到真话就跳高，其境界不如几千年前的人，这种人套句文言是尸位素餐，说句大白话就是：混蛋！
腐败歌
＇流传于安徽霍印县＇
腰别BP机，手拿大哥大
白天打麻将 夜晚姘妇家
住的高星级 吃的大王八
烟抽大中华 喝的人头马
坐着桑塔纳 天天不落家
开会—收费
＇广西 李诚搜集＇
下到基层来开会
开到后来成酒会
人民不醉公仆醉
醉了才好乱收费
党纪国法天天背
水平越高越开胃
喝穷百姓无所谓
明天又赴蟠桃会
妙在立场
潘向黎（上海）
在一个笔会上，几个文友互相攻击，说对方如何可恶，实属坏人。说不过人家的，就声辩说：“我们是一个协会（指作家协会）的，我要是坏人，那你也好不了。”于是大家一起落水都成了坏人。后来为了调停笔会期间“坏人”们的纠纷，干脆成立了一个协会，还选举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一大伙人就这样B甘堕落地做起了“坏人”，而且规定所作所为包括说话，要奉行“坏人”的准则。
于是，替年长者提行李就成了“企图混进人民内部”，关心生病的人就是“鳄鱼的眼泪”，用白开水哄别人喝酒是“计谋过人”，公开使坏害人则是“有勇无谋”。后来上庐山，山下还挺热，山上却云雾缭绕、寒意袭人。有远见带了衣服的纷纷加衣，没有带衣服的就把车上的毯子技在身上。“坏人协会”的会长披了一条毯子，站在山顶四处眺望，正在努力模仿大将风度，忽见一位小姐衣裙单薄，一时忘了自己的身分，就把毯子给了她。众“坏人”纷纷声讨。有的说会长搞特殊化，有的说会长这样容易动恻隐之心显然不适合高踞坏人协会要职。正在吵闹不休，会长慢悠悠地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坏人也会犯错误嘛！”此语一出，众人顿时叹服，不愧是会长，看问题多深入，立场多坚定。
“坏人协会”随着旅行的结束风流云散了。可是过年的时候，我收到一张贺年卡，是“会长”寄来的。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一句话：“坏人就是坏人，伪装应当剥去。”不知道是说谁，大概是他的座右铭吧。我该回他一句什么？大概只能是：“一个人做一阵子坏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人。”但这不是我的创意，不敢掠美。陈村几年前在《开导王朔》一文中说：一个人要不是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是人。那篇文章很有趣，俨然长辈自居又置身事外，也是妙在一个立场。
什么是友谊
晓严（成都）
听说这几天成都一家日资商场正与当地一家电视台合作，在这座城市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中举办一个征文活动，名曰“我心中美丽的日本国”。据说此活动的目的十分高尚，是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伟大的友谊。
这则消息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开始我不信，他叫我回去自己看电视。我没敢去看电视，只是害怕那些半拉子小伙子、大姑娘站在台上，眼中噙着泪，用颤抖的声音歌颂着巍峨的富士山，灿烂的樱花，可能还有高高飘扬的太阳旗。呸，我无法想象下去了！电视台也太做得出了。
咱们这种为中日友谊添砖加瓦的行为好像并非一个巴掌在拍。早些年就听说过一些轶事：日本老师指着黑板上画的苹果说：“最好吃的苹果在支那（人家就这么称中国的），你们想吃长大就到支那去。”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日之间是否都充满了友谊，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再琢磨琢磨。看一看有些老的日本战争影片，你会看到衣衫褴褛的日本渔民是怎样为他们的帝国海军喝彩；几岁的小孩子怎样由大人带着挤在欢送皇军到中国去的人海中声嘶力竭地叫喊，这些场面好像总在我们脸上扇耳光。
我们应该把友谊的呼喊与现实对应起来，我们的宣传不该仅仅颂扬友谊，也要以同样的热情来告诉国民：国家利益是现实的、赤裸的。从日本军国主义死不认帐的嘴脸中，从钓鱼岛上的灯塔和太阳旗中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日本的屠刀不是它放下的而是别人夺下的，别指望他立地成佛。
日本人很精的，在赚了人家的钱后还要人家的小孩高歌“美丽的日本国”。这种做法很毒。尽管可以把这仅仅理解成一个商业活动，但透露出的心态却教人不敢恭维。我不敢说日本商人正在勾结我们的电视台毒害我们的青少年，只是担心这些少年在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中日友谊之后，他们眼中的历史与现实会成一个什么样子。
“美丽的日本国”也不比中国美到哪里，犯不着去憧憬与歌唱。再说，让中国孩子去歌唱日本，总让人有点恶心，可以休矣！
可笑的实在
蒋少虞（内蒙古乌海）
国人还是很“实事求是”的。报载，河南省温县有关部门对招贤乡古城村进行财务审计时，发现村干部们雇三陪小姐的花费竟也明明白白地入账了。
报道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村的干部实在得可笑，他们入账时难道就不懂得变通一下吗？就不知道将这笔费用变通为其它开销吗？这样直直白白地入账，也真是够呆的。
想来与我有同感的读者不会占少数，因为这种变通的技巧早已不是什么大机密计。放眼看去，那些动用公款游山玩水的人们，有几个肯说自己是在旅游呢？“旅游”这个词，是只可用在普通百姓身上的，换作官人，就该叫“考察”了。拉虎皮杜大旗，是为官的常识，实在是不值得我在这里费口舌的。
我要说的是三陪小姐由谁养活的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三陪小姐的收入有一半、甚至是一多半，是从社会集团性消费中获得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和一些单位，在用公款养活着三陪小姐。当然，一切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一则在三陪小姐中广为流传的民谣中得以证实：把科级干部的家庭拆散；把县级干部的思想搞乱；年底拿走县财政的一半。民以谣为镜，社会丑态，心照不宣，不问自明。
因此，三陪究竟陪了谁，已不成为一个问题。它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已，和真相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也只有古城村的干部会傻呆呆地来捅破这层纸。
金钱尺度
乐水（大连）
有位文友转述某作家的话说：“这是个以金钱衡量一切的时代。”言下之意，时下任何东西都可以金钱去量化甚至购买。
某市今年适值建市百年，作为献礼工程之一的某城市雕塑，设计方案是将1000人的脚印地印在水泥板上。这个方案例没什么新意，美国某艺术机构早有光例，人家是将世界上最知名艺术家的手印儿印在水泥地板上。但中国人向来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本领，学什么只得其皮毛而不得精髓。这个城市的做法是，其中700个脚印儿取自本市各阶层市民的代表——当然得有点英雄业绩、光荣称号啥的；另300个，则不作什么身分限制了，只要您交上5000元钱，尽可把您那并不光荣但很金贵的脚踩到上面去。
听说这后300个脚印取样也很顺利，盖因这个城市里有钱而且想靠一只脚流传千古的人不在少数。不知道别人作何感想，反正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深为那前700人感到羞耻。想想吧，您这一辈子，不管干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得了多么光辉灿烂的荣誉，人家只消5000块钱就“跟你一样”了。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也就值5000块。这不是“金钱对荣誉的嘲弄”又是什么。
但人家设计部门是有说法的，是让市民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奉献爱心，萨马兰奇不是说了“重要的是搀和”吗？贡献什么？钱呗。算一算，每人5000元，300人就是150万啊。大概整个这座雕塑的造价也不过这个数吧，既有了政绩又不用掏自己腰包，何乐而不为？那700个“代表”还应谢这300人呢，没有他们哪有这露“脚”的机会？
怕花明天的钱
蒋少虞（内蒙古乌海）
近日有一种说法很流行，那就是“明天的钱今天花”——也就是信用消费。贷上款去消费，听来颇感新鲜。这和以往一直倡导的勤俭节约似乎是南辕北辙了。听说这样就可以扩大内需，利国利己，可谓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大好事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因为我没有那个胆量去花明天的钱。我还相信，这样的人绝不止我一人。缺乏这种胆量，是因为我对未来总怀着一种隐隐的不安，因为我们目前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做得还不尽如人意，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一个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群体，其消费能力定是要低迷不振的。对于这样的群体，是绝不会明天的钱今天花的。
银行的利率一降再降，百姓的反应却很平淡。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储蓄并不是为了利息，而是为了一个未知的将来。所以说，百姓的手里根本就没有如某些媒介所说的“闲钱”。那些压在银行里的钞票，大多是用来“买”安全感的。我以为，我们的社会如能给将来一个坚实的承诺，就已是刺激我们消费的一剂绝好的强心针了。只有让未来无忧，才可叫今日无虑。
就目前的各项社会保障现状，我不仅不敢花明天的钱，我甚至都不敢多花今天的钱，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一个问题很多的将来：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哪一个不需要我倾其所有呢？如若一个社会，其成员对未来的信心竟被银行存折上的小数点左右时，那么这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是永远也不会有多大提高的。
健全和完善社会各项保障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再拖、急待解决的问题。有谁敢说造成今天市场疲软的诸多因素中，就没有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在作祟呢？
民管官
高生（广东惠阳）
“你很想见我吗？”
“是的，因为，你是美国总统。”
“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什么的吗？”
“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
“唔”克林顿用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下，很认真地说：“应该说是美国人民管美国总统。”
这是克林顿去年访问西安时，与一个七岁中国小姑娘的对话。对话很简短，未经练习彩排，全是即时性的。话虽不多，但中美两国的特点已从小姑娘和大总统的对话中体现出来。小孩子说的不错，美国总统应该是管美国人的，就像陕西省长管陕西人，西安市长管西安人一样，不言而喻，搞懂这一点，七岁的智力已经足够。克总统的回答显然也不是故作庄重，打官腔，他目前正因性丑闻麻烦缠身，对总统要受人民管深有体会，相信他在七岁时也已经懂得。
官管民，这是中国人七岁就知道的常识。但七岁孩子未必懂得“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大道理。而懂得这些大道理的人，也多看作报刊镜头用语，若较起真来，并不一定行，这一点，七岁以上的人都懂。
“黑脸”姜瑞峰敢为农民说话，素有青天盛誉，找“黑脸”申冤的农民，首先是下跪磕头，以表示冤屈和信任感激之情。从未有告状的农民一进门就嚷嚷，我是纳税人，“公仆”同志，你应该秉公办理之类的事。在老百姓眼里，“公仆”是父母官的现代称呼，求为民做主的父母官为自己伸冤，磕头是应该的，电视上见包青天的草民哪个不下跪？
下跪搞得老姜很难过，他说，应该我们给老百姓下跪谢罪才是。老姜是好人，当然不该他下跪。可历史上的贪官污吏不少，至今还从没有一个给老百姓下跪过，当然包括某些“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如陈希同之辈。杭州西湖岳坟铸有秦桧的脆像，但这是受后人“强迫”，并非秦桧自己悔过谢罪。照老传统，当了官岁数再小也是“父母”，不当官岁数再大也是“子民”，辈份所定，自然无“父母”给“子女”磕头的道理。我们踩在这块黄士地上，能碰到管好民，深知民众疾苦又为民做主的好官，实属幸事。
话说回来，童言无忌，小姑娘真是诚实可爱，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若小小年纪便说出“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官话，台词背得再漂亮，也一定大煞风景。
谁的“沉默权”
秦军（河北廊坊）
就在法律界激烈讨论我国司法制度该不该引入“沉默权”的时候，四川简阳市一位纪检干部让我们切实看到了沉默权带来的好处。这位市委纪检委37岁的副主任干事因涉嫌犯奸淫幼女和猥亵儿童罪而被捕。这两起案件均有受害人陈述、指认，有受害人父母及相关证人证明，并有医院的病情证明，连当地检察院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法院却因被告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而判无罪释放，理由是无被告供述。这真是对“沉默权”的一个讽刺。
这位被告能够做到“拒不供认”，恐怕与他“副主任干事”的身份有关。倘若此人不是副主任干事而是一个普通百姓，我相信公安局不会给他“拒不供认”的机会。我们已经从媒体上看到了不少刑讯逼供致死人命的事件。因为逼死了人，那些逼供的种种野蛮下段才浮出水面，有关人员才受到了“严肃查处”。那些没有逼出人命而仅仅是逼出冤案的又有多少？当然，上述“副主任干事”之类，是不在刑讯逼供之列的，他们享受的是文明的审讯方式。
“沉默权”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是谁的“沉默权”。当我们的执法行为还被当成一种创收手段的时候，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派出所所长会诬良为娼，凭空“打”出一批嫖客；当我们的公安局还被县长用来干涉女儿婚事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高干子弟层抓屡放；当一个又一个冤案仅仅因为某个领导写了条子作了指示就得以拔云见日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拦轿喊冤这种封建时代的告状方式到今天仍常演不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尊严的体现。而“特权”却在肆无忌惮蔑视、破坏这种尊严。一部《行政讼诉法》体现了“民”与“官”的平等，当特权蛮横到将“民告官”的农民原告在法庭外当场强行抓走的时候，这种平等还有什么保障？同样，不消除特权，就算引入了“沉默权”，受益的又会是谁呢？
给法官监考
刘道可（广州）
这么多年，大大小小的监考不下三盯次，但给法官监考仅此一回，可就这一回，在我眼里，审判厅高耸的审判台仿佛低落了许多，法官高大的形象也似乎矮小了许多。
那是个星期日，人大组织的政法系统法律知识考试在我们学校举行，我参加监考。考试开始不久，考场便一塌糊涂。本来有资料可以查阅抄录，但大多数人连出处也找不到，便大声询问或东奔西窜地抄，之后笑哈哈地表达抄了一个答案的喜悦，其情景只有香港的股市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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