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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往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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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事件，至少在部分知青中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永远正确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逐渐成为半公开的话题，对现存体制弊端的探讨也在一些小圈子里展开。“四人帮”倒台后，针对“两个凡是”而开展的思想解放，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思想基础。1971年发生的这些重要政治事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影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也随着此后的某些人事和政策调整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针对知青的招工逐渐有了，推荐上学的少量机会也出现了。这些变化，使知青们有了新的选择的可能。我在这些新的可能面前，做了两种准备，一方面试图把握新的机会，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另一方面，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像往常那样，该做什么做什么。记得父亲的一个熟人到西安工作后，曾向父亲表示可设法帮助我解决工作问题。父亲告诉我这一消息，嘱我前往西安去一趟。这位前辈对我非常关心，让我在家中吃住，让孩子陪我在西安城内外游玩。阳光照射下的西安城墙、街道边上种植的随风波动的麦子、省委大院和百姓院子里的黄土坯房子眼前的质朴和想象中的恢弘历史交织在一起，使我对这座城市有难以言状的好感。我还跑到余下去看那里的电厂，看那无边的麦田，远望秦岭。我想，如果能有机会到这里来工作，那也真是不错的。父亲的朋友让我填写了登记表，看来事情还真是有点门。不过，我也注意到当他看到我表上的“社会关系”栏中祖父的名字时，稍稍停顿了下，和最后说“就这样写吧”时带有的一丝无奈。表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后来得知，去不成了。还有一次，一个关心我的前辈告诉我说，他在阳泉市的一个朋友或许可以对我提供帮助，让我去一趟。我于是到了阳泉。那是一座不大的山城，有冶金工业部的一些企业在那里，不繁华，但当时感觉还是一个满有些味道的地方。这位前辈的朋友是一家大型国企领导，刚刚“解放”出来，结合进了领导班子。我到阳泉市以后，和到西安一样，也是住在人家的家里。此去也是填了表，最后也是无果而终。那时，我最想得到的机会是上学，但那又谈何容易。考试制度被取消后还没有恢复，能上不能上，是依靠地方的推荐。争取被推荐的竞争十分激烈，我的条件没有优势。为招工和上学这类事情，我曾到插队所在地山阴县的知识青年办公室去谈过。那里的办事人员曾好心地和我说：“你这种情况，没有上面说话，下面很难办。”看来这是大实话。父亲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暗暗着急。他和祖父谈了我的情况，探讨是否可能由祖父给周总理写一封信，从“上面”解决问题。大约是1973－1974年间，祖父专门为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说，我的孙子刘世定到农村插队已经多年，在那里锻炼、学习有不少收获。现在，插队知青已经有了被招工、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希望，他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后来，我听和县知青办公室比较熟悉的同学说，县知青办公室接到雁北地区知青办公室的电话，问是否有一个叫刘世定的知青，说周总理对我的情况有一个批示。我便写信去问父亲，父亲回信说，总理在看到祖父的信以后做了一个批示，大意是，对刘文辉的孙子，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以个人表现为标准，不能因为是刘文辉的孙子，而在招工、上学等方面予以拒绝。1974年冬，大同铁路分局到山阴县知青中招工，我报了名。这次我十分顺利地被录取了，分配到朔县车务段。12月24日，我离开四里庄，距离我到这里插队时整整６年。
第二十八章出席尼克松访华招待会
1970年代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长期封冻的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1970年10月1日，当年访问过延安写下《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我那时在山西农村，从报纸上看到这幅照片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西行漫记》是我读过的一本书，我因此也知道埃德加？斯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幅照片在国际关系上的含义。从参加国庆典礼的人员名单中，我看到祖父的名字。但远隔千里，我无法询问他的观感和想法。后来，我从读到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书中才了解到斯诺那次访问的非同一般的意义。我在《基辛格》一书中读到，据斯诺所写的报道称，他在1970年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时，曾敞开讨论了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景。斯诺曾这样谈到毛泽东于1970年12月对他说的话：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左、中、右的人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据毛泽东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毛泽东将高兴同他谈，尼克松作为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斯诺还写道：毛泽东对我说，是的，他宁愿要尼克松而不要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来，那种人表面上说的是一回事，但上台后干的却是另一回事。他接着说，尼克松也许骗人，但也许比另外一些人稍稍好一点。尼克松依靠硬的一手，但他也用软的一手。是的，尼克松可以坐上一架飞机到这儿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将愿意和他谈谈，就是那样。不管他们会不会吵架，不管尼克松是作为旅行者来还是作为总统来，都行。他相信他们不会吵架在谈论到尼克松可能访问中国时，主席随口说，美国的总统选举将在1972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个使者来，他自己在1972年初之前不大可能来北京。1971年4月6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因为我是乒乓球爱好者，所以对这一消息非常关注。我记得邀请是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向美国运动员科恩提出的。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这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美国代表团。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成员，并发表讲话，向美国政府发出了重要信号。同年7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借道巴基斯坦秘密到达中国，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双方在经过长期对抗之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祖父出席了中国政府为尼克松访华举行的招待宴会。那时，我恰好因农闲回京尚未返回插队的村庄。晚饭后，我和父亲来到祖父、祖母的卧室等候祖父归来。虽然按照常例，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仪式性的活动，不一定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消息出现，但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实在是一个太重要的事件，好奇心驱使我放下别的事，以便先听为快，并尽量不漏掉从祖父那里得到来自第一现场的信息。祖父回来了。脱大衣之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放在桌上。我一看，是招待宴会的菜谱。祖父从来不搞这种收藏纪念品的事情，这次可是例外。“一个餐桌上的美国人都把菜谱拿回去作纪念，我们也都拿回来了。”我看了看菜谱，至今能够记得的惟一的一道菜是“竹荪汤”，名称可能比这三个字要略复杂一些。那张菜谱，后来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如果保存下来，今天至少能够拍卖出一顿丰餐的价钱。祖父还带回两件尼克松送给每个参加宴会者的礼物：一件是镶嵌在玻璃中的有尼克松签名的名片；另一件是一个酒杯，上面有一个美国国徽浮雕。在祖父去世后的搬家过程中，那个酒杯不慎被摔碎了。镶嵌在有机玻璃中的尼克松名片，据哥哥说应该还在父亲家的某处，但父亲记不得塞在哪里了。如果能够找出来，准备照一张照片附在本书中，若找不到那就只能算作一个说法了。宴会的主要程序当然是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分别讲话。讲完话以后，开始用餐，各桌来宾也开始交谈。中美双方人员是交叉而坐的，每人位子前面有一个小牌子，写着名字。
祖父说，他那一桌的美国人中有的中文不错。“看来他们的准备工作很充分。”祖父说。“一个人和我说：‘刘老，久仰大名。’他还了解我的一些经历。”在祖父的感觉中，美方似乎事先对中方可能出席的人员以及有关的背景情况做过一些研究。尼克松访华之后，周恩来总理专门召集党外人士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做了长篇解说。记得祖父讲到总理作报告的情形时感叹：总理身体真好，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他当时还不知道，周总理的身体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过度劳累，已经潜伏险情了。
第二十九章“我自己可以！”1972年11月底，我回到北京时得知，祖父前些时候在卫生间滑倒，导致跨部骨折，随即送医院治疗。因为怕我担心，所以家里没有写信告诉我。我见到祖父的时候，他的骨头已经接好，腿上的石膏已经拆除了，但是，行动还不便，特别是起身时，需要人抱起来。而且，由于年龄大，躺的时间比较长，受伤那条腿的脚腕发生僵直，因此伤愈后重新站立时，腿脚之间不能恢复到90度状态，行走需要人搀扶。在我和哥哥每次把祖父从床上抱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要说：“我自己来。”但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不能让他硬去做这样的尝试。终于有一天，祖父发火了。这是我平生见到的他惟一一次发火。“我自己可以！”祖父大声喊道。声音大得出奇。“你现在自己咋个可以嘛！”我说。“在床头栓一根绳子，我自己拉着就可以起来！”他声音还很大，激动之中，居然还提出一个方案。“你这个床头，连栓绳子的地方也没有。房梁上，你看，哪里能栓？咋个栓绳子嘛？你这个想法根本不现实。”我说。祖父不说话了。一会儿，他说了句：“唉，我是不想耽搁你们。”内在地看，祖父是个极好强的人。或者是出于天性，或者是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当统领时间长了，祖父有这样的心理倾向：希望荫庇他人，而不愿意轻易接受他人照顾。现在，受伤了，每天需要后辈的照顾，他觉得他在“耽搁”我们，其内心的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他不是那种因得到儿孙的照顾而感到满足的一般的老年人。他这种心理倾向不仅是对家人。我听父亲说，胡子昂先生向他说过不止一次：“你父亲‘有肩膀’！”他所说的“有肩膀”是指有担当的意思。胡子昂先生在1920年代曾在四川从事教育工作，也曾任是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后来成为四川著名的实业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不知胡老先生和祖父之间发生过什么交往，或胡老先生知道祖父的一些什么事情，使他印象如此深刻。但好强归好强，人老了，伤了，总免不了要依靠他人帮助。祖父也只能承认现实。伤病后的祖父的好强，不再表现为不要人照顾，而转移到顽强的身体锻炼上面。那时，祖父不仅有腿伤，而且心脏、肺部都不好，但他只要可能，每天都坚持锻炼。我回京探亲时，经常搀扶着他在大院里走圈。不久，友人给祖父找来一副四腿的行步架，祖父就可以扶着架子自行行走了。据哥哥讲，在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祖父给自己定的锻炼任务是每天走1500双步（左右各走一步为一双步），有时一口气走不下来，就喘息一阵接着再走。哥哥是在祖父腿部受伤终于承认需要专人服侍后向周总理提出，后经周总理批示从内蒙古建设兵团调回北京照顾祖父的。我第一次听祖父感叹人之暮年是在此前的一次住院中。那次祖父似乎是因肺炎发烧住在北京医院治疗。在身体感觉好转之后，祖父问护士，还有什么人住在附近病房中。当听说梁思成先生也在这里住院的时候，祖父就要我陪同他一起去探望。走进梁先生的病房，只见他躺在那里，十分疲惫的样子。见祖父进来，梁先生就想说话，但病躯残喘，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而越是这样，梁先生眼睛中就越深含着要交流的愿望。祖父见他说话如此困难，嘱他好生修养，不要着急，就告辞离开回病房了。回到病房，祖父说：“人都有暮年啊！当年好有才华的一个人！”对梁先生维护老北京城市风貌、继承中国古典建筑美学传统的主张我虽知之不多，但也早有耳闻。上中学的时候，当我在上学途中骑车路过景山后街，看到马路东西两侧那两排建于1950年代后期的大屋顶建筑时，常常会想到“梁思成”这个名字。究竟那两排建筑是不是梁先生设计，我却不知道。在北京的古都风貌已经被大规模的建设挤压得几乎荡然无存后，人们今天越来越多地想起梁思成先生。几年前，东便门和崇文门之间的一段城墙逐渐被重建起来，城墙边成了人们休憩的场所。我有几次路过那里，每次，我都情不自禁地向北京医院方向眺望，脑海中浮现出陪祖父看望梁先生的情形，似乎能感觉到梁先生那无力的喘息，能看到梁先生那充满交流愿望的眼神怎样对待疾病，怎样对待年老，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方面，我印象较深的一个情景是陪祖父看望蒲辅周先生。蒲老是著名的中医，祖父有一次住院治病的时候，蒲老也在那里住院。我陪祖父走进他的病房，老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他对祖父说：“我在这里一边住院一边在想，人皆想长寿，但重要的是康寿。”祖父对蒲老的这一高论表示很有兴趣。蒲老接着把话题转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记得他说，儒家讲“仁”，讲“仁者寿”，但这个“寿”是不是“康寿”呢？还可以追究一下。庄子对长寿有些独到的看法，强调健康。蒲老短短一席话，令我印象至深。从“康寿”的观点看，现在流行的受西方社会影响而形成的处理生死的办法，是不是很恰当呢？高明的中医看病岂仅仅是“望、闻、问、切”而已，其中蕴含着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哲理。
医生和病人，本是在同一条人生道路上的两个相互切磋的主体。祖父不仅通过努力锻炼身体来应对伤病，而且也尽力通过脑力的锻炼来对抗疾病造成的精力衰退。坚持阅读既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抗病的手段。记得有一年冬天祖父住院期间，我正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陪住时，我把书带上，祖父休息时，我就阅读。一天，祖父靠在床上，看我在椅子上摆了那砖头似的大部头书，让我把书给他看看。我说：“这本书读起来很费脑筋的，你还要看啊？”“我就是要练练脑筋。”祖父回答。我知道，他是一贯主张通过读书来锻炼脑力的，于是把书递给他。祖父读了一会儿，大概是测试脑力完毕，就把书还我了。也许这一情景，恰好被从病房外走过的吴院长从窗户中看到了，后来，吴院长来查房的时候，对祖父说：“我看您生病还在坚持学习马列著作，要注意休息啊！”说得祖父和我都不觉一怔，随即都笑起来。
第三十章关于现代战争的三言两语
我离家到山西插队、工作以后，每次回京探亲，祖父总是会问到我读书的情况。特别是在他住院我去陪住的时候，或者我陪他散步的时候，这类话题就更多一些。那时，我向祖父谈到我读的书中，有几本是和国际战略、现代战争有关的。一本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写的《回忆与思考》。我大约是在1972－1973年间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以后立即就读了这本书。书中记述作者1939年指挥哈勒欣河战役的一段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场战役是苏军和占领我国东北的日军在海拉尔一带的中蒙边境地区打的。我读此书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苏军陈兵中苏、中蒙边境，国内把备战工作提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书中讲到中蒙边境地区的战事，很自然地就把我的眼球吸引了。我在向祖父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也很自然就讲到了这场战役。我对祖父说，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过去以为苏军只是到战争后期才对日军有大的军事动作，还不知道在1939年就已经有过这场动用飞机、坦克协同作战的立体战争。而这次战役，使苏军指战员获得了进行这种新型战争的经验，这一经验在此后的反击德军的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祖父应该是知道那场战役的。不过他没有接着我的话去谈那场战役，也没有接着我的话去谈二战的史实，而是顺便谈到了现代技术。他说：“那时候飞机是最先进的，现在有了卫星，卫星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这大概是他天天读《参考资料》（当时发给他的一种内部刊物，每天两本）得到的印象。他讲完这话以后，我不由联想起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后，在成都观看卫星飞过夜空的情形。那天吃过晚饭以后，祖父、祖母没有带我们去转田坝，而是在门外街边一边散步，一边等待卫星在预定时间飞临上空。人们纷纷从家里来到街上，人越聚越多，大家仰头在天空寻找。终于，看到一个忽明忽暗的移动光点。光点在空中行走不多时，便不见了。人们继续寻找，希望再次找到直到最后确认那个光点不可能再出现之后，才怏怏然散去。那次，我是觉得看得很不过瘾的，不知祖父做何感想。也许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道道”。从成都的坝子我随即又联想到《回忆与思考》中译本的“出版说明”，其中有提醒读者的一句话：“作者还在各种事件的描写中，传播了不少诸如唯武器论之类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不由暗自一笑。继而又联想到不知在哪里看到的毛泽东当年批评和讽刺王明等人的话，他说这些人不做调查研究就对军队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不懂得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正因为有这些飞快的联想，才使得我至今对祖父的那句话留下很深的印象。和祖父聊起过的另一本书是约翰？纽豪斯写的《苦寒的拂晓》。在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是一本小说，翻看了内容才知道是讲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作者并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没有机会直接接触谈判，但是他通过书面文献的搜集和分析，通过与接触过谈判的人的交谈，尽可能地勾画出谈判的“内幕”。“内幕”当然有些故事，比如，美苏谈判中那些涉及“第三国”中国的故事，在刚刚通过中美关系的调整而改变世界平衡格局的那个时候，读来就很吸引人。不过，这本书真正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内幕故事，而是背后的一些道理，这些道理甚至很有学术味道。比如，战略武器竞赛对美苏双方来说虽然是高度机密的，但双方也有通过部分信息交换来保持某种平衡的要求。我把这些感受向祖父谈了，他听后说，这个谈判和过去其他的谈判是有些不同。他接着说到基辛格的平衡思想和活动，“基辛格是个怪物。”他对这个人物下了这样一个并非贬义的评语。还和祖父聊起过的一本书是日本的小山内宏写的《中苏战争》。小山内宏是一个军事评论家，1971年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成员访问过中国。他的这本书经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书于1974年出版。我购买并阅读这本书是在1975年回北京探亲期间。我是在搀扶祖父散步时，和他聊到这本书的。关于这本书，我当时向祖父介绍了两点。第一，作者对于“新战略”时代的看法。小山认为，随着美、中、苏关系的改变，世界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进入“战略时代”。这个时代，不能用从前的冷战结构的观点，从以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基础的对抗的角度去考察，也不能仅从美苏以强大的“核遏制力量”为基础的军事对峙的两极结构去理解。这个时代是一个以包含多种因素的新战略观点为基础形成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的时代。这个“战略时代”的战略，和此前的最终以战争获胜为目标的战略不同，是以保持国际关系基本稳定和捍卫本国安全所必要的和平为目的的。第二，如果中国和苏联之间爆发不使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作者对苏军将会怎样进攻中国的设想。小山设想，苏军以压在中苏边境的一百万大军以闪电战的方式，从远东军区、外贝加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中亚细亚军区沿三路进攻中国。
一路指向东北地区；一路经蒙古直指北京；一路进攻新疆。这三路中，以直指北京的中路最为凶险。在这个战场上，由于缺少天然屏障可供防御，苏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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