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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往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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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指向东北地区；一路经蒙古直指北京；一路进攻新疆。这三路中，以直指北京的中路最为凶险。在这个战场上，由于缺少天然屏障可供防御，苏军的装甲部队在空军掩护下将易于展开、推进。小山设想，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中方将挖掘防坦克壕、战壕等防御设施。因为我生活多年的雁北地区处在中路侧翼上，所以说到这里我顺便向祖父提到在农村插队时挖“干沟”的情形。这种“干沟”开口宽5米，底宽1米，深2米，截面呈梯形。上级要求平川地区村村都组织力量挖，既是作为改良盐碱地（那里的盐碱地很多）的一项建设措施，又是防坦克壕。每条“干沟”的长度则根据各村土地的状况具体而定。那时祖父的身体已经相当不好，腿摔伤后走路不便，出门需借助轮椅，在家或在医院时为了锻炼则坚持要走步，哪怕很缓慢。他在我的搀扶下走走停停，一边倾听。末了，他说：“现在这种战争打起来大家都没好处，我看这个局势，现在大家还是在争取和平。”在我印象中，祖父不言兵。我看祖父兴致尚好，忽然生出几分捣蛋心理，想向这位当了几十年军头的老人破例发问。我问道：“你觉得现代战争和你们那个时候会有什么区别？”祖父听后淡淡一笑，以轻松得像吐出一口烟的语气说：“现代战争和我们那个时候的战争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了。现代科学技术我们搞不懂，我们那点知识早过时了。”就这样把我的问题打发了。
第三十一章偶谈诗词1973年冬，祖父生病住进院，直到春天才出院。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去陪住。一天，祖父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除了在医院之外还做些什么事。除了谈谈读书的情况外，我告诉他，写了几首诗词，并随手抄给他。他饶有兴趣地读完，说：“对的。”说这两字时的“的”字，他是按四川大邑老家的乡土音读作近似英文的“le”音。“对的”是祖父表示肯定时的用语，其涵义不一定是在判断正确与错误，也有我们通常说的“可以”、“还行”、“好的”之类的意思。而肯定的程度，即是非常肯定、一般肯定，还是勉强肯定，也不能在这两个字中表现出来，要根据当时的情境才能感觉到。对我抄给他的这几首，我感觉是一般肯定。不过，对于其中一首《江城子》中的最后一句，他在表示一般肯定后又挑出来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读了一遍，再次说了个“对的”。看来是表示了更多些的肯定。现将这首词抄录于下：露烟十里翠生光，看松苍，却寻常。避日人来，只道好生凉。未见疾风黄碧草，谁曾信，最啸狂。剑枝针叶任茫茫，落重霜，有何妨。危壁悬崖，是处自春妆。更念孤根难遍暖，晨雾里，唤冬阳。祖父读完后说，做事不能只靠一个人，要会把大家的力量聚合起来。这大概是他对词中“更念孤根难遍暖，晨雾里，唤冬阳”那一句的解读吧。他接着说，“我不懂诗词，只是随便说说。过去记得一些，都搞忘记了。”沉默片刻，他说，还记得日军乃木大将的一首诗。随口背出：尔灵山险岂难攀，男子功名期克艰。铁血复山山形改，万人齐仰尔灵山。这首诗我知道，但是不会背。想到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请朋友帮助查了，以免讹漏。祖父在背完这首后又背了一首，同样是乃木大将写的，内容也和战争有关，但这首的词句我更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一句的意思大致是：遍野尽荒凉。后来，也是那位朋友查到了一首告诉我，我搜索记忆觉得应该是不错的，且录于下：山川草木转荒凉，千里风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乃木这首诗名为“金州城”。所谓金州城，即旅顺。乃木是日俄旅顺口战役时的日军统帅，他赢得了那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战役的胜利。一会儿，祖父说道：“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到此就没有再说什么了。他在近80岁时竟然还记得一位日军将领的诗，可见对此印象不浅。那么，他是从哪里读到乃木那两首诗的？我心存问题。但是，在当时祖父不再说话的氛围下，我想问但却不便再问了。此后，也没有机会再问。我推测，他读到并牢记下这两首诗很可能是在保定军校读书期间。我做此推测的理由有二。一是他在保定军官学校上学期间（他于1914年2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炮科，1916年5月毕业。）的一些教官，曾经有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背景。甲午中日海战北洋水师受重创，日俄旅顺口战役日军胜出，清军被日本挤出朝鲜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日本作为新兴军事强国的地位已经日益明显。20世纪初期，一些中国青年纷纷到日本寻求强国强军的道路。保定军校首任校长蒋百里就有留学日本的背景。蒋百里先生是祖父十分敬重的人物，我曾听父亲讲到祖父对蒋先生的敬重之情。我在读祖父1949年以前的讲话和著作时，也发现他提到的人物中，蒋百里先生是频率很高的一位。比如，在祖父的《建设新西康十讲》中，引用蒋先生的论述有多处。既然保定军校中有不少留日归国教官，那么他们在授课中分析日军将领和他们指挥的战役是不奇怪的。此其一。其二，从保定军校的历史看，对日军也是高度重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北洋政府办的军校，该校开办于1912年10月，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编练新军时办的北洋陆军行营将弁学堂（1902年）、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03年）等校。从甲午战争后中国与国际列强的关系、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背景等方面看，北洋系统的军事教育中，日本应是作为主要的战略敌手来对待的。因此，在保定军校的教学中关注日本的近代重要将领（包括乃木大将）及日军参与的重要战役（如日俄旅顺战役）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些只是推测。
第三十二章“铁打的江山，为啥硬是要搞垮！”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虽然也遭遇抄家等冲击，但是他不是运动的重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和关心，因此，可以说生活在风暴中少有的相对平静的一隅。他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醒。他曾讲过，国家还没有统一，对他估计不会怎样。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也颇存感慨。他曾对父亲说：“铁打的江山，为啥硬是要搞垮！”对这场由上而下的大运动、大动乱，祖父在他以往形成的政治思维框架中，能找到怎样的解释支点呢？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二十多年，他曾将“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中由治到乱的过程归因为“不讲求进步方法”，即“不能随时代的变化而改进其统治方法”，并从各类人物的心理加以阐述。如：“历史上大凡创业之主，其取天下也，多富有进取精神；其治天下也，无不反乎进步。其不进步的原因，大概有这几点：其一，认为目的已达，无需乎再进。其二，有骄傲之气以阻其进。其三，利用人民之惰性，以‘不进’收拾人心，粉饰太平。其四，为防功臣窃位，多采残害政策，使为人臣者敛迹，不敢言进。其五，为防人民称乱，多采愚民政策，根本阻止其进。其六，或因其生活偏于淫奢享乐，或因其思想集中于防内制外，根本无时以言进。”这些归纳，在他面对的现实中，能有解释力吗？这场大运动，是“进步”还是“反乎进步”？是“随时代的变化改进统治方法”，还是不识时代变化而因循旧方法？在这样的思维架构中，能找到理解的答案吗？也是二十多年前，他曾研究过社会风气的流行，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风气的流行：“大凡一种风气，若是由上而下的，总容易流行政治上最容易养成有各种风尚，如时值乱世，便很容易有巧于规避、崇尚狡诈的风气；如时值升平，便容易有工于逢迎、阳奉阴违和敷衍因循的恶习；如主官好静无为，不喜进取，政治上便容易有粉饰太平、只顾场面的现象；如主官励精图治，振作有为，政治上便容易有颟顸操切、遇事生风的情形。总之，上有好者，则下必有甚焉者。”这些研究，对于这场大运动中流行的种种风尚，能提供理解的帮助吗？以我对祖父的了解，他是会思考这些问题的，虽然他通常不会说出来，至少不会明确说出来。我后来回忆，他在特定场景下的某些只言片语和暗示性的动作，也许能够反映出他的某些思考和政治判断。“文化大革命”的公开而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此后，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底，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每次，祖父都被邀请并出席了多次。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包括林彪。他出席后回到家中，有时会说上几句观感。有一次他向父亲和祖母伸出两个手指意味着“二号人物”，说，他的神情很奇怪，目光游移。祖父接着说，看上去气色不好，好像是有说到这里，他把大拇指和小拇指张开，做了一个“六”的手势。从祖父房里出来，我问父亲，那个“六”是什么意思？父亲说，你不懂！没有回答我。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再问父亲这个问题，父亲说，那是指抽大烟。祖父看林彪气色、精神都不好，像是用鸦片来提精神的人。祖父这些简单的言语和姿态似乎反映出他的一种感觉：这个接班人的确定性是成问题的。那么，何以会选择这样一个身体孱弱的接班人？更真实的指向何在？有一件事，使我相信祖父考虑过这个问题。“文革”初期抄家的风浪过去后，祖父的一些老朋友重新开始上门走动。一次，刘衡如先生到来。刘先生知识广博，颇通医术，家里人有病，常请他开中药方。刘先生还是一个乐观而健谈的人。那次不知怎的，他从中医的眼光谈起毛泽东和林彪的身体。他说，毛主席的身体比林彪的身体要好得多，怎么选的接班人的身体比老人家还差呢？！祖父没有回答，以手指点了三下。刘先生没有再说下去。我后来逐渐领悟到，祖父点那三下是写了个三点水，暗指江青。他是指要注意江青这个人物的出现。以祖父的政治经验，他当然不会认为毛泽东会把权力最终交给江青。然而，他的确非常注意江青这个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出现的涵义。那么，他从这个现象中看到了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前期，是高度敏感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自然不能问，问了祖父也不会回答。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初期，思想幼稚的我也是问不出这个问题来的。随着思维的逐渐成熟，这个问题便浮现在我头脑中。我想到了前面提到的祖父的感慨：“铁打的江山，为啥硬是要搞垮！”他担心的“垮”，是垮在哪里？
是大批的贤良文武被整肃？的确，祖父熟知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某些朝代在天下初定时期残害功臣的历史，也知道苏联在斯大林初上台时期对大批领导干部的“大清洗”。这些活动使国家组织受到很大的伤害，但并没有“垮”掉，这都是祖父知道的。看来，仅从大批贤良文武被整肃还不能完全解释祖父担心的“垮”。我想到祖父所处的时代和他经历的历史事件。祖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步入军界，而在北伐战争后成为独立军事、政治力量的。他在青年时期目睹了袁世凯由朝野瞩望的似乎无可替代的重磅级大总统（可终身任职）转瞬垮台的过程。其间亲属关系介入权力继替过程发挥了重要的负面作用称帝是这种机制的外在极端形式。袁氏垮台标志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亲属继替制度的合法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当年，祖父那一代青年军官在权力日隆、意气飞扬之际，常标榜的理念是功成身退，还权于民。不管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这种标榜反应了政治在社会精英中的认可或者说合法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下面引述祖父在1931年的一段话作为一个例子。他是以墨西哥近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故事阐发他的想法：“墨西哥以前是世界著名的乱邦，其政治之紊乱，不亚于我国，尤其不亚于我们四川。距今十七年以前，胡尔泰称兵猖乱，将总统马德劳杀了，窃位自立，专横达于极点。过后卡兰查举义，又把胡尔泰打到。殊知卡氏的横暴，更甚于胡氏。那时出了两个伟大人物，将卡兰查推翻，把墨西哥治理起来。我见着这两个人的高行，甚为兴奋，所以才详细地说。这两个人是谁？其一是拥有兵权的凯鲁士将军；一个是文人卢必欧。当卢必欧见卡氏的专横，以为非革命不足以救国，于是高举民主政治之旗，唤醒国人，举兵讨伐，凯也赞成民主潮流，举兵响应，共趋墨京，将卡兰查驱逐。可是卢氏得胜入京陈兵市上，当众宣布退职。他这几句宣言，是最有意义的，他说他戡乱的责任，并无争位的野心，今天大乱既平，请以兵柄还与国家，不愿为私人养一兵一卒。即时自解总司令职，飘然遁去。凯鲁士将军，也是谦逊不遑急欲求去，不过国事无人负责，不能如愿，然常以军阀自警，不敢再蹈覆辙，后凯鲁士就任总统，墨西哥的政治，便渐入正轨。数年凯氏任满，即自行卸职，毫不留恋。他的宣言，也非常令人兴感，他说墨西哥人民的观念，要转变过来，民主政治才能确立，总统和阁员的位职，不是褒奖军阀战争酬劳品，而是社会服务。墨西哥有了这两个伟大人物，所以国事渐臻发达，有新墨西哥之称。假使当时卢必欧拥兵自卫，与凯鲁士争权，墨西哥又不知乱到什么地步。又如凯鲁士任满职而不引去，欲以军权维持其政权，事甚易易，但是他们为国家前途计，克制其支配欲，政权欲，毅然卸职，为国家辟新路，为来者创先例，其眼光之远，用意之深，令人敬仰。”他总结道：“一个国家大乱之后，必须有二三领袖人物，毅然以身作则，多负义务，不争权利，注重公心，克制私欲，而后能正人心，厉末俗，平国难，定国基。”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亲属关系深重的国家中，使政治活动拔出于这种关系绝非易事。事实上，祖父1949年之前在政治圈里摸爬滚打，亲属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军事上失败退至西康之后，财力有限、军队缩减，其属下几位高级将领几乎都是亲属。这样的组织结构在其在政治上处于不利时起到的稳定作用。在1949年祖父组织起义中，这些亲属将领鼎力支持，保持高度一致，为起义做出重要贡献，说明这一结构在某些条件下的有效功能。不过，祖父深知，此种格局可济一时，却不可致远；可治一隅，却不可驭全局；在政治大局中，已属苦撑。因此，祖父决不让父亲再进入此种政治，你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均可，乃至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亦有自由。在经过多年的磕碰之后，祖父得到一个看法，共产党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它依靠这种组织来整合国家，实现了大陆的统一，替代了有深厚传统但合法性已经动摇的以亲属为基础纽带的政治组织方式。而“文化大革命”发起后，伴随着大批共产党干部被整肃，毛泽东的亲属进入核心政治圈，林彪亦行此道。看到这种状况，他的感慨可想而知。他之所以特别关注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应当是将此看作一个重要信号。他之所以担心“硬是要搞垮”的症结，应当是在这里。祖父已经去了，我根据他的某些言语和曾有过的思路做出的推想是否何于他的判断，永远不得而知。
第三十三章向周总理说郭子仪
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对周恩来总理的敬重日益加深。这不仅是因为周总理在困难的环境下对祖父个人和我们家庭的关照，而且更因为在政局危艰中，周总理所起到的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祖父把周总理看作是当时维系国家稳定、关乎国家发展前景之关键。1972年，有一次祖父开会回来，向祖母、父亲和我说起开会的情况。他说，在电梯上碰到周总理，向总理说：“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总理听后，哈哈一笑，没有说什么。郭子仪是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的重臣，他平息叛乱、收复长安和洛阳，以文武之道抵御外敌，功彪史册。祖父借郭子仪这一段历史，既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敬重和望其保重的心情，也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时政局的态度。1973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暗含着新的变数。祖父对于这一变数非常敏感。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内情，只能凭自己的政治经验进行猜测。“怕是对着周来的。”祖父如此判断，也隐有担心。虽然祖父担心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借能力非凡之手，来削弱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但是究竟如何做，结果如何，他认为“还要再看。”祖父所持“还要再看”的态度，既出于对当时中国政治大局的观察，也出于对复出的邓小平个人风格的部分了解。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时候，祖父和邓小平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近距离接触。父亲向我说起，祖父有一次私下说，他看邓小平的眼睛透亮、自信哥哥记得，祖父有一次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认黄的。”“不认黄”是四川的一句土话，其意思很难准确地用一句普通话来翻译。三字含有不认输、要坚持干下去的意思。但这还不能完全把“不认黄”的意思表达出来。“不认黄”还包含着做事讲原则，不为原则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动之意。祖父“再看”对了。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工作以后，和“四人帮”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了后来所说的“拨乱反正”，振奋和凝聚了反对“四人帮”的政治力量。“这样就对了！”祖父对邓小平的作为极表赞成。1976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那时在山西，不在祖父身边。听父亲讲，祖父得知消息以后，很是悲痛。他虽然身患癌症，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仍坚持要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祖父是在父亲和哥哥的搀扶下去向总理告别的。父亲后来和我说，总理的遗体放在一个很小的遗体告别室里，规格很低。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悼念活动。哥哥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四人帮”倒台后举办的有关“四五运动”，即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影展、上映的纪录片和出版的影册中，有多幅珍贵照片是哥哥拍摄的。“四五运动”引来了“批邓”，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周恩来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打倒，重病在身的祖父对当时的政局非常失望。
第三十四章“已去了”我最后一次见到祖父的时间已经记不准确了，大约是在祖父去世前半年左右。记得一天上午，我到祖父房间里来的时候，阳光正从窗外照进来，祖父坐在椅子上，面容消瘦，但皮肤看上去很光洁。那种光洁是我多年来未曾见到过的。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想到了“回光返照”四个字。当然，我没有说出来。祖父检查出患有肺癌是在1975年，那是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哥哥回忆说，他在医院陪住时，看到每天检查痰，化验单上写着“CA”，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心里犯疑。有一次看到化验单上出现“癌”字，便清楚了。祖父当时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心脏和肺功能都不好。医生从他的身体状况着眼，认为不适合作手术，也不适合从事化疗、放疗之类需要较好身体才能承受的治疗，只能采用保守疗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其自然。祖父和家里人都认为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医生还告诉我们，肺癌有不同的类型，有的发展很快，短期内就会迅速扩散，有一些则发展缓慢，可能还等不到扩散，病人就因其他方面的疾病或功能衰竭而逝去；有时，病人身体不好反而可能使癌症扩散较慢。我记得是吴院长和父亲谈的，谈时我在场。所有这些都没有瞒着祖父。祖父所患癌症发展比较缓慢。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天总是会到来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信息。我在1976年6月23日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祖父病危，速归”。我那时在大同铁路分局韩家岭车站当扳道工。韩家岭是大同南郊的一个车站，当时很小（改革开放后随着朔州露天煤矿开发、大秦线建设和晋煤外运，变成一个大站），在铁道车站等级中属于四级站，站内十几个职工。车站距离大同市区骑车需要半个小时。那时不仅没有移动电话，就是直通的长途电话，车站也没有（车站只有铁路内部电话），电报是最快速的联系工具。但那也要发到邮电局以后，再通过邮差骑车送来。接到电报后，我马上找站长请假。但一时找不到替班的人。铁路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车务段的工作，岗位责任十分严格，来不得半点忽悠。这样，我不能马上离开，必须把这一班上完。我们的工作时间制度是工作12小时，休息24小时。我算了一下，我上完一个班，乘车赶到大同，再换乘到北京的火车，最快总要一天多时间，不由暗暗叫苦。我有一种感觉：我如果迅即到达祖父身边，或许还能使他的生命延缓一刻，但现在的客观条件使我的行程如此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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