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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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满人都编入旗籍，即是所谓“旗人”，他们都分得一片土地及一份俸禄，不受地方官府管辖，但他们亦不得经商、从事体力职业或与汉人通婚、采用汉俗。旗人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氏族制度，另外他们还必须学习满文．另一方面，大清国的国民都必须留起辫子，以此表示臣服。
八旗部队在军事上控制了全中国。1644　年登记在册的八旗士兵有16　。　9　万人，到了18　世纪则增至35　万人―　尽管实际人数并没有这么多。各地的八旗驻军均由“大将军”（西方人称之为“鞑靼将军”）统领，主要驻扎在北京（25　营）、西北及各大城市，如成都、南京、杭州、福州、广州等地，另外南方一些战略要地也都有八旗军队驻守。八旗驻军一般为4000人左右，与其家属居住在城内的某一地区，而不是像13　世纪的元朝军队那样驻扎在城外。
清代的另外一个军种是“绿营兵”，系仿明代军制而建，在17　世纪末有59　。　4　万人，至19　世纪早期发展至64　万人，共1202　个营，其下分设标、协不等。绿营乒相当于地方武警部队，驻军比较分散，其战斗力亦逊于八旗部队。总之，全国的军事指挥一分为二，一部分由满人掌握，一部分由汉人掌握，一部分控制在兵部及京师戍卫部队手中，一部分则控制在各省驻军手中。另外文臣和武将也都分掌了兵权并且互相制衡，再加上微薄的军铜，这样朝廷就把军队牢牢控制在了手中。
另外，满洲人出于长远考虑还不断经营满洲老家，使之成为保持自身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根据地。满人入主中原后汉化的步伐加快了：中原的满人开始学习汉语，而辽东的汉人则不断迁入满洲。为了阻止汉人的流入，清政府于1668　年下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的中部和北部，还将明时的“柳营”从山海关延伸到沈阳以北，继而又向南延伸到鸭绿江，以此阻止汉人北迁。这样，满洲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猎场、森林、河流，便成为满人的“保留地”。另外，关闭这一地区也有利于政府的人参专卖事业。这种理论上有很大药效的植物根茎主要产于乌苏里等河流沿岸的山脉，每年由政府向约上万参客销售特许状，其情形与食盐专卖制度差不多。为何区区几十万满洲人竟能统治比之多出四五十倍的汉族人口呢？今天的汉人面对这一历史事实都感到很羞愧。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首先，异族如满人同汉人一样，同为中华大帝国的一份子。其中亚洲腹地的“蛮族”人数不多，但挠勇善战，如满族人口正好足够提供一个皇族统治集团、一批上层监控者以及足以控制整个帝国的驻军（正像欧洲人在19　世纪的殖民做法一样，满人统治着亚洲腹地，但这也增加了满清政府的负担）。有些人也指出，清朝的政府官员中有九成都是汉人，满清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满一汉联合政权，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维持其统治是因为他们已经汉化云云。
这两种观点并不冲突，但都只触及到表面。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而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综合而成的，国家的集权程度很高，但文化却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当中。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家可能掌握在异族统治者手中，但中国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续。
清代统治
满清人关后基本上承袭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只不过是把最高决策层换成了满人而已。满清统治有三大要素：武备、“天子”的最高权力及满人对汉族官员的监控。满洲统治者从一开始就与缙绅地主、地方士绅和前明官员达成了妥协。地方豪族一与官员只要归顺朝廷，大可自行其事。满洲人未曾提出任何社会或农业改革的主张，相反，他们礼葬了崇祯帝，自称为明复仇消灭了盗匪并给中国重新带来了和平在于秩序。这一套说教对大多数的北方官员产生了效果，他们纷纷归顺了新朝。代表人物如洪承畴（1593　一1665　年），其人系前明进士出身，后出任兵部尚书，总督豫、山、陕、川、湖5　省，松山战役失败后于1639　年降清。入清后他被封为大学士；　从1645　年至1659　年为清兵镇压江南杭清义军和农民起义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1644年清建都北京后任用了大批汉族官员，实际上成为满汉合作的政权。如当时的大学学士，满汉各占3　人六部也都各设满、汉尚书1　名，4　名侍郎也是2　名满人、2　名汉人。这种二元式结构在西方被称为是“六人策事会”（Six　Boards）。地方上，各省总督也是满、蒙、汉各族分任。清初统治者主要依赖的是汉籍旗人或汉籍旗奴在都察院中的御史人选也是满汉各十的，而各省的56　名御史则分管15个巡区，满汉御史并力合作。总之，清政府任用了大量汉籍旗人，从而形成两头政治的体制。
清时在关内设置了18　个省，除了直隶省与四川省以外，各省均设巡抚上名，其下还有州县郡道及分管全省行政、民政、司法、科举及食盐专卖的各级官员。每两省设一总督〔　近似欧洲人称为“副王”（viceroy）〕，各省重要事务均由总督和巡抚联名报呈皇上，各省内部事务则多由汉人巡抚及满人总督协同办理。他们均有各自的部队，但各省的主要武装通常是满人总督摩下的八旗军队。
这种满汉合作制度起初带来不少翻译上的问题。清初政权实行满汉双语制，满族官员均配有通常为身在旗籍的汉人通事。直到清末，清廷还要形式上将政府文告译成满语后颁行大下，但这种做法早在清初就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满人都学会了说写汉话。康熙时编撰的满文字典在后世子孙那里几乎成为天书。清时各地政府办公语言都是汉语，省级以下的官员也几乎都是汉人。
清代的专制主义
权力逐渐集中于皇帝之手，这是元、明、清三代共有的一个趋势。清代政务，如行政、立法、审判，事无巨细，均须皇帝本人钦定。雍正帝（1723　一1736　年在位）更是大大提高了集权的程度，这与他继位的经过恐怕不无关系。康熙自13　岁大婚后，生下儿女无数，35　个儿子中也有20　个存活了下来。当太子精神错乱后，诸阿哥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而明争暗斗。在康照死后雍正得到京师军队的支持，得以继位为帝。他的政敌曾谣传他篡改遗诏，甚至拭父继位。不管事实到底如何，雍正为夺取和巩固最高权力可谓费尽心机。他的兄弟中有5　名后来都死于狱中，他们的支持者也都受到迫害。继而雍正又取消了皇族诸王对八旗军队的统率权，并且规定不再宣布太子人选，而是由皇帝于生前写好诏书，埃驾崩后再行公布。另外他还在统治中使用了大量间谍做法，井设立尚书房密奏制度，以便能直接从亲信那里迅速获得全国各地的消息情报。
清代在明代国家机器上新增加了一个机构，即雍正于1729　年设立的国家最高决策部门―　军机处。内阁仍照常处理日常事务，但军机处则与皇帝一道处理各项紧急重大事件，也较少官场上的繁文缚节。军机处大臣通常有五六名，其中二三人常常同时兼任大学士之职，因而军机处与内阁颇有重合之处。皇帝每天傍晚都要召见军机处大臣共商国是二．其制定的方针一则由特选的32　名章京（通常满汉参半）具体执行。
雍正帝勤于政事，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乾隆在位时（1736　一1795　年）亦大抵如此。当时有位大学士曾在日记中写道：“内阁中的十多余同事，每五六天值一同早班都感到劳累不堪，而皇帝竟天天如此！〃　
国家与文化的统一
承袭前代的统治机制，同时屏入满人统治的因素，这只是满清维持其统治的基本条件，维持其统治还须通过利一举吸收汉族知识分子的统治人才。这种层层遴选的制度淘汰去不合格或非正统的人员一清代县一级的考试每3　年举行两次，每次录取人约2　。　5　万名秀才。省一级的乡试悔3　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l400名左右的举人，而参加京城一级的会试和殿试并得中进士者不过200　多人二这时他们大多已经年过30　，均为各地的精英，往往派到各县做官而步人仕途。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他通过这一仪式扮演了一种“圣人一教师”的角色而获得众多“天子门生”的效忠。士子一旦入仕，就会视皇帝为道德的楷模、学术和艺术的恩主，所以对于满清最高统治者而言，真正的考验为他们是否能胜任这一角色，从而使国家和文化在“天子”的统治下保持统一。统治中国不仅需要政治和军事上的手腕，同样还需要文化上的领导能力。
康熙（l661…1722年在位）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7　岁继位，13　岁时亲政。他27　岁时平定了三藩的叛乱。他曾亲征蒙古，并大力发扬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在热河修建了行宫。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曾6　次巡幸汉族士大夫的根据地―　江南一带。在这几次南巡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淮河和黄河的水患问题及运河运粮的问题。他在1670　年颁布了16　条道德训教，即所谓《　圣祖圣谕》　，地方官员及士绅每半月就要宣讲一次以指导百姓的言行举止。　
康熙与汉族士大夫阶层关系很好，这有助于他取得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胜利）康熙本人精通儒家经典，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当时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都拒绝与满清政府合作，但康熙于1679　年开设了明史馆，网罗了152　名大学者编撰明史。另外他还开设博学鸿词科，在宫中收罗了一大批汉族学者和书画家为皇家服务。康熙在位期间还令人编纂了《　康熙字典》　、《　朱子全书》　、《　古今图书集成》　（后者远比《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更加卷帆浩繁，有5000卷之多）等书。这样，这位满洲皇帝也和明代皇帝一样，成了文化学术的热情赞助者和保护人。管理全国各地的百姓不仅需要刑罚威慑，同时也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清代全国各地都设有官仓以备荒年贩灾之用；国子监和各地学堂则传授儒家经典；年高有德者可以得到官方的族表嘉奖，地方神灵一并得到官方的祭祀，《　圣祖圣谕》　也有专人负责向百姓宣讲。清代统治是儒法参用的，里甲制即是一例。这项制度草创于秦代，从汉、北魏、唐到宋一直沿用，尽管称法不同，实质则始终如一二如宋代的保甲法，就是与静态的大陆农业社会极为适应的一套政策。明代也袭用了这一做法，并鼓励邻里之间互相监视和告发。保甲法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当时规定，每100　户为一甲，10　甲为一保。甲长和保长由村民推选，缙绅不得担任此职，而当选者须负责传达公事、登记人口　、核对各家门牌等。这并不是“自治机关”，而是由官方规定的一种非官方机构。通过保甲制度，政府和地方缙绅把家庭变成了警察组织：
三、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
学术研究：朴学
17　世纪中国学者所面对的一个重大事实是：明朝汉族统治的灭亡及异族对中原的统治：由明人清的100　年中产生了许多道德问题，像如何依靠儒家信条来防止晚明宦官的专权，明亡后是否应效忠新朝等等。晚明学者大都崇尚唐朝而抵斥蒙元，面对满清统治的现实感到难以接受他们坚决认为，“化外之民”不可能胜任中原的统治者。有些则坚决效忠前明誓不仕清。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异族入侵都是内政不修造成的，于是他们转向研究前明的“德衰”（他们认为这是明之所以灭亡的惟一原因）是如何给“蛮族”入侵者造成可乘之机的。顾炎武（1613　一1682　年）即为其中的一名代表。他曾致力于反清事业，数度为仇家逼害，约1650　年后遍游中原名山大川，虽在旅途中亦著书不辍。他在游历华北时亲身目睹了农业、商业、钱庄业乃至工矿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思索的结果，便是《　日知录》　、《　天下郡国利病书》　等著作。　　　　顾炎武誓不为清廷服务，而是将精力放在深入研究明朝灭亡原因的写作上。他对宋明理学提出了批判，同时也抨击王阳明一派的“心学”思想。他正确地指出，王氏的“心学”主张已然背离儒经而渐入禅道。他对八股制艺也大加鞭挞，认为这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使得国人在面对异族的入侵时只知空谈而一筹莫展。顾氏认为“八股”之为烈甚至超过秦始皇的焚书之举。
为挽救上林，顾氏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但他对“宋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反对儒家的经典。相反，顾炎武是清代“汉学”的奠基者，主张以宋以前的古籍为标准研究传统文化，认为汉儒去孔孟不远，他们的著作更近圣人本义而无理学的搀杂。“宋学”则受到顾氏等人的批判，尽管其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清代学界的创新思想却大都是来自朴学（汉学）学者。
朴学学者注重归纳方法的使用及名物的训话考据，主张原典实证。这套方法首先应用于音韵之学，后推广至文字学、词源学及考据学等研究领域。这种“考据之学”大大拓宽了古典学术研究的视野。确实，这种方法有助于辨别古籍的真伪。如一位学者，在精研《　尚书》　30　年后，通过考据的方法，得出《　古文尚书》　系伪经的可信结论。这样，汉学经过顾炎武等众多学者之手，在清朝成为批判研究中国古籍的一门显学。
有人认为朴学反映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所谓“科学研究方法”只限于文学研究，并不涉及自然科学与技术。中国许多朴素的科技发明和发现大多来自于热爱自然界的道学而非孔门学者。中国对自然万物认识的萌芽，从未像西方现代科学那样有意识地予以条理化和制度化。清代学者仍旧只限于书本研究而与实验等实际操作无缘。
清代对理学思想的重新评估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戴震（1723　一1777　年）曾批判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宋儒由于受到释老二氏的影响，将“理”视为先天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超验实体，对此戴震针锋相对地提出，“理”是万物的内在结构，强调“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认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了理学家所谓“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仅仅儿句话无法全面介绍戴氏的思想，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像戴震这样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修正了“宋学”，但他并未推翻“宋学”。朴学家的贡献其实仍未跳出传统的藩篱。
官方对学术的控制
18　世纪时的大多数学术研究是在朝廷的控制下进行的。雍正帝曾兴建大量学术机构以吸引学者，乾隆在60　余年的漫长统治生涯中，命人编撰了57　部大型图书，清代的学术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政府、例如，戴震出身布商家庭，本人靠在权门坐馆教书为生。他在1773　年被乾隆任命为《　四库全书》的主编之一。该书广收前代书籍，分经、史、子、集四部，用1　。　5　万名抄手费近20　年之功才‘抄写告成。《　四库全书》　起初以《　永乐大典》　为蓝本，但实际为3　。　6　万余册，远远超过前者的11095　册：全书共缮写了七部，《　四库全书总日提要》　对其中的全部著作做了介绍和评价。
在编撰《　四库全书》　的十多年中，清廷篡改、销毁了反清或诽谤前代异族政权的著作在这场浩劫中，共有2300　部书被列为禁书，还有350　部亦被禁印，这些书的作者也都受到厂迫害，甚至连碑文中的姓名也被挖掉。当时的“检察官”说，书中虽无大逆之言，然多有沽名之谈，焚之可也。又如，当时某人编写词典时不慎犯了孔子和皇帝的圣讳，一家22　日全被押往京师问罪，他本人被斩首，两个儿子及3　个孙子则发卖为奴。
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
为了罗致知识分子，清政府主要依靠的是缙绅阶层。在文化领域内，平民百姓并无多少露面机会。对他们而言，道教和佛教思想仍是他们对宇宙万物看法的来源，而他们关注的中心仍不外是家长里短一类的事情。我们对“地主”已有不少了解，他们往往出身书香门第，居住在城市中，有办法也有闲暇来赏玩林泉、古董或习字作画。他们还常常阅读小说，或去戏楼观剧。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及清代的斗彩瓷器自然远在风靡欧洲之前就为中国文人雅士所珍玩。这些入侵润在中国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中，无不精于古董的收藏和鉴别。这是他们所受教育的自然结果。他们充满了人文理想，一心沉洒于传统的价值观之中。
这种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商业化城市中，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南宋的风流余绪。如以西湖著称的杭州，以美女著称的苏州均为其中代表，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即为当时的写真。绘画是文人雅士的一大消遣，文人画在明清时也非常流行。明代画家有姓名可考者逾千人，清代画家自然更多。明代诸帝不少人都喜爱艺术，如宣德皇帝（　1426　一1435　年在位）本人即是一名很有天才的画家。南宋马远、夏圭一派的绘法不乏传入，而在苏州则出现了另外一批文人画家，其代表人物董其昌（1555　一1636　年）主张书画同源，强调绘画要有“士气”，推崇“南宗”绘法，主张绘画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7　世纪成书的《　芥子园画谱》　对一些绘法术语通过图示都做出了解释。董其昌及其同行推崇中国画的传统并赋予其经典的地位。清时皇室都收藏了大量绘画，如乾隆就收藏了约8000　幅之多。
中国画这种充满人文精神的艺术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道、释二家的精神。此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并不能影响全部。圣贤的思想虽控制了公共生活领域，但它控制不了个体的性灵。结果是，上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和他们读来消遣的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便很是相似了。
大学
蒲松龄（1640一1715年）的《　聊斋志异》　成书后不久即风靡于世。这部书继承了唐代传奇小说的风格，如讲述一名书生独处书房，忽有二妹出现并争相献媚，该书生遂与之缝蜷，疲而将死之时才发现她们乃是女鬼或狐仙。这种故事自然难以见容于儒家思想，但由于作者文笔典雅，该书在文人士大夫中大受欢迎。
当时还出现了不少的白话小说，这些作品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细节真实生动，因而很受大众的欢迎。其中不少作品来源于宋末和元代的话本，但成就最著者还是明人的小说。如《　水浒传》　，宋代已有唱本流传，元杂剧也有取材于此者：，该书的雏型是一些自成章节的话本，在这些话本中原先的“盗匪”成了“忠义”的英雄，他们共108　人，均是被逼上梁山的良家百姓。《　水浒传》　一书最后由几名文人作者修润定稿，成为一部几个世纪以来始终脍炙人口的“抗议小说”。
由一名作者独力创作的首部现实主义大作，是《　金瓶梅》　。该书产生于晚明，讲的是日常都市生活和寻欢作乐之事，一反鬼神传奇的写法，而且对女性个体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写。这部书的价值在于尽管其中不无渲染色情的成分，但它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家庭生活和世态百相。
曹雪芹著的《　红楼梦》　是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杰作。曹氏先祖为汉军旗人，祖父曾出任江南织造的肥缺，康熙南巡时曾4　次驻胖曹家。曹雪芹的祖父雅好文学，曾出资印行《　全唐诗》　，无怪乎在他身后负债累累了。雍正帝于1728　年抄没了曹家的财产，其中包括南京的13　处房产及300　英亩的田产。曹氏上下114　口人也陷入了贫穷的境况之中。曹雪芹幼经富贵，此时却穷愁潦倒，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创作《　红楼梦》　。在书中他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个钟鼎之家的没落过程。其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其中最富悲剧性的一个情节罢了。
当瓦肆中的说书艺人逐渐为白话小说家所取代后，戏剧也渐渐从案头走向了舞台。这种艺术形式综合了唱念做打及插科打浑等表演技术，但在剧本中不过廖寥数语便一笔带过，远不足以成为吸引士大夫的文学样式。今天人们往往将中国在帝国晚期的文化与同时期日本的情况相混淆。但前者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根植于传统之中的丰富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总结批判而非创新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重复和没落的迹象。以建筑为例，明清的宫殿建筑与古代几无二致：汉白玉的基座，红墙绿瓦，雕梁画栋。但这时的建筑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唐宋建筑以复杂的大型斗拱同梁柱一道支撑屋顶，这种集实用、审美于一体的建筑式样今天在日本奈良尚可见到，但到了明清时，斗拱渐小渐繁，已失去了支撑建筑的功能而沦为一种纯为美观考虑的装演。
四、衰落的开端
军事的衰败
清朝在18　世纪显露出的衰败端倪主要体现在八旗部队战斗力的下降、上层官僚的腐败及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生活贫困几个方面。纵横东亚近200　年的八旗部队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像官史中大肆渲染的乾隆帝“十大武功”，其中大部分都是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