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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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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200 年的八旗部队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像官史中大肆渲染的乾隆帝“十大武功”，其中大部分都是前代的军事成果。
这“十大武功”中有3 项我们已在前文提到，即对准噶尔部的两次平叛及用兵新疆回部。其余7 次都是在已有疆土边界上的自卫战争：对四川叛乱的两次镇压，对台湾起义（1787 一1788 年）的镇压，4 次征伐缅甸（ 1766 一1770 年）、越南（1758 一1789 年）及尼泊尔的廓尔喀族（l790一1792 年这次征伐被乾隆算成了两大“武功”）。乾隆手下的将军们（他们多为满洲人）也并不清闲，如福康安（卒于1796 年）曾用兵四川、甘肃、台湾及尼泊尔。为打击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福康安于1792 年率军西进1000 英里，跨过世界屋脊，将入浸者赶回了尼泊尔，后者从此逐年向清廷进贡，一直到1908 年才停止。
这几次军事活动都是在边界进行的，其指挥将领均为满人，耗费了大量钱粮，而且大部分都是被这些将军们挥霍掉了。例如，当时川滇山民造反，其人数不足3 万户，他们在山寨附近建造了数千石堡，后来清军用炮轰为了平地。但第二次人川平叛共费时5 载，消耗了700 万两白银，是当时国库收入的两倍。只有仔细研究了清代中期的这些军事活动之后，我们才会对其发动原因有所了解。仗打得越久，朝廷拨给的军晌就会越多。我们知道，福康安不仅在1780 年到1795 年之间做过好几省的总督，他还是权臣和坤（1750 一1799年）的亲信。
和坤是贪官的典型代表，他的发迹史与前代的权阉有些相象，正反映了当权者的年老昏庸。满洲人主曾费尽心机避免前朝的覆辙，如对亲王贵族、封疆重将、新的“蛮族”入侵者、各地豪门巨室、大内宦官、后妃外戚甚至朝中朋党等一切有可能危及帝王集权专制的因素，一律都小心翼翼地予以防范，但惟一不能避免的是皇帝会逐渐变老。乾隆65 岁时璧宠一名25 岁的漂亮的满族侍卫，即和坤，而此公不久得到了皇帝的宠信，很快从一名五品侍卫升任大学士，贪赃弄权达20 余年之久。他在朝廷的户部、吏部都有亲信，和坤本人则一度身兼20 个官职。和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贪官污吏组成的小集团，在朝中颇有势力。和坤倒台时，抄家官员报告中说他的财产竟达巧亿美元之多。
有和坤带头，我们不难理解武官们是如何搜括民财的了。八旗部队装备越来越差，训练则越来越少，士气也越来越低落。靠炯吃饭的将士们都忍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一贫如洗的旗人们禄米不够吃，不得不从艺、经商、干脆挺而走险或小偷小摸来维持生计。最后，在清朝承平100 多年以后爆发的农民起义中，满洲军队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无遗。
白莲教起义
1796 年至1505 年在汉水、三峡一带的鄂、川、陕边境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者多为逃亡农民，他们原本开荒自食，但由于政府管理不力，这些人不堪忍受税吏的催逼，遂仿照元末明初的“白莲会”揭竿起义。他们宣传说弥勒佛即将出世渡人，标榜要反清复明，并许诺将世人渡出苦海。这次起义的矛头对准了满清统治者，但造反者并未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或建立政权制定年号，初期大多为散兵游勇的游击作战，与清兵争夺山寨及人马粮食，最后被和坤部下的清兵镇压广F 去。叛乱与平叛双方在交战时都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次平叛与前代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需要整顿八旗军队的纪律，整伤士气。嘉庆帝于1799 年掌权后起用了一批强有力的满族将军，旗军渐有起色：另外，清政府还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并且在各地组织团练对付起义军队。由于起义对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一些剩余劳力纷纷加入团练谋食。政府在围剿之外，还采取了招安政策，通过大赦和封官、悬赏的许诺分化义军的力量。这样清军多管齐下，最终产生了效果，yJ上一节败退的八旗军队得以苟延残喘。不过满洲军队百战百胜的神话也就此打破。〕 清廷之所以能够最终平叛，实际上靠的是地方上的30 万团练武装力量二而平叛以后如何处理这些武装却也成了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人口的增长
18 世纪时中国享受着史无前例的承平和繁荣，人日空前增长，但是人日的增长最终却破坏了这种承平和繁荣的局面。官方的人口统计表明，1741 年全国人口为1 。 42 亿，到了1851 年则增至4 。 32 亿。这样的增长速度放在一个不断有移民加人、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倒还可以理解，但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型前现代社会就着实让人感到惊奇了。
不过．照清朝计算人口的方法来看，这个人门数字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1741 年，清政府靠保长或甲长申报的村民情况来统计全国人口。保长除了让每家每户在门牌挂出标明家庭人口情况的号牌以外，还要负责处理地方上的偷盗、赌博、铸私钱、贩私盐种种不法行为以及注意外来人员的动向等事务。此外，这个统计中涉及的出生、死亡、妇儿、移民及少数民族人口既不一致，也难以可信。总之，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并不具备今天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相反，每年的汇报人日成了走过场的例行公事。有些省份汇报的人口逐年按0 。 3 ％或0 。 5 ％的比率增长，连乾隆都认为：“每年增衍人口竟皆相同，可笑之极。 ”
清代这种带有诗意的人口数字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那么突然，早期人口可能多于统计的数字，而晚期则叮能过多地统计了人口几如明代人日总数不超过6000万，竟与约1500年前汉代的人日差不多。我们不妨认为明代人口至1600年已增至1 。 5 亿，清初人口亦与之大致相仿。清政府在18 世纪初开始实行“摊丁入苗”政策，从此赋税均按1711 年的人口来征收，这可能导致了虚报人口现象的发生。先前的地方官们为了减轻赋税负担而隐瞒人口，现在为了取悦皇帝、渲染政绩又纷纷增报人口 。朝廷要求地方详细统计人口，于是人日越统计越多。到了1800 年，中国人口可能为3 亿左右，而非当时奏报皇上的3 。 5 亿。
即使如此，这在一个并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农业国家里也是一个惊人的增长数字。史学家们将之归结为国内承平、开发耕地、种植快熟稻种促进了粮食增产的结果。古代种稻在插秧后150天稻子才会成熟。自从南越引进早熟稻种后，成熟期减到了100 天，之后又从6O 天减到40天，而到了19 世纪只需1 个月即可成熟了。这样就有可能种植双季稻或3 季稻。另外，美洲的玉米、甜薯、烟草和豌豆也于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传入了中国。甜薯成为南方穷困人口的主食，因为它能在无法种稻的沙壤土中种植，而且产量超过任何一种作物。除去以上原因，卫生保健条件的改善、外贸和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不管清代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增长并未引起清代统治制度的相应发展。人口虽然增长了一倍，但民政、军事却日渐腐败，国内问题也日趋尖锐。这与人口的增长自然不无关系二管理不善，于是问题丛生；问题越多，管理越发腐败。这种恶性循环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不过由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势力的侵人，传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西方的介入，清王朝的衰落是一种“扭曲”了的复杂过程。
五、早期的中西交流
西方的扩张历史我们都已耳熟能详。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一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欧洲人把他们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中世纪（即中国的盛唐时代）以后城市的发展，并且强调十字军东征、商人阶级的壮大、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业繁荣及意大利一西班牙对印度洋香料生意的控制等因素。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人中国的。
不管怎么看，中国在唐宋乃至马可？ 波罗时代的元朝，无论是面积还是发达程度显然都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的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明影响着欧洲而非相反：首先是丝绸，接着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瓷器、弩机、铸铁、河闸、手推车、船舵、罗盘、火药等等都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与物质技术相媲美的，是中国的官僚统治制度，包括稽查论核制度二简言之，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落后。
葡萄牙不过是一个人口才150 万的小国，但正是该国的海上冒险家们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定下了基调。他们于1498 年绕道非洲好望角，于15511 年攻占了马六甲，并于1514 年抵达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即原先倭寇、海盗不断侵扰的地方）。葡萄牙人要求取得与中国人平等的地位，但未获准：其中不少人是在中国向导的带领下，乘坐中式平底帆船登陆中国的，当时的欧洲人还未养成每天洗澡的习惯，航海条件又很恶劣，因此他们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一种毛发浓重、体臭逼人的形象。首批来华的葡籍探险家们未能证明欧洲文化足以与中华文化相提并论。1517 年，“葡萄牙国工”遣使“中国国王”，使团抵达广州时按照西方惯例鸣炮致敬，这大大触犯了天朝的礼仪，中方官员要求葡方立刻谢罪。就像对付其他国贡使一样，他们把使节关押进市舶司，又按中国惯例将他们解送进京与之同时，其余的葡萄牙人则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在珠江河口外的岛上筑堡架炮准备交战。中方下令停止贸易。按照中国的法律将这些人指为盗贼、绑匪，说他们从中国拐子手里购买幼童云云。1522 年所有在华葡萄牙人都被驱逐出了广州，而来华的首批葡萄牙使节则最终老死于中国狱中。后来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才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将其贸易基地建在了澳门。中国政府在澳门四周筑起栅墙，在1887 年以前一直定期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和关税。晚明时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活动与荷兰人相比，几乎就黯然失色厂：后者于1641 年攻占了马六甲，但在此之后他们主要是在东印度一带扩张势力。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欧洲人是以商业和宗教这两种途径接近中国的，不过起初宗教交流就很活跃、明末清初，一批来华耶稣会会士由于精通中国文化而获得高官的赏识，最终打进中国宫廷并且还担任了职务。
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 1552 一1610 年）。他于1582 年受教廷派遣入华传教。他是意大利人，身材高大健壮，碧眼长髯，声音洪亮，个性鲜明利玛窦及其同事入华之前在印度和日本已积累了一些传教经验，入华后同样采取了融通阐发（acodation ）的汉化方针，他们首先面向上层人士传教，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采用中国的风俗习惯，同时避免与在澳门的葡萄牙籍商人发生干系。他们到中国不久就脱下僧袍，换仁了儒服，也并未直接开展传教，而是通过与儒家学者们谈天、辨论，用三棱镜、自鸣钟和地理知识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官话讲得十分流利，并且通晓四书五经。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利玛窦得以将基督教作为一种可与儒学相提并论的知识和伦理体系介绍给了中国人。
1601 年，利玛窦像中国的有学之士一样，受到高官的赏识，并且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住所。他贡上的两座自鸣钟和一架钢琴引起了皇帝的兴趣，于是后者召见他及其同事进宫演示这些机器。利玛窦最终使皇帝明白他并非贡使，并且作为一名学者接受皇家的俸禄。几年之内利玛窦及其同事发展了大约200 名教徒，其中有一些还是政府的官员。
利玛窦的继任者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西方天文学的成就来修订中国的历法。在中国，天子必须格外注意历法，以求精确预报天体的运行和四季的变化。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的钦天监分别由汉人与回人历官把持，但无论是夏历还是回历都不够精确，如预报1610 年的一次日食便出了几个时辰的误差。1622 年来华的德籍耶稣会会士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上Von Bel上） 精通天文，后来他在满清官廷担任过钦大监监止的职务，并于1632 年在宫廷举行过弥撒。
晚明时期耶稣会会士在皇室中发展了许多教徒，连崇祯帝也渐渐转向了基督教。会士们将大约7000种西文图书带到了北京。17 世纪时会士与皈依的中国学者合作译出了其中的大约380 种著作这些书多为神学著作，但也有一些涉及天文、数学、地理、医药、气象、机械、解剖学、动物学、逻辑以及欧洲政治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论文和专著。
明清易代使得不少中国学者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西方的科学与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吸引了一大批士大夫皈依者，他们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真正先驱。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徐光启（教名保罗， 1562 一1633 年）。徐氏于1604年得中进士后成为翰林，在此之前他就已经饭依了基督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了欧几里德的《 几何原本》 一书。徐光启于1632 年入阁成为大学士，此后他将耶稣会士介绍进了上层官员的圈子，并协助他们通过文言著作来宣传基督教义。“徐保罗”和汤若望神父还帮助朝廷搞来一些火炮之类的西方军械。在抗击满洲人的入侵时，汤若望曾于1636 年主持一家军械铸造厂，制造了约20 门大炮。简言之，西方的技术比其宗教更为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满人于1644年人关后，汤若望继续在清朝的钦天监中任职。康熙幼年时经常见到他并称他为“爷爷”； 后来他允许传教士在北京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在康熙统治中期，在京耶稣会会士使团发展到了巅峰。他们与最高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私交，甚至天天晋见皇帝。某次康熙染病，他们将金鸡纳霜进上，治愈了皇帝的病，结果更加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后来还奉旨采用西方技术勘测各地以绘制大清帝国的地图。他们的身份等同朝臣，和众臣一样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与百官礼尚往来，在朝中广泛结交了许多朋友。
中西文化关系
耶稣会会士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锋。他们力图弥合中西，结果却受到双方的一致攻击。不过有意思的是，攻击主要来自欧洲基督教中其他教派的教士。欧洲主动与中国取得了联系，相对中方而言起初却受到更为巨大的文化冲击。通过耶稣会会士的辗转介绍，启蒙时期的欧洲将中国想象为一个具有不受宗教约束之自然伦理观的古老国度。这种观点被伏尔泰及自然神论者、重农主义者一再称引。18 世纪时欧洲大盛“中国风”，他们不仅对儒教的理性思想、伦理道德和仁君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国的建筑风格、瓷器、家具和室内装演亦风靡一时。
耶稣会会士作为首批入华的西方技术专家，在京城的宫廷里担任着天文学家、翻译官、绘图师、画家、建筑师及工程师等多种职能。他们在圆明园主持修建了巴罗克风格的宫殿、仿凡尔赛宫的西式喷泉，满清宫廷中一时西风大盛：不过耶稣会会士的首要任务终究是传教，为了使从督教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他们采取了将原则与实际相结合的“汉化”传教方针。）这种融通政策正是他们在亚洲传教取得成功的秘诀。正像徐光启所说的，基督教可以“化佛补儒”耶稣会会士将四书五经视为“古人智慧”而接受下来，但将理学家的注释统统删而不问，同时将道教与佛教视为偶像崇拜而大加抨击这样，基督教就与儒教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耶稣会会士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其他教派会上的指责。祭拜祖先到底是一种可为基督教徒接受的日常礼仪，还是一种必须加以禁止的异教崇拜。儒家家并不反对鬼神，如官员在天旱时常常设坛求雨，这又应如何对待？许多基督教神学家认为，耶稣会会士们的“汉化”政策超过了限度，他们为了使中国大夫接受基督教牺牲了太多的信仰原则。因为中国人说到底并没有“天主”的概念，他们的“天”和“神”都不足以用来描述“God”（上帝）这一精神实体。
17 世纪40 年代，从菲律宾入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修士和圣方济各会教士将礼仪问题上呈罗马教廷仲裁。他们原先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墨西路及菲律宾传教，由于当地并无强有力的统治力最取阻止教士的渗透，因而这些教士的传教方式与来华耶稣会会士大不相同。他们来华后一反耶稣会会士的成功做法，以下层民众为突破口，走街串巷进行传教活动。1710 年中国共有59 名耶稣会士，29 名圣方济各会教士，18 名多明我会修士，15 名主要来自法国海外传教团的世俗传教士以及6 名奥古斯丁修会会员。单是耶稣会在中国就有70 处传教驻地和208 所教堂。当时天主教共有30 万教士，但罗马教廷内部争权夺位十分严重。“礼仪之争”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约1640年至1742 年），不仅教会内部意见相左，欧洲与在华教士互相辩驳，最终连教皇与满清皇帝也发生了争执。
同时，儒家学者对基督教也心怀敌意，他们对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处女受胎说及耶稣的神性等问题都抱着一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对本国文化中的儒、佛、道三教则采取了一种保护的姿态，对风传的传教士和教徒乱交，拐卖儿童、挖取死人心和死人眼的做法亦深恶痛绝。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杨光先（1597 一1669 年），其人排斥基督教不遗余力，如摘出耶稣会会士记述汉人为希伯莱人之后的文章来挑拨民族感情，还指控南怀仁用符咒镇魔先帝顺治云云。这使得迷信萨满教的清廷大为震动，拟将南怀仁处决，幸而此时发生了地震，清廷认为是天象示警，南怀仁才逃过一死。不过在此之前已有5 名基督徒历官被处决了，而且因为基督教徒们的礼拜仪式大似秘密会社的集会，所以基督教仍旧受到官方的怀疑。
入华耶稣会会士在欧洲也受到了打击。1700 年巴黎会议之后，在京的耶稣会会士为了自卫，请康熙下了一道支持中国传统礼仪的圣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为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看来，康熙无异于越姐代疤代替教皇裁断神学问题。分别代表葡萄牙、法国和不同教派利益的基督教教士们此时则开始破坏耶稣会会士好不容易才在北京取得的成果。在中国皇帝与教皇的争论中，耶稣会会士大多站在中国皇帝的一方。康熙曾派耶稣会会士赴罗马将其69 道圣旨宣示教宗，结果却导致罗马于1715年颁布了否定耶稣会做法的教皇谕旨。
入华耶稣会会士的归化政策在100 多年中得到了满清朝廷的接受，终康熙一朝，他们都被视为有用并且可以信赖的人才。此时颁布的教皇谕旨否定了耶稣会会士的做法，这就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康照曾派一名耶稣会会士绕道俄罗斯赴罗马交涉，但教皇做出的惟一反应却是更为严厉的拒绝。1722 年之后，雍正帝开始驱逐日渐卷人宫廷斗争的耶稣会会士，并大力镇压在华教士的传教活动。许多教堂被充公，除了北京之外的各地教士不得不转人秘密活动。1724 年雍正在《 圣祖圣谕》 中加了一条批注，指责基督教为“异端小教”。1742 年罗马颁布的另一份教皇谕旨为此后200年（直到1938 年）的礼仪之争奠定了基调，要求人华教士必须严格宣誓拒绝“中国的礼仪”。乾隆执政时期，京师之外的传教士一直受到官方的打击迫害。他们不得不改装换面，远走穷乡僻壤。教友聚会受到了限制，而对基督教的敌视思想亦开始深入民心。
早期中俄关系
中国与欧洲的海上往来以及在京耶稣会会士发往欧洲的信件，往往使西方人忽略了中俄通过西伯利亚进行的陆上交往。当然，在这条路线上俄国人面临着更大的后勤问题。欧洲人能用船将整支自给的机动部队开到马六甲或广东而并无沿途出入异国国境之累。海上调兵遣将往往也比较便利，而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乘坐的帆船也能比驼队运载更多的货物。
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地区逐步进行殖民扩张，进程缓慢但获得了相对持久的成果。俄国人于1637 年就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岸，几乎与英国人发现美洲新英格兰地区同时，此后在向东亚地区进行渗透时却落在了从海路而来的西欧人之后。如果说英国人的舰队像一阵威力巨大但难以持久的台风攫取了东亚，那么俄国人则像一条冰川在此进行缓慢的殖民渗透。今天美国人与远东的海上交往也继承了西欧的传统。俄国的做法与西方的做法是迥然不同的。
俄国人于1580 年左右开始从奥伯河（Ob River）流域北上，在几条汇入北冰洋的大河沿岸地区进行扩张。那里的气候和地形都极其恶劣，人烟稀少。莫斯科派到此地的官员都是腐朽的寄生虫，他们设立由释道相连的边防站，向当地人民征收动物毛皮。由于粮食供应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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