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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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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传统
尽管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古老而多样化的社会作出几点概括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但对外国观察者来说，仍须牢记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中国的亲属关系涉及上下五代，庞杂无比。一家老少数代同堂为其理想模式，但这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做到。典型的中国家庭一般大约有五口人，与西方家庭其实大致相似。
中国的家庭中，上下尊卑有着严格的区分。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都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因此在中国有一整套繁复的专门术语来称呼各种亲戚关系。父亲是一家之主，他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家里的财产并决定子孙们的终身大事。所谓“百善孝为先”，就说明了这种个人对家庭的服从关系。家庭包办婚姻（这时老练的媒婆正好大显身手）则再明显不过地象征了这一点。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传统上妇女嫁前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寡妇不得再嫁，而男人却能三妻四妾。除了嫁妆，妇女无财产权可言，婚后也必须作为外来者低声下气地在婆家度日。改变这一现象在日后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那种多元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如教会与国家．资本与劳动力、政府与企业，都通过法制以获得有机的平衡。而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竹理的必需厂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囚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孺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正如所有的大型农业社会，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和荣誉鸿沟。中国社会传统上分为由高到低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作为教育阶层的“士”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同父权家庭一道，通过执行最高权威― 皇帝的命令，统治着公众生活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并为我们留下卷恢浩繁的史书― 自然它们是从当朝的角度来写的。
第02章 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
一、考古发现
中国的农业大约是在黄河转弯的地带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带位处西部高原林地与东部低地沼泽之间，渔猎为生的先民在此驯养家畜，并开始耕种土地来获取食物。渐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出现了农业，继而又发展到华北平原。这里冬季气候虽然恶劣，上古之时却很适宜发展农业〕 事实上，这一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在许多方面与埃及的尼罗河冲积平原、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及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很类似。它们都因降水不足而森林缺乏，这反而有利于开荒种地，同时这几条大河，如果控制得当的话，不但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而且通过定期泛滥还能保持土地的肥力。有一点很重要，即华北平原在东亚农业区中是最容易从印度和西亚到达的地方一、：就我们所知，西亚出现古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时间远远早于东亚，所以这些文明要素有可能是通过中亚的草原、山地逐渐传入华北平原的口这方面有不少证据，如种植小麦，驯养马牛羊，使用战车、青铜器和铁器等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近期考古发现证明东亚和西亚同时在一万年前发明了陶器，而泰国北部出现青铜器可能还要早于中东。今天东亚地区的主要作物― 大米，源自东南亚，在史前长江流域地区就开始大量种植了。上古时期的中国已出现了丝织业，很久之后才传入西方。几种重要的家畜原产地不同，且各有分工，如猪、鸡、狗用作食物，而水牛则用来耕地。东亚的基本农业工具是锄而非西方的犁。东亚最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是石刀，其他地区则是石斧；东亚典型的新石器是半月形的石刀及绳纹灰陶，这些器具与西亚及欧洲均大不相同。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东亚的农业与上古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西北黄河转弯地区的文化亦脱胎于东亚文化，但似乎问时也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日前并无证据表明这些影响来自于战争或迁徙，而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似乎便是今天中国人的嫡系先祖、甚至在那时，中国北方的文化就已经显示出了东亚文明的独有特征。
彩陶与黑陶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相继发现了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起初它们被认为是西亚文化与本土文化相冲突的产物，但近期研究表明，黑陶文化是在彩陶文化基础全几发展起来的。
彩陶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广泛分布于山东以外的华北地区，而在寸扩肃持续时间最久。其最重要的遗址位于西安（古称长安）附近的半坡村，距今已有七万年的历史：，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红黑二色的大型陶瓶，上面往往绘有粗了醒目的几何图案。尽管它们与西亚彩陶不无相似，但我们不能因之便断定仰韶的彩陶在文化上摹仿了西方，因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考古线索可以证明它到底从何而来。
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黑陶文化，与彩陶文化覆盖的地区相同（除了西北一隅），另外还延伸到山东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种黑陶薄而有釉。黑陶文化显示出某些来自西亚的影响（如驯化的绵羊、马匹及陶轮）已进入华北地区；与继起的一青铜时代相比较，也能看出明显的文化同一特性，如它们都有足部中空的三足鼎，相同的神道体系和城墙筑板，而后者在今天的华北地区仍能见到。
青铜时代
至迟在公元前15 世纪，中国人就发明了不同于西亚的青铜铸造技术。早期的青铜器多为一些小件武器，主要发现于黄河大转弯的南部地区，如河南一带；中期青铜器以郑州出上的文物为代表。该地当年是显赫一时的商朝国都，四周为20 英尺高的夯土城墙，面积达一平方英里。城外有两座青铜冶炼场，精美的礼器就是在这里铸造的。
晚期青铜器以安阳为代表。18 的年，中国学者发现一些北京药店出售的“龙骨”上刻有古代文字，之后他们按图索骥寻到安阳，在这里发现了迄今最为古老的汉字及其中所记载的上一古历史文化状况。
这些文字中记载了历代商王的名字及有关商朝后期社会（约公元前l400年至公元前1050 年，当时国都即在今天安阳一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显然，考古发现证实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当时疑古派的学者不得不改弦易辙，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商这个朝代。
二、上古中国传统
中国现存的最古文献成书于公元前500 年之前，对上古历史均语焉不洋。不过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中国人却撰写了大量讲述中国文明起源及上古历史的书籍，而且越是晚出的书，讲述的历史也就越为古老。这些书谈到的自然都是作者生活时代的信仰与风俗而非上古所有者，不过此外多少也还保留了一些早期的神话与传统文化，当然也有若干真实的历史记录。
从这些文献及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中国从母系社会逐渐向由众多氏族（或类似的集团）组成的父系社会进行转化。“姓”就是从上古的氏族名称发展而来的，当时就同现在一样冠于人名之前，而不像欧洲人那样缀于名后。中国人历来强调异姓通婚，所以直到今天他们都认为同姓的人不宜结婚。
当时的宗教思想集中在氏族及其神格化的祖先上、祖先崇拜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此外，一个农业社会自然还十分重视对于农业生户：至关紧要的“天”、土地的肥沃程度、谷神及宇宙万物和气象历法方面的知识。权威有极强的宗教性，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祭司与历法的制订者。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政治大一统的理念。由于他们对西方各大文明一无所知，他们以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而周围的人则为“四夷”因此他们自称其地为“中国”（意即“中央国家”，不过常被误译为“中央帝国”） ，这种称呼一直沿川至今。而所谓“天下”，也不过是指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余地区罢了。对于上古历史的知识与推测，也是按照政治、文化大一统格局下的帝下世系严密衔接而成的历史事件序列。
文化英雄
中国人对于臆造出的上古历史说法不一，最常见的一种始于“三皇”（可能为父系部落的首领）、继之以“五帝”及“三代”（夏商周）而进入真实的历史。三皇五帝常被视为文化英雄，因为早期的文明成就，像用火、渔猎和农业的起源、历法、医药、文字都归在他们（及其他相对不那么著名的人）的名下。如黄帝的妻子被认为是丝织业的创始人，因为丝织是典型的女性工作。
五帝中的最后两位尧和舜，其最为人所称道的事迹是将天下禅让给有才能的人而非自己的儿子。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这三位是中国最有名的帝王楷模。禹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化英雄，曾治理洪水，将全国划分为九州。中国人对全球性大洪水的记忆在“大禹治水”这个传说即可窥见一斑。
上古的王朝
从禹开始，中国历史的可信度就强多了。他建立了夏朝，其时约在公元前2205 一公元前1766 年之间（亦有人认为是在公元前1994 一公元前1523 年之间）。历代夏王的在位年数，与上述文化英雄玛土撒拉式的夸张数字对照起来看，显然合情合理得多了。
夏莱无道，于是百姓在汤的率领下揭竿而起建立了商朝。商朝一般被认为存在于公元前1766 一公元前1 122 年或公元前1523 一公元前1027 年之间，并得到考古研究的充分证实。在安阳和在郑州发掘的遗迹就分别与商朝晚期和早中期的记载相吻合。这使得我们想知道夏朝背后的文化传统是怎样的：它会不会与最早的青铜时代或继起的黑陶文化有些渊源？
商纣荒淫残暴（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记载亦能证实这一点），像周文王就曾受到过他的残暴对待。文王之子武王最终起兵讨伐，按照历来的说法，于公元前1122 年或公元前1027 年推翻了商朝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 周朝：他的弟弟周公则在武王死后辅佐幼主成王，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周朝的建立不无后人美化的成分，其早期记载大部分还是可信的，因为中国最古的典籍即成书于这一时期。公元前841 年之后的历史纪年就更为确凿可信了，如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公元前8 世纪的一次日食就曾确实发生过。
三、中国的文字
安阳发掘的晚商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甲骨文。这不仅是确凿无疑的汉字，而比也是至今在东亚文明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字的雏型。其中某些甲骨文字即使在外行人看来也与今天报纸上出现的汉字几无二致。这种情况就好比今天埃及或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能认出当年的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并间或念出其中的单字一样：中国人对古人，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文化上，一向有种强烈的认同感，甲骨文便是很好的证明、与西方对古埃及、两河流域或古希腊、罗马的态度相比，他们更有理由感到他们的文化是从商代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
汉藏语系有一个特点，即多为单音节词，古代汉语尤其是这样。汉语和其他大多数汉藏语言的另一特点是没有词形的变化。如“山”，既可指一座山，又可指众多山脉。至于动词就更明显了，其词形根本没有过去式、过去分词、第三人称单数的变化。汉藏语系的第三个特点，是每个字都有声调。单音词的声调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调一样，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种声调，以“ma ”为例，一声为，“妈”； 二声为“麻”，三声是“马”，四声则成了“骂”，意义各不相同。
汉语方块宇
汉语为单音节语言并缺乏形式变化，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人保留了一种类似古埃及图形文字的文字。但汉字又不完全等同于象形文字，因为每个单音节字都必然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字形。由于缺乏曲折变化，中国人很早就不得不发展出了一套运用灵活的语音体系。
在安阳发现的文字已是经过长期发展、早已超越了图形阶段的文字。该文字的前身大约是公元前15000年的半坡遗址中发现的那些符号。这种文字的书写由上而下，这种方式一直保留到近代。商代遗址中发现的2000多个汉字，大部分看起来与现代汉字颇为不同，但与稍后出现的文字十分相似）而且当代常用的八九千汉字（中文字典中一般收人5 万字及异体字）中的所有使用规则在商代甲骨文中都已定型。
许多象形字虽然已高度程式化，但与现代汉字相比，大部分就像一幅图画，其意义更易得到确认。如“日”的甲骨文就是圆圈中加一根线；“月”的甲骨文依稀便是一轮新月的形状，“木”写作“ ”，大约就是树根、树枝的样子。有些象形字则相当复杂，如表示献祭的一个字（祭），其形为双手倒执一鸟，其下的符号表示“神灵”。
此外还有大量的会意字，即超越象形的表意文字：数词“一”、“二”、“三”即归此类。“上”、“下”在甲骨文中为“⊥”“ ” ，自然也属此类。其他较为复杂些的字也一样，如双木为“林”，日月为“明”等等二许多会意字同时也高度象形，如“安”字是屋顶下有一女人的形象，意为和平，又如女、子为“好”，表示“美丽”或“喜欢”。
第三种字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同音转借：在商代己出现了许多同音转借的象形字，如“来”原指一种谷物，后转指同音的来到之“来”。
按语音造的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声旁和形旁构成的复合字，声旁之字表示该字的大致读音，而常居字左或其上的形旁则表示字义。如与树木有关的几百个字，像梨、枝、植、板、枪、梯等等，都由形旁“木”外加一声旁组成。
今天使用的汉字大部分都是形声字，因此这些字中的形旁就成为今天最常见的检字法的基础。在这套体系中共有214 个部首，大部分都是形旁，其下按笔画排列同一部首的各字。如“梯”即在“木”首下七画处。与西方字母排列相比，这种分类着实麻烦，有些字还只是勉强归于某一部首之下，但它总算使杂乱的字海稍稍具备了条理。
汉字的优劣
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缺点。显然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一能掌握汉字。而每个汉字都很复杂，平均每个字就有十二三画，有些多达25 画。在有能力阅读简单文本之前至少需要记住二三千汉字。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由于复杂，汉字比字母文字较难掌握，而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才－有可能学习文化知识。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虽然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汉字印刷却要比字母文字的印刷难得多，而且迄今为止，能够打印汉字的小型印刷机或电脑犹未获得成功。近来对常用汉字进行的简化虽然不无帮助，但未能解决其文字本身的根本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汉字却具有某些字母文字所不具有的优点。这种文字因其复杂性及象形特征，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在东亚，书法是艺术的一大门类，也是所有形象艺术的母源，因为毛笔除了作为写字工具之外，也是绘画的工具。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
汉字本身还具有一种字母文字所缺乏的生动性。如掌握了“安”、“好”等字，谁会忘记它们听蕴含的原始意义呢？与硬性规定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似乎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语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一经掌握，汉字甚至比字母文字更易于阅读。
我们很难像中国古人那样赋子汉字以神奇的魅力。书面文字总是优于口语：中国的史书中不乏奏章、策论和诗歌一类的名文，惟独很少见到演说问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东亚人在读书和正规教育往往胜人一筹的原因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亚地区的文盲率也远远高于其余经济水平相仿佛、但文字较为简易的国家和地区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可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阅读同样的书藉，并且把这种汉语文言视为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他们使用的是字母文字，中国恐怕早就分裂为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许多个国家了。中国之能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字。
东亚文明更是有赖于这种语言，对汉字的热爱与尊崇成为连结东亚各国的坚固纽带。直到一个世纪之前，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大部分书面材料都使用汉语文言而非本民族的文字，甚至今天中、日、韩二国的知识分子犹能认得对方书面材料中的好几千字，尽管这些字的读音并不一致。如果中国当年采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东亚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文明中的一个独特集团了。
四、商文化
甲骨文之外，安阳和其他商代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当属青铜器了。这些青铜器以兵器和礼器为主，往往有可观的体积，看来是用陶范或木范浇铸而成的。由于化学作用，这些深埋地底的青铜器铜锈斑驳，反而平添几分秀色。商代晚期的青铜浇铸技术极其高超，说冠绝全球都不算为过。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纯粹的东亚风格，以铜鼎为例，它们的风格可追溯到龙山文化的空足鼎器。有些礼器采用动物造型，如象尊，这是因为当时气候较为暖湿，华北曾有大象栖居。
青铜器的主要图案是婆餐，即牛、羊等动物的正面像，通过高度程式化的手法，以瘦削的线条描绘而成。在安阳出土的骨器和大理石雕像中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图案。这种纹饰与史前文明或西方古代文明的做法大为不同，因为后者通常只是以动物的侧象为装饰。然而，餐餐纹饰亦见于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一些国家及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生活地区。这表明存在着一种环太平洋纹饰类型，而商即为其中最为古老的代表。少数早期青铜器上刻有铭文，但商代文字主要保存在“龙骨”上。所谓“龙骨”，其实是龟甲、牛肩脚骨等扁平骨片。这些甲骨和在龙山文化时期一样，用于预测吉凶，所以往往又称为“卜骨”，这种预测方法亦称为古卜。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甲骨一侧钻一槽纹并进行加热，然后观察由此产生的裂纹，以此来判断神意的赞同与否。
这些甲骨1 / 10 以上刻有卜间之辞，有些还记载着古卜之事的最终结果二卜问的范围甚广，往往涉及献祭、天气、收成、战争、狩猎、祖先的拓助或降灾及下旬（类似星期）的命运。当时的大臣可能都兼任卜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古卜活动在当时是何等隆重了）献祭也极其重要，通常使用动物，但有时也用酒（为一种麦酒），献祭时以酒洒地而成礼。献祭对象包括自然界的各大神灵及“帝”或“上帝”，后者可能就是殷商人的初祖
商代的国家与社会
商代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也饲养牛羊；。但殷商人似乎已经像后来的中国人那样讨厌动物奶和奶制品了。由于青铜物稀价昂，农具一般为木制或石制，：南方的文贝作为一种原始货币而得到使用，这一点从今天表示财富、贸易的字多有“贝”旁可以看出二玉石非常宝贵，在以后的年代咀也一直受到中国人的珍视。商王多为兄弟相及（13 例），父子相传者较少（7 例）、商朝先后有多个国都，郑州与安阳附近的遗址尤疑是其中的两个，商王统治的范围有多大尚不清楚。从黄河东转处到山东中部的大片地区［都分布有商代文化遗迹，但其中不少地区只是商朝臣子的封地甚至是敌国的领土，因此商王治下的地仄可能只是不大的一块领土。当时商王频频出征，与邻国或入侵的游牧民族作战以保巨和打一张领土。
但另一方面商朝又强大得足以派遣出3000 至5000 人的军队，而郑州和安阳的商都遗址亦十分恢弘。其建筑风格与今天几无二致；与古代西方的石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殿顶有梁柱支撑，夯土（后为砖石）制的墙壁只是用于装饰而非出于建筑的考虑。柱子有石基，其下为夯土建成的平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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