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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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支撑，夯土（后为砖石）制的墙壁只是用于装饰而非出于建筑的考虑。柱子有石基，其下为夯土建成的平台。就和今天大多数的华北建筑一样，商朝的官室无不坐北朝南而建。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商代平民百姓的房屋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一样为粗陋的穴居。安阳附近巍峨壮观的商王陵寝也说明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王陵为大型地穴，深达43　英尺，占地5000平方英尺，中间实以夯土，通常还有为死者陪葬的大量器具和珍宝。另外在墓址中还发现了战车，这表明商朝也属于战车文化，这种文化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大兴于从希腊到中国的各文明古国。
陪葬商王的还有许多贵族或随从以及各种人殉，通常一次有几十甚至几百号人陪葬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商朝属于奴隶社会。不管怎样，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商王先祖可能只是沟通神人的祭司，但经过大约500　年后逐渐发展为拥有崇高威权的君主。这样看来，中国建立并接受大一统国家的传统便可以上溯到极古的时代。
权力模式的起源
中国上古政治集权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各种有趣的理论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商朝统治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车马而攫取权力的，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　如长城即表明厂这一点―　这可能也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为完成上述工作，必须有少数人来指挥、协调大众。有人认为，只要有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会产生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的独裁政体，或日“东方型”社会，即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通过官僚阶级来统治众多的农业人口。
大禹（夏朝的建立者）治水的神话与这一理论恰好吻合，而协力治水确实发生在中国产生第一个帝国的前夜。但实际上专制政体是在商后的l000年中建立起来的，那时的农业生产更依赖于雨水而非灌溉。因此所谓“治水”理论仍难以解释商朝大一统集权政体的产生，尽管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权力模式在后世一直延续下去并得到了加强。
五、西周
周朝
周族约在公元前1050　年灭掉了商朝，在此之前他们居住在黄河大转弯的渭河流域。他们的都城在今天西安市附近。尽管周人是农业民族，他们与西北牧羊为生的“蛮族”相邻，在文化卜也与商朝迥然有别。旧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直到周人灭商时在渭河流域似乎仍有保留。
周显然曾是商朝的属国，负责保护西部边境，但经过文王、武王及武王之弟周公的努力，最终推翻了商朝，势力到达华北全境。其实，广泛分布的西周遗址表明周在克商之前，其势力范围已从渭水流域发展到山东东部、满洲南部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已经远远超过了商朝。由于当时的交通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要直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周公在原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东都洛邑（今洛阳附近），同时分封了大量诸侯国。绝大多数诸侯都是周室子孙或亲戚，也包括一些异姓亲信和奉周朝正朔的地方贵族。这些诸侯分为上下秩序森严有别的公、侯、伯、子、男五等。每个诸侯国其实都是一个小型城邦，它以某一城池为中心，四周为田野。当时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已无从查考，不过到公元前8　世纪时，经过诸侯之间的兼并（另外周边诸侯国亦有新的增加），尚有大约200诸侯国保存下来。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国中却是万人之上的专制君主。这种制度称为“封建”，东亚人也用来指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很奇怪他们竟用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制度。我们对西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世中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义、道德等统治原则时，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这种制度与西欧封建制度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甚远。为实行有效的控制，它依靠的是血缘或准血缘的宗法关系而非封建制度的法律原则，西周的“封建制”更像同时代西亚诸国家实行的“总督（Satrap　）制”而非2000年后的西欧封建制度。
周朝和商朝同样为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世袭的周王依靠“士”（贵族武士）统治着众多农民和奴隶（后者常为家用奴仆）二后人声称西周每8　户农家在耕种自家土地的同时，还需共同耕种中间一块公室的土地。这就叫作“井田制”，因为“井”字体就是这种土地划分模式的形状。这种制度显系后世的美化，但可能也反映了在某一时代存在过的农业生产资料与收获公有这一史实。
周文化
周族文化相对比较落后，西周时商文化的持续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周朝继续铸造壮观的青铜礼器，铭文篇幅很长，但纹饰则略显粗糙，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可能由于纹饰逐步失去原有的宗教意味而仅仅成为一种程式，这些纹饰的细部也越来越轻桃简略。文字继续在发展衍变，古卜也继续使用，尽管不久就被新的预测方一式取而代之了。
与商不同，周王的宝座是父子相承的（周公未能继位便是典型例子）。周王死后葬在巨大的方形土家下。周人的主神是“天”，其原型显然是人格化的天神（　“天”的古字即为人形）。周王自称“天子”，并以“天命”作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祭祖（天）是周王的主要礼仪活动，而各诸侯则宰杀牺牲以祭献后土。后世历代各朝直到20　世纪都沿袭了这种仪式，壮观的圆形天坛和方形地坛至今仍然矗立在北京。
第03章　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
一、东周
我们不清楚西周对四周被征服地区的有效统治维持了多久―　可能为时不久甚至只是暂时征服罢了。臣子对周王应尽的效忠义务随着时间发展也逐渐淡薄了。公元前841　年，第十任周王被国民驱逐出了国都，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4　年的“共和执政”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这次暴动评价甚高，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人民起义。这次暴动引发了相当巨大的动荡，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中国历史纪年在此之后才变得确凿可信吧。
继起的周王复兴了周室的权力。据说这次动用了3000辆战车和3　万人的军队，而牧野之战不过才用了350　辆战车。不过，当公元前770　年中原诸侯国联合“犬戎”入侵国都后，西周就灭亡了。传统的说法是，周幽王为讨宠姬的欢心，“烽火戏诸侯”，而真有外敌入侵时却无人赶来救援了。周平王在洛邑重建周室，但此后直到公元前256　年东周灭亡，周王除了在宗教仪式和典礼上发挥作用外，在政治上、军事上已丧失了原来的影响力。
公元前770　年之前称西周，因为这时的国都建在镐京；公元前770　年之后则称为东周，国都东迁到了洛邑。中国人尽管偏好十进制（他们几乎没有一打、一周7　天等概念），却素来不用世纪纪年，而是用朝代来纪年，如西周、东周，同时中国人又将东周分为“春秋”（公元前722　一公元前481　年）和“战国”（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下详）两个阶段。
技术与经济的发展
后世中国人出于对大一统理念的信奉，一直把东周视作一个无可救药的礼崩乐坏时期。但这却也是一个充满活力、能量和创造力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崩溃及诸侯竞争的多元性很可能为之提供了动力。东周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振奋和浪漫的一个阶段。在公元前8　世纪，中国在技术上仍落后于西亚，但在世纪末已迎头赶上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地区。当时战国七雄的人口加起来共有约2000万之多，接近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总和。西亚人比中国人早1000年学会了用铁，不过到了公元前5　世纪，中国也开始普遍用铁了。铁制兵器代替了青铜兵器，而铁制农具和用牛拉犁则给中国带来一场农业革命。于是华北有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海岛上的“蛮夷”也被纳人了主流文化。由于采用大规模的灌溉技术和其他水利设施，谷物产量得到大幅提高。另外，当时还大修运河，这表明地方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另外大量长途运输税粮及其他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生产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的快速发展及财富的惊人增长。此时出现了各行业的大商人，他们所代表的新兴阶级对旧的贵族统治秩序形成了冲击，于是后者大约出于自卫的考虑，宣扬一种由上而下排列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理论。尽管这种理论甚至在东周后期就已经很不现实，但它却成为东亚在此之后2　以刃年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东周列国
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区划单位也在不断稳步发展起来，这一点从稍后的大兴水利即可清楚地看出、：华北地区混战的诸国中大约有10　国最称强盛，但在此之后的几百年间却渐渐将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周文化区周边的国家。这些国家地处中原，发展空问狭小，受到更多的传统束缚而不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技术的变法革新。如鲁国和宋闰，虽然有骄人的历史（鲁是周公的封地，而宋是商王室的封地），在东周旱期曾强盛一时，但最终却沦为周边强国的附庸。
齐国便是一个典型的周边强国：、它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但其势力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到山东半岛的大部分丘陵地区，到了公元前7　至6　世纪时领土已为原先的六倍，控制的地区与今天中国一省的面积大小相仿。在北方今山西境内，晋国的疆域也和齐国相坪。晋国东北部（现北京地这）一带是燕国，所以北京又称“燕京”或“燕都”仁，西部的秦国素来被邻国视为“半蛮夷”国家，他们古据了周朝原先所在的渭河流域。
南方的“蛮夷之邦”楚国到公元前8　世纪时，沿长江中游拥有广大的疆域。他们向来不奉周室正朔，其统治者一直自称为“王”。楚地以东为吴国。后者在公元前6　世纪时控制了长江下游一带的地区，近期考古发现证明，吴国是从西周时的“南蛮”各族发展而来的。吴国以南的沿海地区属于越国。吴、越、楚三国境内多有大湖与可以通航的大河，因此这三国习于水战，均为水上强国。“吴语”（今上海一带的方言）即从吴国之“吴”而来，而毗邻中国南疆的越南，其本义即指“越国以南”的地区。
这些边缘国家绝大部分属于西周统治下，但有些居民是中原人所谓的“蛮夷”。北部和西部的“蛮夷”应为游牧部落，可能有些已经讲汉语了。南方的“蛮夷”同中原人一样从事农耕，但据说其语言古怪难懂（尽管很可能也是汉藏语系的一支），其文化亦独具特色。东周时期这些“蛮夷”归化了中原，其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除了西南一隅外，都逐渐融人了中原文化的主流。
政治革新与社会改革
周朝早期城邦是高度贵族化的社会。君主掌管祭礼，从而获得某种宗教性的正统地位。他们的心腹战将大都由亲族内部的人充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加、贸易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和版图的扩张，这种宗族式的贵族统治方式就显得过时了。在许多诸侯国中，这种宗族统治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都显得力有不逮了。
先前的井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而新兴大族通过土地或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代替了“家天下”的旧式贵族统治方式。这种新兴家族有时甚至推翻并取代了旧的统治者。韩、赵、魏“三家分晋”即为一典型例子。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53　年并于公元前403　年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这两个日期都被视作是战国时期的开端。
要想统治广大的疆土并使臣民顺服，就必须采取一种比旧式贵族政体更为强大有效的统治方式。其结果便产生了相对较少人治色彩的统治制度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几项相关改革是由齐桓公（公元前685　一公元前643　年）及其贤相管仲（《　管子》　一书据说即为管仲所撰）完成的。如按照地形将齐国人口划分为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各级单位，建立了统一的税收体系，重建了军事力量，朝廷的军队由各级政府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各家各户供养，另外齐国还实施了主动型的经济政策，如力图控制市价、规定度量衡和鼓励发展贸易等等。一般认为，国家对盐、铁的垄断专卖亦始于管仲的改革，这在后世一直是中国历代集权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很难说这些改革措施中有多少是在公元前7　世纪或是由齐国产生的。某些国家专卖项目的产生可能没有那么早，不过归在管仲名下的诸项重要改革在东周时期确已产生。大一统的地方行政体系及明确的赋税征收制度，无疑是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体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此时出现了国家官吏代替以往的贵族协助国君进行统治。管仲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此外，从魏文侯（公元前445　一公元前396　年）开始，成文法规亦逐渐代替了以往建立在既定传统基础上的人治方式。
军事的发展
此时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交战双方均格守严格的战争规则，而且主张保存亡国的王室宗亲。这样，一些弱小的国家往往能够抵挡周边诸强的勃勃野心。但此时战争的规模升级，并且更趋冷酷无情。一国被灭掉后往往被编为战胜国的一个省份。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战国诸雄仿效楚王纷纷潜称王号，这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把周室抛在一边了。尽管战车直到东周仍在使用，但铁制兵器的加入大大升格了军队的规模。农民充任步兵，代替了使用贵重的青铜兵器的贵族车战者，于是兵力大增，往往多达数十万。
　
引人骑兵是军事改革的又一举措。胡服骑射对汉族地区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于军事领域。骑马具有更大的机动性，这就促进了东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当时西方的发明和观念加速流入中国，而后者得以赶上一度存在的技术差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甚至在视觉艺术领域，如西方对人像轮廓的重视，通过游牧民族传入中国后，也逐渐代替了商朝的纹饰风格。
由于骑马作战的优势，中国北邻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形成了更大的威胁。后果之一，是中原北部诸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入侵，这在后世联接起来称为万里长城二另一后果，是中原军队以骑兵作战代替了车战方式。弩弓的发明使骑兵作战如虎添翼，大约也促进了这一过程。骑战带来的第三个后果则是胡服的引进：这种服装分卜衣和裤子，比传统的宽袍大袖更便于行动：）这样，中国人在农业民族中率先穿起了裤子。
寻求政治稳定的局面
东周各国在周室陵替、争战频仍的情况下，曾努力将战事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稳定政治局势。为此他们经常举行双边或多方会盟，纷纷提出裁军的建议，并签订盟约组成联盟。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是巩固联盟的重要手段，而对附庸国则向之索取人质以确保其不生二心。具有“蛮夷”色彩的楚国对地处华北平原的呀’原诸国尤其构成威胁，于是后者频频结盟以合力对抗楚国。首次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会盟发生于公元前651　年，盟主为齐桓公。不过这种结盟只是带来暂时的稳定，往往随霸主的去世而瓦解。齐桓公之后，晋文公于公元前632　年继起称霸。接着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这时结盟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公元前6　世纪中叶晋楚交相争霸，从而“天下”稍定。同时楚国东边的吴国也迅速强大起来，并于公元前482　年称霸，但随之即在公元前473　年被最具有“蛮夷”色彩的越国击败而覆灭。
建立秩序的努力失败了。残酷的争战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公元前453　年“三家分晋”之后，齐、秦、楚成为争霸的主要对手。楚国在公元前334　年、公元前249　年分另11　灭掉了越国和鲁国。齐国在田氏篡位后于公元前286　年吞并了宋国。秦国则干脆在公元前256　年，不声不响地灭掉了周朝。最后，经过公元前230　年至公元前221　年ro　年间的几场大战，秦国灭掉了其余的诸侯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二、诸子百家时代
早期诸子
东周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政治都得到～屹速的发展。旧有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崩溃与当时的变法一同产生了新的问题。过时的传统必须屏除，而人们也必须找到新的指导原则。人的思想现在可以自由驰骋了。这在东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这一思想繁荣的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的先知时代及古印度的佛陀及其他早期宗教领袖的时代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当时所有文明世界中的哲学思考都十分活跃。当时几大文明之间思想的交流可能起了促进作用；其次，当时这些地区都很发达，社会足以供养起一大批思想家。此外，不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也粉碎了传统的观念，因此各地方的人都开始自觉地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不过他们得出的答案大相径庭，从而使地中海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就此分道扬镳，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在这一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类迥然不同的哲学思想，直至今日都是这几大文明的重要区别性特征。
从这时起，中国哲学便将兴趣集中在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人的考察之上了。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人道主义”或曰“社会性的”思路，因为它着重的是社会而非个人。这与古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思想是向这个方向发展。也许在一种巨大的单一文化格局下，东周列强纷争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使中国人感到政治和社会问题格外突出和迫切吧。
中国的早期哲学家，不管怎样看泞先都是务实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属于新兴的官僚阶级，这一阶级也正是随知识的传播及时代对更为复杂的政治体系的需求而产生的、这些哲学家们往往周游各国，如果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为之出谋划策。其中一些大思想家，他们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不论成功与否，都吸引了大批门徒而本人乃成为教师。这些门徒渐渐形成了各种哲学流派，而先师的一言一行，经过他们的加工、补充后便都逐渐成为诸子百家的经典。
经典
尽管当时的诸子百家通常也是大胆的改革者，但正如其他地区的哲学家一样，他们往往把以往的黄金时代视为他们的理想国。大凡人类文明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往往将以往人类经验的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中国人对过往历史的关注和对书面文字的尊敬，使得他们对以前的著作怀有巨大的敬意。这当然也是全球各国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中国人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孔子与当时其他哲人均将先前的著作视为经典并从中生发形成自己的学说，这种对古籍的尊重在东亚一直保留到了近代。2000多年来，中国学者每逢新的问题，总是通过重新诊释经典来寻求答案。
在爱好秩序与经典的中国人心目中，“经典”并不泛泛指一切古代文献，而是特指儒家的经典。这些著作连同对它们的注疏一道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门类。这些经典都成书于周朝之后，时间跨度也很大，但成书于公元前2　世纪之后的所谓“五经”（这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套儒家经典），却包括了最古老同时也最受人尊崇的儒家著作。
《诗经》　是五经之首，其中搜集了公元前10　至公元前7　世纪的305　首诗歌。其中有情歌、政治诗歌与祭祀时的颂歌，但其格律、韵律、韵脚都经过了文学的加工而非简单的民歌。甚至在当时，诗歌显然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吟诵、写作诗歌一向都是后世文人雅士的标志。
《书经》　中包括了一些西周早期的准历史文献及演说辞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共中瞬入f　大量后世的伪作，从公员前2　世纪发展出的古文，今文两种《　尚书》研究传统及正伪之辨使语文学家和析学家们一肖聚讼不已。　
　
《　易经》　的成书也经厉了好几个时期，围绕八卦和六十四卦，《　易经》　创造出一整套不同于龟卜之术的占卜系统东亚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八卦，由或阴或阳的几交排列组合而成，用六交时则有64　种组合、通过挑选蓄草的奇偶，，可以得出某一特定的交象，再对照《　易经》　就可发现其涵义叮以说，《　易经》　其实是一本占卜用书。
《　春秋》　是鲁国历史的大事年表，其中记载的历史上至公元前722　年下迄公元前481　年，即所谓的“春秋”时期。该书只是罗列史实，言简义赅，但其作者孔子却以微言大义的史笔传统表达了丰富的思想。）不过，说孔子是《　春秋》　的作者，这种说法无疑是不真实的。
最后一经《　礼经》　，是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　世纪编辑成书的。其中记录了儒家思想中对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