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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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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
最后一经《 礼经》 ，是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 世纪编辑成书的。其中记录了儒家思想中对于社会秩序的主要观点，显系儒家传统的产物。不过其他四经也代表了儒家思想，因此这本书通常又称为“儒经”。
周亡1000多年以后，儒家学者又选出四本最能代表孺家学说的书来，这就是《 四书》 ，包括《 论语》 、《 孟子》 及《 礼记》 中的两章：《 大学》 和《 中庸》 、《论语》、《 孟子》 与五经等经典又介称《十三经》 ，其中《春秋左传》 算是三本书，其中的《 左传》 是一本详尽的政治史，在史实基础上不乏对细节的想象性创造。
非儒家的学者的著作一改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其他具有相同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古代著作也一直未得到官方的承认。如屈原的《 楚辞》 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的《 离骚》 具有“南蛮”民族的特征，想象力丰富，在不同的时空里自由驰骋，而这正是《 诗经》 所缺乏的。
三、儒家与道家
孔子
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教育家兼思想家，在东亚一直被视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称他为Confucius，即为“孔夫子”的音译，而“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孔子生卒年代约在公元前551 一公元前479 年之间，他的生平大部分只能从《论语》 中得知。《 论语》 总是以“子曰”开头，绝大部分为孔子对学生疑问的解答。这本书是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编撰的，其中不免颇有添加之处。
孔子是鲁国人。他希望能在朝廷上谋得高位，于是为此而周游列国，但最终只是无功而返。他想做一名务实的政治家，无疑是失败了；但他无意之中成为一名教育家，时间证明却是空前绝后的成功。粗粗看来，孔子的学说平淡乏味。在他最感兴趣的政治问题上，孔子具有当时的种种的偏见：尽管他也承认鬼神和天（有时认为他的使命是上天赋予的），但他显然对人类以外的领域兴趣不大。曾经有学生问人死后的情况，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甚至在政治领域，他也仅仅力求格守古代传统而将以前的智慧继承下来：孔子认为欲要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必须使人们复归三代之治。
孔子认为，要恢复先王之道，人们必须在一个稳定的一统社会里各守本分、循规蹈矩，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孔子另外还提出“正名”的观点，要求社会实践与理论协调一致，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这些论点听来似乎极端保守，但事实上孔子却是一位伟大的（尽管他本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革新者，因为他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好的统治首先是道德的问题。孔子不反对君主世袭制，但他强调君主首先的任务就是以身作则按照道德准则办事。有一次他谈到政治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不是“力”，而是君主的“德”与老百姓的满意程度。孔子之前中国的思想可以说是“前道德”的。其中心为古卜与献祭。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道德伦理学家，他开创的伦理道德传统，使中国文明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为注重伦理道德的价值。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君子”原指宗室之子或贵族，但在孔子那里意指高尚的人。也许最好的对译是“gentleman〃 （绅士），即有教养的人或上等人。他认为“君子”应具有多种德行，如“知”、“义”、“忠”、“恕”，特别是“仁”。
孔子认为，君子所必备的品质光有内在的德行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文”（教养或修饰）有“礼”（原指礼仪，此处指对止当的礼节及社会习俗的尊重）。孔子对浑金璞玉式的所谓“真人”不感兴趣，认为“质而不文则野”。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孔子同样认为合乎规矩的音乐有助于产生合乎规矩的道德观念。他对古礼的重视，使“礼仪”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古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东亚对通过一举一动来培养内心道德的强调也源出于此。这种教育准则无懈可击，但在当代西方则有可能会无人问津。
这种文质之间的平衡代表了孔子“中庸”学说的特点。印度和西方的大哲人和宗教领袖们往往宣扬绝对化的思想，即往往强调逻辑和数学意义上的绝对。孔子却是一名相对主义者，其思想以社会和人类为出发点，从而奠定了东亚特有的惯于折中、寻求中庸之道的方式。孟子有句话概括得极好：“仲尼不为已甚者”，即是此义。
折中与平衡也许能够解释为何儒家思想最终在中国获得了胜利。其保守的政治思想使它受到后世东亚统治者的欢迎，其严格的道德标准与权力世袭制度相比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统治基础，并且成为不断促进改进统治方式的动力。儒家思想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应时而生，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当时士― 官僚阶级正应政治的需要而缓慢发展，他们需要一种哲学来支持，而孔子的学说则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尽管孔子从未置疑权力世袭制度，但是他提出才学之士不分出身贵贱，都有权利参政议政。这样，孔子其实宣扬了一种“英才政治”的观念，这对权力世袭制而言基本上是革命性的，它对后者亦形成了某种潜在的挑战。
道家思想
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思想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道家思想总体说来是一种退避的哲学。当时有些哲人目睹无休止的战争、动乱和死亡，他们感到无能为力而退出权力、地位和财富的争斗。面对无穷的时空，他们感到人类个体若非作为造化伟力的体现该是何等的渺小。这种哲学表达了普通人对于日益加深的独裁统治的不满，也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敏感的人对日益僵化之儒家道德论者的反抗。道德论者与统治者一道迫使大众服从社会规范，道家却大力鼓吹个体的独立性，认为人惟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与天（自然）保持一致。这种自然就是“道”。孔子用这个词来描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但道家却赋予它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道家思想来源于楚国。这种思想标志着中国思想在吸收了“蛮夷”文化后更趋丰富了。上古中国人对白然神、生殖崇拜及君主沟通天人的能力十分关注，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能正是这一传统的哲学表述。道家思想的核心― 神秘主义，可能亦是脱胎于卜古的巫术思想。后者在自感的恍惚中直接与神灵交流；而道家则通过“坐忘”、“心斋”来体验一种恍惚的狂喜，从而达到“真人”的境界并直接了解完整的宇宙。这可能受了印度瑜伽的影响，因为道家和印度人同样强调吐纳的功夫。
我们对东周时期道家思想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作者和成书年代都难以确定的三本书。其中最受后世尊崇的是《 老子》 或曰《 道德经》 。该书约于公元前3 世纪后成书，似非出于一人之手，但通常把它归于老子这位神秘智者的名下。“老子”意为“老先生”，因其稍年长于孔子而得名。《 老子》 一书简洁古奥，致使后世中国学者对该书的解释言异义殊，当它译成西方语言后，各种译文也往往大相径庭。
第二本书为《 庄子》 ，大概也成书于公元前3 世纪，但作者庄子却生活于公元前4 世纪末。书中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寓言、隐喻及诗体的段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表述了早期道家最重要的一些概念。第三本书《 列子》 在内容和风格上都逼肖《 庄子》 ，成书年代从公元前3 世纪到公元3 世纪众说不一。
就像所有的神秘主义者一样，道家感到很难用语言将其学说中的基本概念表达出来）他们认为，“知人不言，言人不知”。“道”是建立在无名无形的“尤”，或质言之，建立在自然进程的总体性之f 几的。“道”尽管不断变化，但本体却是一样的，并无大小、善恶、生死的区分万物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道家的主要观点，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即为此意。
人若能超越世俗而与“道”合为一体，那么他就会远远避开一切危险而在各种冲突中保持平和的心态与“道”合为一体的关键是“无为”「）道家认为，“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指做书顺其自然，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若无人力干预，世界就会按照自身的和谐规律顺利地得到发展：人类干预或改造自然就会破坏这种和谐并产生混乱。人为的干预只会损害宇宙间的大道玄机。圣人没有野心，所以也就不会遭到失败。他甚至不会去教导别人。若拿这点来衡量我们的道家作者，他们自已恐怕都不够合格吧。
道家和同时代的思想家们一样也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们同样怀念上古的黄金时代，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圆方知识的时代，那时的人民浑浑噩噩，根本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道家认为，善恶之分正是人类悲惨境遇的根源所在，而儒家圣人乃是愚不可及的历史蟊贼，后者鼓吹的仁义道德正是罪恶产生的渊蔽。法律造成了各种犯罪现象；如果没有财富，偷窃现象自然也就消失了。
混沌是道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知识只会产生破坏作用。《 庄子》 中有则寓意．讲到“疏”与“忽”为“混沌”凿七窍而“混沌”亡，又称赞一名农夫宁愿负水而不用辘护汲水，因为他认识到机巧会使人心随落，均是阐发此意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在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这样一种原始、消极的社会中“无为而治”而天下“至治”。
道家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在后世受到贬低和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显然它具有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某种思想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一统局面和沉重的儒家伦理说教是不利于美感表达的，而道家鼓吹的个体自由与天人合一却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国的艺术家和诗人，不论他们对儒家传统多么认同，其内心深处却总是认同道家的。
道家思想其实正是对中国主流文化而言不可或缺的一个补充。集权统治极大地限制了人的自由，儒教的道德伦理及其对个人服从社会的强调更是束缚了人的心灵。相反，在道家思想中个人能够真正地展现自我并白山地抒发性灵。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排斥异己、惟我独尊的宗教，因此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同时信奉儒家和道家。也许这比单单信奉一种宗教更能形成健全的心理平衡。一名中国人在台上则往往是志在兼济天下的儒家信徒，在野时却成为与自然相亲的道家信徒，白天是积极人世的官吏，人夜却变成幻想的诗人或自然的爱好者。这种哲学卜和人格中的二元互补，一直持续到中国的近代。
四、其他哲学流派
阴阳家与名家
除儒、道两家以外，东周时期还活跃着其他各种哲学流派按照中国人特有的分类法，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其中有一派史称阴阳家，他们试图用某种宇宙原理来解释自然万物：“阳”代表雄性、光明、温暖、积极等特性，“阴”则代表雌性、黑暗、寒冷与消极的一面； 与地中海文明认为善恶二元永远对立的观点不同，“阴”、“阳”是相互补充、相捕相成的。“阳”愈是发展，愈有可能转变为“阴”。现在韩国的国旗即以此为主要图案。事实上，这种“阴阳”观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现象时可能比西方的二元哲学史更为有用．它与日夜、冬夏的韵律和男女两性的划分十分吻合如果拿这种观点来分析本章所讲的主要内容，则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思想中，儒家为阳、道家为阴
“五行”思想是阴阳学派的又一基本观点他们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过各种不同搭配而形成。这与古希腊的地、火、气、水四大原素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五行学说在后世导致了我韦之学的产生。五行及与之相对应的色彩、味道、声音、行星、方向等各组概念构成了宇宙间的各种关系，再加上术数、星相之学，这种关系的搭配可以趋于无限。古代历法的纪年亦属于这一体系，如大干、地支。天干、地支搭配起来以60为一周期，可以用来计算日期和天数。勘舆之学（即看风水）也是从这种伪科学中发展而来的。
还有一派称为名家，他们类似古希腊的诡辩学派，通过辨析字义形成一套逻辑体系。比如，他们在公元前4 世纪提出很多著名的命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白马非马”，强调共名与类名的不同。这些观点在后世被指为是琐屑无聊的雕虫小技。
墨子
墨子是早期儒家的主要对手。墨子生于孔子去世或稍晚的时候，其学说载于《 墨子》 一书。《 墨子》 同《 论语》 一样由专论和对话录组成二墨子对儒家的批判不遗余力，这表明墨家学说也许止是儒家的一支叛逆，而墨子对逻辑的兴趣也曾可能促进了名家的产生。；在大多数间题上墨子都采取了一种比孔子更为激烈的态度。孔子鼓吹学而优则仕，墨子却认为统治者完全应该把王位让给贤人：孔子说到底是传统主义者，墨子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宣扬采取各种措施来富国、增加人口和维持国家秩序凡是无助于达到这一目的思想都遭到他的严厉抨击。他认为衣食住行只要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需要就可以了，各种审美艺术是毫无用处的，一切情感也应该加以抑制，因而音乐和儒家的各种“礼仪”应该全部摒弃。。墨子特别对儒家规定的葬礼中的种种繁文缚作与孝子为父母守孝三年的制度大加抨击。战争是最大的浪费，而墨子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力发展防御技术而使进攻成为不可能。墨子之后200年的历史显然证明他的思想是行不通的，与之相比，后人对孙子的兵法更尊敬得多。
墨子倒是不反对祭祀神灵以获取人间的福址，而且也承认存在着惩恶奖善的道德意义上的“天”。因此，他的学说中有明显的专制主义成分。他对其众多的门徒要求绝对的服从，而墨家一派的首领― “巨子”，则从墨子开始，代代相传。不难理解，他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种秩序严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下属人员在一切问题上均服从上级的命令。
墨子为这一功利主义的乌托邦开出了“兼爱”的药方。儒家从家庭关系出发，认为爱随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而有所区别，墨子则要求人们爱人如爱己，认为这样更能达到仁爱的目的。
为什么墨子一派在公元前3 世纪就消失了，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墨子的门徒更有组织性，其学说一度还颇占上风。西方学者认为墨家学说中的“兼爱”思想、功利主义、和平主义、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及对逻辑的兴趣，本来都能大大丰富中国的思想。但墨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能太趋极端。他们并不喜欢墨子具有苦行意味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他对种种细微心灵表现的漠然态度；与崇高但不切实际的“兼爱”相比，他们更喜欢儒家那种中庸而适度的划分等级的仁爱思想。
孟子与荀子
墨子末能将他的思想传诸后世，但孟子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孟子》 一书在12 世纪时成为仅次于《 沦语》 的儒家经典。该书篇幅很长，极富文学价值，其中不乏对人类心理的深刻认识。《 孟子》 一书对东亚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约公元前372 一公元前289 年）生于鲁国附近的邹县如孔子一样，他也曾周游列国谋求在政治上一显身手，但是未能获得成功， 尽管孟子及其门徒先后受到许多国君的礼遇和款待，但他却对此不屑一顾。孟子自视为从上古圣贤到孔子之道统的继承人，但事实上他做了不少新的重要发挥；“性善说”就是其中一项、孟子指出“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中，皆有休惕侧隐之心”（这种类比是孟子及当时大多数哲学家的典型思维方式），这种天生之“善”可以通过修身和教育而得到堵养，并且有意识将仁爱扩大到家庭之外。
在政治方面，孟子甚至比孔子更为强调统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他认为墨子的实用理沦是一种机会主义思想，指出统治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义”而不是“利”。孟子认为只要统治者具有完善的道德，他自然会“王天下”，即拥有全部的土地。这就是真正的“王 道”。孟子认为对百姓仁慈是王道的特点、即教化百姓并使之生活富裕，他还盛赞土地公有的井田制他断言要成为合格的君主，就必须关心百姓的福祉，以此来获取民心；事实上“天命”还是通过民心而得到体现的，如果，百姓诛杀或罢黝了国君，这表明国君失去了上天的支持。因此，孟子得出结沦说，武王伐纠，“闻诛一夫封矣，未闻拭君也”。
孟子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贡献仅次于孔子其人性善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人在道德上是天生平等的，这对后世中国社会中的平等思想很有影响。孟子还坚持认为政府必须代表民意并获取人民的支持，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人高度政治化的理想在历史上竟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
荀子（约公元前313 一公元前238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重要儒家代表，尽管后世有些人认为他并非“醉儒”。不过在当时，他作为政治家和学者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荀子》 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还被选入了《 礼记》 之中。
荀子与孟子针锋相对，认为人性本恶。他认为人性来自于非人、非道德的“天”；人的感情、欲望相互冲突，因此是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教育来使人向善。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此外应该受到尊敬学习的进程始于诵读儒经而终于习礼。、荀子认为“经”与“礼”是一切智慧的源泉，教育和教师十分重要，此外他也相信鬼神。这些观点都成为儒家主流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教育、礼仪、上下尊卑之序、兼行教化和刑罚的严厉统治等方面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后世专制思想的发展。
法家
荀子思想中的专制倾向和性恶说在法家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法家大盛于秦国，其代表人物有韩非（约公元前28 任一公元前233 年）和李斯（卒于公元前208 ） ； 两人均为荀子的学生。墨家的功利思想和绝对服从的观念以及道家鼓吹的非道德的自然秩序、对传统道德和知识的蔑视，对法家思想也有相当的影响。《韩非子》 一书是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其中收录一了当时的一些法家文章。
法家认为，百姓所憎恶的严刑峻法乃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惟一方法，而百姓就像是在挑破脓疮时号哭的婴儿一样不省利害。法家对先王之道也不抱迷信，认为时代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跟着改变。百姓都是愚蠢的自私自利者，而官吏则各谋私利而难以信赖，因此统治者不能依靠人的道德，而是必须通过奖惩（换言之，即严峻的刑罚）来进行统治。对人的评价不能看他的动机，而是要看其行为的最终结果。失职者必须惩办，须对百姓实施“连坐”之法，对谋逆行为知情不报者以同罪处罚。如果实行严刑峻法，百姓自会安分守己，而刑罚最终也就会消失了。
法家认为，权利仅仅存在于统治者的需要。尽管法家反对君主世袭以外的任何世袭制度，他们却认为宗族承袭和法家思想一样，是为巩固王权服务的。而统治者的目的，白然是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为此商人、儒士等“五蠢”必须驱除。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必须尽可能地以富国强兵为旨归。
近来常常有人把法家称为极权主义者。这个说法并不一定确切，因为他们并不具备20 世纪极权主义者所具有的舆沦工具与控制大众的技术手段。照当时情况来说，他们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因为他们无条件地赞成君主专制制度及先前的农业社会制度。同时，他们强调建立一套普通适用的法律体系及政府与人民间带有感情色彩的固定关系，这无疑是后世专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却是适应了当时对更大、更复杂的政治制度之需求的产物。
法律是西方文明的骄傲，而法家思想在中国2000多年来却一直名声不佳。这是因为法家的法律观念远未达到古罗马时代的成熟程度。西方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上帝或自然秩序的人间体现，而法家的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命令。中国古代儿乎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民法”一说，法律仅指行政法规和刑罚，而老百姓对此则惟恐避之不及。西方崇尚法制，认为这样才能更稳妥地进行统治。而中国，大约是信奉孟子“人性善”的缘故罢，宁可采取人治的方式，认为由高尚的官员来进行统治比冷冰冰的（或照他们看来，是独断随意的）法律来得更稳妥些。
尽管受到后世的指责，法家思想对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朝的建立及其一首创的帝国体制，使法家思想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后世出现的大一统制度与严苛独断的统治也能从中找到部分原因。在秦国于公元前3 世纪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的中国政治大转型的过程中，法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04章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
一、秦帝国的建立
秦国国都位处渭河流域，该地易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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