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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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家政权而尊崇儒术，这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不过这却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的皇权能比其他国家维持得更久。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信奉法家的开国之君治国时需要文人来辅佐，与之确认，朝廷也为之建立了集责任与荣誉于一身的职位：。　结果，士人成为国家的支柱而不是反对者。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科举制度的产生。简言之，当时中国已开始形成一套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近代公务员制度。西方采取这种制度部分也是受到中国的启发，但时间却比中国晚了2000年左右。
　
很幸运，儒家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精神力量。尽管汉代儒术是一种奇特的思想大杂烩，孔子的伦理观念还是逐渐从汉初学者的调和思想中再度脱颖而出这样，秦朝在法家学说上建立起来的尤情的专制思想，渐渐就被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所取代了。这种法家帝国与儒术统治之间的平衡再次证明鼓吹二元对在互补的“阴阳”观是多么有用。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看似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
四、王朝的循环
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必须承认，中国人对王朝循环的看法自然有其道理，这种肤浅的政治模式至少能与不少基本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大致契合。西汉与东汉分别都延续了200　年的光景；后世历代在更为先进的历史条件下，亦往往享国300　年左右，而且历代的赋税、行政和军事制度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个人因素
中国的历史学家，由于受到儒家以德治人思想的影响，在解释王朝的循环往复时总是强调个人的因素。像汉高祖那样的开国之君，因为是“天命”所归，无不被描述成超凡的神人而非强少、，而失去“天命”的亡国之君，则被认为可怜、黯弱不说，更往往被指为邪恶、淫荡的莱纷之君。其实，任何朝代的皇族总是毫无例外要逐渐退化的。开国之君必然是雄才大略的强者，而后继者，生长于安乐淫佚、勾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往往会成为屏弱者或低能儿。每一朝代往往会出现至少一位中兴之君（如汉武帝），但总体而言，皇室子孙通常总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在史学家看来，凯觑皇位者倒是往往比皇帝本人还更重要。不过夺权内幕往往更加扑朔迷离。夺嗣争统、种种宫闹阴谋和朋党之争儿乎贯穿了所有王朝的历史。但中国历史上近古几朝的朋党之争有时是围绕国家大事展开的，大多数的朋党之争都不过是为了争名夺利。在一朝陵替之时，朋党之争和宫廷政变自然比在国力强盛之时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外戚是造成朋党的最大隐患。如吕后就几乎篡夺了刘氏天下。卿相巨族亦每每利用当朝的黯弱乘机发展白己的势力，并最终割据一方成立自己的小朝廷。党争还表现为官员与宦官们的斗争。这在每个朝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宦官在宫内司守卫、管理之职，但往往逐步攫取了兵权等权力。他们出身寒微，但他们却是惟一能与外戚势力相抗衡的人，因此皇帝往往倚重他们来钳制外戚的势力。权监大阉一般没有文化，他们与士大夫的出身不同，但在朝中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很受百官的忌恨。秦朝相国李斯即于公元前208　年命丧宦者赵高之手，公元前47　年又有一名权监除掉了与他作对的大臣。由于撰写史书的权力掌握在文人士大夫手中，所以我们发现史书中的太监无一不被描绘成胡作非为、结党弄权的小人。
经济与政治的因素
尽管中国人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与人格，但朝代循环往复的原因主要还是和赋税、管理效率及军事力量有关。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了发展，于是人日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饯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骡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洒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交纳钱粮的人数则越来越少、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　年内就会遇到棘手的财政困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日日益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灾、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政府无力救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主要朝代中均不难发现这种螺旋式下降趋势：这在西汉一朝尤其明显。汉武帝在位时兴修水利、穷兵默武，使汉朝国力达到最高点，但同时也引发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新增的大批政府开支哑需新的收入，而终武帝一朝，为寻求收支平衡的努力就一直未曾停止过。
汉武帝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措施是恢复国家专卖制度。将几项高利润的商品的生产、销售控制在朝廷手中、他恢复了国家对铸钱的垄断，在公元前119　年更恢复了秦时的盐铁专卖制度，稍后又增加了酒类专卖一项。这此专卖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虽非鲜见，人们对此却始终有很大的争论。在公元前81　年汉武帝就曾举行朝议讨沦专卖制度是否以可行，结果人多数人持反对意见、《　盐铁论》　一书即载人此事。
　
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开始推行所谓的“均平制”；　即实行政府丰年买进、荒年卖出的政策。这有助于稳定物价，但其动机却是为了充实国库：武帝还对某些商品加征进口税，但其余诸项措施的效果井不十分理想。他准许犯人纳币赎罪，公然卖官卖爵，并且，降低铸钱的成色，或以小钱抵大钱流通，甚至一度还曾以鹿皮代替货币使用。
王莽篡位
武帝的财政改革总体上还是成功的，这使得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大致还能保持收支平衡。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大问题：由于当时人口过多，农民的人均耕地已大大低于从前。此外，相当多的农民托籍大户巨族而无需交纳赋税，因此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从公元前22　年起各地便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在此时，王莽作为当朝皇后的侄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通过剧烈的改革，用尽一切办法来稳定局势。最后于公元8　年他篡汉自立，公元9　年1　月10日；　改国号为“新”。王莽似乎是一个认真的儒家信徒，认为自己的新政是恢复了周公的古制。在儒家学者的协助下，他集中精力研究鲜为人知的古籍，这大大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最终胜利，不过他的新政主要还是沿袭了前朝的法家传统，大部分是对武帝时期政策的恢复与发展，如他推行专卖制度，重新启用“均平制”，并且降低了铸币的成色，另外同样施行了由国家向农民进行贷助的政策。
王莽新政中最为大胆的一着是对当时主要经济问题的正面出击。由于当时托籍的农民过多，朝廷的收入受到影响，于是王莽在公元9　年下令废止土地私有制，私人土地一律转为“国有”并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还废除了奴脾制度。如此极端的措施即使在武帝时期也是不可想象的，100　年后再来推行就完全超出了中央政府的能力。尽管王莽因其篡位一向受到正统史家的指责，但其土地收归“国有”、释放奴婢的做法，却为他赢得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称号，并且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推崇。
王莽为力挽朝代循环的狂澜、恢复开国之初的局面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可能反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新朝本来就苦于经济、政治的衰退，如今王莽的“国有政策”又使他失去了豪门贵族的支持。连年歉收再加上水利工程也出现了问题，最终酿成了连年的饥荒。公元18　年在山东爆发了赤眉军起义并且很快席卷了全国、赤们军染红眉毛以便在作战时分清敌我，其前身为秘密社会中的某种迷信组织。正如近古以来各朝末叶爆发的全国性起义一样，经济因素是催化剂，但将起义者凝聚在一起的却是民间宗教信仰。同时，新朝的边防亦告崩馈，四境邻国重新宣告独立。北为一游牧部落也纷纷入侵边疆地区，国都遭到洗劫，在公元23　年王莽本人最终也为起义者所杀：高祖缔造的大一统国家最终土崩瓦解了。　
五、东汉
帝国的重建
尽管赤眉军已攻占了大部分地区，但他们和其他农民起义者一样，缺少统治经验，也不懂得推翻旧政权后应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许多汉室后裔（也是豪强地主）亦加人了起义，其中刘秀在这场混战中取得了胜利，于公元25　年继位，称光武帝，重新建立了汉朝。不过由于他建都在长安以东的洛阳，所以历史上称为“东汉”或“后汉”
刘秀于公元37　年统一全国后效仿西汉建众起大一统的政府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毋须对付王莽新朝时期所肉临的经济困境。战争已经消灭了西汉的贵族和一部分豪强地主。而新的政权还没有产生太多的皇亲国戚这些寄生虫、
光武帝再次征服了华南和越北地区，其后继者明帝（公元58　一75　年）亦坚定不移地重新控制了中亚和北方的胡人、公元73　年班超（《　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弟弟）奉命出使中亚诸国，最终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自公元91　年起一直担任“西域都护”的职务直到公元102　年病逝；在此期问，他曾率领军队穿越帕米尔山区，井派了一名副使经安息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这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业已归顺了东汉。公元89　年，汉朝军队越过蒙古的戈壁滩击溃北匈奴，这可能促使后者于4　世纪晚期西迁至俄罗斯南部，半个世纪后又迁到了中欧地区。
文化的发展
　
两汉对中亚的控制使得中原与西域的商业贸易大大发展起来。其间海上交通和与印度、罗马的海上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公元120　年汉朝宫廷中出现了据说是来自罗马帝国的“幻人”（杂技演员），公元166　年还来了一批冒充罗马皇帝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使节的商人。通过与西域的通商，中国人获得了良马，各种奇珍异玩也从南亚、西亚流入中国，其中地中海地区所生产的玻璃制品格外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同时，中国的丝绸更受罗马帝国的欢迎，甚至还导致了罗马帝国的金银外流。所以，中亚的这条商道亦被称为“丝绸之路”。直至19　世纪，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供大于求，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大多时候中国的技术较为领先，因而不需要外来的“洋货”。
与西域通商对中国的音乐、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引进了一些新的农产品。汉代的天文、数学均有很高的水平，可能也有受到印度、西亚影响的因素在内。但汉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国文化的输出。汉代的纺织技术在几个世纪内一直领先于西亚与欧洲；东汉时发明了水磨；马辘亦于此时出现，这大大提高了马的劳动效率；几乎就在同时，铸铁技术也开始从中国传到了西域。
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和烧瓷技术也是在汉时发展起来的。在中亚地区的汉代卫所遗址中已发现了公元100　年左右纯粹由布头制成的纸。自然，纸很快就代替了竹木简和昂贵的丝帛。不过造纸技术直到1000年后才传入欧洲。上釉陶器在汉时已很常见，在汉末则产生了一种原始的瓷器，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不断发展，乃至成为近代世界各国大量进口并纷纷效仿的精美瓷器。当时的长安和洛阳无疑是与罗马比肩的大都市，但今天已无从查考它们当年的风貌了。木结构建筑易于损坏，过多的居住人口也不利于古迹的保存。不过我们在汉墓中仍可见到丰富的汉代遗物。如在朝鲜境内曾为汉代治所的古墓中，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产于四川的精美漆器。
王朝的衰败
尽管东汉时期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国力财力却不逮西汉。公元前1　世纪的大量私有财产在东汉建立时都保存了下来，从而使这个新政权像高祖及其继任者当年一样，在政治、经济丘都焕发着万象更新的气象。豪强地主的地位非常巩固。汉时土地税往往是收成的上/　30　，但地租却高达50　％左右。因此这些豪强地主只需交纳微不足道的土地税，并能通过在朝中任职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尽管政府一再努力通过政绩评估以确保官僚机构的效率，大多数官员还是通过门第出身、世袭甚至公开行贿考官来谋求官职。
东汉财政和统治的衰弱表现在政府登录的纳税人口上。在全盛时期的公元105　年，东汉的在籍人日亦未达到西汉时的水平，而纳税、服谣役的农民在最需人力的华北及北部边境地区却流失得最为严重。朝廷为了维持自身运转不得不向华北日益减少的农业纳税人口征收越来越多的赋税。农民最终不堪重负，不少人逃到税收较轻的南方，或托籍豪门大族，以这种方法来少交一些赋税。其结果是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之被迫落草为寇或揭竿而起，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东汉财政状况的恶化。这一螺旋式下降过程，一经重新启动，就很难再停止下来了。
东汉一如西汉，最大的隐患来自外戚，但皇帝倚仗宦官遏制了前者的势力。公元89　年外戚窦氏被斥，100年外戚梁氏被满门抄斩。当时受到3　万太学生拥戴的朝中大臣试图阻止得势的宦官们专权，但他们遭到后者的报复，166　年时数百官员与太学生被收系下狱，在169　年又有数千人遭到杀害和逮捕。
宦官们的清洗活动表明，当时的政权已病入膏育，离最终崩溃的日子不远了。184　年在华东和四川分别爆发了太平道（即黄巾军）起义和五斗米教起义。这两处带有道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持续了30　年之久，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动荡。
六、中国第一帝国的灭亡
三国鼎立
一如后世，汉朝朝中的将军们发动了政变。赋税制度的崩溃引发了徭役制度的崩溃，也破坏了与之相关的军役制度。代之而起的职业军队日益成为各镇将军的私家队伍。全国性的起义爆发后，这些将军实际上成为独立的军阀，很快就完全摆脱了朝廷的控制。各方势力在混战过程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北方控制在曹操（其父为太监养子）手中，刘备占领了四川，孙权则盘踞在长江下游和华南一带。〕　这种政治分立恰与地理吻合，该格局在后世也一再频繁出现。
曹操于220　年死后，其子篡汉称帝，国号为“魏”、，在此之前的30　年中，东汉已是名存实亡，此时终于寿终正寝了。次年刘备亦在四川称帝，国号为“汉”，史称“蜀汉”，因为刘备乃是汉室的后裔。222　年孙权依样画葫芦，建立了吴国。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史称“三国”。
三国的结束
按照朝代循环的理论，三国中应该有一国或有其他势力兴起并很快重新统一全国，从而又出现持续200　年左右的大一统政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此时正经历着一场远比政治崩溃更为深刻的危机。汉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差不多与罗马帝国同时，其方式也几乎是如出一辙。两国都处于相类似的技术发展水平，都未能协调好人口、财富和制度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而导致了最终的覆灭。
中国第一帝国之所以衰败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财政问题。到了公元前1　世纪，由于豪门巨族牢牢控制了大量的财产，这一隐患变得非常突出。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后，不得不向他们做出更大的让步。从那时起，帝国的衰退过程便加快了，而东汉政府也始终未曾拿出有效的措施来阻止这一颓势。事实上，专制统治正是它本身最大的敌人。皇帝把大量的田地及农民永久性地赐给皇亲国戚、宠臣奸按和将相高官，而后者往往贪得无厌，又进一步导致了统治的恶化。
到了公元2　世纪晚期，豪门巨族势力之大，连朝廷都奈何他们不得了；事实上，倒是朝廷操纵在他们手中。220　年后形成的二国分立局面，不过是将这种情形公开化罢了。魏蜀吴三国也非统一稳定的帝国，国家政权亦或多或少地掌握在各国巨族与诸将的手中。三国及后继的各个朝代均欲重振汉朝当年的制度，但至多不过是某种不到家的摹仿罢了。这些国家大都只传了一世，某一军事强人建立了政权，但传到下一代或第三代时就灭亡了。
三国时战事连绵不断，在后人看来，这倒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浪漫时代。263　年，魏吞并了蜀汉，但两年后，司马炎篡夺了曹家天下，建立了晋朝。晋武帝于277　年灭掉吴国后，暂时统一了全国，并努力恢复汉朝的制度。但历史的潮流无人能够抗拒。当时登记的人口只有1616　万多人，这显然表明当时有大量人口不归政府控制或不交纳赋税。晋武帝并未真正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晋朝也是一世而亡，晋武帝死后不久的290　年，国家便又立刻陷人了内战之中。
异族的入侵
导致帝国体制分崩离析的一个新的因素此时得到了凸显。中国对北方游牧民族从未放松过戒备。不过如今形势逆转，儿百年来的被征服者变成了征服者。这种180　度的角色转换可以从对立统一的“阴阳”二元论中找到部分答案。汉时对胡人的征服其实已埋下了此时胡人征服中原的种子。归降汉朝的匈奴部落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为半农业社会。胡人以其娴熟的弓马作战技术，亦成为中原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中国边疆及防御体系沿线就聚集了大量半汉化的胡人。这与晚期的罗马帝国不无相似，因为后者的大部分边疆地区和防御部队这时也同样落到了日耳曼“蛮夷”的手中。
中国第一帝国解体之后，准农业区的胡人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费吹灰之力就突人了中原，他们在此寻找更好的牧场或抢劫杀掠。3　以年，匈奴中的一族宣布独立，306　年又洗劫了当时的国都洛阳，屠杀一了当地的30　万名居民。在此之后的100　多年中，中国北方连续被不同的胡族所争夺和占领。只有四川凭其蜀道天险、长江流域和华南有江河天堑得以躲过异族的蹂箱二大批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渡逃往蜀中或江南。结果，中国南方的人口比3　至5　世纪时陡然增长了好几倍，同时该地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也随之加快了步伐口
南朝诸国
洛阳失陷的次年（317　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南京）称帝，史称东晋。建康很快变成与洛阳相坍的大都市，汉朝的豪华生活方式在那里又得到了继承。不过东晋政权仍然很虚弱，一直受制于朝中的大将军，而后者亦每打算篡位自立。东晋一心想收复北地，但每次北伐均未取得任何永久性的成果，而且在本国国内还时时面临叛乱和宫廷政变的威胁。
最后，东晋大将刘裕于420年篡位称帝，国号为“宋”，史称“刘宋”，以区别后世的赵宋。接下来的150　年间，这种篡位的活剧又一再搬演：一次又一次的北伐失败，一次又一次大将军从幼主那里夺来皇位　　齐于479　年灭宋，梁于502　年灭齐，而陈于557　年灭梁，其速度之快，令后人叹为观止。
300　多年来，各朝的开国之君均想重建汉时的大一统政权，但他们都遭到了失败。每一朝代都是前一帝国的翻版，无一例外都是朝廷黯弱而完全受制于门阀士族，一如两汉当年。汉朝的遗绪也许能苟延一时（正如在拜古廷衰微的东罗马比西罗马多延续了不少时光）；　但汉朝本身却一去不复返了―　至少汉人只凭一己之力是无法重振这一帝国了。正如拉丁人与日耳曼人共同缔造了欧洲后世的历史一样，中华帝国的后世历史也是由“蛮夷”与中原汉族共同谱写的。
第05章　帝国的再生
一、中原文明所面临的挑战
六朝时期
东汉覆灭后为六朝时期，因为自222　年至589　年先后有六个王朝建都在南京。这360　余年通常被视作反朝代循环而动的一段历史时期，因为这是一个由治（统一）到乱，又从乱到治的一个过程。其间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其激烈程度也许只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