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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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其激烈程度也许只有19　世纪时期的中西文化碰撞方能与之比拟。最终中国通过将挑战者融入本土文明而克服了这一危机，并且，在这种融合中又产生了一种更为丰富的新型中国文化和傲视两汉的强盛帝国。
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诸胡和西域地区。胡人纵横华北，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又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造成了威胁。不过挑战主要还是来自内部。当时之所以产生五胡乱华的局面，正是因为汉朝的政治制度因其内部矛盾不可调和而导致崩溃之故。正是因为汉时杂蹂儒佛家思想、谴纬之学及法家的做法，无法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面对现实政治问题又无能为力，中国人因此便转向了佛学。实际上，当时有头脑的人在转向佛学之前，已经屏弃儒家思想而转向了道家思想。
东汉末年和汉魏六朝时期整个社会秩序都崩溃了，其情形与稍后的罗马帝国不无相似之处，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原始的封建社会。其时王纲毁弃，大部分土地和农民流人大地主的手中，也有不少人托籍豪门大族门下以寻求保护。而后者也随之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于是佃农地位不断下降而沦为事实上的农奴。赤贫的农民为躲避朝廷的赋税和异族的统治，纷纷托籍豪门巨族以换取经济安全和保护，但同时成为后者的家奴或客民，其中有的人甚至成为豪族的家丁（私人武装）。这样，家丁便代替了农村征兵的制度。各豪门巨族都有自己武装的庄园和角楼。异族的入侵、连绵不断的战争与篡位禅代，举族南迁并成为有组织的军事或经济集团，这些因素都促进厂社会军事化的进程。
白给自足的大型庄园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单位，而商品贸易却因此而逐渐萎缩了。朝廷控制的辖地越来越少，商业城市也一踞不振。某些地区实际上已停止使用铜钱，一度限于农业地区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则在全国普遍得到采用。
道家思想的流行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儒家士大夫的地位不断下降，其复古的热情和繁琐的礼仪讲究，面对当时的各种问题也常常是一筹莫展。东汉时儒学的地位一度空前高涨，但王纲解纽之后，有思想的人纷纷抛弃了儒家的道德说教而转向了自我。由于社会与政权已然腐败得无以复加，人们对道家鼓吹的天人关系和自我完善或日超脱重新发生了兴趣。无疑，长久以来社会上（尤其在下层社会中）就存在着这一道家思潮，但此时它开始公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王充（卒于公元100　年）可能是东汉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在其充满反对权威和怀疑精神的《　论衡》　一书中，他曾预言士大夫将厌弃孔学。早慧的王弼（226　一249　年）是当时最有天才的人，他在评注《　老子》　和《　周易》　时对道家思想也表现出不同于前人的研究兴趣。
公元3　世纪时的这种道家思潮有一突出特点，即崇尚“清谈”。清谈家们远离政事俗务，面对当时社会和政治的种种幻灭，他们的应对之策就是发掘自身的美感，对每一生命冲动均做出充满个性的表达。“竹林七贤”即为其中翘楚，他们出身士族，性情乖僻，隐居在山阳一带，倾心于清谈、作诗、弹琴、欣赏大自然并且纵酒无度。另外还有更为放纵不羁的所谓“八达”。他们采取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尽管他们中也许正有社会所需要的领袖人才，因而最终也促进了社会的总崩溃。道家思潮的另一体现是时人对炼丹长生之术的兴趣不断高涨。讲述神仙丹药的《　抱朴子》　即成书于4　世纪前期。为求长生，不少人大吃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这也许促成了中国人来者不拒的胃口和他们丰富多彩的烹调艺术。另外，通过发现许多养身的药品，医学知识（甚至在更广的意义上，原始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后世中国哲人之所以厌恶科学实验，原因之一就是它往往引起诸如“方士”、“炼丹”等等不妙的联想。另一种广泛流行的道家长生术讲求人体内部的卫生，即通过戒酒、断荤、辟谷、吐纳，以清洁上中下三丹田，营卫体内的神，杀死造成老、病、死的“三尸虫”。这种迷信在3　至6　世纪时风行一时，最后演化为吐纳之术和一般性的保健措施，直至今天在中国仍很流行。
民间道教
此时道家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民间道教的发展。道教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受了此时东传的佛教中集体礼拜和寺院僧团组织的影响。后来卷性繁浩的道藏究其初也不过是对佛经的摹仿罢了。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首次向世人表明，道家思想中已然孕育出有组织的民间宗教。信仰疗法是上述宗教运动的核心。随着时间发展，民间道教炮制出一套庞杂的神系，其首为三清，以下为各路神灵和古人。它大量借用佛教的理论，最终也接受了灵魂不死、天堂地狱、功德因果等观念。后世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逐渐成为混合了神道、迷信和方术的大杂烩。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遭到朝廷的镇压后，道教从此不再具有统一的组织，不过各地的“教区”仍然保留了下来，而道家思潮就在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况下风行一时。各地道长靠做法事或教徒的捐献（如五斗米教）来维持生活。道观无疑也是对佛寺的效仿，但道教通常可以结婚，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往往低得可怜。道教也有不少宗派，这显然同样是受了佛教影响的结果。
历史上多次有人想统一道教，但收效甚微。北魏的鲜卑族皇帝经人劝说，于444年宣布道教为国教，后世各代统治者亦不乏仿效者。1019年，自称是张陵（五斗米教创始人）后代的道教太一教派掌门被封为“天师”，以江西龙虎山为其封所。13　世纪晚期，张氏家族被封为道教领袖，14　世纪又得到授权管理全国的道士。这一所谓“天师”的头衔及其某些特权一直持续到1927年
二、佛教的传入
印度佛教
道家思想在王纲瓦解时期重新崛起是很好理解的，但随后佛教在中国风行于世却令人感到惊讶了。这种源于印度的宗教与中国人所最尊奉的理念简直是格格不入，它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甚至比19　世纪的西风东渐还要猛烈。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在近现代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吸收。佛教是东亚和南亚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但它在印度和中国截然不同的命运却鲜明地体现了这两大民族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差异而不是相同之处。
佛教之所以在印度产生有其特殊的背景，对此中国古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印度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而生命通过“业”（原指行为，后指因果）而生生不息，并由于各种因果而充满了生、老、病、死等痛苦，而这正是世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和世上有各种不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印度佛教徒与中国儒家不同，他们对矫除世弊、改善社会秩序没有兴趣，而是致力于逃避痛苦的生命“轮回”。
佛陀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即为我们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出生于今尼泊尔的南部地区，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　年左右。释迦看到人世充满了痛苦，于是出家修道，但他通过苦修一无所得，终于有一天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找到厂放纵与苦修之间“中庸之道”，于是他立地成佛并开始向世人们传道。
佛教的要义为四圣谛，即苦谛（人生皆苦）、集谛（苦的原因）、火谛（苦的消灭）和道谛（灭苦的方法）为了灭苦就要行八正道（即正确的生活方式）。这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苦行的生活方式。苦行的最终目的是涅磐，这并不是指得到善果，或按照西方人的说法，灵魂得到拯救，而是指消除欲念，超越因果轮回后所达到的境界。尽管这个词按字面解释为“空”或是“灭”，但实际上意义不止于此，更确切地讲，是指像一滴水珠融入大海那样圆满具足和永恒的境界。
佛教很旱就发展出了僧伽组织，其口传经文约在公员前上世纪左右以两种印欧语言记录成文，其中巴利文佛经保存在锡兰，以梵文写成则主要通过汉译和藏译佛经保存下来。佛经一般分为经、律、论三藏（Tripitaka　）　，卷帙繁浩。以汉泽三藏为例，全部加起来有1600　多部，共计5000多卷。
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是一种普世宗教，信佛的人在佛法上一律平等。正如地中海地区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佛教也传播得很广。印度旅行者和商人通过海路将佛教带到了东南亚和华南地区。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次大陆的西北地区时，佛教也随之传入了希腊诸邦。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干达拉（Candhara　）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当时大月氏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迎王（约公元100　年前后在位）也大力弘扬佛教，在中亚广泛传播佛教教义，像华北的佛教就是从这里经西域传入的。佛教的第三次传入，是几百年后从西藏向北传入蒙古地区，这已是揉合了大量印度教教义的佛教末流，并且很快又吸收了西藏神魔崇拜中的一些成分。由之产生的喇嘛教和神权社会与原始的佛教教义已经很少有相似之处了。但即便是原始佛教也很早就分裂为大乘与小乘两种教派。小乘佛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教义，现流传于锡兰（今斯里兰卡―　译者注）、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而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则属于大乘佛教。
大乘之“大”在于它的兼容并蓄。由于它区分了“真谛”（绝对真理）与“世俗谛”（相对真理），因而能涵括各种适用于不同程度之信仰者的“中道实相”。后来从大乘佛教中又衍生出大量玄学思辨体系和庞杂的神系。与原始的无神论佛教不同，大乘佛教鼓吹万劫万世中有恒河沙数的佛，而且还创造出“菩萨”的概念，据说后者宁可暂不成佛以便解救沉沦的世人。
因为菩萨以解救众生为己任，所以大乘佛教教义的重心从“自度”转向了“度他”。虔诚的信奉是最重要的。一部广为流传的大乘佛经《　妙法莲华经》　预言说将来众生（佛教认为人和动物都是众生）都会得到超度。自然，菩萨也成了大乘佛教中受人欢迎的神袄。如阿弥陀佛，本来只是一名菩萨，后来却成了掌管“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救世主。再如观音菩萨，原系男性，后逐渐转变为女神，以大慈大悲而著称于世。这样，大乘佛教便提供了各种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神抵以满足世人的需要。
涅磐的意义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至少对一般的大乘佛教徒而言，其意义特指人在死后超生到极乐世界。佛教对这种极乐世界的描述可谓详尽之至，而对阴司地狱的渲染更是绘声绘色。菩萨普度众生的理想导致了大乘佛教对“善果”即行善以求好报的强调。这样，佛教就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它避世静修的本义。“善果”的观念使社会工作变得很重要；世人通过信仰便可以得到超度，这样僧院制度、禁欲和苦行便成为可有可无之事了。
佛教传入中国
上述的许多观点都产生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但早期大乘佛教能容忍其他信仰的态度及兼容的特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比原始教义更加迎合了中国人的胃口。佛教甫入中国时曾被视作道教的流亚，对“胡化”的华北和萎靡的江南均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对于迷信者而言，它是一种有灵验的新法术，对于士大夫来说，它又是新观念的催化剂。总之，佛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普世信仰，而佛教教义所蕴含的则是另一大文明的精华：印度的玄学与原始科学、高雅的文学、优美的宗教艺术、充满美感的仪式、对乱世充满吸引力的宁静的寺院生活，在人们无路可走时给予的解脱承诺　　
据史书记载，佛教东传是公元64　年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的结果。这个故事颇有神示天启的味道，不过当时楚王已经在宫中供养了一批和尚，而到了公元2　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现越南北部地区。在中国各地的信徒们很快建起了佛塔（supa　）。这些塔吸收了中国建筑的特色，逐渐演化为今天东亚十分常见的木头或砖石结构建筑。
起初可能是那些西域商人将佛教带入了中国，但不久西域僧人也纷纷来华传教，如安息王安世高就曾于2　世纪末在洛阳传教并翻译了一些佛经。另一位大翻译家即是大家所熟悉的鸠摩罗什，他原籍印度，出生于中亚（今新疆库车）；　382　年被前秦符坚用武力请回中国后，主持了一项巨大的佛经翻译工程。他译的98　卷经书中，至少还有52　卷流传至今。
渐渐地中国佛教徒成了传教的主力。在3　至9　世纪之间去印度取经的僧人中，有名可查的就有二百来位（其中还有九名朝鲜人）。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留学”活动。如法显和尚于399　年取道中亚到印度取经，414　年泛海返国。由于印度人对历史缺乏兴趣，他们的纪年极为混乱不清，所以法显等人的游记对于确定印度和中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当属玄奘法师，他于629　年至645　年之间取道中亚赴印度取经，他撰写的《　大唐西域记》　是求法游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还有一位义净法师，他曾于671　年至695　年之间途经南亚到印度取经，他编著的《　佛国记》　收录了50　多种求法僧人所写的游记。
　
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不同，佛经在中国首先受到了上层人士的欢迎，其后才传播到了下层民众当中。起初佛教在胡人政权地区传播较快，大约是因为这些异族统治者对这种外来宗教不存偏见之故吧。鲜卑族的北魏（　386一534　年）皇帝虔心向佛，当时开凿的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都保留下具有早期东传佛教风格的精美佛像。不过到了6　世纪，佛教不仅在北方盛行，在南方也大大流行开来。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能够容忍儒道二氏，认为道教这种信仰虽然落后，也自有其道理；而儒学则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学说，与其基本教义并不冲突。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一直致力于整合“三教”或使之并行不悖、各行其事。不过，这时佛教无疑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时许多士大夫和艺术天才都倾力于译经、讲法和兴建装修寺庙。
从4　世纪到9　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国和东亚的佛教化时期。在此期间，佛教传遍了除去西伯利亚和西亚之外的整个亚洲大陆，使该地区获得某种空前绝后的文化凝聚力。印度本土的佛教早在6　世纪就开始衰落，到了15世纪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中亚地区的佛教也因9　世纪伊斯兰民族的入侵而消灭，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小乘佛教与东亚的大乘佛教开始分裂，而此时汉传佛教也开始严重地衰败下去。
三、“胡人”重建帝国
强大的帝国传统
观察4　世纪的世界历史，人们也许会认为罗马帝国国柞正长，而中华帝国则已然日暮途穷矣。中国北部的中原地区己经完全被胡人占领，南朝诸国显然无力统一全国，而此时全国又受到一种外来宗教的侵袭，并且这种宗教所鼓吹的禁欲思想、出世主义还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及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
不过中华帝国最终得到了重建，而罗马帝国却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入侵中原的胡人希望能代替汉人统治他们已经征服了的帝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并无二致，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终于达到了目标，在5　吐纪中叶几乎是“复制”了秦一汉帝国，并最终在7　世纪建立起更为强盛的大唐帝国。这与罗马帝国渐渐消亡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成为亚欧两大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
为何中华帝国得到重建而罗马帝国却一撅不振，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南朝与希腊拜古庭帝国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帝制传统，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也超过拜古庭对意大利、法兰西诸邦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汉朝的帝制模式要优于罗马帝国。上承“天命”的中闰皇帝受到民众的支持，他通过选拔贤人担任政府职务来实行公正、有道德的统治，这比罗马帝国的法制理念更易为当时的人所接受。汉字可能也起到了希腊拉丁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文化凝聚作用。　“蛮夷”们如果想能掌握读写就必须学习汉文，因为汉字很难与胡语混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方言各异而且相互之间很难听懂，但中国人却都使用汉字。最后一点是，汉人人口众多，这就使中国比欧洲必决、更彻底地把蛮族吸纳、同化了过来。由于中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型，它生养了更多的人口　，而入侵的异族也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周围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
五胡十六国
中国人传统上把4　世纪的异族入侵者称为“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5　个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早在281　年就侵入了中原，氐族亦于296　年发难造反，至于异族的大举入侵则发生在304　年匈奴人造反之后。
从304年到309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许多汉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历史学家称之为“十六国”时期。匈奴人于316　年攻陷洛阳后建立了赵国，亦称“前赵”，以区别于“赵”将石勒于329　年所建立的“后赵”。石勒试图建立一种更为严格的部落统治，因而对待汉人十分残暴，于是国人最终在349　年发动起义诛杀了石勒的继任者。
同时，一名汉族将军在甘肃建立了前凉，鲜卑族在今北京地区建立了前燕，而氐族首领符坚则于370　年在旧都长安建立了前秦。前秦于370　年灭掉前燕之后暂时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
384　年一位氐族大将在长安发动政变灭掉了前秦，建立了后秦，紧接着鲜卑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后燕，在山西建立了西燕，而氐族人则在甘肃建立了后凉，在西部边疆建立了西秦。这几个王朝大都是昙花一现，后来继起的6　个“王朝”也是如此。
北魏
最后，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并统一了华北地区。拓跋氏在匈奴南下时迁到了山西北部，于386　年建立了魏国（北魏），并打败北方草原上新崛起的几个游牧民族。公元439　年，北魏在灭掉了其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后，统一了北方地区。
北魏占领了人烟稠密的华北平原农业区后，这个胡人政权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曾经统一华北的前秦一样，北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半汉化的国家，而现在文化同化的进程更是加快了步伐。农田并没有分给拓跋氏贵族，而是按照汉人政权的传统方式分配给了农民。至于拓跋氏贵族自己则等于降到了一介武夫的地位。5　世纪晚期，民族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北魏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推行汉化政策。从493　年到494　年，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山西大同迁到了曾为东汉和西晋首都的洛阳，与此同时他还规定汉语为惟一的宫方语言，命令拓跋氏贵族采用汉人的服装、风俗、姓名并鼓励他们与当地汉人通婚。
这种全盘汉化的政策在524　年终于引发了一部分氐族军队的造反。从此北魏政权逐渐为国中几大家族所把持。从534　年到535　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皇帝只不过是手下权臣的傀儡罢了。后来这些权臣干脆篡位自立，分别于550　年和557　年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北周建都长安，以渭河流域为根据地，于557　年灭掉北齐后乃成为北方第一号军事强国。
四、隋唐
大一统隋帝国的建立
581　年，有鲜卑族血统的北周大将杨坚篡位建立了隋朝。这时，少数民族已基本溶入华北地区，所谓“华夷之辨”不过是理论上的区别罢了。这位混血儿将军在589　年灭掉陈国后又一次统一了全国，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隋与800　年前的秦朝很是相似。开国之君重新统一了全国，但传到继任者手中时又失去了江山。隋朝皇帝和秦始皇、秦二世一样野心勃勃和急功近利，这就超过了归顺不久之臣民的承受力和忠诚度。隋场帝（604一618　年在位）即是如此。不过，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　建造了宏伟的宫室，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此时，胜利的指针再次指向了中原。胡人政权好比“阴”，为中国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建功立业的热情，而这最终又导致了“阳”―　中原大帝国的重新崛起。中国重新控制了越南北部地区，并发动了对南越和台湾的远征。在北方，突厥（即后世之土耳其）推翻了氐族首领的统治后，于581　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归顺了中国，而隋朝在609年更又征服了藏北的吐谷浑。
不过，隋炀帝一再发动征伐并大耗民力修建运河、长城和宫室使自己失去了民心。612　年场帝东征高句丽失败后，朝廷的声誉大受打击，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炀帝被迫草草收兵结束了他的东征。615　年炀帝大败于以前一直归顺的东突厥，这时帝国开始四分五裂。炀帝匆匆逃往江南后，于618　年为手下的臣子所弑，隋朝乃告灭亡。
　
唐：世界性的大帝国
在隋亡以后的群雄逐鹿中，李世民成为最后的赢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