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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的十亿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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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的情形又如何呢？塞拉利昂是一个其人口发展指数（一个综合了预期寿命、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度量标准）处在最底层的穷困潦倒的国家，它们的国民最有充分的理由来表示怨愤不平。叛军领袖弗迪·桑可（FodaySankoh）距离中大奖般地获得权力是如此接近——他的势力和政府中的势力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他曾被许诺会提供给其令人瞠目的〃招安〃交易条件，包括副总统的位子。显然，桑可一口回绝了；获得国家第二把交椅的位子并不是他想要的。作为这一许诺的替代品，他声明他的目标是政府的一项特权，即掌控塞拉利昂奇货可居的钻石特许权。而桑可的叛军实在不是什么骁勇善战的材料，他首选的兵源是些十几岁的瘾君子，容易控制而且六亲不认。他们最爱的战略是对平民实施恐怖活动，包括砍掉村民甚至小孩子的手脚。
第一部分 第9节：战乱陷阱（5）
战争的代价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你会怎么看待内战的资产负债表：代价和遗留问题。内战是一种发展的倒退，它对战乱国家本身和邻国都会造成伤害。让我们先从战乱国说起。内战大约每年会将增长削减2。3％，所以一场典型的〃七年战争〃会使一个国家比其发生战争前还要穷上15％。当然，战争比单纯的长期经济萧条更糟：它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死去的人们更多的不是在实战搏杀之中被杀死，而是死于疾病。战争创造了难民，他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垮掉、疫病流行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一位年轻的西班牙研究者马尔塔·雷诺…奎尔罗（MartaReynol…Querol），在对内战、移民活动和疟疾的影响范围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内战所引发的移民，会加剧疾病对避难所中人群的影响。疾病的蔓延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难民自己根本无法解释清楚。所发生的情形可能就像这样：当难民们坐着牛车背井离乡时，他们被暴露在带菌者所携带的疾病之中，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免疫力，所以便染上了疾病，随后他们又带着病菌来到避难所，传染给已经住在那个区域的人。
经济损失和疾病都是后患无穷的，它们都不会随着战火平息而停止。内战带来的大多数损失，或许有半数以上都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自然产生的。当然，如果有时起义胜利能够迎来一个社会公正的时代，那么这种起义就势在必行，可这种情况实在鲜有发生。政治上的遗留问题通常会和经济上的遗留问题一样不堪，那就是政治权利的丧失。叛乱是极为不可靠的一种争取积极变革的方式。叛军领袖声称发起内战是为了他们祖国的利益，往往是在自欺欺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约纳斯·萨文比靠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同盟控制下的安哥拉钻石生意，敛财约达40亿美元之多。在竞选总统失败后，他将生活忘我地投入到了重新发动内战的事业当中，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享受亿万富翁的生活。
他们的追随者、叛乱的走卒们，加入反叛运动团体往往是由于别无选择。我之前提到过，弗迪·桑可就偏爱招募那些青少年瘾君子入伙。而在乌干达，以建立遵循十诫的政府为起始目标的圣主抵抗军，通过用武力包围一个偏远的学校以及放火烧校来招募新兵。对于设法逃出火海的男孩儿们，会让他们在被射杀和入伙之间做出选择。那些入伙的孩子会被逼在自己家附近犯下一宗暴行，比如强奸一个老太太，以使男孩儿们更难重返家园。这种方式的招兵行径大多匪夷所思。当尼泊尔的叛乱组织开进一个地区时，年青人们更多的是逃之夭夭而不是欣然入伙；显然，他们害怕的也是类似的武力征兵方式。而在十月革命期间，政府迅速垮台，400万人做了逃兵，尽管任何被找到的人都会遭受残酷的对待。逃兵率有一种有意思的变化：它在夏天要高出许多，而不是在俄国的严冬。原因是什么呢？这是由于兵源多为农民，在夏天，他们有庄稼需要去照看，打仗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件太奢侈的事情了，反而在冬天没有那么大的关系。经济性的时机确实能够决定一支叛军能否较为轻松地维持其兵力。
第一部分 第10节：战乱陷阱（6）
学者们现在开始通过对反叛者进行现场调查，来更为严格地研究叛军征兵的过程。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年轻教授杰里米·温内斯坦（JeremyWeinstein），在一些曾经的反叛组织中做过调查，包括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RENAMO）、联合革命阵线（RUF）和一个特别暴力的塞拉利昂组织。杰里米的其中一个结论很重要，却也令人沮丧，即一个反叛组织的最初动机会逐渐腐化。试想你是一位起义领袖，决定发起一次运动来为社会公正而战。你得到了一些枪，或是从一些乐于制造事端的友好外国政府那里获赠一些枪。现在你需要征兵，年青人们纷纷出现在你的丛林司令部表示自愿参加。你该接受他们么？这些志愿者中，确实有一些人是因为喜欢你这位为社会公正而战的有潜力的斗士，才来主动请缨的；但其他人，不幸的是，只是为了一个有杆枪就能到处横行霸道的机会才被吸引来的。而且，根据心理学家研究，任何一个区域中都有大约平均3％的人有精神问题的倾向，因而你可以肯定那些招募的新兵当中有一些人的精神会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能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前途而来的，尽管机会渺茫；如果生活实在无以为继、不堪忍受，那么不必多么高的成功几率也足以令人动心。叛乱成功时可能会过上好日子，即使是这么点渺茫的机会都变得值得去争取，尽管会冒着失去生命的巨大风险，但与一生都将在穷困潦倒当中度日的前景相比，死亡并没有那么糟。温内斯坦研究的核心观点是，现存的自然资源财富（石油、钻石，甚或毒品）具有发财致富的可观前景，所以一些年青人争先恐后地参加叛乱，更多的是受这种发财机会鼓动，而不是为了履行寻求社会公正的使命。理想主义的起义领袖会发现很难将这些人筛选出去，他可以试着拒绝那些提不出正确的口号的人，但很快每个人便都会鹦鹉学舌般地学会了。渐渐地，反叛团体的成员就会从理性主义者转变成投机分子和虐待狂。
目前，在尼日利亚的三角洲地区（那里是该国的石油出产地），一场叛乱正初现端倪。一名尼日利亚博士生安得罗卓·奥耶弗西（AderojuOyefusi），最近完成了对那一地区1500人的民意调查，以查明有多人准备参加叛乱。三角洲地区一直是叛乱传奇产生的温床，因为它汇集了四大〃毒素〃：石油公司（贪婪）、环境的恶化（逆天）、政府军事干涉（压迫），以及一位舍身成仁的英雄——激进主义者肯·萨洛…威瓦（KenSaro…Wiwa）于1995年被尼日利亚政府绞死（崇高）。安得罗卓试图确定，那些想要加入暴力组织的当地人，是否是因为不满于社会的不公。为对此进行评估，他问人们是否感到怨愤不平，并据此将他们进行分类。他惊讶地发现，那些感到怨愤不平的人，并不会比那些没有受到侵害的人更有可能加入到暴力抗争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特性使人们更有可能投身于政治暴力之中呢？主要有三大要素：年轻气盛、未受教育以及无依无靠。将其中任何一个因素考虑在内，我们都很难去将这些被征召者的特征与一个为了社会公正而战的急先锋形象融为一体。
第一部分 第11节：战乱陷阱（7）
暴力群体最有可能在那些地方形成呢？有人可能会认为应当是在那些掠夺社会性收入最为严酷的地方，而这也被认为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石油财富被石油公司和联邦政府窃取，而不是用来造福人民。但安得罗卓在对这1500人的调查中发现，某一地区所拥有的社会性收入和这一地区趋于政治暴力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暴力常发生在有油井的地区。按照主流话语对此想当然的推论，这种情形应归罪于石油公司，因为它们将环境都破坏了。但如果这真的能解释得通，我们反倒更摸不着头脑了，因为当这一地区只有一口油井时，暴力爆发的风险便会急剧飚升，可当这一地区有两口油井时，风险就会降低，要是有20口油井还会变得更低。这可就是咄咄怪事了，因为环境破坏照理说应当是随着油井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在向石油公司收取〃保护费〃，而不是因为它们造成的环境破坏激起了义愤。要是一口油井都没有，也就没有什么好去勒索的，也就没有什么暴力抗争。有一口油井时，收取保护费便成了一种好买卖。可要是这一地区有了更多的油井，那么石油公司掏钱求个太平的可能也就更大了，便犯不着动刀动枪了。
第二部分 第12节：自然资源陷阱（1）
第三章自然资源陷阱
战乱不是唯一的陷阱。另一个更为矛盾复杂的陷阱，是在贫困的境况之中发现了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你通常会期望自然资源财富的发现能够带来繁荣，而有时它也真的可以。可这些只是特例。有时候资源财富会为战乱陷阱推波助澜。但即使是在那些处于和平之中的国家，资源财富也往往不能促进增长；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资源出口所获的盈余反而缩减了增长。经济学家用术语〃租金〃（rent）来表示包括普通边际利润率在内的全部成本所获得的超收收入，而称之为租金似乎就意味着它是损害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大批资源丰富的国家越来越贫困，不仅由租金收入中的一次性所得被抵消，就连增长也丢失了。
显然，如果你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你就能负担起疏于进行常规经济活动的后果。整个社会都能像退休了一样，靠着这笔财富产生的〃不劳而获〃的收益去安享清福了。这就是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一样的波斯湾国家中的情形，它们都是稳坐钓鱼台，坐等巨额的石油收入。可这种财富食利国实属凤毛麟角。更多的资源丰富国从资源中所获的收益，仅够维持中等收入的水平，而不会超出这一水平。为充分地发展，它们需要控制好资源财富以获得增长。这并非易事，因为通常的模式一直是停滞，更确切地说，是繁荣和衰败交互出现，彼此抵消这更多是在描绘中东和俄罗斯的情形。我不得不讨论的资源财富问题，也与这些停滞的中等收入国家群体相关。然而我主要的关注，还是在于第三类资源丰富的国家群体：那些贫困的国家。资源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当中如此举足轻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实在太过衰微，可这些资源却还是不能将之提升到中等收入的水平。在最底层的10亿人社会中，这类资源丰富的贫困国多到不成比例：大约29％的人生活在财富资源占据国家经济优势的国家当中。因而资源财富成了一种导致最底层的10亿人贫困的部分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资源财富会成为一种问题呢？
不稳定的收入显然很难管控。在价格高涨的时期，政府部门自觉财大气粗，便大肆挥霍。在肯尼亚，一个部门将其预算提升了13倍，还拒绝区分优先次序。大概是它估计其他部门很可能也是这么做的，这样一来，应当为行为负责的义务便很可能便被抛诸脑后了。由于这类行径的普遍泛滥，合理的公共投资很可能成了天方夜谭。更糟的是，尽管在繁荣初期，能够迅速增加公共开支，但到了疲软阶段却很难削减开支。那时候被削减的往往不是繁荣之初兴起的无关紧要的项目，而是在政治上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项目。因而在繁荣期间，外交部门的职业可能会勃然兴起，而到了疲软时被削减的反而是基础投资。
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现象，使选民们很难分辨出政府何时犯下了错误。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尼日利亚享受着巨大的石油繁荣。政府却将这种繁荣败坏得一塌糊涂，大肆借款，并将钱花费在了大量充斥着腐败的、劳民伤财的项目上。即使是在繁荣时期的一些好时光中，普通百姓不可避免地遭了殃。1986年世界石油价格下跌时，尼日利亚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财源广进的好运戛然而止了。石油收入锐减，银行也不愿再贷款给它们；非但如此，银行还想要它们还贷。从石油大赚和大肆借贷，沦落到石油收入微薄和偿还贷款，这使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水平顿时下滑了一半。无论普通百姓是否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们都将会注意到这种灾难性的衰退。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发起了一些有限的经济改革，得到了国际金融机构的高调支援。改革被精心装扮上了旗帜鲜明的政治外衣，成为一种结构性调整计划。尽管改革是适当的，成效是显著的，出口量也比石油繁荣时期的任何时候都增长得快；但这些非石油出口的微小增长，还是轻而易举地被石油价格的暴跌和从借贷转为还贷的损失吞没得一干二净，随之而来的便是消费紧缩。改革引发的增长仅仅有助于稍稍缓解生活水平下降的惨景。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但却不是在尼日利亚人眼中所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尼日利亚人认为他们所经历的令人胆寒的贫困化扩大，是由大张旗鼓的经济改革所招致的。因为直到进行改革之前，生活都还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等到改革一开始，贫困便排山倒海般袭来。深信这一点的尼日利亚人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遭受这样一种破坏性的〃改革〃？他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的推断，那就是国际金融机构阴谋毁掉尼日利亚。有一次我用我所持有的联合国通行证造访尼日利亚，当开始还面带微笑的入境官员一眼扫到〃世界银行〃的字样时，他顿时收起了笑容。〃我是不会和你握手的，〃他说，〃世界银行憎恨穷人！〃这种对于繁荣和衰败交替循环的情有可原的误解，使得在尼日利亚更难觅得支持经济改革的选民。普通百姓（本来应当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怀念的是那些管理不善的日子，因为那曾是繁荣昌盛的好时光。马克思主义者曾使用过一个术语——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正好适用于描述这种大众的误解。
第二部分 第13节：自然资源陷阱（2）
因而波动性便是你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见识到的东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多事例相继出现，于是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恢复了对自然资源租金问题的关注。从那时起，政治学家也开始介入，提出资源收入败坏了统治。我没有对早先的经济解释置之不理，不过还是认为指向统治的证据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我认为政治学家的分析并不够深入彻底，他们通常都将资源问题视为催生独裁政治的症结所在，例如认为是石油导致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出现。对此确实有绝佳的证据可以证明，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更糟。
资源诅咒问题的核心，是资源租金造成了民主的失灵。你或许认为民主正是资源丰富的社会所必需的，毕竟在这些社会当中，国家总会有大量的资源需要去管理，而民主可以提供某种独裁所缺乏的秩序。也就是说，在国家拥有大量自然资源时，你或许期待着民主能够在经济上大有作为。你或许就是这样想的，但这就大错特错了。我打算在存在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为选举竞争提出一条全新的弱肉强食规则，即富者生存。
在许多社会中，裙带政治或许比提供公共服务更能有效地使用公款来拉选票，然而实行起来的代价未免过于高昂。为了使这一策略切实可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便不得不暗中蚕食公款。在使用资源收入来供应公共服务和使用资源收入来提供私人裙带之间，显然有一个关键的差别，那就是裙带关系打破了用于公共资源管理的所有规则。为给裙带提供资金，政府首先需要从预算中挪用公款，移入到贿赂基金之中。如果对挪用公款的限制足够严格，那么裙带政治就会因太过昂贵而无法实行了。我们认为，这就是资源租金扮演颠覆性角色的地方。如果在权力上具有有效的制衡，社会就能从裙带政治的手中被挽救回来，即使政党被给予这样的机会，它们也只能遵循选举竞争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社会具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是值得庆幸的，这是政治家们根据他们服务于大众的内在动机去进行选择，才使权力制衡得以加强的。在裙带政治寸步难行的地方，人们更可能是因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感兴趣，才会去留意政治的。当然，对于那些裙带政治大行其道的社会，情形便恰恰相反：民主政治会更倾向于招徕鲜廉寡耻之徒而不是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自由竞争会造成适者生存，但在裙带政治大行其道的地方，选举竞争只会将胜利留给腐败。我们因此得出了政治的竞争规则：富者生存。
第二部分 第14节：自然资源陷阱（3）
一天晚上，尼日利亚税务部门的一个主管邀我共进晚餐。实际上，他是个前主管，刚刚从供职的地方辞职，退回到私营部门去。晚餐时，他告诉我他为什么干不下去了。两年来，他一直在努力通过立法机构对一种小额税金进行立法：它没有什么值得异议的，在技术上也只不过是件收尾工作。它的通过需要获得相关委员会的主席首肯——而这位主席却问他：〃多少钱？〃就是说，委员会的主席想要从税务部门那里索贿。没有贿赂，就没有立法。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规矩；这就是日积月累地的结果，裙带政治只会引来鲜廉寡耻之徒。
为何巨额资源收入会削弱政治上的约束机制？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巨额资源收入从根本上减少了对税收的需要。因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再需要税收，公民们也就不会主动关注公共产品的提供，并要求详细审查他们所纳税款是如何支配的。这种对职责背弃的通常形式被大家熟知很久了，它往往被视为是对资源丰富的社会为何会更可能走向独裁的一种解释。我们的重点在于，这种对职责的背弃其实是发生在民主政体之内的，至少按照选举竞争的标准来说，它是民主政体。被破坏的不是选举竞争，而是对于如何使用权力的政治约束机制。
我们发现，资源租金逐渐侵蚀了权力的制衡。它使得选举竞争不再需要严格符合正当程序。如果政党选择了通过施惠的手段竞得选票，它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而在种族忠诚和缺乏新闻自由的环境中，这也是拉取选票最为合算的手段。任何党派若是过于理想，选择使用公共服务路线来呼吁投票者的支持，就只会输掉竞选。
政治学家已逐渐发展出一种对权力的政治约束机制的定量评测标准。由于这一体系的全部定量化，它自然存在着不足：它仅仅将大约17种可能的权力制衡叠加在一起，纳入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独立自主的司法部门，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诸如此类。它并不理想，但聊胜于无。一些民主政治擅长选举竞争，但却不善于权力制衡，另一些可能恰恰相反，而发达国家的民主通常是二者兼备。当我们将这两种标准引入我们对增长的解释时发现，它们与资源租金结合的方式恰恰相反。尽管选举竞争会极大地恶化资源租金对于增长的贡献，约束机制却能极大地提高资源租金对增长的贡献。
第二部分 第15节：自然资源陷阱（4）
资源丰富国施行的民主如果具有充分有力的约束机制，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而在实践中，怎样才算是〃充分〃呢？让我们回到那个拥有价值20％GDP的资源租金，以及激烈的选举竞争的国家。记得我们提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各政府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与一个独裁国家相比就会丧失整整3％的增长率。根据我们所使用的权力制衡的定量标准，社会仅仅需要17种可能的约束措施中的4种，就足以消除这种劣势，而有了8种约束措施，它就能反败为胜，反超独裁政治2。8％。只要17种约束措施中的4种，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多，但不幸的是，这已是资源丰富社会通常所具有的两倍了。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各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但悖论的是，它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缺少权力制衡。
那么，如果一个社会添加了17种约束措施当中的4种，是不是就足以如愿以偿了呢？大多也都不太可能。定量的指数只不过是粗略的估计，而不是一份蓝图。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种权力制衡最为重要，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探讨得更深入一点。如果非要说哪一种约束措施最为重要，那就非自由的新闻舆论莫属了。有个叫做〃自由之家〃的组织，多年来将全球的新闻自由状况纳入到一个评分系统中。评分相当粗略：只有自由、部分自由、完全不自由。我们使用它来考察在资源丰富社会中的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上是否有所不同。我们发现自由的新闻舆论相当普遍地与更快的增长率关联在一起，但这种效应在资源丰富的背景下显得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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