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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的十亿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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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试图追查权力制衡能改进哪一种政策。目前我们已推导到了投资决策：权力制衡可以提高投资回报。有关权力制衡能够提高投资回报的实际事例，可以见于非洲最重要的产油国尼日利亚。在1979年之前的大约10年内，尼日利亚一直处于军事独裁之下。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在1979年国家回到了民主之下，推选谢胡·萨格里（ShehuShagari）为总统。不幸的是，他的政权结果成了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受裙带关系驱使的选举竞争的典型例子。政府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恢复了一个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这一修建大坝的项目是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核准的。现在这一项目又被重新提起，只是它的花费根据新合同，已从1。2亿美元升至了令人瞠目结舌的6亿美元。政客们不惜血本地收买那些能够让他们当选的投票者，如今便迫不及待地要收回自己的投资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从大坝项目中捞油水。
第二部分 第16节：自然资源陷阱（5）
第二个例子同样出自尼日利亚，时间要更近一些。1983年底，尼日利亚再次落入军事专政的魔掌中，直到1998年才又回归到民主领导之下。到了2003年，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Obasanjo）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也曾于1976~1979年间，担任军事统治下的国家首脑）。他的第一个任期，就像萨格里的政权一样，是从军事统治向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而且也确实与萨格里的政权如出一辙。选举竞争十分激烈：在2003年的选举中，80％的在任参议员被击败。与此相应的是，权力制衡名存实亡；根本就没有时间让它们各就各位，权力部门的所有利益都对权力制衡视若仇敌。而奥巴桑乔却鼓起了相当大的勇气，开始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引入缺失的权力制衡。首批措施之一就是要求公共投资项目需要公开竞标，而这一约束措施令人吃惊之处，就在于它之前居然一直缺席。当这一要求最初提出时，造成了些许反复：之前批准的项目又重新进入竞标范围。竞标的过程使这些项目的成本平均降低了40％。
这两个尼日利亚的案例——由缺乏约束的选举竞争产生的过渡政府导致大坝修建成本巨额增加，而基础性的约束措施则导致公共投资项目的成本大幅降低，这说明资源丰富的民主国所面临的危险无处不在。
第二部分 第17节：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1）
第四章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
在我担任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期间，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加纳人来拜访我。他是中非共和国首相的经济顾问，这说明了中非共和国的某些事情——首相找不到合适的本国公民来做自己的经济顾问。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人本来就很少，而多年来的施政不当更使这些少数人流亡国外，甚至连它们的首相都是回归的流亡者。不管怎样，这位认真的年轻人读过了我的著作，希望得到一些建议，使国家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终于，我于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国家电视台的全体人员在机场迎接我，好像我是什么知名人士一样。这也同样说明一些事——没有什么名人造访中非共和国。当我和政府进行商谈时，我问了它们一个我在给政府提建议时经常会提的问题，常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能够迫使人们给出具体的回答，而且它还可以作为测试人们胸中抱负的试金石：即20年后他们最希望发展得像哪个国家一样？一群政府官员进行了一番内部讨论之后，给了我一个回答：布基纳法索。布基纳法索！事实上，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个愚蠢的回答。两个国家在一些重要特点上确实有共同之处，而布基纳法索也在其现有条件下努力发展。但它仍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非共和国试图实现的预期目标，竟然只不过是在20年后成为现在的布基纳法索，这实在令人绝望。
邻邦问题
当我管理世界银行研究部时，有幸得到托尼·维纳布尔斯的有力辅佐，来带头做贸易方面的研究。我鼓励他进一步研究被陆地包围的问题。维纳布尔斯设法找到一个集装箱从美国和欧洲的港口运输到世界各国首都所需成本的相关数据。毫无疑问，前往内陆国家的首都的运输成本更高。但令人震惊的是，运输成本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似乎并不取决于距离的远近。维纳布尔斯最终追查到了原因所在，即内陆国家的运输成本取决于它的沿海邻国在运输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也就是说，内陆国家受到其邻国的制约。
为什么乌干达贫穷而瑞士富有？实际上部分原因是瑞士通往海岸的通道依赖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基础设施，而乌干达的通道依赖的则是肯尼亚的设施。你认为哪个会更好些呢？如果作为内陆国家，你通往海岸的交通通道质量低下，你又不能对此进行左右，那么你就很难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因为任何产品都需要运输，所以忘记制造业这个迄今为止快速发展的、最为可靠的推动力吧。交通不利，就一切免谈了。
但我怀疑邻国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许内陆国家不仅依靠邻国与海外市场连接，也可以将它们作为直接市场。也许德国和意大利并不是在瑞士通往世界市场的路上，它们本身就是瑞士的市场。瑞士没有与它的市场隔绝，而是被市场包围着。那么，为什么乌干达不是这样呢？根据定义所有的内陆国家不是都被邻国所包围。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邻邦都适合做市场。与瑞士相邻的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而乌干达的邻邦则是停滞发展近30年的肯尼亚、卷入内战的苏丹、爆发种族屠杀的卢旺达、彻底崩溃的索马里、因灾难深重的历史而更换原国名扎伊尔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曾侵略过乌干达的坦桑尼亚。至少在近几十年内，你可以判定瑞士有更好的邻邦环境。至于中非共和国，或许你可以去看看地图。大体上来看，它的生命线应该是乌班吉河。那曾经是运送木材的低成本高效益的途径，而木材是该国的重要出口产品。但不幸的是，中非共和国的下游地区属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那里内战四起，天下大乱。因此河运停止，改为路运木材。实际上，真是用路在运。这些木材数量惊人。我依稀记起在某处，车载量的不断加剧对公路造成了巨大的损坏。在公路上用力拖拉这些木材毁坏了公路，我当时就站在路边，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第二部分 第18节：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2）
我决定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内陆国家是如何发展的，它们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邻邦的影响？这次我的合作伙伴是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学院的教授斯蒂夫·奥康奈尔（SteveO'Connell）。我们发现地处内陆是否会成为问题，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面临着其他什么机遇。如果它拥有大量剩余自然资源（参见第三章），那么无论是不是内陆国家，它都将前景看好。这也是为什么同为内陆国，波茨瓦纳却发展得很好：它善于管理自身巨大的自然资源财富。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看到，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根据〃荷兰病〃理论，它很可能在其他出口方面失去竞争力。地处海岸不会使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获得它地处内陆就会失去的出口机会，因为机会已经被资源的充足性所决定。资源丰富的内陆国家在出口资源时不会处于劣势，因为自然资源通常都如此宝贵，以至于即使运输成本高也能够出口。的确，与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相比，资源丰富的内陆国家至少有抓住机遇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像波茨瓦纳一样。
因此在确定严重阻碍增长的因素中，增加被陆地包围这项特征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仅限于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不过也还是会囊括最底层10亿人中的30％。
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否为内陆国，都受益于邻国经济的增长：一国的增长有溢出效应。就世界平均水平来说，如果一国的邻国经济额外增长了1％，该国经济就会额外增长0。4％。因此良好的邻邦环境，对每个国家的快速增长都非常有帮助。全球范围内，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似乎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来背负邻国的不利影响，因为对内陆国家来说，邻国经济增长的增长溢出效应不是0。4％，而是0。7％。因此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就要使自己的经济定位邻邦，以服务于邻国的市场。如果你是沿海国家，你就要为世界服务；如果你是内陆国家，你就要为邻邦服务。身为瑞士，这样做自然劳有所得；可如果是乌干达，情况就没那么好了，因为邻邦或许更具备地理上优势的（不是临海就是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它们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总不能抓住增长的机遇。总而言之，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必须依靠邻邦来增长（它们还能做什么呢？），但这种选择是否会带来生机，还是取决于它们的邻邦是否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增长陷阱中。
第二部分 第19节：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3）
再来看看乌干达的邻邦。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多年来因政策不力而经济阻滞（这个陷阱我们之后还会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索马里都受战争所困；卢旺达和乌干达一样处于内陆困境，更不要提国内的大规模冲突了。乌干达无法连通全球市场，不仅因为肯尼亚公路上的运输成本很高，也因为它无法将自身经济定位在邻国那里，因为它的邻国同样身处困境。
资源匮乏而且身处内陆，再加上邻邦不是缺少机会就是抓不住机遇，这很容易导致一个国家驶上经济增长的慢车道。可陷入这种局面的国家有很多么？不，在非洲以外根本没有这样的国家。除去非洲，在发展中国家里，只有1％的人生活在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换言之，在非洲之外的地方，远离海岸且资源匮乏的区域难以维系支撑一个国家。确切地说，那些区域如此依赖邻邦，与其独立，还不如成为它们的一部分。但非洲不同，因为有大约30％的非洲人口居住在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按理说，这些地区不应该成为国家。但事已至此，这些国家存在着，而且将继续存在。
情况将会变得更糟。从全球范围俩卡，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至少有一部分在调整经济，从邻邦获得最大化的增长溢出来看，以便部分解决自身的问题。如前所述，对内陆国家来说，如果邻国经济增长了1％，那么它的经济就会增长0。7％。非洲却不在此列。非洲的内陆国家并不根据邻邦进行经济定位，它们的基础设施和政策要么完全内向发展，要么全然面向世界市场。邻邦只是在通往世界市场的路上，却不能成为市场。这表现在增长的溢出上。在非洲，如果邻国经济额外增长了1％，那么该内陆国家的增长溢出效应是多少呢？基本上没有溢出效应。无论是否是内陆国家，世界各国在这种情况下的增长溢出效应的平均水平是0。4％，非洲以外的内陆国家是0。7％，非洲内陆国家则是0。2％——实际上基本上为零。当然，迄今为止这还不成之为问题：因为通常在非洲，内陆国家的邻邦经济几乎没有增长，自然也就没有多少增长溢出。而就目前的情况看，就算有更多幸运国家的经济开始增长，也救不了内陆国家。
对于中非共和国，我尽了微薄之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没有职员常驻该国。我试图找到一些捐助者援助该国，可一位主要捐助者说不值得这样做，因为中非共和国的政府正面临着安全问题。也许他们那时已有所察觉：几个月之后那里果然发生了一次成功的政变。前首相在大使馆避难数月，现在正居于巴黎。而如今这个国家又再次陷入政变陷阱之中，很可能还同时陷入到了不止一个陷阱中。
第二部分 第20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1）
第六章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
贸易和最底层的10亿人
国际贸易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然而，贸易规模和构成最为引人注目的转变，却发生在过去的25年内。在这25年间，发展中国家首次进入了全球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而不再仅仅是初级产品市场。直到1980年前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一直就是负责出口原材料。而如今，发展中国家80％的出口都是制造品，服务业产品的出口也同样迅速增长。初级产品的生产基本上只是自产自销，即使出口这些初级产品，也更多的是给那些使用土地的人带来利润。土地有时归农民所有，但主要受益人更多的还是矿业公司和大地主，所以建立在初级产品出口之上的贸易，很可能会创造出大量不均等的收入。其贸易范围也受到市场规模的固有限制：如果出口增长，价格就会下降。与之相对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就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前景，带来更为公平的盈利和更为快速的发展。它们更多的是使用劳动力而不是土地。出口的机会也会提升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标志性特色就是它们拥有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力，这些出口便能使发展的好处惠及到更为广泛的范围之中。而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世界市场十分巨大，最初也是由富裕国家占优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扩展空间也是十分可观的。
然而，在我们为发展中国家这种贸易改变欢欣雀跃之前，让我们先问上一句，这一天的到来为何这样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富裕世界主导着全球制造业，尽管它们要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发展中世界的40倍之多。为什么如此巨大的工资差距没能使发展中国家更具竞争力？对这一问题的部分解答是，富裕世界对贫困世界施加了贸易限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贫困世界被自己所设的贸易限制束缚了手脚，向竞争性世界出口变得无利可图。但贸易限制只能部分解释工资差距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富裕世界之所以能容忍这样巨大的工资差距，更多还是因为在制造业中存在着空间规模经济。就是说，如果同一地点的其他公司正在生产制成品，往往会使你的公司降低成本。例如，如果有很多公司在制造同样的产品，就会有成群符合你需要的熟练工人。随即就会产生大量的公司来提供服务和能源，使你的生产事半功倍。而若是将公司迁到某些没有其他同类公司的地方，即使非熟练劳动力要廉价许多，其他的这些成本也还是会大大增加，往往得不偿失。
第二部分 第21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2）
专业术语对此的概括是〃聚集经济〃（economyofagglomeration）。它是保罗·克鲁格曼和托尼·维纳布尔斯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他们想知道，如果工资差距扩大到足以抵消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时，会产生何种情况。设想你的公司是第一个成功地跳过了工资差距的公司——就是说，你的公司从高薪世界迁到了低薪世界之中。你起初自然无法日进斗金，至多是不赔不赚而已——要是将公司迁到这里就能一夜暴富，那别人早就这么做了。你第一个迁来又没有破产，能够勉强度日。孤零零地当着开路先锋，周围没有其他公司可以形成一种聚集经济，但你还是硬撑了下来。而现在事情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第二家公司也迁来，这时会发生什么呢？对于第二家公司来说，境况要比第一家公司好一些，因为毕竟这里已经有了一家公司，而这也对第一家公司有所帮助，它们开始一起渐渐经营得有声有色起来，而不再仅仅是勉强度日。那么等到第三家公司迁来时，情况又会如何呢？自然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在这个新的地方将出现一次制造业的急剧转移。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呢——就像是从美国和欧洲向亚洲发生的制造业转移一样？这一转移之所以是急剧的，是因为一旦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迁移行动，就会在低薪的亚洲产生聚集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亚洲的薪水会得到提升，但由于最初存在着天壤之别，而亚洲又有着不计其数的廉价劳动力，所以这一趋同的进程还是会持续许多年的。我将这种情形描述为是公司的重新部署，而有时这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外包或者〃移位〃。但你不需要，也不能通过禁止公司迁移来中止这一活动。在低薪地区建立新公司或是留在高薪地区，这两者在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均等。为了使产业更具活力，公司不一定非要变更位置，因为公司在一个地方的兴衰成败不会随着所处位置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为了有效地打入制造业的全球市场，就有必要跨过一道成本竞争力的门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跨过这道门槛，它实际上就会享有无限的扩展可能：如果第一家公司能够获利，那么它的效仿者也同样能获利。这种扩展创造了工作机会，尤其为年轻人创造了机会。诚然，这些工作绝不会是很令人称羡的，但它们比起在小农场里做枯燥无聊的苦工，或是在街角转来转去地兜售香烟，也算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随着工作机会逐渐增多，它们不但为得到工作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也同时为工人背后的家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渐渐地，随着工作的扩展，劳动力市场开始紧缩，工资也就随之上涨。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马达加斯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政府建立了一个出口加工区，制定了合理的政策，以使众多公司具备足够的成本竞争力，以利用一项名为《非洲成长及机会法案》的美国贸易安排。几乎在一夜之间，出口加工区就从寥寥无几的机会激增至30万个岗位。这对于一个只有15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是相当可观的。机会本来很可能还会继续增长，但这时国家的政局却扯了后腿。当总统兼海军上将迪迪埃·拉齐拉卡（DidierRatsiraka）输掉竞选时，他拒绝下台，并派出亲信封锁了由他的支持者控制的港口。接下来的8个月中，这位海军上将试图通过对不服从的选区进行经济扼杀来夺回自己的位子。不出所料的是，出口加工区被大肆破坏。等到重新启用时，那里只剩下了4万个工作岗位，而众多公司也大多如惊弓之鸟一般不敢再回来。我记得一家持不信任态度的美国服装公司主管对我说，这位前总统已选择了毁灭自己的国家。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退出，去亚洲发展。〃
第二部分 第22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3）
资本流动和最底层的10亿人
最底层10亿人的经济缺少资本。通常说来，经济援助本应为最底层10亿人提供他们所缺乏的资本，但这种援助提供的只是公共资本，而不是私人资本。公共资本能够为这些社会的基础建设提供所需的大量资金，但却不能为工人们生产所需的设备提供资金——那只能由私人投资者提供。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逐个国家地估测了每一个劳动力所能使用的资本。非洲是资本最为匮乏的地区，而这一点在资本被分成公共和私人部分时尤为明显。在像东亚一样的成功地区，私人资本要比公共资本多出两倍有余。而与此相反，非洲的公共资本是私人资本的两倍。最底层10亿人的经济所奇缺的另一种要素是私人投资。这意味着缺乏劳动力工作时所要使用的设备，从而限制了工人的生产力，他们也就只能创造微薄的收入。最底层10亿人的劳动力需要私人资本，而在原则上这是全球化能够提供的。基础经济理论认为在那些资本短缺的社会中，资本的回报将是丰厚的，这一点就能吸引私人资本的流入。
私人资本的流入
全球资本主义总是像上文所说的那样运行。例如，中国就正在吸引巨大的私人资本流入。当然，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外资惊慌失措地撤离该地区，也显示出短期资本流入其实是一种令人喜忧参半之物，有时也会将国家置于金融风暴之中。但长期的投资则更可能是有益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会得到工作机会、工资将上升，而将资本移入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则能够得到高额回报。这种资本活动，比如贸易，通常都会创造皆大欢喜的收益。由于政治竞赛往往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损失），那些最热衷于政治的人会很难相信这种双赢。所以他们或许就会对全球化产生过分的质疑。
但最底层的10亿人又如何呢？我再一次认为全球化的效应（这一次是通过资本流动）是不同的。最大的资本流动不会流向那些最缺乏资本的国家；它们与最底层的10亿人擦肩而过。投资流入的国家之首是马来西亚，一个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最大的一笔私人投资流入，就只是为自然资源开采所提供的资金，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中被首选的是安哥拉，这还要归功于海洋石油的发现所带来的机遇。
第二部分 第23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4）
为什么资本最为匮乏的国家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呢？从历史的角度上说，部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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