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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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皇帝为袁崇焕定下的罪名，共有九条。这九条罪状，把袁崇焕送上了刑场。对这九条罪状，袁崇焕本人怎么看，有没有进行申诉，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史料详细记载。那么，让我们对这九条罪状逐一分析。

　　1？所谓“付托不效”。是指崇祯皇帝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指望他五年复辽；而他辜负了皇帝的嘱托，致使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攻打京师，给明朝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损失。

　　面对后金铁骑长驱直入，作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先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达兵薄北京，还没有攻打北京城，嘉靖皇帝就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杀了。此次皇太极攻打北京城，崇祯皇帝迁怒于重臣，接连重惩多位重臣，先命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第二天又谕令将工部尚书张凤翔下狱，把负责城防工事的官员廷杖八十，有三人毙于杖下。不久，又将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兵部侍郎刘策下狱、弃市。袁崇焕受明帝付托，诚心竭力，任事封疆，于朱明社稷，可谓“义气贯天，忠心捧日”。他提醒过要重视蓟镇的防守，而且他的防区主要在关外而不在蓟镇。但是，袁督师“付托不效”之责还是有的，而将后金入犯京师全部责任加到他一人身上，以显示主上圣明，这对袁崇焕则是不公平的。

　　第三十五讲崇焕死因｜2？所谓“专恃欺隐”。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帝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他欺骗隐瞒了什么呢？没有明说。崇祯帝责其“专恃欺隐”，或指袁崇焕“五年复辽”的目标。但是，崇祯帝若以此事指责袁崇焕，实属不妥。因为：第一，不能实现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袁崇焕一个人可以左右的；第二，袁崇焕督辽才一年多的时间，五年期限未到，不应以此相责。或许崇祯帝所谓“专恃欺隐”另有所指。

　　3？所谓“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夷地荒旱，粮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就是说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悬罄，聚高台堡，哀求备至，乞请市粟。这件事怎么办？在明朝与后金的辽东争局中，蒙古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袁崇焕坚持团结拉拢蒙古，来对抗后金。袁崇焕先言：“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蒙古各部首领，闻将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焕疏言：“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奉旨严禁，皆失所望，哈喇慎诸部背离明朝，纷投后金。可见，蒙古诸部台吉，附己不纳，委以资彼，其责任在崇祯皇帝。所以，袁督师“市粟”之事有，而“资盗”之罪无！





　　4？所谓“谋款诱敌”。是指责袁崇焕以议和来引诱后金攻打北京。其实，谋款即议和之事，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明确疏言“和为旁著”，目的在于缓其兵攻而争取时间以固边防。崇祯帝对此“悉听便宜从事”，或“优旨许之”。何以“擅主”！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袁崇焕与皇太极往来书简凡10封，其中皇太极致袁崇焕6封，袁崇焕致皇太极4封。袁崇焕的第一封复信指出：印玺之事，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又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则不应归其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第四封复信明确表示：战争长达10年，不能一朝停止，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对袁崇焕的4封复信，日本著名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个评价：“它强烈地反映出袁崇焕在与皇太极交涉中忠于明廷的责任感，他强烈地主张议和必须按照中国即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并严戒其未经降封，不准随意用印。”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

　　5？所谓“斩帅践约”。是指责袁崇焕与后金约定而杀毛文龙。史料已经证明，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往来，既无默契，更无议约。倒是毛文龙通款后金，谋降有迹。所谓毛文龙被杀，后金军才敢南犯之言，实则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至于对毛文龙先斩后奏，因而受到“擅杀”之诘，则应做具体分析。对于袁崇焕计斩毛文龙的“席藁待诛”奏疏，崇祯帝谕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所以，袁督师“斩帅”之事有，而“践约”之罪无！

　　6？所谓“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而不加阻拦。其实，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上疏：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到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焕再疏奏喜峰、古北关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师又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谏议——“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一面具疏——济其市粟糊口，免其导诱入犯。崇祯帝对袁崇焕的谏疏，或拖延因循，或严行禁止。己巳事变发生，不出崇焕所料，罪名却要崇焕独负。所以，袁督师“纵敌长驱”之罪名，“莫须有”矣！

　　7？所谓“顿兵不战”。是指责袁崇焕虽然率领辽军入援京师，但是保留实力，而不与后金军作战。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通惠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时未旬日，经战两阵，逗留乎，非逗留乎？可不问而明矣！”所以，袁督师“顿兵不战”之罪名，“莫须有”矣！

　　8？所谓“遣散援兵”。是指责袁崇焕遣散前来增援京师的明军。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师“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须有”矣！





　　9？所谓“携僧入城”。这是指责袁崇焕兵临城下，又暗中带着喇嘛，要求进入北京城内。袁督师军中有喇嘛，他率军入京，露宿荒郊。袁崇焕“力请援兵入城，不许”。督师又“求外城屯兵，如满桂例，并请辅臣出援；不许”。崇祯帝之猜疑、惶惧到了何等程度，明朝廷之虚弱、窳败到了何等地步。袁督师军中有喇嘛，“携僧入城”就会当内应吗？所以，袁督师“携僧”之事有，而“入城”之事无！其罪名，“莫须有”矣！

　　由上，九款钦定“罪名”，后八款都已被历史否定。至于第一款“付托不效”，应当说袁崇焕负有一定责任，但罪至“论死”，尚有“八议”或“戴罪立功”等处理办法，崇祯帝为什么在经历八个月犹豫之后，一定要置袁崇焕于死地？这是多种原因而导致的一个结果。二、多因一果

　　袁崇焕之死，究其死因，是当时各种矛盾交错的结果，可以说是多因一果。

　　天聪汗的反间。天命汗与天聪汗父子，先宁远之战、后宁锦之战，皆败于袁崇焕坚城洋炮之下，对袁深衔大恨。己巳京师之役中，又在广渠门与左安门两败于袁军。天聪汗既在军事上不能战胜袁督师，便在政治上施反间计以除之。由此而产生了袁督师死于皇太极反间计之说。此说始于《旧满洲档》，《满文老档》沿袭，意在表明天聪汗计谋之成功。

　　其实，崇祯帝逮捕崇焕，不是因为崇焕一定要造反，而是他有造反的能力与可能。无论如何也要防止崇焕与后金勾结、订城下之盟，因而不管是谁，也必在此危急之刻将袁的兵权削掉而控制起来。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注重的是一统政治的安定，因而就不必特别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王朝政局的方法。《明史？袁崇焕传》未将后金反间与崇焕磔死相联系，却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两端为其死因；而崇祯帝谕定其罪九款，并无“通敌”之词。由是可证：天聪汗反间计是袁督师落狱之由，而不是其磔死之因。

　　众小人的诬陷。袁崇焕的每个胜利，都把小人召唤到自己的周围，而受其攻讦与诬谤。后金骑兵南犯京师，小人攻讦达于顶点。在小人之中，有旧时同僚，有朝廷中贵，更有阉党余孽。群小构陷，更加重了袁崇焕的悲剧命运。

　　崇祯帝的昏暴。后金的反间，廷臣的谗陷，只有昏暴之君听信才能得逞。明代崇祯皇帝，君权高于一切，口含天宪，太阿独操。群小诬陷，崇祯帝偏信，旨定磔杀袁崇焕，铸成千古冤案。

　　崇祯帝杀袁崇焕，既不是“误杀”，也不是“忌杀”，而是“必杀”。

　　何以“必杀”？先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兵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后来被杀；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达兵薄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提督军务保定巡抚杨守谦被杀。这次崇祯己巳之变，保卫京师的兵部尚书王洽和蓟辽督师袁崇焕，又受到朱由检的杀害！崇祯帝像他的先祖一样，把责任完全推给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称袁崇焕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可见，崇祯帝杀袁崇焕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所谓圣上英明，崇焕误我——所以必杀袁崇焕。后来崇祯帝煤山自缢时也说“诸臣误我”，这些都是在推卸责任。

　　但是，崇祯帝必杀袁崇焕又何至于要磔死呢？这还要分析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三、性格冲突

　　袁崇焕的死，前面有兵部尚书王洽，后面也有兵部尚书陈新甲。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的死是难以避免的。《明史？刑法志》规定：死刑有二：一是斩，二是绞。袁崇焕最终被磔死的悲剧，还要从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来分析。

　　袁崇焕墓碑（拓片）

　　袁崇焕被磔死的原因，从袁督师孤耿廉直品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的性格矛盾，可以找到其内在的解释。袁崇焕品格具有两极性：一极为忠君，另一极为个性；二者既相统一，又相对撞。他35岁中进士前，受到系统的儒家教育，以纲常伦理作为思想与行为的规范。他在《三乞给假疏》中言：“生杀去留，惟皇上所命。皇上纲常名教主，尊皇上即所以重伦常。”所以，君为臣纲，绝对忠君，这是袁崇焕性格的一极。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多次顺溯两江而往来两粤，珠江流域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因而家世、阅历和社会又陶冶了他的独立性格。他在《咏独秀峰》诗中云：“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他又曾以榕树自喻：“纵斧摧为薪，一任后人事。”前者表现其卓异的心态，后者则表现其寡合的性情。所以，刚毅卓立，不相苟合，这是袁崇焕性格的另一极。袁崇焕这一独立品格，是其区别于同时代诸多官员的一个明显的性格特征。由是，他具有独立心态、独立意志、独立品格和独立行为。这是袁督师铸成英雄形像与扮演悲剧角色的性格因素。袁崇焕的独立品格，主要表现在：





　　第一，敢走险路。袁崇焕中进士之年，明军萨尔浒大败；朝觐之年，明军失陷广宁。其时关外形势，经略王在晋认为已无局可守。但是，袁崇焕不与同僚、家人商量，单骑出阅关内外。回京后，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而当时的“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rànɡ）臂请行”。廷臣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从此袁崇焕与辽事结下终生不解之缘。时袁崇焕从八闽而至京都，由县令而升主事，他本来可选走笔直平坦之道，却择行崎岖危险之路。当时作为供职于京的下层官员来说，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他完全可以行某种平稳之计而不冒此风险，不担此重任，择险而行。特别是千里入援，未奉明旨，不听劝谏，率军进京，走着险路。

　　袁崇焕选走险路是由其价值取向与性格特征所决定的。他出关之后，继续择险而行。如受命赴前屯安集流散辽民，史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又如宁远以缺饷四月而兵哗，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被缚于谯楼上，寻自肃自经死。督师袁崇焕于到任次日，“单骑出关，至宁远，未入署即驰入营”，迅即平息兵变，表现出超凡的胆魄。前面讲过，袁崇焕任邵武令时，县衙旁着火，他登墙上屋，奋力救火。袁崇焕令邵武时，童试之后，他绝不阅卷，却“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亦属超越常规，奇异行为。以上诸例，袁崇焕脱常轨、走险路的性格特征可见一斑。

　　第二，敢犯上司。袁崇焕善待同僚，体恤下属，“焕得大将风，士卒同甘苦”。但是，袁崇焕不善于“应对”上司。有人说：“举世所不得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他不爱钱，不惜死，不辞劳怨，不避嫌疑，而秉性耿直，忠于朝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于经略王在晋：深受其倚重，并被题为兵备佥事；但是，“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以区区小官，在唯诺成风的官场中，冒犯上司，径直奏记，是何等刚直，又有何等胆魄！他于大学士孙承宗：深受其器重，并被委任筑守宁远；但是，孙承宗、马世龙出击后金，兵败柳河；他不顾及孙承宗之情面而揭斥道：“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动摇，宁、前震惊。”他于经略高第：高第代孙承宗后，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将士入关。崇焕抗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没有办法，听其守宁远。他于督师王之臣：先是请移满桂往它镇，桂被召还，王之臣又奏留桂。“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他于厂臣魏忠贤：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魏忠贤“矫诏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崇焕具抗疏言：

　　兵，阴谋而诡道也，从来无数人谈兵之理。臣故疏裁总兵，心苦矣。战守之总兵且恐其多，况内臣而六员乎？又所辖之随行，军法不得问者，不知几许乎？昨部臣崔呈秀疏谏厂臣魏忠贤，约束内官，不干与部事。部事且不令干与，况呼吸存亡之兵事乎？

　　疏上，天启帝拒纳。崇焕虽尽力与忠贤委蛇，却终不为其所喜，而引疾辞职归里。袁崇焕一心忠君，以社稷为重，竭力抗御后金，图复辽东失地，因而敢于冒犯上司，不太注意与上级的人际关系。正如《天启朝袁崇焕人际关系的变化》文中所论：“他并不重视向上看的联系上级的人际关系，他重视的是同僚关系，以及与下属的人际关系。他向下看多过向上看，他不急于升官。”袁崇焕自赋诗句：“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是其价值取向，也是其孤迂性格的诗词表达。

　　第三，敢违圣颜。在帝制时代，君威至高，皇权至上。袁崇焕不仅犯上司，而且违圣颜。后者，仅举讲款与斩帅二例。讲款，为庙堂之大事。天启末讲款，袁巡抚首疏。辽东巡抚袁崇焕听闻后金汗努尔哈赤死，遣使吊丧，探其虚实。此事虽由内臣主持，却未先行奏请圣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二十八，《明熹宗实录》载督师王之臣和巡抚袁崇焕奏报：“奴酋哈赤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第二天即二十九日，袁崇焕复奏：“臣敕内原许便宜行事，嗣有的音，方与在事诸臣会奏。”可见，此奏上报之时，李喇嘛已派出。十二月十三日，《明熹宗实录》载：李喇嘛返回，袁崇焕奏报，得旨：“夷在，无急款以失中国之体。”此奏报虽优旨许之，后却频旨戒谕。“崇焕却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被兵，言官谓款议所致。御史智铤、刘徽、李应荐等交章奏劾，甚至王之臣与袁崇焕缘此而“意见异同，遂成水火”。袁崇焕具疏抗辩，无济于事，宁锦捷后，引疾归里。右副都御史霍维华为其疏鸣不平，却得到“袁崇焕讲款一节，所误非小”的罪名。崇祯初讲款，袁督师又议。但是，仅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往来书简12封，《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均没有记载袁督师向崇祯帝奏报此事。斩帅，亦为庙堂之大事。袁督师计斩总兵毛文龙，虽同辅臣钱龙锡私商过，却未先请旨，先斩后奏，以致留下“擅杀”罪名。钱龙锡“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得无死，遭谪戍。特别是朝廷派太监监军，他上疏反对。
　　袁崇焕墓

　　袁崇焕在奏疏中，陈述自己的性格称：“臣孤迂耿僻，原不合于边臣旧格。”孤迂、廉直、耿僻是袁崇焕重要的性格特征。因其孤迂，则是其所是，而行险路；因其廉直，则非其所非，而冒犯上司；因其耿僻，则不工阿附，而触违圣颜。由是，袁崇焕的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的刚愎暴戾性格发生了冲突。袁督师的历史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心理史学视角看，是袁崇焕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性格之间冲撞的结果。在帝制时代，正人君子，名节清流，仕途坎坷，难得通达，主昏政暗，尤其如是。检《明史》宦官、阉党、佞幸、奸臣，或憸（xiān）邪，或阴狡，或善伺旨意、或恶正丑直。阉党如魏广微“由奉忠贤，如奴役然”；阎鸣泰则“专事谄谀，虚词罔上”；奸臣如周延儒“善伺意指”；温体仁则“机深刺骨”。至于此前的严嵩，“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伺旨、谄谀、结纳、通贿和阴险，这是历史上一切奸佞之臣的共同特点。袁崇焕刚正、孤迂、清廉和忠耿的品格，自为明季昏君和奸臣所不容。在明末官场中，君子之清流与小人之浑浊，泾渭分明，势同水火。但是，小人必逢君恶，方能谗构售奸，这就是《明史？宦官传》所说的“逢君作奸”。所以，袁崇焕孤耿刚廉的品格，不仅同诸奸臣谄附媚上的奴性相冲突，而且与崇祯帝刚愎昏暴的个性相冲突。在君为臣纲、君视臣如草芥的帝制时代，袁崇焕性格与崇祯帝个性相对撞的结局，袁督师只能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

　　就心理史学而言，从后来崇祯帝亲手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砍死自己的妃子，可以看出他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崇祯帝刚愎暴戾的性格，袁崇焕孤迂耿僻的性格，矛盾冲突，君为臣纲，而演出袁督师被磔死的历史悲剧就不难理解了。

　　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

　　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但是，袁崇焕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却是永存的。





　　第三十六讲

　　崇焕精神

　　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既是他的辉煌业绩，更是他的崇高精神。

　　袁崇焕的崇高精神是什么？有言者说是“忠”，也有言者说是“义”。于前者，“忠”就是忠君。袁崇焕作为明朝万历的进士，身受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国恩，任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官员，受过系统完整的儒家教育，自然要忠于国君。因此，袁崇焕必定有忠君的思想。于后者，“义”如《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韩愈《原道》引申说：“行而宜之之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