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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月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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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间，这男人的一生犹如闪电一样浮现了出来。我感到心口受到一下巨大的冲击，瘫倒在椅子上，渗出一身冷汗。
片刻后我恢复了过来。全是因为身体不适，竟然会出现如此愚蠢的想法。
但在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上，这片突然投下的阴影怎么也难以抹去。
Ne suis…je pas un faux accord
Dans la divine symphonie？
在神指挥的交响乐里
我是那根跑调的弦吗？
晚上八点，完全振作了。重读《赫米斯顿的韦尔》写好的部分。不坏。岂止是不坏！
今早一定是在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我是无聊的作家？思想浅薄啦，毫无哲学啦，让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尽管说去好了。总之，文学是技术。那些靠几句概念瞧不起我的家伙，只要实际读一读我的作品，也注定会被吸引得二话不说。我是我作品的忠实读者。即使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彻底厌烦，甚至怀疑这种东西到底有什么价值，等到第二天重读一遍时，我也立刻会被自己作品的魅力牢牢抓住。就象裁缝对剪裁衣服的技术拥有自信一样，我对描写事物的技术拥有绝对自信。在你写的东西里，不可能有那么无聊的东西。放宽心！R．L．S．！
十一月××日
真正的艺术必须是（即使不是卢梭那种，肯定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告白，这是我从某本杂志上读到的评论。真是说什么的人都有。炫耀自己的恋人、吹嘘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个，追述昨晚做的梦）——这些对当事人自己也许有趣，但是对别人，还有比这更无聊愚蠢的故事吗？
追记——躺在床上后，左思右想的结果，以上想法有必要作一点修正。我忽然想到，写不出自我告白也许是作为人的一个致命缺陷。（至于是否也是作为作家的缺陷，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虽然也许对某些人来说简单明了。）简单地说，我能否写出来《大卫·科波菲尔》？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不像那个伟大而平庸的大作家那样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充满自信。虽然我认为自己比那位单纯明快的大作家经历过远为深刻的苦恼，但我对于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对现在也一样。振作起来！R．L．S．）没有自信。
少年时代的宗教性气氛，这可以大写特写，并且我也确实写了。青年时代的放荡以及和父亲的冲突，这如果想写的话也能写，并且，用足以令批评家诸君欢欣鼓舞的深刻笔调。结婚的事，就算这也不是不能写（虽然一边看着眼前渐入老境、已经不再是女人的妻子，一边写这个无疑是件痛苦的事）。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决定和芳妮结婚后，又对其他女人说的话、做的事？当然，如果写的话，一部分批评家也许会高兴，会宣布说出现了深刻无比的杰作。但是，我不会写。因为遗憾的是，我无法肯定当时的生活和行为。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无法肯定那些是因为你的伦理观根本不像一位艺术家，而是像俗人一样浅薄。对他们想要彻底看清人的复杂性的主张，我并非不明白（至少在别人想这么做的时候）。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无法全身心明白。（我热爱单纯豁达。比起哈姆雷特来更爱堂吉诃德，比起堂吉诃德来更爱达达尼昂。）浅薄也好，怎么也好，总之我的伦理观（对我来说，伦理观就是审美观）无法肯定那个。那么，为什么当时那么做了呢？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换了以前，我会声称：“辩解是神的事”，但是现在，我只能赤裸着身子，举起双手，汗流浃背地说：“我不知道。”
说到底，我真的爱过芳妮吗？这是个可怕的问题。可怕的事。连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不管怎样我和她结了婚，并且一直到现在。（首先，爱是什么呢？我明白这个吗？不是在寻求定义，而是想知道，在自己的经验里有没有马上拿得出的答案。哦，普天下的读者诸君！你们知道吗？在许多小说里描写过许多恋人的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年满四十了，竟然还不知道爱是什么。但是，这并不奇怪。请试着把古往今来所有的大作家找来，当面问问他们这个单纯至极的问题。爱是什么？请他们从自己心情经验的档案库里寻找最直接的答案。弥尔顿、司各特、斯威夫特、莫里哀、拉伯雷，甚至包括莎士比亚，这些人一定会出人意料地暴露出缺乏常识，甚至尚未成熟的一面。）
总之，问题在于作品与作者生活之间的距离。和作品相比，可悲的是生活（人类）总是过于低下。我是自己作品的残渣吗？就象高汤煮后的残渣。现在我才想到，至今为止，我只考虑过写小说的事。我甚至一直感到由这个独一无二的目的统一起来的生活是美丽的。当然，我不想说写作这件事无法成为对人格的修炼。事实上，它成为了。但问题是，比它更有助于人格完整的其他道路，是否就没有了吗？（其他的世界——如果说行动的世界对于多病的自己已经关闭的话，那只是卑怯的遁辞。即便一生躺在病床上，仍然有修炼的途径。虽然那种病人最后的到达往往会偏于极端。）
也许是我太专注于小说这一条道路（在其技巧方面）了吧？我是在充分考虑到只顾含糊地追求自我完整、在生活中不拥有任何一个具体焦点的人（看看梭罗吧）的危险之后，才说这番话的。忽然想起了那位我曾经非常讨厌、今后大概也不会喜欢（他的书如今在我南洋的贫乏的书库里连一本也没有）的魏玛共和国的宰相。那个男人，至少不是高汤的残渣。正相反，应该说作品是他的残渣。啊，我的情形则是，作为作家的名声荒唐地超越了我作为人的完整（或者说不完整）。可怕的危险。
想到这儿，感到一种奇特的不安。如果把现在的想法彻底化，我以前的作品是不是应该全部废弃呢？这是令人绝望的不安。与至今为止我生活中的唯一主宰“写作”相比，竟然会出现更有权威的东西。
但在另一方面，排列词句时神奇的欢喜，还有描写中意场面的快乐，这些已经渗入习惯、性情的东西，我决不认为会离我而去。执笔写作大概永远将是我生活的中心，并且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没必要害怕。我有足够的勇气。我必须勇敢地迎接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蚕蛹要变成蛾子飞上天空，必须无情地咬破自己从前织就的美丽丝茧。
十一月××日
邮船日，爱丁堡版全集第一卷送到。对装帧、纸质等基本满意。
将书信、杂志之类全部浏览一遍后，感到在欧洲的人们与我之间看待问题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是我变得过于通俗（非文学），还是他们的想法本来就过于狭隘呢？二者必居其一。
以前我曾经嘲笑过研习法律之辈。（但我自己却拥有律师执照，真是滑稽。）因为我认为法律是只在某个地盘内拥有权威的东西。再怎么通晓它的复杂结构，它也不具备普遍性的人类价值。对现在的文学圈我也想这么说。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或者充其量，欧美乃至白色人种的文学。他们设定了这些地盘，把自己的嗜好吹捧成神圣的法则，在决不会通用于其他世界的特殊而狭隘的约定俗成下，夸耀着自己的优越。这一点，生活在白色人种世界之外的人大概无法体会。
当然，事情还不止于文学。在对人、对生活的评价上，西欧文明也制定出了某种特殊标准，并且一心以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对那些只懂得有限的评价法的家伙们来说，太平洋原住民人格上的优点，还有其生活的美感，是根本无从理解的。
十一月××日
在那些周游于南洋各个岛屿之间的白人小贩中，偶尔能发现（不用说，其余大部分都是唯利是图的奸商）以下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完全没有攒一点钱后回到故乡安度晚年的打算（这是大多数南洋商人的目的），只是出于热爱南洋的风光、生活、气候和航海，因为不想离开南洋而持续着买卖的人。第二种在热爱南洋和流浪上与前者相同，但是采用的方式偏激得多，他们冷眼批判文明社会，打个比方，是些虽然还活着，但已经把自己埋葬在南洋的风雨里的虚无型人物。
今天在街上的酒馆里，遇到一个第二种类型的人。是个四十岁前后的男人，当时正在我旁边的桌子上独自喝酒（盘着脚，不停地晃动着膝盖）。衣服很寒碜，但是脸庞敏感而富于理性。眼睛混浊发红，明显是酒精的缘故。粗糙的皮肤上唯有两片嘴唇异样地鲜红，令人感到少许不快。
不到一个小时的谈话，我只确切知道这个男人毕业于英国一流大学。说着在这个港口城市罕见的完美的英语。他说自己是杂货商人，从通伽来，准备乘下班船到特克拉乌斯去。（他自然不知道我是谁。）完全没有提到自己的买卖。谈了点关于白人带进各个岛屿的恶性病的话题。接着，他说起自己什么也没有，无论妻子、孩子、家，还是健康或希望。对我提出的是什么使他过上这种生活的傻问题，他回答说：“这可没有什么说得出来的、像小说似的原因哪。再说，您说‘这种生活’，可是我眼下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特殊之处吧？如果跟作为人被生下来这件更特殊的事实相比的话。”他一面笑着，一面轻轻地干咳了几声。
这真是难以抵抗的虚无了。回到家躺在床上以后，这个男人的声音，那极其礼貌但是无可救药的腔调还一直回荡在耳边。Strange are the
ways of men。
定居这里之前，乘着纵帆船周游各个岛屿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们。
有一个美国人。在别说白人，连土著都很少见的玛尔科萨斯（Marquesas）的后海岸亲手盖起小屋，独自一人（在海水、天空和椰子树之间完全独自一人），以一本彭斯和一本莎士比亚作为伴侣生活（并且无怨无悔地准备埋骨当地）。他是一位造船匠，年轻时读到关于南洋的书，因为无法按捺对热带海洋的憧憬而终于远离故乡来到这个小岛，并就此扎下根来。当我停靠在他的海岸时，他作了一首诗送给我。
有一个苏格兰人。在太平洋的所有岛屿中最神秘的复活岛上（在那里，如今已经灭绝的先民们遗留下来无数怪异巨大的石像覆盖着全岛）当了一段时间尸体搬运工后，他重又开始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流浪。一天早上，他在船上刮胡子时，船长在背后叫了起来：“喂！怎么回事？你把耳朵给剃掉了！”他这才知道自己剃掉了耳朵并毫无知觉。他当即决定迁移到癞病岛莫洛卡伊（Molokai），在那里心满意足地度过余生。在我探访那个被诅咒的小岛时，这个男人快乐地为我讲述了自己从前的冒险经历。
阿佩玛玛（Apemama）的独裁者比诺库（Tembinok）现在怎么样呢？不戴王冠却戴头盔，穿着短裙，扎着欧洲式的绑腿，这位南洋的古斯塔夫？阿道夫非常喜欢新鲜玩意儿，在他正位于赤道上的仓库里收藏有各种暖炉。他把白人分为以下三种：“欺骗我一点的人”、“欺骗我很多的人”、“狠狠欺骗我的人”。当我的帆船离开他的岛时，这位豪爽刚直的独裁者含着眼泪，为“一点也没有欺骗他”的我唱起了诀别的歌。他还是岛上唯一的吟游诗人。
夏威夷的卡拉卡瓦（Kalakaua）王现在怎么样呢？聪明但常常哀伤的卡拉卡瓦。他是太平洋的人种里能和我对等地讨论麦科斯·缪勒的唯一人物。曾经梦想过波利尼西亚大联合的他，如今面对着自己国家的衰亡，也许已经平静地看破红尘，正在埋头阅读赫伯特·斯宾塞吧。
夜半，无法入睡，侧耳倾听远处的涛声，在蔚蓝的海流和清新的季节风里，我遇到过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的身影，一个接一个无休止地浮现出来。
真的，人肯定就是用来制作梦想的物质。可就算那样，这些数不清的梦想是多么丰富多彩，又是多么滑稽得令人悲伤呵。
十一月××日
《赫米斯顿的韦尔》第八章完稿。
我感到这件工作正逐渐走上轨道。终于清晰地捕捉住了对象。一边写，一边感到某种沉甸甸的、稳稳的感觉。
在写《贾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还有《绑架》的时候，速度也曾经快得令自己吃惊，但写的过程中并没有牢固的自信。一边预感到也许会成为优秀的作品，但另一边也摆脱不了或许压根只是自以为是的劣作的恐惧。手里的笔好像是被自己以外的什么东西牵引、追赶一样。但这次不同。同样写得快而顺畅，但很清楚，是我自己在牢牢驾驭着所有作中人物的缰绳。作品的好坏自己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是通过亢奋的自我陶醉，而是通过沉着的计算。即使按最差的估计，这篇作品至少也会在《卡特琳娜》之上。虽然还没有写完，但这一点是肯定的。岛上的谚语这样说：“是鲨鱼是鲣鱼，看看尾巴就知道。”
十二月一日
天还没有亮。
我站在山岗上。
下了一夜的雨渐渐停了，但是风很大。在脚下延伸着的大倾斜的远处，掠过铅色的海洋向西逃窜的云朵脚步飞快。云层的裂缝里，不时漏出拂晓凝重的白光，在海面和田野上流动。天地还没有色彩，犹如北欧的初冬，冷冰冰的。
饱含湿气的劲风迎面吹来。我用大王椰子的树干支撑身体，才勉强站住。有某种又象不安又象期待的东西涌上了心头一角。
昨晚我也长时间地站在阳台上，任狂风和它挟带的雨粒吹打全身。今早又是这样迎着强风站立。我想向某种激烈的、残暴的、暴风雨式的东西狠狠撞上去。通过这样的举动，把将自己禁锢在一个局限里的硬壳彻底打碎。这是多么畅快！对抗着四大元素的严厉意志，在云、水、山岗之间岿然屹立一人独醒！我渐渐生出种英雄般的气概。“O！Moments
big as years！”“I die，I faint，I
fail．”我呼喊着纷至沓来的句子。声音被风切碎，飞向远方。田野、山岗和海洋渐渐光明起来。
一定会发生什么。替我扫去生活中残渣和杂物的什么一定会发生。欣喜的预感充满了我的心。
这样站了足足有一个小时吧。
刹那间，眼前的世界突然变了表情。无色的世界蓦然被流光溢彩的颜色映亮了。东边耸立的岩石的背后，从这里看不到的地方，太阳出来了。多神奇的魔术！迄今为止一片灰色的世界，一下子被光彩四射的番红花色、硫磺色、玫瑰色、丁香色、朱红色、绿宝石色、桔色、佛青色、紫罗兰色——所有这些带着织锦缎般光泽的明亮眩目的色彩给染遍了。飘着金色花粉的清晨的天空、森林、岩石、山崖、草地、椰子树下的村庄、红色如可可硬壳般的山岭，何等地美丽！
望着眼前这瞬间的奇迹，我痛快地感到，就在此刻，我体内的黑夜远远遁逃得无影无踪了。
我昂然回了家。
二十
十二月三日早晨，史蒂文森和往常一样口授大约三小时《赫米斯顿的韦尔》，由伊莎贝尔记录下来。下午，写了几封书信。
将近傍晚来到厨房，在正在准备晚餐的妻子旁边一边说着笑话，一边搅拌着沙拉。然后，他到地下室去取葡萄酒。当他拿着酒瓶回到妻子身边时，突然失手扔掉了瓶子，一边叫着“头！头！”，一边晕倒在了地上。
他马上被抬到卧室。有三位医生被急忙请到，但是他再没有苏醒过来。医生的诊断是“肺脏麻痹性脑溢血”。
第二天清晨，瓦伊利马摆满了前来吊唁的土人们送来的野生的花、花、花。
洛伊德率领二百名主动报名的土人，从凌晨起，开拓通往瓦埃阿山巅的道路。那片山顶，是史蒂文森生前指定的埋骨之地。
风寂静地死去的下午两点，棺木出发了。在魁梧的萨摩亚青年们的接力下，穿过丛林里的新路，朝着山巅抬上去。
四点，在六十名萨摩亚人和十九名欧洲人面前，史蒂文森的身体被埋入了大地。
这是海拔一千三百英尺，在柠檬树和露兜树环绕之下的山顶的空地。
人们唱起了故人生前为家人和仆人们所作的一支祈祷曲。在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柠檬香味的炽热空气里，大家静静地垂着头。摆满墓前的洁白的百合花瓣上，一只带着天鹅绒般光泽的大黑扬羽蝶停着翅膀，正静静地呼吸……
一位老酋长，满是皱纹的古铜色的脸上泪水纵横——对生的欢欣如痴如醉的南国人，正因为此对死抱有绝望的哀伤——低声说道：
“投珐（安息吧）！茨西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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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外行人的疗法。
光风霁月的中岛敦小说世界
韩冰
日本文学史上有几位彗星型作家，中岛敦是其中之一。生于1909年，卒于1942年，享年三十三岁。
中岛敦从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却不事投稿，自甘寂寞。他登上文坛那一年，也就是去世那一年。
年初，经由友人推荐，短篇小说《山月记》发表于老牌文学杂志《文学界》，受到瞩目。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同年相继出版长篇小说《光风梦》与小说集《南岛谭》，并写下大量新作（遗作）。年底因宿疾哮喘去世。
甫一绽放，旋即消逝，如彗星只留身后光芒引人追想。
中岛敦去世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事平息后，中村光夫等人整理遗作，编辑出版《中岛敦全集》三卷，获每日出版文化奖。《山月记》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脍炙人口。
在为数众多的铁杆读者中，至今还有人惋惜，“如果他能活到二战后，又会写出怎样的作品呢？”
加藤周一曾说，与明治时代以前相比，大正时代以后作家的特点就是不再具备汉文学功底。这话对中岛敦却不适用。
他出生于汉学世家，祖父、叔祖、伯父均为名闻一方的汉学家，父亲也在旧制中学担任汉学教师。中岛敦受伯父影响尤深，著有《斗南先生》追忆。
在这样的家世熏陶下，他有意识地将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汉文水脉溶入现代日语，自然而不露痕迹，水乳交融之中独具文章之美：格调高雅、琅琅上口。
中岛敦熟读中国古典，小说从中取材正如取自自家药笼，不过所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他借司马迁之口赋予“述而不作”新的解释。“这是怎样生机焕发的叙述方式！不具备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的人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叙述。”古典世界中巨大历史冲突下的人物命运本身具有典型的故事性，而中岛敦用“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照亮了其中深藏的“存在”主题，使作品获得现代特质。
例如《李陵》一篇，将李陵、司马迁、苏武三人的境涯遭际进行对峙交错，拷问“我在”的主题。开篇即以近四分之一笔墨描写李陵与匈奴的战事，“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场场抵死苦战至于无奈受降的经过写得惊心动魄。同样，司马迁受宫刑之辱、苏武北海牧羊的古老故事也在重新聚焦下焕发出异样的现实感，与千载之下的读者呼吸相接。
在《山月记》中，他从李徵化身为虎、摇摆于人虎之间追问“存在”的危险边界。对诗歌的执着，竟使诗人身沦异类。此种诡异情境，中岛敦自己似乎也在内心偶有涉足。
在《狐凭》中，他进而上溯潜行至“文学”、“历史”的发生源头，刻画在无文字社会中，“文学”、“文字”的初生是怎样非同寻常、魅力四射而又危机四伏。
对于“文学”异物最感同身受的追历，无疑就是《光·风·梦》了。这部小说曾被推举为日本纯文学最高奖项芥川奖的候选作品，由于与当时文坛主流大相径庭，评委当中尽管川端康成极力保荐，最终在其他人反对下落选。
有趣的是，中岛敦似乎早就在小说中，借主人公R．L．史蒂文森之口做出了回应。“浏览一遍邮船今天送到的杂志上的评论，发现对我作品的批判大致来自两种立场。也就是说：认为性格或心理小说至高无上的人们，以及喜欢极端写实的人们。”然后他表示前者“啰嗦讨厌”，而后者以“左拉先生烦琐的写实主义”为代表，“据说把映入眼睛的东西事无巨细罗列下来，就能得到自然的真实。此种浅陋真可大发一笑。”
《光·风·梦》是复调小说，在叙述者第三人称的叙事与史蒂文森第一人称的手记这两条线索平行交错中展开。叙述者的目光与其说客观冷静，毋宁说是亲切同情，这使得两个声部此呼彼应，错落和谐。又如从不同方向打出的两束追光，聚在一处，映照出一片丰饶美好。
中岛敦与史蒂文森之间有着太多相似之处。苏格兰小说家史蒂文森一生留下了《宝岛》、《化身博士》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却只活了短暂的四十四年。他从小患肺结核，在人生最后几年只得离开潮湿多雾的英国，定居当时处于英、美、德三国殖民统治下的南太平洋萨摩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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