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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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琖·埃夫里尔·哈里曼正在寻求中央情报局的意见。由于约翰·A·麦科恩不在，他与主管该问题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进行了交谈，尽管，其并不表示乐观，但也像迪安·腊斯克一样表示了同意，因为总统已经同意这样做了。
同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也打电话给在家中的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并同样向他说，总统和国务卿已经看到了电文，并一致同意。
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的想法与我大致相同：我们均对吴庭艳政府日益加剧的镇压行为感到担忧，但是，我们对找到一个更满意的政权来取代它仍然没有把握。我们认为，最佳的方法是，在说服吴庭艳改弦更张上进行努力。在军事上，我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顾问人员、设备和金钱，这使我们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并且，对于我们而言，南越政局的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利用扬言减少对他的援助，或者真正地削减对他的援助，通过一定的时间，来使他放弃那些毁灭性的行为。
尽管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批准的程序似乎已成定局，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也只好投了赞成的一票。然而，他对此举仍然十分担忧，怀疑情报的可信性，因此，在电报发往西贡的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就给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送去了一份副本。
在我见到的人中，马克斯威尔·泰勒是军界最有头脑的地缘政治学和安全事务的顾问。他们这一代军事将领从二三十年代即投身于戎马生涯——就像我前面说道的那样，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国家对军事完全忽视了，人们对军人的态度如果不是蔑视的话，至少也是漠不关心的。马克斯威尔·泰勒是一位战争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指挥了第101空军师，并在既定进攻日的凌晨，率领该师空降到诺曼底。他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能说六或七种语言，其中包括日语和朝语，并且，他已出版了两部关于军事问题的著名专著。
小罗杰·希尔斯曼的电报使他感到震惊——尤其是电报已被批准并发出。马克斯威尔·泰勒知道，这标志着我们对越南政策上的重大变化；此外，这一做法与他原先认为正确的做法也是完全相反的。后来他说，如果不是那些在华盛顿的反吴庭艳小集团在高层官员缺席之时，玩弄“极其恶劣的规避花招”，这一电报是绝不可能被批准的。
总统很快就对电报的发出感到后悔了。在后来的年代里，博比·肯尼迪在一次口述历史的谈话中回忆说，他的兄弟视这一决定为一项重大的失误。博比·肯尼迪解释说：“在周末的科德角，他过于迅速地做出了这项决定——他以为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国务院的人们都清楚此事。然而，事实上，只有留守在白宫的W·埃夫里尔·哈里曼、小罗杰·希尔斯曼和迈克尔·福里斯特尔清楚此事，而他们又都是这一行动的坚定拥护者。”
在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眼里，该电报代表了一个极为恶劣的花招，我对此却不持相同的见解。众所周知，小罗杰·希尔斯曼有时喜欢脱离正常的官方渠道来行事，就像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一样，其他人对他的行为也听之任之，这正是导致这一失误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仍为此事的出现感到震动和悲痛，因为我意识到，就在华盛顿和西贡的官员们正为如何使吴庭艳体面下台而绞尽脑汁之际，最终导致他的垮台和被谋杀的行动却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对替换吴庭艳的人选做仔细的审查和估价；在试图说服他改弦更张方面，也未采用深思熟虑的手法——选择合适的胡萝卜和大棒。况且，我们过于热衷于关于吴庭艳地位的辩论了，以致于忽视了戴高乐的建议。在前一年中，老挝的问题就是以实现中立化而解决的——假如吴庭儒和法国也能在越南实现这一方案呢？我们对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往往只是匆忙而过，它们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
电报到达西贡之后，事件开始像瀑布一样接踵而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次日收到了它，随即召开了一个会议，商讨如何组织这次政变。他做出决定，美国官方将不露面，而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站来负责这次行动，它已经接到指示，受命于大使的指挥。按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理解，八月二十四日的电报指示他，发动一次行动，将吴庭艳从南越领袖的座位上赶下去。
当时，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他的工作仅仅两天时间。他曾是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并是副总统的候选人。在这一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外交使命中，他能不顾党派之间的分歧，在其马萨诸塞政治宿敌的政府中忠心工作，这使我对他敬佩不已。但是，我仍然认为，他过于高傲、自负，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在尚未抵达西贡之时，他已声称，他将政府惨无人道地镇压其人民的行动，视为一种可耻的举动，并特意列举了对于佛教徒的残酷镇压。有关吴庭艳与北越人秘密接触，企图使其国家脱离美国走向中立的谣传，似乎也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心烦意乱。电报到达之后，他的理解与电文作者的意图不谋而合：这是一道约翰·F·肯尼迪总统下达的命令，旨在策动南越军界人物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事实上，如上所述，电文并没有准确地告诉他这样做）。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布了紧急的指令，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首领立即派出了特工人员，与西贡的陈天谦（音译）将军和波来古的阮庆将军接触。他们对这些将军们说，吴庭儒和其手下的人必须被清除掉，而吴庭艳的去留则可由他们来决定。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我们的动作则是迟缓的，我们仍在争论，是否应策动一场军事政变来打击吴庭艳。争论并不是一场鹰派与鸽派之间的交锋，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南越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取得这种稳定性。这场争论持续了长达几个月之久，始终没有公开。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在西贡的记者人员连篇累牍地发回了指责吴庭艳的消息，并不断地分析政府对越南的政策，而华盛顿的记者们却从未披露过我们的争论。
约翰·F·肯尼迪对新闻媒介极为敏感，这是他与其前任们显著不同的差别之一。他喜欢那些新闻记者们，并十分欣赏他们那些坦率、富于想象、颇具刺激性的想法，甚至，有时也包括一些不太雅的幽默。他敬佩他们的智商和学识，并认为，他应该对此给予重视。由于他意识到这些人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他非常希望能影响他们。
八月二十六日，在一次白宫的会议上，约翰·F·肯尼迪总统谈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对寺院袭击的新闻报道。这是那份电报发出后的第一次白宫会议。他说，他认为，尽管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某些做法的确令人憎恶，但是，他们也按照我们的意愿做了大量的事情，这是不容抹杀的。因此，我们不应当仅仅因为“新闻媒介的压力，”就决定消除他们。马克斯威尔·泰勒说，他反对进行军事政变。他指出，南越在吴庭艳倒台后，军队将会分裂，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考虑，选择军队的首脑担任国家的领袖。
然后，我将话题转移到洛奇大使身上，他到西贡的时间太短了，只与吴庭艳和吴庭儒进行过礼节性的会见。我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应该向吴庭艳谈论的事情是，如果我们“允许”他继续掌权的话，我们希望他做些什么，以及，为了使他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所应运用的强硬手法或拉拢方法。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谁是取代吴庭艳的最佳人选，同时应指出，如果我们袖手旁观，让一位软弱的人占据了总统的席位，那么，“我们将会陷入真正的麻烦之中”。
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并未得出明确的答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也未收到要求他会见吴庭艳的指示。
小罗杰·希尔斯曼强调立即行动的急迫性，但是，总统回答他说，他将于次日举行另一次会议，并要求前驻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出席会议。小罗杰·希尔斯曼并不喜欢此举，他抱怨说，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的看法并不明朗，并且，对形势的看法已掺入了个人的感情。总统则尖刻地答道：“这可能也是符合逻辑的。”八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首先，由中央情报局的越南问题专家威廉·E·科尔比做报告，他叙述道，西贡的局势平静，骚乱并没有波及到农村地区。在回答总统的问题时，海军陆战队少将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小维克托·H·克鲁拉克说，在对越共展开的军事进攻方面，内部动乱造成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小，南越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能力并未出现明显的减弱。迪安·腊斯克特别提到，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必须就越南的问题与吴庭艳和吴庭儒进行谈话。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对马克斯威尔·泰勒前一天的判断表示赞同，即，在那些南越的将军中，无人具有进行统一和担任领袖的真正能力。
听取了这些意见之后，总统说，他还没有看出有发动军事政变的必要性，除非它已表现出胜券在握的迹象。他又问道，南越的军方人士中有适当的人选吗？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回答说，他未发现这样的人选，但是，他认为，既然中央情报局已经放出了去除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消息，这样的人物可能会出现的。
总统说，我们还没有走到必须立即进行政变的地步。我提出建议，我们可以要求西贡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上将做出估价，让他们判断一下军事政变是否可能成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告诉中央情报局，让他们不要理睬南越的将军们。这又招来了小罗杰·希尔斯曼的不满。他声言，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除掉吴庭艳就会越困难。
总统并没理睬他的意见，问马克斯威尔·泰勒道，保罗·D·哈金斯对政变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马克斯威尔·泰勒回答道，还无人问过他这个问题。结束会议时，总统指示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发电，询问他们对推进还是停止行动上，持有何种观点。
我们的审议进行的越来越急迫了。在随后的一天——八月二十八日——我们于中午和晚上两次与总统举行了会议。
在中午的会议中，我提议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我们将希望南越军方将领颠覆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政权。乔治·鲍尔认为，除了支持政变之外，我们已无其它的选择。对此，我回答说，我们并不能按照事物发展的惯性来被动的前进。总统赞同地说道，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事情已经走得很远了，就一味前进。
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对于除掉吴庭艳的动议，表示了极大的疑虑。他说，我们并不能以为，一个新政府就能更好地应付局面，或者说，能为战争的进行提供更坚实的基矗乔治·鲍尔对此持有异议，争辩说，我们绝不可能在吴庭艳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赢得战争，因此，抛弃他是必然的结果。W·埃夫里尔·哈里曼也附和地说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在越南战斗中的优势，并且，如果军事政变不出现，我们将必须打道回府了。小罗杰·希尔斯曼也补充道，现在，将军们的行动已无法阻止了。
然后，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再次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以前我们也曾提出过这一问题，但从未充分地讨论和回答它。倘若军事政变获得了成功，南越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形势？小罗杰·希尔斯曼也不得不承认，一旦那些将军们控制了局面，他们究竟会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对此，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则认为，只有吴庭艳能够将这个破碎的国家统一起来。
意见的分歧如此之大，总统要求我们再次开会的决定显然是极为自然的了，我们将于当日晚间再次参加会议。
下午六时，会议再度开始。总统先会见了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然后，又召集大家一起开会。他命令向西贡发出三条电文：一条是马克斯威尔·泰勒发给保罗·D·哈金斯上将的，要求他就形势和南越将军们的计划，做出自己的估价。第二条是总统发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也是要求他做出自己的估价。第三条电文是发给他们俩人的，向他们报告了我们中午的讨论情况，并且清楚地告诉他们，约翰·F·肯尼迪要求他们对应该如何行动上，提供个人的看法——并不是让他们就猜想华盛顿有可能做出的决定而做出反应。
第二天，当我与迪安·腊斯克再度碰面时，他已收到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的回答。他们一致认为，在吴庭艳掌权的情况下，战争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但是，保罗·D·哈金斯试图要砍断吴庭儒和吴庭艳之间的关系，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也对此举颇为欣赏，他建议“对吴庭艳做出最后的努力。”迪安·腊斯克敦促我们做出决定，是否指示保罗·D·哈金斯支持中央情报局去策动南越的军队首领们。总统则询问，对于目前的行动方针，是否有人持保留意见。
我发表了我的意见。我建议，我们要求保罗·D·哈金斯去说服吴庭艳除掉他的兄弟。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同意我的观点。我在解释我的观点时说：“我根本看不到另一位好的人选，军队的将领们正在考虑一个政变后的军政府，然而，就我对他们的了解而言——我认为，我对他们了如指掌——他们根本就没有长期运转政府的能力。”
麦乔治·邦迪重复了约翰·A·麦科恩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应该再次努力说服吴庭儒离开现职。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没有与吴庭艳进行实质性的谈话。他言之未尽之处——但我能推测到——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并无会见的打算，而其在国务院的上级也并未下达指令，要求他安排这样的谈话。
总统批准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出一份电报，电文谈到了两件事情：保罗·D·哈金斯应该向南越的将军们说明，中央情报局透露的消息代表了美国的政策，但是，美国必须知道，在将军们采取特殊的行动之前，他们的计划是什么；对吴庭艳最终将如何处理，目前还尚无定论。
总统仍然心有疑虑，为了表明此点，他、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同意，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电报应该附上第二份电文——政府中的其他人均未看过这份电文。
在这份秘密的电文中，总统告诉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宪法赋予总统和总司令的责任，我希望向你说几句话：……直到南越将军们开始行动的最后关头，我必须保留改变方针和撤销以前指示的应急权利。”他接着说，“由于充分考虑到……这一撤销所造成的后果，我知道，依据我的经验来看，相对于优柔寡断而言，这将会招致更为致命的失败。对于这样的改变及其后果，我将理所当然地承担全部的责任。”
八月三十一日，会议在迪安·腊斯克的会议室再次进行，事情变得非常清楚，其他人也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一样，对事情的进行存有疑虑。迪安·腊斯克在开始议论时说道，我们的思路似乎整整兜了一圈，又转回到原来的姿态上，即表现美国支持军事政变的那份八月二十四日电报之前的状态。
他主张，我们必须让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告诉吴庭艳，他的镇压已威胁到美国对他的继续支持，并提议，我们应向驻越大使询问，让他谈谈，在有关佛教人士的安全和吴庭儒夫人的去留问题上，吴庭艳可能会做出哪些退让。我完全赞同这些观点，并强调道，必须再次建立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D·哈金斯和南越政府之间的联系。十分明显，明智的做法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电报之前而不是以后来完成这些工作。然而，会议并没有对我的观点做进一步的探讨，就结束了，也未对洛奇和他的同事发出指示去指导他们如何行动。
正是在这一混乱的局面中，九月二日，CBS电视台将它的晚间新闻从十五分钟延长到三十分钟，播放了沃尔特·克朗凯特采访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画面，地点是海恩尼斯海港他住宅的院子里。沃尔特·克朗凯特说：“总统先生，目前，我们唯一卷入热战的地区，无疑是越南了，并且，十分明显，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总统答道：“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南越）政府不做出巨大的努力，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那里的战争就不会胜利。从根本上说，这是他们的战争。只有他们才是战争的胜利者或失败者。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可以给他们提供装备，可以派出我们的人员作为顾问前往那里，但是，他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在这场越南人民反共产党人（特意强调此点）……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提供援助，这一点是务必要明确的。但是，我也不能同意我们应该撤离的那些说法，撤离将是完全错误的。”
总统的意思显然极为清楚，他坚信，只有南越人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毫无疑问，他也绝没有流露出任何要派出美军战斗部队的迹象，既无打算用美军部队去加强南越军队的实力，也无以美军去取代他们的意图（吴庭艳也并未透露出任何迹象，显示他欢迎这样的行动）。
之所以我在此引用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这些话语，是因为我认为，就美国在这场战争所扮演的角色而言，这些话语反映了他深思熟虑之后的结论。
在九月三日的会议上，总统推测性地指出，法国在越南追求的目标，正是其邻国老挝在最近的国际性谈判中获得的东西——中立化，这涉及三个敌对势力集团之间的联合。但是，他确信，中立化在老挝是不会顺利进行的，同样，对于其邻国是否能顺利实现这一目标，他也抱以极大的怀疑。然而，无论是那时还是以后的任何时间里，我们都从未认真地探讨过，一个中立的南越——倘若这能取得成功的话——究竟可以在地缘政治上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形成这一做法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南越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中立，它将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中，而其结果则只能是，导致了艾森豪威尔所展望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对于中立化的选择甚至没有进行过起码的探索，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如果当时有一位像戴高乐一样的社会活动家来倡议此事，那么，他至少会使我对此事认真地看两眼。然而，我们所处的位置涉及众多的关系，要想调和它们是极为困难的。我们（尤其是迪安·腊斯克）担心，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迪安·腊斯克认为，我们应对南越的安全负有责任，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丢失了面子，那将会削弱我们在北约中的地位。东南亚条约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按照条约的规定，其成员国只能在按照本国“宪法程序”“遇到共同危险”时，进行相互间的“协商”。
另外一份独立的文件标明，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将作为这样的地区，即如果它们受到威胁，将“危及”该条约签署国的“和平与安全”。然而，该条约签署国之一法国则认为，它将不受条约规定责任的约束，并且它似乎暗示，美国的介入将会对我们的共同利益产生危害。既然，法国——一个具有豁免权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和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承诺的头号受惠国——认为，一个中立化的越南并不会严重地削弱北约或西方的防务与安全，那么，就最低程度而言，我们也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然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应当尽可能早地会见吴庭艳，与他就我们八月三十一日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的议题进行讨论。
但是，当九月六日我们再次碰面时，令人费解的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尚未会见吴庭艳。正是在此时，博比·肯尼迪开始积极地介入此事了，自从八月二十四日的电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后，他就开始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越南问题了。他刨根问底地大声问道，如果我们已经做出定论，即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将丧失战争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他的意思是，我们应以撤离进行要挟。
这引起了迪安·腊斯克的警觉，他回答说，如果越共占领了南越，那我们将陷入“真正的麻烦”，其言下之意是，以撤离进行要挟将是“引火烧身”。马克斯威尔·泰勒支持他的观点，他提醒我们，仅仅三个星期之前，我们仍然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将能赢得战争，并且，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与我们持有相同的看法。然后，迪安·腊斯克又继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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