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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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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关键的时刻，约翰·F·肯尼迪总统有了更深刻的见解，这表现在九月九日他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的谈话中。“总统先生，”戴维·布林克利问道，“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认为，如果南越陷落了，东南亚的其它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您对此表示怀疑吗？”或许是想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总统答道，“不，我相信这一理论……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不仅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之手中。所以，我相信这一理论。”
九月十日，我们的审议重新开始。博比·肯尼迪说，我们应该对与吴庭艳和吴庭儒有关的特别行动进行讨论了。我在回答时指出，我们似乎还缺乏可行的方法：“我们已在试图推翻吴庭艳，但是，却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其的合适人眩因此，一方面，我们已无可能与吴庭艳继续保持合作，而另一方面，在确定合适替代人选上，我们也未取得新的进展。我们应当重新返回到三个星期以前所做的事情中去。”
W·埃夫里尔·哈里曼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作为一位我敬佩万分的人物，就像纳尔逊·洛克菲勒和道格拉斯·狄龙一样，W·埃夫里尔·哈里曼是属于那类出身于富豪之家，但却又热衷于为公众服务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了驻苏联大使；杜鲁门执政之时，他就任了总统特别助理一职；并且，在五十年代中期，他还担任过纽约州长的职务。
然而，在后来纽约州长选举失败后，他仍然极为渴望返回华盛顿，以辅佐年轻的新总统。尽管，他已有六十九岁的高龄，但仍接受了巡回大使这一并不显眼的职位，而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大都非常年轻，与他的儿女们年龄相仿。W·埃夫里尔·哈里曼精力充沛，善出主意，这使他很快取得了总统的信任，先后被任命为美国出席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团长，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W·埃夫里尔·哈里曼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吴庭艳撤换的问题，他与我进行了坦率的辩论。他认为，吴庭艳已经创造了这样一种局势，以致于在他的控制下，我们无法在越南实现任何我们的目标。马克斯威尔·泰勒和约翰·A·麦科恩则站在我的一边。会议在毫无结论的分歧中结束了。
次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来了电报，谈到了他对南越当前形势的估计。他报告说：“形势正在急剧恶化，美国应当当机立断，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导致现存政府的垮台和新政府的成立。”麦乔治·邦迪在与迪安·腊斯克的交谈中说道，在所有对形势的估价中，总统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估价最为重视。而迪安·腊斯克却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没有与吴庭艳交换看法，而感到十分的烦恼。
几天之后，在又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约翰·A·麦科恩和两名新近从南越返回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也参加了会议——约翰·A·麦科恩问道，对于发动军事政变，是如何进行构想的。特工人员描述了南越军方人士的想法，并评论道：“他们对政变后的情况，都未做出周密、详尽的计划，这是他们共同缺乏的东西。”然后，我们探讨了吴庭艳对待事态的两条途径：调停与对抗。我建议，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去电报，具体阐述调停的途径，并要求他对此事发表看法。迪安·腊斯克表示同意，并指令拟定电文，送交总统定夺。
九月十七日，在与其最密切的顾问们商讨之后，总统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出了“调停”的电报。其部分内容如下：CAP63516。仅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亲阅。
国务院直接发出由总统转来的原件。院内不得做任何散发。
1。即日的最高层会议批准了一个宽泛的行动框架……该项目旨在，在可能的情孔下，实现GVN（南越政府）的改弦更张和必要的人事变动，以保持越南人民对它的支持，以及美国以武力反对越共的主张。此电报告了这项计划，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们希望得知你的意见……2。我们并不认为，目前具有良好的机会发动撤换现政府的行动。因此，就像你刚刚发来的电文所建议的那样，我们目前必须施加某种适当的压力……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推进或许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至少在短时期内。况且，这一方针与采用更为激烈的手段也具有连贯性，只要施行那些手段的时机成熟之后……3。我们同意你的某些看法……显而易见，在这一过渡时期里，由你一人独揽所有美国援助项目的审批，是加强你进行讨价还价地位的最佳途径……你有权决定，推迟任何援助物资的交付，或者，推迟任何机构所提供资金的转移，直到你认为，这种交付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但是要记住，彻底的停止援助仍不是我们的现行政策（……我们认为，拥有这种权力对你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限制和改变吴庭儒或其他人物得到的各种援助上……以及从他那里得到资助的同伴们……4。根据你的意见和修订，我们拟定了可能会收到效果的行动步骤，政府应严格按照下列程序展开活动：a。消除误会——吴庭艳应使每一个人回到工作中去，并且，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赢得战争上去。一些人可能因为某种合理的理由而认为，在最近的形势中，要完全支持他是非常困难的。对此，他应当予以宽容和同情的态度。
真正地以调停来行事，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他领导权威的怀疑；而惩罚、严厉或独裁式的姿态则只能招致进一步的对抗。
b。佛教人士与学生——释放他们，并不再追究其责任。与其它措施相比，此举将最有助于表现事态已恢复平静，并使人们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眼前主要的工作——战争上去。
c。新闻——应给予新闻言论充分的自由。尽管，吴庭艳将会遭到抨击，但是，此时对国内外新闻界采取宽容和合作的态度，将会带来对他领袖资格的及时颂扬。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固然令人恼怒，但对新闻的压制将会招致更为严重的麻烦。
d。秘密武装警察——将它的作用限制在反对VC（越共）的行动上，取消其镇压非共产党的反对派人士的活动。这将会极为清楚地显示，事态又回到了和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之中。
e。调整政府班子，注入清白的新鲜血液，清洗招致广泛反对的众矢之的。
f。选举——此举应当在自由和广泛监督的形式下进行。
g。议会——选举之后，应立即召开议会。政府应向其提交自己的政策，并取得其的信任……5。如果缺乏引人注目、极有象征意义的撤换行动，越南人民就很难对改革的货真价实表示认同，改革将只能流于形式。我们在一个特殊的事实上，与你有相同的看法，即，公开地削减吴庭儒和其同伴的影响，将是改革取得最佳效果的根本途径。因为，他们正是招来憎恨的符号，使人们对GVN（南越政府——译者）产生了仇视。我们的看法是，吴庭儒及其同伴应当离开西贡，最好是去越南度长假。我们已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点，极有可能会碰到各种压力，但我们确信，进行此举的尝试是必不可少的……6。我们注意到，你并不情愿与吴庭艳保持经常性的对话，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与他进行对话也是我们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此外，对话也完全可以作为对他进行说服的手段，甚至对他目前的思维产生说服的效果……我们本身都会明白，当一个人即使他是一位蠢人，在置身于逆境之中时，劝说也往往会收到特殊的效果……7。与此同时，军事问题方面的形势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方面表现在实际战局的进展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需要向国会提出有效的议案，以获取其对此继续支持的批准。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总统已经决定，将派遣国防部长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前往越南，他们将于下个星期初到达那里。值得强调的是，此行完全是一次军事使命，而所有关于政治方面的决定，将由作为总统高级代表的你来控制……同一天，在电报发出之前，W·埃夫里尔·哈里曼打电话告诉迈克尔·福里斯特尔，说他与小罗杰·希尔斯曼“对起草的电报都十分失望。”并将计划中的越南之行称之为“一场灾难”，因为，他说，“两位前往者均是我们政策的反对者（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马克斯威尔·泰勒），另外一位随行者（副国务卿助理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也并不坚决反对现行政策的执行。”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对此也表示同意。
收到总统的电报之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权衡了利弊，次日他说，他反对我们的前往。他担心我们的越南之行将会给吴庭艳一个信号，即我们已经决定“原谅和忘记”往事，这无疑是对改变其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泼上了“凉水”。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他主张采用一张冷冰冰的面孔，并认为，此举已经开始奏效，而我们的前往将会破坏已有的成果。
为了配合他的意图，我向总统提议，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将在夏威夷而不是在西贡会见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然而，正像麦乔治·邦迪向迪安·腊斯克说的，“总统认为，你务必要留心此事（即，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应该去现场视察问题），查看此事的落实。”那天下午，约翰·F·肯尼迪在另一份发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电报中解释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对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之行所指出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这次出访对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我相信，在兼顾你的担心上，我们会找到一致的方法……在任何一次对吴庭艳的拜访中，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将只会就目前危机所导致的军事后果做真实客观的通报。”
九月二十三日，总统签署了一份文字的指示给我，其内容如下：将我们对你为何出访南越的理解落实在文字上，这或许是会很有用处的。我之所以将你派往那里，这是因为，想对击败越共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的作用，做出尽可能准确的现场估价。目前的方案是在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出访后提出的，并在你的密切监督下得到了执行和发展，至少到最近为止，它已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成果。自从五月份以来，南越出现的事件目前已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它们既与目前是否能成功地反对越共有关，并且，除非这个国家的政局出现重大的改进，它们也与日后这方面的成功与否有着重大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中，目前，我急需你对形势做出估价。如果你的判断和结论是并不乐观的，那么，我期望，你能就南越政府所应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的政府在敦促南越政府行动上所应采取的步骤提供你的意见。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已经全力投入到支持这一使命的行列中（！），并且，你们两者之间观点的密切交换，将为我提供可靠的依据。显而易见，所有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及准军事方面的努力，相互之间都以各种形式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你对军事和准军事问题进行估价的这次使命中，我期望，你能就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进行充分的协商。此外，我还希望你能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携起手来，共同对我们向南越提供援助的全部手段和方式进行逐一考察，以便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
我打算交给你一封我写给吴庭艳总统的私人信件。你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应对此事进行探讨，如果，在你们将讨论的结果告诉我后，我仍做出结论：这封信是必要的，那么，大使就应在一个会见的时机中，将之转交给吴庭艳总统。
按照我的看法，南越各地斗争进展的情况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次任务中，你应当尽可能花费最多的时间，对西贡和战场上的情况进行彻底的视察。
当他将这些指示交给我时，总统补充道，他认为，我有必要与吴庭艳会见两次，并且，如果根据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的判断，改革和变化对于赢得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措施，那么，我就应该以这一结论对他施加强大的压力。
约翰·F·肯尼迪将此信视为一种对我的指导，也将它作为一份文件，以便于我能出示给他人并说：“这是总统希望做的事情。”然而，华盛顿的那些反吴庭艳活动者们仍在进行重新展开反驳的行动。背着麦乔治·邦迪和我，在阅读了总统给我的指示后，小罗杰·希尔斯曼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送去了一份信，其中写道：尊敬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借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的安全之手传送这一信息。
……我感觉到，改变原有看法、赞成我们观点（即，必须用军事政变除掉吴庭艳）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只要你和我们分别在西贡和国务院坚持我们的主张，其他人也会站到我们一边的。就像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将告诉你的那样，一群坚定的伙伴正在这里远远地支持着你……约翰·F·肯尼迪总统给我的文字指示和小罗杰·希尔斯曼通过后门渠道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标志我们政府为期一个月的犹豫不决已经结束，在这一期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日益恶化的重要问题，迫切地需要我们做出决定性的行动。在认可反对吴庭艳的政变之前，我们在面对越南的根本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勇气，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然而，在他被撤换之后，我们仍然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过失：·我应当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强制性的考察、思考和辩论。例如，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能够赢得胜利吗？如果不能，那么，能否以一位与我们合作更好的人来取代他的角色呢？如果答案仍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与吴庭儒和法国一起合作，实现中立化的目标呢？或者，站在其它的角度上看问题，即南越的政治危机已使美国失去了在此呆下去的可能性，从而选择撤离呢？
·马克斯威尔·泰勒没有对那些不断传来的报告中的分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歧表现了人们对南越军事形势的进展——或不足——有不同的看法。
·迪安·腊斯克——最无私的人物之一，全力以赴地为美国工作着——失误于对国务院的严格管理，以及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监督。他也未坚决地参与总统召开的会议。
·而总统——我对他的责备最少，因为，他必须处理一大堆别的问题，范围包括从公民权利的纷争到就“禁止核试验条约”获得国会的批准——的失误则在于，没有将美国政府中的各个派系捏和在一起，使他们能够齐心协力。面对这一弊端重重的环境，他的优柔寡断持续了太长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政府内还无发生此事的话，那么在新闻界，对中立化和撤离的赞成和反对却早已引起了辩论。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和秋天，报刊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和詹姆斯·赖斯顿提出了应当考虑中立化的建议，然而，新闻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却反对这两种选择，在六十年代早期，他从南越向《纽约时报》发回消息，并激烈地抨击政府的政策。一九六五年他是这样写的：就目前越南的基本选择而言，其情况与一九六一年他们面临的事情完全相同；它们并无不同之处，并不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同样犹如一个可怕的噩梦。
首先，大量的言论已谈到了一个中立化越南的可能性，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立化当然并不是天方夜谭，瑞士、奥地利、印度，或者说甚至老挝，都已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国家利用这种方式声称：在冷战期间，它们既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战场，也不愿加入交战的任何一方。越南迈向中立的第一步，将是撤离国内所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以及中止美国的军事援助；这将造成一片真空，致使共产党人，即南方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力量，从容地占据这个国家——或许为六个月的时间，也可能需要两年。他们会在不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并且，如果河内愿意向我们和南越提出中立化的方案，那将成为美国挽回面子的唯一途径。
那么撤离的说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过奉献的美国人中，几乎无人会对此想法感到兴趣。这一观点也意味着，那些将身家性命已完全托付给美国的越南人，将要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此时，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幸运者却凭借着蓝皮的护照，毫无危险地远走高飞了。一个本应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将沦陷于一种单调、毫无生气、受到控制的社会生活中。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正像一九五○年我们对朝鲜的承诺，曾经阻止了共产党人公开地跨越边境，在越南取得反对共产党人的胜利，也会对阻止所谓的解放战争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当时的新闻记者中，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这番鹰派的言论，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点。
九月二十五日，这是我启程去西贡的前夕，CBS的报道人哈里·里森纳问我，南越人是否“可以在我们的援助下……在战场上赢得战争，而在西贡输掉它？”我回答说：目前要做出估价是非常困难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周里，政府的行动一直在针对不稳定的局势。完全可能，他们已经疏远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齐心合力地与越共战斗，否则越共是绝不会被击败的。
我继续说道：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胜利与否将取决于他们自己。我们可以提供顾问和援助，但是，只有他们才是最后结果的承担者，而目前还有待于观察的是，他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实践证明，这番话语的确起到了预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员们注意此行的目的：对南越反对越共的军力进行考察，并对其是否获胜的前景做出估价。如果前景并不乐观，我们就必须问到这样的问题，即南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美国又怎样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动？
我对他们说，按照我的想法，在我们能够提出建议之前，我们必须回答某些特殊的问题：·如何解释那些报告中军事进展和政治稳定性之间矛盾的地方？何种说法是正确的？
·学生、军队、政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吴庭艳的反对，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对抗在继续加深吗？
·谁在政治上控制了农村地区的村庄？我们将对此进行何种方式的判断，并且，我们对我们的判断会有信心吗？
·假如吴庭艳和吴庭儒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发生了变化呢？如何对他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与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进行比较呢？
·吴庭艳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权力吗？南越权力基础中的关键因素已经离开了他吗？
·如果吴庭艳仍然大权在握，军事上的努力会取得成功，还是会越变越糟？
·如果我们做出结论，吴庭艳将会改弦更张，那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手段——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来促使他这样做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最为广泛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各种意见和看法，这包括：所有职位上的南越官兵们，所有职位上的美国官兵们，新闻界人士，外国大使，南越，法国和美国的商人和劳工领袖，国际控制委员会的成员，学术界人士，天主教神职人员。我指示，我们将于每天早晨碰头交换意见，并将在对华盛顿的汇报上采用唯一的报告系统，每天统一汇报的电文中，将列举观点中的分歧，如有反对的意见的话，将会在给总统的报告中特别注明的。
在为期十天的逗留期间，我们实际上周游了南越的每一个行动区，举行了几十次会议。我发觉，在我亲自参加的三次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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