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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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为期十天的逗留期间，我们实际上周游了南越的每一个行动区，举行了几十次会议。我发觉，在我亲自参加的三次访谈中，我受到了特别的启发和震动。
　　九月二十六日，我会见了P·J·霍尼，一位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讲师，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并且与南、北越的领导人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的评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他以前曾经是吴庭艳的支持者。
　　在我们讨论期间，P·J·霍尼说道，几个星期之前当他刚到达西贡时，他相信美国总是可以设法与吴庭艳共同相处的，而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则是极为危险的。然而，目前他已改变了看法。在过去的三年中，吴庭艳衰老得极快，以致于有些反应迟钝了。吴庭艳公开地指责着一切，既包括军队也涉及市民们。他对佛教人士的袭击已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动。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霍尼认识到，要想使这一统治自由化，或改变吴庭艳的想法，已是毫无可能的了。因此他说，美国必须要做出决定了，与这样一个政权在一起，它是否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呢？按照P·J·霍尼的观点，我们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尽管，他指出有迹象表明，战略村计划正在取得效果，而越共利用西贡政治动乱的企图也落空了。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撤换吴庭艳呢？P·J·霍尼的看法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他说：任何脱离这一政权的运动都具有极大的风险，并且，按照他的判断，无论是发动政变或者是进行暗杀，在对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上，都是半斤八两，很难对其作用进行高下之分。
　　最后，P·J·霍尼预测，如果共产党人控制了南越，那么，在整个亚洲，就不会再有政治领袖对西方世界表示信任了。并且，他声称，这种信任的危机将绝不会仅仅局限在亚洲的。
　　九月三十日，我与罗马教皇的代表阿斯塔阁下进行了交谈。一开始，他就告诉我。在南越表面的平静之下，“控制正在加强”，统治集团已建立了一个警察的国家，到处存在着暴虐的恶行。知识分子和学生们都将政府视为仇敌，一些人转向了越共，大多数则接受了中立的立常P·J·霍尼曾经证实，河内已通过法国与吴庭儒进行了接触。阿斯塔阁下进一步指出，一旦吴庭儒攫取了政权，他将首先会驱逐美国人，然后，再断绝与共产党人的联系。他最后以不客气的指责结束了谈话，我对他的观点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美国政府从未在对西贡的讲话中，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声音，这不仅使美国的政策变得模糊不清，也使南越人民搞不清它的真实意图。
　　第三次访谈是在九月二十七日进行的，约翰·理查森是这次交谈的对象，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他一直就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首脑。约翰·理查森告诉我，广泛的不满已潜藏了不短的时间，佛教僧侣的动乱正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情绪。
　　他对夜间拘捕学生和浓厚的多疑气氛表示了特别的担忧。他将吴庭艳描述成一位爱国者，并对其道德品质极为尊敬，但是，他认为，他的助手们——尤其是吴庭儒——损害了他的声誉，并将他置于了死地。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约翰·理查森接着汇报说，吴庭艳最亲近的助手们也担心，危机将会导致高层将领们发动政变，尽管，约翰·理查森还未发现任何人具有足够的精神权威能够取代吴庭艳的位置。为了挽救南越，他谈到了自己的结论，美国必须强迫吴庭艳停止镇压行为，并且驱逐吴庭儒。他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并对我说，“部长先生，我要求你对吴庭艳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
　　终于，九月二十九日，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来到了坐落在天里（音译）街的嘉龙（音译）宫。这里距美国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我们与吴庭艳将在此会见，时间为三到四小时，随后将共进晚餐。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陪同我们前往，吴庭儒则始终没有露面。
　　吴庭艳咕咕噜噜地说着法语，语调似乎显示出他的疲倦，并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在前两个半小时里，吴庭艳一直在夸耀他的英明政策和军事上的进展，并不时地起身在地图上指点着，我们无法插言，只能洗耳恭听。他显得神态自若、颇为自信，这使我感到内心很不是滋味。
　　这一独角戏式的演说终于有了停顿，这给了我得以说话的机会。我告诉吴庭艳，美国真诚地希望能帮助南越战胜越共。但也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美国人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提供援助。我同意他对战局的说法，并指出，军事上的确取得了进展，同时，也谨慎而又带有压力地指出，动乱和由此引发的镇压，已危及到战争中的成果和美国的援助。因此，必须停止镇压并尽快解决动乱造成的有关问题。
　　吴庭艳断然拒绝了我的主张。他说，新闻界对他的政府和家庭进行了恶意的诽谤，这造成了美国人对南越真实情况的错误理解。我承认，某些新闻报道确有失误的可能，但是也指出，无论在南越还是在美国，吴庭艳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大大降低，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他再次反驳了我的观点，并指责那些学生的“幼稚、缺乏教养和无责任感，”认为，他们才应对最近的拘捕风潮负完全的责任。他声称，他对佛教人士的动乱给予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过去，他对他们“过于宽容了”。这使人有点不寒而栗。
　　我将话题硬拉到了吴庭儒夫人身上，向他指出，他的政府在美国公众的眼里，并未树立很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位夫人那些鲁莽和不合时宜的言论有关。我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块剪下的报纸，上面引证了她的某些评论。她曾对美国的下级军官们评头论足，说他们的“举止就像一个小兵痞”。我告诉吴庭艳，类似的说法不能不深深地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
　　从他的眼神和姿态来看，这时他开始明白我谈话的要点了，但他还是起身为儒夫人进行了辩护。“这并不能令人满意，”我说道，问题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存在着，在战争能够获得胜利之前，它们必须得到处理。
　　马克斯威尔·泰勒概括了我的要点，并强调指出，美国人对南越最近发生的事件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合乎情理的，吴庭艳必须就此做出自己的反应。两天之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在一封给吴庭艳的信中，补充写道：“经过与大量的越南和美国军官交谈之后，我确信，到一九六四年底，越共在北部和中部的暴动行动，将会减少演变为一些零散的活动。
　　三角洲地区的时间会长一些，但到一九六五年底，这一目标也将会实现的。然而，这些预测的实现将取决于某些条件（即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指明的那些）的满足。“
　　然而，吴庭艳并未做出答复，对于我们向他提出的要点上，他绝未做出将响应和采取措施的保证。就像美国在我们会面时记录中写到的那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来，他显得镇定自若，并不厌其烦地做了大量的解释，希望以此来纠正某些误会。”
　　飞回华盛顿之后，在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P·邦迪的帮助下，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起草了给总统的报告。由于本报告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随后发生的事件，我曾大量摘引过它。下列的摘录较好地概括了我们当时所做的结论和建议，相比于重新的阐述而言，它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结论·军事行动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西贡（或许还有南越的其它地方）的政治局势目前非常紧张，吴庭艳一吴庭儒政府正日益失去民众的拥护。
　　·在日后的压制行动中，吴庭艳和吴庭儒有可能改变当前军事镇压的惯用手法。而一旦重新使用较为温和的统治手段，尽管这似乎并不可能，那将会大大地缓解目前的政治危机。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所施加的压力是否可促使吴庭艳和吴庭儒走向温和。压力诚然有可能会使他们更加一意孤行，但是，如果不施加这些压力，他们则几乎肯定不会放弃过去的行为模式。
　　·以一个新政权来取代目前的政权，其前景是否会更好，似乎还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开始时，要想凝聚政府的各种势力和维持秩序，只能实行独裁式的强大统治。按照当今军人在越南的突出地位来看，这一角色极有可能由一位军事将领来担任，他或许会通过政变后军政府的选举来获得大权。在吴庭艳和吴庭儒离开后的最初阶段里，这一独裁式的军事统治或许会平安无事，此后，则至少会重新捡起吴庭艳的压制手段，以及继承吴庭艳之前越南传统统治体制中的腐败。他们在憎恨异邦的极端民族主义上，绝不会比其前任逊色，从而将其考虑的重点放在传统的军事上，而非社会、经济和政治上。
　　我们的建议是：·保罗·D·哈金斯上将与吴庭艳一起重新审查军事方面的必要变化，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行动将于一九六四年底完成，三角洲地区的行动将于一九六五年底结束。
　　·建立培训越南人员的计划，这样，到一九六五年底，目前由美方军事人员扮演的基本角色，将能由越南人来充当。到那一时期，大量撤离美方人员将是非常可能的。
　　·与培训越南人接任军事职能计划的进展相一致，国防部将于近期宣布，立即着手拟定计划，以便到一九六三年底，能撤离一千名美方人员。
　　·为了给吴庭艳留下我们不赞成他的政治计划的印象，我们的做法是：·断绝其计划发展的重要财政援助。
　　·与南越政府的最高层人员保持目前纯粹的“恰当”关系。
　　·密切监测形势的变化，以对吴庭艳在减少压制、改进军事能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两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决定使用更严厉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将不采取主动的做法，去鼓励政府中出现积极的变化。
　　我们特别强调，这时组织一场军事政变的时机还不成熟。
　　十月二日凌晨，我们抵达了华盛顿，在那天上午，我们前往白宫，向总统就我们的此行做了一个小时的简单汇报。谈话中，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关于我们撤离一千名顾问人员的建议。“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从这一地区脱离出来的手段，并且，我有责任将这一手段展现在国家面前。”
　　我说。
　　那天晚上，总统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讨论了我们的报告。由于上个星期的尖锐分歧仍停留在他的脑海里，总统概括地指出了根据他的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他说，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途径，来说服吴庭艳改变西贡的政治气氛，但是，他也强调，越南行政当局的团结统一是起码的条件。他说，现在我们已有了一个大家认可的政策和报告。
　　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而我们去那里只是作为顾问，是为了帮助南越人保卫自己，如果他们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那么，战争将没有取胜的可能。然而，对于我们的建议，即：国防部将宣布一项撤离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本年内将撤出首批的一千名人员，其余人员的撤出将于一九六五年底前完成。大家则众说纷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全部出访的成员都已对报告中的文字表示了同意，然而，一旦开始讨论，大家则对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反映，鉴于各人抱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对此问题的认识还缺乏一个完全的一致性。
　　一部分人认为，军事方面的进展是可观的，训练也已达到了足以让我们撤离的地步。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战局的进展并不令人乐观，也无证据表明，南越人已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培训。但是，他们赞同我们开始撤离的观点，其理由是，如果南越人是“可以被训练的，”那么，我们在那里呆的时间已足以取得这一成果了。而如果成果并不明显，那则是因为其政局的不稳定而导致其无法取得这种成果。还有一部分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南越人还是可以被训练的，只是我们的训练时间还短，不足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因此，他们认为，目前水平上的训练还应当继续下去。
　　经过大量的辩论之后，总统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撤离一千名军事人员。按照我的回忆，在没阐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做出了这一举动。总之，由于内心动机的强烈驱使，以及担心其他人会试图让他撤销这一决定，我敦促他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这将使它变成了现实。
　　这一过程当然引起了争议，这是不出所料的。尽管，总统反对将“到年底前”的词语写在里边，但是，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担心，如果我们宣布了此事，并且，无法在九十天内完成此举，那么，我们就会背上头脑发热的罪名。我说，“公布此举的有利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对国会和人民说，在减少美国军事人员在南越游击战中的出现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切实的计划——南越人民也应逐渐培养隐藏自己的能力。并且，我认为，在面对J·威廉·富布赖特和他人的强烈攻击时，此举将是极有价值的。他们认为，我们已陷入了亚洲的沼泽之中，几十年后都不能自拔。”
　　总统最终表示了同意，会议之后，新闻部长皮埃尔·塞林杰发布了这一声明。白宫的新闻发布中包括了这一段文字：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部长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报告说，到本年底之前，美国训练越南人的计划将应当进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受命去南越的一千名美军人员能被撤回。南越的政治形势仍然处于严重的状态中……但（镇压的）行动（在那个国家里）还未对战局的进展造成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未来是可以完成此事的。
　　我们提交给总统的报告，在十月五日早晨，再度引起了人们的辩论。这次争论变得更激烈了，但是，最后总统还是清楚地说道，对于我们报告中有关政变计划的部分，他表示赞成。我们是这样写的：“此时，还不应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推动政府的变换。我们的政策应当是：全力以赴地去确定可以取代现任领袖的人选，并在其一旦出现的时候，与其进行接触。”总统发出了指示，命令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将这一段话语的大意传递到西贡去。
　　几周之内，总统关于即美国“不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去推动政府的变换”的决定开始传开了。十月二十五日，在给麦乔治·邦迪的电报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敦促说道，既然南越的将军们已密谋多时，并早已开始行动了，故“我们不应该阻止这次政变了。”他推理的基础是，“即使从赌赌运气的角度来看，下届政府也不会像现政府那样，在工作中错误重重，屡入迷途。”为了替总统辩护，麦乔治·邦迪回答说，阻止一场政变的实质在于，我们应当拥有特权，可以审查将军们的计划，并阻止那些前途渺茫的行动。
　　四天以后，在一次总统召集的会议上，我问道，我们在西贡的军官中，是谁在负责政变的计划，并且，我注意到，保罗·D·哈金斯可能并不知道，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正在干什么。博比·肯尼迪在承认自己没有看过全部的电报后说道，他实在搞不清目前的情况。支持一场政变将意味着，将南越的未来——也可说是整个东南亚的未来——放在某人的手里，而我们对此人的身份和意图则一无所知。马克斯威尔·泰勒赞同道，甚至一次成功的政变也会伤害战争中的成果，因为，一个新的政权毫无经验，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约翰·A·麦科恩对此表示了同感，早些时候，他已说道：“总统先生，如果我是一位棒球队的管理者，并拥有一名投手，我可能就只会将他关在盒子里，而不管他是否是一位出色的投手。”迪安·腊斯克则比较长远地考虑到，如果吴庭艳的政权继续存在下去，战争中所取得的成果则可能逐渐失去。会议在没做出决定的情况下结束了，总统要求我们于晚上继续开会。
　　在下午六时的会议上，总统感到，有必要让那些南越将军们明白，他们不可能取得迅速的成功。对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所持的肯定或热情，总统从未表示过同感。会议之后，麦乔治·邦迪将这一旨意发电告诉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并指示他发电报给保罗·D·哈金斯，告知其南越将军们的密谋计划，让他和中央情报局工作站对我们将如何行动提出建议。
　　读了电报之后，保罗·D·哈金斯向华盛顿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发回了电报，愤怒之情充满在字里行间。他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封锁消息，不让他得知政变计划的做法，十分恼怒，重申了他对政变所持的反对立场，并指出，在他来看，还无人具有吴庭艳那样的领袖实力——特别是那些将军们，他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保罗·D·哈金斯的建议是，“我们不应过早地调换其领袖人物，而应继续采用说服的行动，以使现任领袖改弦更张。”
　　美国试图阻止政变的想法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震惊，他的回答中带有明显的不满：“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我严肃地提出问题，如果美国政府反对进行政变的话，南越的将军们是否会仍然不顾一切地进行政变呢？麦乔治·邦迪明显与我持有同感。同一天稍后的时候，他发电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们已没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的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不能成为我们制定美国政策的依据。我们认为……你应当采取行动来说服那些政变的将领们，让他们停止或推迟行动……因为从前景来看，它并不具有完全成功的把握。”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已定好日期，将于十一月一日从西贡返回华盛顿，以提供他的咨询。在即将启程之前，他陪同费尔特海军上将，对吴庭艳进行礼节性拜访。在此之前，吴庭艳已经送来了一张纸条，说他希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能在费尔特走之后，再停留十五分钟。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依此而行了。后来，他向华盛顿发来了电报：当我起身离开之时，他说道：请转告约翰·F·肯尼迪总统，我是一位诚实而坦率的伙伴，我愿意立即着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失去时机后再放马后炮……请告诉约翰·F·肯尼迪总统，我已认真地考虑了他的全部建议，并着手将其付诸实施，这只是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电报中评论道：”我认为，从星期日（十月二十七日）吴庭艳开始参加我们在大叻举行的会谈之后，这是一个新的姿态。如果美国想要做一笔一揽子的交易，我认为，此时正是时候。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请告诉我们你们的要求，以便我们去完成它。希望华盛顿能商议此点。“
　　电报由正常的渠道发回，最终于十一月一日（华盛顿时间）上午九时十八分到达了国务院，九时三十七分，它被送到了白宫，我们与总统一起正在再次讨论西贡的事件。然而，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政变已经发动了。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们又一次与总统一起讨论西贡的局势。在会议开始之时，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命运还尚不为人所知。会议开到中途之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突然闯了进来，宣布了一条从情报室得到的重要消息。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报告说，他们已从南越的同行那里得到消息，两兄弟已在“从城里去将军联合指挥部的途中自杀”。
　　事实上，在提出投降之后，吴庭艳和吴庭儒就在堤岸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等待，教堂位于西贡闹市区南部的中国人居住区。明（音译）将军，他后来成为了总统，派出了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装甲运兵车来接他们。他们俩人被推进了装甲车里，双手被捆着。当车辆到达将军联合指挥部时，装甲车的门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吴庭艳和吴庭儒俩兄弟已经死去了。俩人都被枪击过，吴庭儒还被捅了几刀。
　　“他们怎么会死的？”据说，敦（音译）将军曾这样问明将军。
　　“这有什么奇怪的？”明将军回答道。
　　几个月后，他对一位美国人谈到了两兄弟的死亡：“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杀了他们。那些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村民们极为崇拜吴庭艳，所以绝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世上。”陈文香（音译）这位普通的市民曾是吴庭艳的批评者之一，并因反对其统治而受过牢狱之苦，他说：“掌权的将军们之所以决定干掉吴庭艳兄弟两人，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将军们的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既非安邦治国之天才，又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上的支持，故只要总统和吴庭儒先生还活着，他们无论如何也难阻止俩兄弟卷土重来。”
　　约翰·F·肯尼迪总统闻此消息后，脸色迅速变得煞白，我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