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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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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的大臣（德比和卡纳万爵士）背道而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样一场战争的前景是非常堪忧的，尤其是在为了一个高尚的理由的时候。在1870～1875年之间，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手发行了总价值为6200万英镑的俄国债券，最后终于圆了长期以来一直使他们耿耿于怀的影响俄国金融的梦想。这是一个盈利非常丰厚的生意：这只5％利率的俄国债券的价格从1870年3月的85，上涨到了1875年8月的106，上涨比例达到了24％。1875～1877年的东方危机不仅仅遏制了这个上涨的势头，而且引发了价格的节节下跌——1876年10月跌到了74，而当俄国在第二年4月向土耳其宣战的时候，又跌到了68。这种情况在所有欧洲主要市场的绝大多数政府债券上都有反映。纳蒂自己后来称这场1878年的金融危机为“有史以来英国金融史上”最大的危机，它以格拉斯哥城市银行的倒闭为开端，以英格兰西部银行的破产为顶点。列昂内尔和纳蒂（因为他正准备继承他那已经病痛缠身的父亲的财产和职责）所面临的困境是相当严峻的：他们应该支持俄国吗？眼睁睁看着土耳其帝国受辱甚至是灭亡，而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将殃及埃及和英国本身也在所不惜？
他们选择了土耳其，把1877年的俄国贷款让给了由门德尔松率领的银团，而法国的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著名的有贴现银行和里昂信贷——在一旁虎视眈眈。迪斯雷利可以在8月份拍着胸脯向女王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现在的政策极端讨厌，而且已经拒绝了帮助沙皇渡过目前的难关的请求”。这是一场真正的牺牲，因为这样的举动或多或少在随后的15年间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排除在俄国的金融活动之外。这不能只用他们在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利益来解释，因为在1877年的危机期间几乎就见不到什么利益。巴尔干地区主要的铁路特许权掌握在赫希的手里，他们仍然继续排斥来自君士坦丁堡寻求金融支持的请求，而且第一笔稍大的给埃及的贷款一年多以后才贷出来，唯一可信的解释应该是来自非经济方面的。
格莱德斯通和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苏伊士运河股份的购买过程中作用的攻击，极大地破坏了列昂内尔对政党政治的忠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一个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胜利从他们“宗教共存”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什么必要。格莱德斯通自从1876年9月印发了他的小册子《保加利亚恐慌以及东方的问题》后，就发动了他反对迪斯雷利政策的一次宗教圣战运动。从其最根本的性质来看，这种站在巴尔干基督徒的立场上的诉求，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有钱的犹太人，像戈尔德施密特）的利益的影响有限，特别是投票人总是能记起迪斯雷利的犹太人血统——还有他的那些支持者。正如德比评论的：“格莱德斯通指责‘犹太虔诚’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关于东方的问题是否是指迪斯雷利，还是指那些明确的犹太人，抑或指罗斯柴尔德所有这一切完全都是模糊的。”列昂内尔对那些攻击土耳其，而对于“起义和骚乱的原因”只字未提的“所有这些工作聚会”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所关心的与他们十分不同，这可以从他写给迪斯雷利的信中看出，这封信在柏林的议会大会上被大声地读了出来，是关于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迫害的，他希望这种情况能引起大家的重视。阿尔方索也试图通过布雷希罗德对俾斯麦施加同样的压力。最终定案的《柏林协定》的第44款，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明显要比七弯八扭的对于保加利亚的妥协有价值得多，而《柏林协定》目的就是保护巴尔干地区各种信仰相互依存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列昂内尔因此对迪斯雷利的政策给予了毫不含糊的支持。“我是多么高兴看到，”他在1877年3月底的时候写道，“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成功，而且只是通过政策的调整所取得的——由于您伟大的坚毅和政治家风度，使我们终于可以充满信心地期盼不久之后就可以为一个普天同庆的和平向您表示祝贺。”纳蒂也向蒙塔古·科瑞确认了他对土耳其毫不动摇的同情。在整个危机期间，他们定期地向迪斯雷利送交他们从欧洲大陆收集来的情报的汇编，并且也作为与维也纳联系的一个非官方渠道。例如在8月份，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这个问题秘密地去征询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意见”，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俄国有关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中立给奥地利的承诺。“他们正频繁地与奥地利皇室进行接触。罗斯柴尔德男爵同意给家族在维也纳的负责人发电报，而且我们要求他在做任何推进之前，在他们收到不同于当时通行的说法的信息回复两天后，他应该从安德拉希公爵处得到对有疑问的问题所做出的明确表示”这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首相的亲密关系，这让其他关键的外交人物——包括俄国大使和英国外交部长——都确切地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了。“苏瓦罗夫告诉德比夫人，他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德比在1877年12月抱怨道：
与那些大臣相比更是这样，他证实了他们每天都保持着与首相的联系，得到所有提交过去的信息并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通过从其他途径得来的消息，我敢肯定，我们时常抱怨的内阁机密的泄漏，主要就是就是在这个环节，因为当贝肯斯菲尔德爵士出城的时候，通常很少有那一类的流言飞语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自己直接得到的消息。
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没有引起自由党领导层的注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行为非常讨厌。”格兰威尔这样向格莱德斯通报告，时间是1877年8月，也就是格莱德斯通在下院提出了他的《女王陛下政府已公布政策的重大或者事实变更的决议案》之后3个月。4个月之后，当“N·罗斯柴尔德听到一个盛怒的土耳其人嘲弄迪斯雷利打算开战的说法”的时候，他愤怒了。“他说土耳其人把自己置于他的掌控之下（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信任），还说俄国人将会放弃。”按照纳蒂的说法，“迪斯雷利的意思并不是为反对将海峡向所有的战舰开放而发动战争”。这跟他后来告诉历史学家J·A·弗劳德的完全不一样。纳蒂曾经试图劝说J·A·弗劳德“按照他的观点”去写一本迪斯雷利的传记，但是没有说动。纳蒂后来在回忆中说“他（贝肯斯菲尔德勋爵）决定支持战争，这对于他的政策来说是必要的：这是女王强压着他这样做的而他面临着他碰到的那些每天在内阁进进出出的反对党人的指责”。
无论是否有诈，迪斯雷利都是幸运的。第一，俾斯麦选择的是不支持戈尔查科夫和伊格奈特耶夫，他担心俄国人太完美的成功可能会让奥地利—匈牙利从大国的位置上降级。第二，俄国人在1877年12月在普列文的进军被察觉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军事上显得非常踌躇。第三，他们在矢口否认他们以前让奥地利—匈牙利占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保证的同时，试图通过《桑·斯特法诺协定》建立一个新的“大保加利亚”的做法上手伸得太长了。所有这些使萨利斯伯利在取代德比于1878年春出任外交部长后，肩上的担子变得比以前轻松了很多。在结束了一系列与俄国（得到了比萨拉比亚和巴图）、土耳其（把塞浦路斯让给英国以换取英国对它的亚洲领土的保护）以及奥地利（允许它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位于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诺伍巴扎州）的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萨利斯伯利快步走向迪斯雷利在柏林的外交“胜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柏林到底获得了多大的胜利？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是见仁见智：把保加利亚分成了三份的瓜分方案——获得自治的保加利亚，仍然处于土耳其宗主国统治之下的东鲁梅利亚，以及仍然作为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的马其顿——看上去似乎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而且土耳其对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并没有打算完全放弃。可以肯定的是，俄国的军队到1879年底的时候已经从巴尔干地区撤出，而迪斯雷利毫无疑问地重新建立起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外交主导地位。他也很满意地看到俄国与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之间产生了纷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迪斯雷利的热情赞扬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无论如何，这种可以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处理方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得到了柏林国会的肯定。
在1879年4月，总督解散了“国际”政府，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埃及纳税人的抵触。解散政府导致罗斯柴尔德新发行的债券的价格一落千丈。而通常的看法是，从这一刻起，纳蒂开始对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干预产生了动摇。但这其实并不正确。纳蒂接受雷伍尔斯·威尔逊关于“政府一纸诏书，马上就废除了总督，这一行动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几乎与此同时任命了他的长子”图菲格的说法。但是他反对暂停1877年的贷款，这位前大臣相信，这会使这次解散“国际”政府的后果得到加强，他宣称他和他的法国堂兄“强烈反对威尔逊取消贷款的提议，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所提出的做法非常卑劣”。再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格莱德斯通不大可能有理由反对的：一次与其他列强协商一致的行动，废黜伊斯迈尔，用图菲格取而代之。然而，过去那些在不同的债权人之间存在的纷争又再次浮出了水面。很自然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要务是重建他们1877年债券的保障体系，而这个目标并不被持有早期埃及债券的投资人所认可。一直到1879年12月，他们才得到了奥地利和希腊政府的同意，并达成了一项妥协，确定了用于罗斯柴尔德贷款担保的土地范围，同时也没有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无论如何，新的政权——完全置于一个新建立的以英国和法国为主导的清算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与它的前任几乎同样短命。就在几个月之内，这种“双层控制”的体系分崩离析，再也没有恢复。
从投资到投兵
格莱德斯通在赢得了1880年春季选举的胜利之后没有浪费一秒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陷入了最糟糕的境遇之中。他紧随土耳其的另一次破产声明掌握权杖，而且几乎是马上就寻求代表规模庞大而又几乎互不相关的土耳其债权人组织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他自己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除了按照在柏林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撤出英国的军事领事，并迫使土耳其政府对希腊和黑山做出让步外，他老谋深算地占领了斯迈尔纳港口。这个做法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担忧，至少是因为像纳蒂对迪斯雷利指出的，斯迈尔纳的税收已经抵押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1855年贷款的担保。他提醒迪斯雷利，只有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似乎会支持这个政策，纳蒂预言，格莱德斯通的“傲慢”将会导致很复杂的国际局势：“在股票交易所，人们都在说，欧洲音乐会的门票已经在广为发售。”“如果其他大国不同意，”他在10月8日告诉布雷希罗德。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格莱德斯通这样感情用事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如果他继续独断专行地与俄国和意大利狼狈为奸，这将会给人造成最坏的印象，而且不会被大众所接受。只有一个人可以应付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人就是俾斯麦亲王，他可以让埃及恢复秩序。因此，人们都在期待他能接手这个难题。
当格兰威尔在那天早上拜访德国大使曼斯特公爵的时候，他看到艾尔弗雷德已经在那里了。“当他和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看到对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尴尬。”格兰威尔这样告诉格莱德斯通，“我问罗斯柴尔德想知道什么。曼斯特说，他来告诉我，他知道那是斯迈尔纳。”纳蒂觉得很肯定“格莱德斯通会独断专行地继续走下去”，但是纳蒂也很有信心，认为他也做不到——“如果不征询其他公使（外国大使）的意见。英格兰没有德国的同意就不会行动，根本不会只跟俄国来往——我对我的看法有充分的理由。有最好的消息来源的人告诉过我，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前所未有的强硬”。
正如后来出现的情况，格莱德斯通不需要占领斯迈尔纳也能达到他的目的。1881年12月20日，苏丹颁布了《斋月敕令》，宣布削减土耳其的债务以及每年的收费，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土耳其公共债务管理局，这是得到了债券持有人首肯的对防止列强以柏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的相关条款为口实，进行直接干预的抢占先机的正式行动。实际运作过程中，在管理局中的不同国家的代表的任命都预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而且管理局的最高职位由英国和法国的代表轮流担任，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埃及“双层控制”体系（尽管有例外，比如像烟草垄断分派给了一个由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商工银行和布雷希罗德等共同组成的银团）。格莱德斯通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对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无法反对。尽管阿尔方索在保持土耳其经济的稳定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克制，但他们还是在获得了新的特许权后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贷款，一次在1891年，金额是690万；另一次在3年之后，金额是900万（与土耳其银行合作）。很显著的特点是，与他们1855年的土耳其贷款一样，这两次也是用埃及的赋税作为担保。
为深刻理解《斋月敕令》，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一时段内欧洲各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在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之后，俾斯麦曾经努力想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俄国之间恢复三大帝国联盟，这项努力以1879年10月与奥地利建立秘密共同防务联盟为起点。接下来就是俄国，他随后即鼓励俄国寻找与奥地利的某种形式的相互谅解，最终在1881年6月达成了第二次三帝国同盟。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份三国之中的任一国家与第四国交战时其他两国保持中立的协定，而它有关巴尔干地区的条款是它最为重要的方面。与土耳其的冲突不包括在联盟关系的规定里，但是奥地利—匈牙利实质上同意让俄国自由“团结”保加利亚，而与此同时，俄国接受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这个地方在柏林大会的时候就已经在它占领之下）。另外，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建立起了一个等同于保护国的体制，在1881年的时候承认了米兰国王，而在两年之后，得到了德国的承诺，保护鲁玛尼亚不受俄国的攻击。与此同时，一个十分独特的三国联盟于1881年5月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形成，部分原因是为了直接反对法国的地中海扩张战略（其信号是1881年占领了突尼斯），但是也获得了意大利在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的时保持中立的承诺。在三大帝国和三国联盟之间很明显存在着矛盾，但是如果奥地利和俄国之间没有战争，这个矛盾就是隐性的，而且，三帝国同盟在1884年3月的修订也没有遇到多少困难。1878年在柏林签订的协议非常快速地解体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这给英国和法国留下了什么呢？答案是如果他们在埃及的关系恶化，他们之间就很有可能彼此孤立——除非是支持俄国的政策被某方或者双方所接受。英国与俄国相互谅解的机会在俄国的影响力从中亚向波斯、阿富汗和拉吉西北前线扩展的时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尽管共和制与沙皇体制存在巨大的政治差异，法国—俄国的亲善关系更有现实的可能，而且对这样一种局面的担心在很多方面是了解俾斯麦精心布局的钥匙。从本质上说，他能够让德国在殖民地争端中不仅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甚至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显然被这种可能性所吸引。1880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策因此也变得越来越多地受俾斯麦的影响，布雷希罗德最终能够扮演中介的角色，而他的这种想法以前则一直遭到拒绝。俾斯麦这位曾经的经济稳定的毒药，在19世纪80年代显然成为了经济稳定的保护者。当英国大使艾姆梯尔爵士在1882年拜访过布雷希罗德后，他报告说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报，想了解关于恺撒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我询问布雷希罗德，法国的金融家认为皇帝的辞世对巴黎交易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体下跌10％～15％。’他回答道，‘因为在一个新的君主统治下，俾斯麦的任期很不确定。’”一年之后，纳蒂告诉德国驻伦敦大使，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谅解是“除了少数几个大臣外最有理智的英国人”所期待的。事实是在1881年之后，土耳其债务比例的上升被柏林的资本市场所吸收——由德意志银行扮演领导角色——为解释这种亲德国的浪潮的出现提供了答案。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看，英国—德国的亲善关系不利的方面是，这似乎潜藏着损坏英国…法国关系的可能。事实上，当由阿拉比·帕萨领导的反对图菲格总督无能统治的爱国武装起义使埃及的“双层统治体制”陷入瘫痪后，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法国1880年在摩洛哥以及次年在突尼斯出现的威信扫地的情况，可以解释格莱德斯通政府为什么对启动英国—法国干预的政策不是太热心的原因。这与格莱德斯通式的关于对埃及事务干预本身的神经质基本没有关系，他曾经在非常短的时间范围内，命令放弃了亚利桑德利亚（1882年7月），又推翻了阿拉比（9月）。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系列的惊人事件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英国和法国政府之间做调停工作。在伦敦方面，这已经非常困难，因为纳蒂和格莱德斯通相互之间根本不信任；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地位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但是为大众联合银行的危机帮了个大忙。
大众联合银行的兴衰作为左拉小说《金钱》的原型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现在让我们把它与第三共和国和东方问题的复杂政治背景结合起来看，因为在这些问题中，它曾经在一定时间内扮演了几乎与苏伊士运河同等重要的角色。从根源上看，大众联合银行产生于由朗格朗德·杜蒙梭发起并由赫希在19世纪60年代末继续推进的，建立一条通过巴尔干地区联结君士坦丁堡的铁路连接线——东方铁路——这个宏伟计划之中，但是这个计划在土耳其破产以及《桑·斯特法诺协定》把这原本属于土耳其的特许权部分转给了新近独立的巴尔干国家之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保罗·尤金·邦图斯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铁路工程师，在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动手构筑自己的奥地利—匈牙利商业帝国之前，他曾经为帝国与皇家御准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和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南线铁路工作过。开始的时候，他希望把法国的资本引到中欧的业务中。然而，当他于1878年从南线铁路离开的时候，他非常清楚需要在维也纳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来挑战罗斯柴尔德…商工银行集团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在1878年以2500万法郎的资本金重新启动大众联合银行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在1880年建立奥地利土地银行。在奥地利财政部长塔夫的支持下，本图克斯购买了奥地利—匈牙利铁路和煤矿的股份，而且还试图在开发连接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和萨罗尼卡的铁路的时候取代赫希。后来他开始进行多元化投资，所以大众联合银行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起了广泛的控股关系。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然而，大众联合银行基本上也就是按照地产信贷银行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家信托投资机构。与之前的朗格朗德·杜蒙梭一样，本图克斯采用教皇至上以及对抗罗斯柴尔德的借口来鼓动那些自我意识比较保守的天主教投资人到他那儿存款。卫道士德·恰姆博德伯爵是那些投资了大众联合银行股份的人之一。对这个企业的规模不应该被夸大：在其最顶峰的时候，其资产略高于
3800万法郎。然而，本图克斯增加其名誉资本的做法远远超过了他所能募集的真实认购，这也就意味着大众联合银行是一家投机性的、不切实际的企业，其长期投资类的资本项下是赤字，而用来弥补资产负债表的是短期的存款。到1881年12月，面值为500法郎的股票站上了3000法郎，但是银行的预计利润只是预估数，一点也不真实，而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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