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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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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氖奔涠济挥小保蛭芏揭笤凇罢飧鲈碌�30日”拿到钱。最大的问题是议会在休会期，因此不是很确定没有议会的授权，政府是否可以从英格兰银行里筹到这笔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1月24日（或者可能是前一天），迪斯雷利一得到内阁对购买股份的批准，就派他的首席私人秘书蒙塔古·科瑞去见列昂内尔的原因。科瑞后来在回忆中对他的主人生动描写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迪斯雷利安排他在内阁外面值班，当他的领导伸出头来说“行了”的时候，他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在收到这个信号后，他马上跑到纽科特，并且秘密告诉罗斯柴尔德“明天”首相要4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拿起一粒葡萄，吃下，吐出了皮，经过深思熟虑后说：“你们用什么担保？”“英国政府。”“你们可以来拿。”
这个说法有部分的臆想成分。总的看起来，首相私下里应该已经与列昂内尔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这个决定并不是在一瞬间做出的（迪斯雷利后来告诉威尔士王子，罗斯柴尔德银行花了“4～20个小时来下这个决心”）。达成的条件是，款项付给英国政府，由埃及政府支配（12月1日付100万英镑，余下的在来年1月份支付），作为回报，他们收取25％的佣金；政府另外在还回款项前，支付5％的年利息（尽管这笔费用全部转嫁给了总督，由他支付5％的年息，直到所购股份可以再次分发红利为止）。11月25日，合同由英国总领事斯丹顿将军与埃及财政部长共同签署；4天之后，列昂内尔电告埃及政府他手头已备好了200万英镑，自12月1日起，埃及政府就可以调配使用（这个金额比起初计划的多了一倍），12月15日开始可以安排另外100万英镑，而最后的100万英镑从1876年1月1日起可以使用。到1月5日，N·M·罗斯柴尔德公司付清了全部的应付款额（397658226英镑），其中的大部分直接付给了埃及政府的债主。国会在2月21日投票同意支付408万英镑（这笔钱通过发行35％的财政债券筹集），而借款在3月份的时候从债券发行募集的款项中进行了赔付，同时还支付了99414英镑的佣金，应付利息52485英镑最终在6月2日支付。
对于这个非常出人意料的交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迪斯雷利的说法，散见于他写给当时驻在波尔莫罗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他告诉她，拥有这些股份“会给持有人带来巨大的——如果不是绝对的——对运河管理的影响力。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这对陛下您的权威和势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收购大获成功之后，他大喜过望，并且十分高兴地将这个荣耀与列昂内尔分享。在给女王的信中，他说道：
事情刚刚办妥，您做到了，夫人。法国政府被我们战胜了。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提供了高利率的贷款，而且还附带有条件，实质上是要把埃及政府的权力拿过来。
总督在既绝望又厌恶的情况下，提出让陛下您的政府购买他的全部股份——以前他对这样的建议听都不爱听。
400万英镑！而且是马上就拿出来。也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得到——罗斯柴尔德。他们的做法很令人敬佩，并且以一个很低的利息借出了这笔钱（好像有“5％”的字样被划掉）。总督所有的利益都是您的了，夫人。
昨天，内阁对这个问题讨论了4个多小时，而且迪斯雷利今天没有得到一刻的休息；因此，此次汇报得请求您原谅，因为他的脑袋实在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将在明天给您讲述这整个奇妙故事。
当陛下您今天的第二个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在内阁，他为当时他给您做的太过简单而且愚蠢的回答表示道歉——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很紧急。
政府和罗斯柴尔德同意保守秘密，但是我们担心明天会从开罗走漏风声。
他给布莱德福德夫人的报告就显得更加口无遮拦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我们已经掌握了全世界所有那些组织起来反对我们、掠夺我们的赌徒、资本家、金融家的情况，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密探，已经使他们深受困扰，而且从来没有被怀疑。前天，勒塞普斯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报价，他公司拥有余下的那部分运河股票，而且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他本人实际上就是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如果他成功了，整个苏伊士运河就会归法国所有，而他们或许就会关闭这条运河女神（维多利亚女王）对运河非常着迷
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这场外交胜利让法国所付出的代价。迪斯雷利后来告诉威尔士王子，列昂内尔不能“向他最强大的援军——他们在巴黎的家族求援，因为阿尔方索是非常法国化的人，他有可能马上就出卖整个计划”。按照约翰·曼耐斯爵士的说法，迪斯雷利对他的妙招“相当得意”，而且“期待着英国的海外影响力能因此获得伟大的复兴”。这也让俾斯麦得以描绘对法国的声望给予一击后可能出现的局面；而迪斯雷利利用罗斯柴尔德的支持骗过法国政府的这种说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后来由法国反犹太人士，比如希拉克等人所炒作出来的。
另外的相反说法——准确地说，是反对的说法——很让人疑惑，这种说法认为迪斯雷利最起码是欺骗了自由党人。格莱德斯通马上严阵以待。他给格兰威尔写信时说：“我找不到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除了有必要防止运河的关闭之外。而关闭伦敦和西北（铁路）之间的可能性也存在。”甚至购买已经“在与其他大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完成之后，也还被说成是“荒唐的举动，将来还会遭遇数不清的尴尬”。他所预见到的是“严重的后果”。按照格莱德斯通的看法，合理的行动过程必须经过议会的质询以及英格兰银行的参与。但是格兰威尔在11月28日给格莱德斯通的信中提到的只是一系列不很成熟的问题。“至于说我的第一印象，”他写道，“我怀疑，这看起来非常愚蠢。”但是他也不确定原因是什么。这个“没有先例让政府成为一个私人企业的股东之一，而按通常的方式看，他们又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企业”的做法能行吗？
采用政治手段去引导并调整其他国家采取预防措施还不够有效吗？
不可能是勒塞普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以法国资本家可能购买相威胁，来欺骗政府去做推高苏伊士运河价值的事吗？
政府是否打算在公开市场上以已经被推高的价格购买另外的10万股股份，以便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些股东是否还会给他们惹来无尽的麻烦？
这是否将会引起各种国际麻烦和问题？
运河是否仍然受属于苏丹的那种自由意志所支配，而我们也是一直追求这个目的？
没有征得议会的同意，能否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
“我认为，”他在提出这些清楚明了的问题后这样总结道，“我们现在能让苏伊士运河越平静，对我们就越有利。”这种观点得到了哈亭顿爵士的附和，在格莱德斯通辞职后，他是自由党正式的领袖，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迪斯雷利这招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因此，轮到前财政部长罗伯特·罗爵士来对格莱德斯通这种本能的反对寻找支持。在迪斯雷利嘲讽地预言“一场反对一个股票经纪政府的谩骂中”，罗认为罗斯柴尔德的总收入——15万英镑，对于一项三个月期的400万英镑的贷款来说，年息达到了15％，这个数字应该更适合给埃及政府，而不是英国政府（这种观点明显得到了部分财政部官员的认同，包括财政部长W·H·史密斯）。自由党批评家也拿出了格兰威尔的说法，对这些股票的购买行动引发了“对股票交易进行的赌博”——也就是那些知道内幕的人对埃及债券的投机，这些人具体说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之后迪斯雷利的律师菲利浦·罗斯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他深信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利非常丰厚”，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埃及股票”。迪斯雷利自己也听到谣传，说他们“至少赚了25万”，尽管蒙塔古·科瑞听到另外的说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都没有利用这个情报，因为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位置上”。另一个持反对态度的说法是一个老生常谈，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纳蒂被禁止从政府的贷款里盈利；对这个说法的驳斥更容易，论据就是纳蒂并不是银行的完全合伙人，而列昂内尔在1874年就没有在议会里任职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真相其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从政治上说，认为英国就此确保了控制权，而且阻止了法国的前进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十分准确。按照沃尔夫的说法，法国政府反对任何法国人购买，因此他们对英国出手干预埃及危机是乐见其成的。持有运河公司44％的原始股份也没有让英国就能控制整条运河（特别是这些股份一直到1895年之前都没有投票权，而且之后也只有10票的表决权）。另一方面说，总督保证支付运河股份5％的红利让英国政府在埃及财政中拥有了新的直接的利益。迪斯雷利认为运河公司可能会对英国商船关闭大门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法律上说，情况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并不能保证运河一定对所有船只开放，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可能随时都被遵守。正如迪斯雷利准确地说过的，拥有这些股份能让英国拥有额外的“杠杆”——对报复行为有更强的调节能力——如对其交通出现威胁的话。这个观点得到了《时报》以及其他银行家（包括欧维尔斯通爵士）的认同，而且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也是正确的。如果法国政府对购买行为完全满意，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在11月23～25日之间如此严守秘密。古斯塔夫在12月31日的信中指出，最初想到英国可能接管埃及的时候，在巴黎引起了“恐慌”。两周之后，他的哥哥转达了来自法国政府非公开的警告：“如果英国政府现在通过另外方式的金融行动来拯救总督，进而控制这个国家的主要税收，以这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对埃及事务的影响力的话，法官政府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从经济上看，自由党人的批评家是站不住脚的。正如迪斯雷利在下院对格莱德斯通和罗一次不留情面的反驳中所指出的，罗的说法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筹措如此巨额的资金所花费的机会成本，尽管这笔钱的使用时间或许只有3个月，特别是法国或者俄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的可能性还不可能完全排除（罗斯柴尔德从巴黎和法兰克福发出的信完全证实了这种外交行动的可能）。当听到股票经纪人阿瑟·瓦格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免费提供这笔钱的时候，列昂内尔只能苦笑。“阿瑟·瓦格，”他反驳道，“你太年轻了，以后你会明白的。从这项交易中我赚了10万英镑，我的希望是能赚20万英镑。”正如他在2月19日向科瑞指出的，这笔交易确确实实有风险：总督有可能坚持要用黄金支付；“不可预见的事件”有可能让市场上的资金面很紧张；另外，政府“之前很习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有可能会要求公司做一笔涉及大量备用付款的交易，如果发现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无法达到要求，他们就可能会考虑把业务转到他人之手”。而且，如果没有预先的接触，没人敢保证英格兰银行能够提供这笔钱。正如科瑞在他面见列昂内尔之后告诉迪斯雷利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只有通过全体董事会议来决定，但这又明显达不到效率和保密的要求罗斯柴尔德男爵想象，政府很有可能压着银行去找那400万（并且会要求付很低的佣金）。这必将是一件很激烈的事，在这件事情实施之前，他们必定得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向各家公司筹钱。他也明确宣布，英格兰银行不把整个资金市场闹得人仰马翻，就不可能筹到所需的这个数目。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列昂内尔最后说道，“完全避开了这种对市场的干扰”这个理由对“所提出来的佣金是最好的解释”。
这些说法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狡辩。罗斯柴尔德的损益表也驳斥了格兰威尔和罗所提出的那种大规模投机埃及债券市场的说法：1875年的报表证明罗斯柴尔德出售了价值12682英镑的1873年埃及债券，这些债券以55元的成本买进，而在11月26日以76元卖出，总利润只有3505英镑。这次交易的财务意义应该是给了像地产信贷银行这样的法国银行以喘息之机，这些银行持有非常大量的埃及债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运河股份的购买根本就不能算是打击了法国的利益。最后，这些股份的购买最终证明是对英国纳税人非常有利的一个安排，这种有利的情况远远超出了批评家的预期。到1876年1月，股票价格就已经从22104镑上涨到了34126镑，差不多50％的涨幅。在1898年政府持有股票的市值是2400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4000万英镑，而到1935年是9300万英镑（大约每股合528英镑）。在1875～1895年间，政府每年从开罗获得了20万英镑；这之后，按正常分红，分红的金额从1895年的69万英镑上升到了1901年的88万英镑。
其他的东方问题
正如欧维尔斯通和其他人所意识到的，运河股份的购买只是一幕英国大规模参与埃及金融事务（最根本的是参与政府事务）的序曲，它同时也发出了英国决定在东方的共性问题上重新发挥影响力的信号。早在1876年7月，柏林就到处盛传“英国政府已经用1000万英镑购买了埃及的主权”。然而，如果将1875～1882年军事占领期间的道路描绘成一条直线的话，那就完全错了；而且如果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急不可耐地想走上这条道路，也同样是在误导。紧随苏伊士运河的这招妙棋之后，德比派出了斯蒂芬·凯伍前往埃及，作为对总督早些时候提出要求英国财政援助的回应。凯伍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起对埃及经济进行某种控制的体系，至少要保证刚购买的运河股份5％的利息能够得到持续的支付。随之而来的是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对埃及政府的多种债券进行清算和转换——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债办公室的主审计长查尔斯·雷伍尔斯·威尔逊的支持，他当时是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委员会里的代表，而他们私人间的通信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非常勉强的帝国主义者。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们就明确反对公开发表凯伍的报告，并且向迪斯雷利强调“让我们自己处理这种大规模金融事务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的勉强部分原因是基于狭隘的金融考虑：尽管对于小规模投机埃及债券非常乐意，但是列昂内尔和阿尔方索仍然觉得凯伍和雷伍尔斯·威尔逊低估了在伊斯迈尔仍然留在总督的位置上的时候想稳定埃及经济所面临的那些困难。
还有就是政治上的保守。列昂内尔和阿尔方索对维持大国间——在这个案例中是法国和英国——的和谐更为关注，而对埃及的金融控制则显得热情不高。事实上，正是通过阿尔方索，英国政府第一次了解了法国总统迈克马洪的妥协性提议：由一个多国委员会来监督埃及的经济情况，委员会由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平等组成。艾尔弗雷德从巴黎转达了德卡兹对德比那种支支吾吾的态度的“愤怒”，并且警告政府不要对法国的建议“泼冷水”。列昂内尔转达了迪斯雷利的回应：“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做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不是只做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对总督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困难的是在那些持有含息埃及债券的人与那些——主要是法国和埃及的银行——给总督提供了短期借款的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债券持有人不接受那些短期借款人有与他们同等的申索权，因此否决了对所有埃及债券总体减值20％的方案，然而这个减值方案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这次否决使5月份新建立的公共债务信托局陷入了瘫痪。如果英国和法国不能达成一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只可能拒绝重组埃及债务的任务，因此只能将待清算的大约为7600万英镑的债务留给一个调查委员会去处理（这个数字不包括1500万用总督的土地担保的私人债务，以及一份巨额的可能高达600万英镑浮动债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在1878年之前，这些困难似乎都没有办法克服。在成立了一个由各家银行的代表、勒塞普斯、雷伍尔斯·威尔逊以及一名埃及人组成的委员会后，由他们推荐，委派了一个由努巴·帕萨领导的“国际政府”，雷伍尔斯·威尔逊出任财政部长，法国人尤金·德·布利格尼尔斯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长。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筹措850万英镑的贷款，以总督领地中的大部分土地作为担保。这次贷款筹措除了带给投资人极大的信心之外，其重要意义更在于它让人们觉得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争鸣杂志》说得更夸张，把它描绘成“相当于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据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希望看到的局面。然而，这与投资人对埃及的信心一样，同样注定是短暂的。
英国和法国的埃及政策不应该孤立起来看，这只是土耳其债务危机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一小个章节，而这次债务危机是总督出售苏伊士运河股票的前提条件。土耳其债务危机也需要放到大国外交的背景下来看，这终归是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省发生的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所引发的。这是俄国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用于对外政治理由的借口，而且也是英国自由党人非常需要用于国内政治的口实。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在埃及的作用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那么他们在1875～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中的地位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他们对迪斯雷利的同情很自然地使他们倾向于支持他那本质上支持土耳其的政策，但是，他们对俄国的金融承诺直接与此相左。
从1870年10月开始，俄国就对土耳其施行了“进攻”政策，当时沙皇驳斥了1856年《巴黎协定》的《黑海条约》。确实，海峡结束中立状态后——海峡的中立是克里米亚战争为数不多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之一——应该在伦敦的国际会议上得到其他大国的同意。俾斯麦在“三大帝国”联盟的旗帜下联合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似乎限制了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然而，发生在俄国与英国之间的针对土耳其事务的冲突极有可能实现迪斯雷利打破三大帝国联盟的梦想。1875年夏天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起义一爆发，迪斯雷利马上指责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煽动分裂土耳其帝国。事实上，无论是奥地利—匈牙利外交大臣安德拉希，还是其俄国的戈尔查科夫，都会满意于一个对土耳其采取“有效的手段”的六大国协议，而德比很可能会接受这个做法（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致）。但是，迪斯雷利对此没有兴趣。
1876年5月26日，列昂内尔写信给迪斯雷利：“我希望很快能就一项达成的安排向您表示祝贺，这项安排将由于一项有力而坚定的政策，可以保证之后很多年的和平。”事实上，向贝斯卡湾派出舰队的举动，寻求分裂三大帝国联盟的“有力政策”的努力，几乎把英国引向了战争。苏丹在1876年5月退位，塞尔维亚和黑山随即在6月份加入到了反土耳其起义的阵营中，而“保加利亚暴行”——其间，据称有15000名保加利亚基督徒被巴希…巴祖克斯的土耳其准军事组织杀害——给了格莱德斯通重新复出的非常完美的机会。当6月9日迪斯雷利在列昂内尔家的一次晚宴上碰到俄国大使苏瓦罗夫的时候，他对英国孤立的外交政策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当印度部长萨利斯伯利爵士到君士坦丁堡出席由德比召集的国际大会的时候，他倾向于同意俄国特命全权大使伊格奈特耶夫提出的土耳其应该授予被分割的保加利亚自治的权力。同时迪斯雷利很鲁莽地企图收买奥地利退出三大帝国联盟——“你开价多少”是他很生硬的问题——的企图无功而返。列昂内尔在9月8日给迪斯雷利的信——给首相提供鼓励和金融界情报的一系列的信中的一封——确认他正面临“一场非常困难的山头攻坚战”。如果英国和俄国之间在1877年6月发生战争，迪斯雷利和戈尔查科夫几乎应该负有同等的责任，或许还应该更多。因为事实上，他在这个问题上与两名资深的大臣（德比和卡纳万爵士）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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