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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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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又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周：一直到“文革”后期他出狱之后。我听到他的一些传闻，不久周密来邀我一起去看他。我们到中组部要了一辆车，苏灵扬、周密和我一同乘车去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他。半路上苏灵扬突然坚决要我下车，理由是见了去看他的人就很激动，少去一个人对他的刺激就会少一些。周密对她母亲的话还有些不服，争辩了几句。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忽然搞得不愉快。我想可能是要划出一条鲜明的亲与疏的界限。我一句话也没说，就下车独自前往。
李：还记得当时见到他的情景吗？
周：见了父亲，彼此没有表现激动，但看得出他是高兴的。他苍老了许多，情绪已经恢复平静，语言障碍已消失。我仿佛在梦中。我把这感觉告诉他，他微笑着重复我的话：“啊，像在做梦，像在做梦。”
漫谈文革、毛泽东及其他
李：你前面说他在住院之后你和他接触更多一些。
周：是的。1983年在医院我连续陪父亲20多个昼夜。他是因夜间摔倒在马桶旁造成肋骨骨折住院的。可能是脑血管问题引起的昏倒。那时，从表面看，他身体还可以，记性好，思维敏捷，不大显衰老，但生活上自理已有困难，洗脚手够不着脚，进出浴缸腿迈不过去，卧床的动作不灵活，挪动身体吃力，常常脚的一小部分还悬在床沿外就不管了。他不主动要我帮助，夜间起床小便从不叫我。我很主动看护，夜间不敢熟睡，他一动我就起床，怕他再摔倒。
李：这时有机会与你谈许多事情吧？他谈工作吗？
周：谈得不是很多，因为白天总有人来。谈话的机会有。两人常感到疲倦，他是因为病，我是因为夜间睡眠不足。尽管如此，没有旁人的时候，我们两人总要聊聊，聊到两人感兴趣的事情，好像疲倦就减少了。也偶尔谈一下他的工作。一次他说批异化没有道理。我说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他就简单介绍，说异化现象在社会中和自然界都存在，研究这一现象和有关理论，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促进，都有重要意义。探讨一个问题，总能活跃思想，增长智慧，总会出现片面、错误的观点。片面、错误的观点也能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没什么奇怪的，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了不起。其实他心里还是很看重的，也很不高兴。
李：他谈到“文革”吗，譬如毛泽东、周恩来？
周：谈得不多。一次他说他出狱后，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主席的万寿无疆与总理的早日康复是中国人民的幸福”，“邓代总理工作抓得好”。总理没有回信。据说总理认为不应把他与主席并提。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去问邓大姐。那时还有陆定一、胡启立、唐明照、唐闻生、陶斯亮等人来看过他，同他们谈过一些“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事。同陆定一交谈过“文革”前左的错误，认为应该承认和反省自己的错误。他说陆定一脾气犟。“文革”前夕，毛主席把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等人叫到他的卧室，叫他们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文件，并从他们中间推出一人当组长。主席是躺在床上同他们说话的。他们在主席的卧室推选组长。先推的是陆定一，陆不愿意。陆在主席面前毫不掩饰抵触情绪，用三个字表态：“我不干。”口气坚决。主席对他没有说什么。后又推彭真，彭同意了。后来在彭主持下搞了“五·一六通知”，挨了批判。陶斯亮去看他时，他对她说：“在教育子女方面我比你爸爸差得太远了，不怎么管我的子女。”
李：他怎样谈到毛泽东？
周：在我的印象中他崇拜毛泽东。我刚来北京时，他给我两本小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社会发展简史》。50年代他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中说他崇拜毛主席。他同毛主席有过不少直接接触和书信往来。毛主席写给他的信在“文革”中都被抄走。由于中央和毛主席重视文艺工作，有时他列席中央的高级会议。在延安时毛主席曾向他了解江青的前夫××没有去延安的原因，说如果××想来延安，欢迎来，不要因江青同毛泽东结婚而有顾虑。在延安有一次他同毛主席交谈文艺工作时，说写文章应留有余地，给读者留有思考、想象、发挥的余地。毛主席觉得这话说得好，不久在一次报告中提到，周扬同志说写文章也应留有余地。1975年他刚出狱时，他对“文革”仍持谨慎态度，没有听到过他从整体上否定“文革”的言论。过了9年的囚徒生活，几乎与世隔绝9年，他对“文革”的想法与狱外大众有所不同，他更不清楚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临出狱时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还向江青问好。
李：后来的情况呢？
周：我们两人在医院谈到“文革’与毛泽东时，有过如下的对话：
我：毛主席说你好的时候多还是批评你的时候多？
他：说我好的时候多些。他写给我的一些信，也是对我满意的地方多些。他批评我的话也很厉害。他历次对我的批评我归纳成三条：月．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我把这三条说给彭真听，彭真说第二条分量不轻。毛主席对另外一些人，如胡乔木，也有过类似的批评。
我：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他：毛主席总有这么一种观点：不能安于现状，要主动去发现、认识和解决事物中的主要问题，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党和社会要有活力，要像流水一样纯净不腐，就要不断及时、正确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使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他发动“文革”同上述观点有根本的联系。
我：为什么总结历史经验，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的分析，宜粗不宜细？
他：你怎么看呢？
我：我认为应该细。做到细才可能对问题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才可能明辨是非，汲取教训。粗容易，细难。比较正确地认识一个复杂的事情，往往需要更多时间。
他：嗯，你这样说当然也对，你说的是一般的道理。像解决“文革”这样的大问题，考虑的因素很多，情况复杂。
我：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考虑、处理重大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也会有私心作怪的时候，或者由于心理上性格上的缺点而犯错误？“文革”中硬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里通外国、反党，把他们整死。毛泽东对刘和彭肯定是很了解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稍停）斯大林去世不久，有人说斯大林有个“晚年问题”。针对这一情况，胡乔木做过一个长篇发言，论证斯大林没有“晚年问题”。
我：“文革’冲怎么批你的时间很长，次数很多？
他：这不奇怪，少奇同志和他下面好大一批人都挨批斗。批斗我，也许江青起点坏作用。“文革”前我对她并不反感，觉得她有点聪明，模仿毛主席的字体还有点像。她同毛主席结婚时，我因事没有前去祝贺。她在中宣部工作时，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有时我们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可能得罪了她。“文革”中批评我并不是很好批的，因为我写的东西不少是经毛主席审阅、批改、同意的。
李：我听说陈伯达出狱之后还去看过你父亲，是吗？
周：是的。父亲“文革”前和陈伯达常有来往，他说他没有想到陈在“文革”中会有那样的表演。陈出狱后要求见他。经有关部门同意，陈去安儿胡同看他。同陈会见时有公安部的人在场。陈写了关于《红楼梦》及《儒林外史》（？）的文章，想用新的笔名发表。两个刊物的编辑对陈文不感兴趣，但当他们知道是陈伯达的作品时又想刊登。最后文章发表在一个不大的刊物上。
李：你知道他和贺敬之的关系如何？
周：他对我说过，他曾在贺敬之出任中宣部副部长的会上说：有人说贺敬之上台是“死了一个诗人，多了一个官僚”。当时，贺敬之在场，他估计贺听了不一定高兴。由此他想到周立波。他说过去人家说他没有让周立波做官是为了保护周立波搞创作，其实他只是考虑到立波确实不是做官的料。有些天贺敬之也住在北京医院，同他隔壁。贺问他，“文革”前他的长篇报告中常提到许多作品，怎么看得过来。贺回忆延安整风审干时，有些人被搞错了。贺说一部分人认为周扬“文革”前一贯整别人，但又同情被整的人。听了这话，他沉默无语。
妻子和童年
李：这时谈你母亲吗？
周：他主动同我谈到母亲。说她善良、无私、很少有的单纯。“文革”以前有两次他也用这几个词对我说过母亲。1929年，他的表弟刘宜生、同乡同族周立波、同学林柏森、同乡赖利贞等人都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靠我母亲供给，这都是母亲用金首饰换来的钱。母亲乐意帮助他们。过了一段时间，这几位亲友同他产生了意见分歧。刘、林、赖认为干革命太冒险，力劝他一同返回故里过平安生活，他坚决不同意。表叔刘宜生悄悄把抽屉里母亲的金首饰全部拿走，一个星期不见他人影，用断财源的办法逼他回老家。一个星期后，刘才露面，把金首饰放回原处。周立波则批评他不敢实干。情感冲动、急于革命的周立波常常不顾一切，身上常带着匕首，要跟外国兵拼命，要搞罢工罢课，因而被监禁了两年多。“文革”以后周立波回忆这段经历时对我说：“我关在监狱里时，你爸爸还去看过我，临别时他落泪，还很激动呢。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那算得什么，‘文革’中我关了八、九年，比那厉害多了，不也过来了。”当年在上海的这几位年轻人之间的分歧、争论，对母亲没有影响，她依然和气，热情地对待他们。可能是她的天性使她不容易对人产生反感。表叔等人也劝母亲一起回益阳，母亲看到父亲不愿意她也不愿意。她不愿意和父亲分开，她也没有他们那种又想革命又怕危险的心理。
李：我听你哥哥艾若说，你父亲和你讲了不少他小时候的事情。
周：他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夜里躺在床上见到蚊帐顶上窗户上都有鬼，这种幻觉延续好几年，到十一二岁还有。家里人认为他被鬼包围，把他关在屋里，不让他出屋。莲庄湾周家大屋内有堂屋、厅堂和不少房间、天井，有的地方不住人，光线不好，阴森森的，夜间魔虎头（猫头鹰）常在屋后的大树上做鬼叫。加上黑暗中木质墙壁自动裂缝时突然发出疹人的声响，能使容易看见鬼的人看到有鬼。祖母过分担心小儿子的健康，什么都不让他做，包括不让他读书，怕他经不住累。因此起初他不爱读书。他记性好，爱想事，有时说出话来使大人感到奇怪。一天早上，他睡眼惺松，站在床上让祖母给他穿衣服时，忽然冒出一句话：“妈妈，我们要这些田做什么？以后不要这些田。”祖母一听，心想，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想这个。解放前祖母想起这一情节仍感到惊奇，她对我说：“真怪，你爹爹那么小就显出他同共产党有缘。”
李：他什么时候开始念书？
周：准确时间说不出，可能比较晚。家里把一位姓刘的塾师请来教他学习古文。刘老师可能是祖母娘家的本家，他走进周家大屋时，跟随其后的书童挑来一担《御批通鉴》。刘老师有见识，主张自学，要求学生对所学教材写出不同于御批的批语。刘老师不满意他的作文，说他总写些表面的东西，一目了解，不含蓄，没有味道，并针对他的作文毛病，写过五个字的批语：“水清无大鱼”。刘老师还根据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和个性表现，说他将来“做不了官，长不了命”。可能刘老师是故意用这话刺激他，使他看到自身弱点，注意自己的身心发展。他对刘老师印象很深。少年时候，他在家里很厉害，不能容忍家里的不良现象，当众指责他认为表现很差的人，让人难堪。姑爹、伯父等对他有畏惧感。他严厉指责过姑爹欺负姑妈，批评过伯父赌钱。他对我说：“那时候我是家里的‘红卫兵’。只是觉得新生活需到家庭以外去追求。在家闭门学习已感厌烦，很想去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他的愿望同祖母的想法发生冲突，他一想到要离开家，祖母就哭得厉害。他不妥协，赌气对祖母说：“不让我离开家，我就去赌钱，去嫖娼。”祖母管不住他，只好由他去。
李：是到长沙还是县城？
周：先是到县城。莲庄湾至县城的距离步行约需几个小时，以后去较远的长沙补习英语、算术，舅爹陪着他，吃住在旅店。有时舅爹只顾自己玩去了，几天不回旅店，不管他。同学的英语程度比他高，看不起他。他英文字母都不大认识，靠死记。几个月后，他摆脱困境，英语成绩名列前茅。接着在长沙一所中学学习，住在学校集体宿舍，上了两天课就自己退学了，因不习惯集体宿舍。
李：听说他在读书期间就结了婚。
周：他是15岁结婚。结婚时健康状况仍没有大的好转。婚后同林伯森一起去长沙补习学校学习，同母亲和两个佣人一起住在旅店。补习结束后报考武汉一所学校，考两次都落榜。林伯森鼓励他继续补习，准备一同再考。林的古汉语底子好，信心十足。再次考试的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他考了第一而林仍然落榜。他同林很要好，见林因落榜情绪不佳，便同林一起返回益阳，放弃去武汉学习的机会。在返回的轮船上遇到武汉那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那人知道他是第一名时劝他去学校报到，并表示愿意想法让林也上那所学校。但他和林还是不愿意去。最后他是在大厦大学学习四年，读英国文学专业，英语教师是英国人，很严格，压力大，吃不消。但他坚持下来以后很有收获，从此打好了英语基础。
父子之间的冷谈
李：这段时间是不是你和他最亲近的时期？
周：可以这么说。在记忆中这是头一回和他住在同一居室。像在医院这样两人随便地聊天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李：他和亲戚关系如何？
周：一般关系冷淡，没有什么感情联系。亲属中对祖母较好一点，每月寄给她低限度的生活费。祖母住在长沙，住房破旧狭小，临终时见到从北京赶到病榻前的儿子叫了一声“好崽”。父亲对血缘关系很近又难得见上一面的亲人，包括祖母，总保持一定距离，不亲近，不叙旧。对林伯森还有些关心，有些友情。“文革”结束后林写信给父亲，说他的余生只有一个愿意，就是同父亲再见一面。1980年父亲到阔别了约半个世纪的莲庄湾看了看，顺便最后一次看望了风烛残年的林。
李：和你们兄弟几个感情怎样？
周：对我们兄弟三人，父亲也保持一定距离。我感觉不到父爱，对他的家没有“自己的家”的感觉。我并不因此很难过，因为实际上我早就习惯了失去父母的生活。他对待艾若的态度使我特别不舒服。因为艾若参加过青年军，加上我嫂子的家庭出身不好。记得50年代，看了一个东欧国家的电影，电影中一个革命老工人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反法西斯战士，另一个是法西斯分子。看完电影，父亲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家也有这个问题，艾若就相当于那个走另外一条路的儿子。”听了这话我忍不住同他争辩了几句。他说：“为什么当国民党的兵？去当工人不好？”苏灵扬也说我：“你不要太右。”为什么解放前我们荒废学业去当兵，还不是因为贫困，又没有父母管，想走出封闭的莲庄湾自寻生路。从家庭的角度看，我们母子四人的经历和遭遇，不正是他造成的吗？艾若15岁时，在抗日救国激情驱使下在家乡参加了国民党政府招募的抗日知识青年军。国民党政府多次张贴标语宣传招募青年军，我还记得有条标语是“十万青年十万军，半点河山半点血！”有一次我也报名被录取，在新兵营里吃了一顿晚饭，后经伯父劝阻没有去，否则，说不定现在我还在海峡的那一边。
李：我听艾若说过，他参加青年军是想找机会去找你父亲。
周：当时我就知道。在知道父亲在延安后，他就想去那里去找父亲。事实上与在延安的父亲取得联系正是在青年军。是通过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何其芳以通信方式联系上的。并按何其芳的指示，退伍后1945年秋到了南京，和在梅园新村的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1946年，他在上海找到新华社办事处，可惜没有去成延安。1948年他冒险逃离蒋管区找到解放军，不久又冒险返回家乡把我和弟弟周岳，还有几位亲友带到解放区。我想父亲一定想过我们父子关系中的是非问题。他始终没有对他处理父子关系的做法表示过认错。有一次，在医院因为另外一件事引到这个问题，艾若平和而直率地对他说：“我们初来北京时你对我们说‘对不起你们的妈妈’，但解放后30多年你做的与你说过的这句话不一致。”艾若以前从未对他说过这句心里的话。父亲说：“唉！那不是一回事嘛！”接着他和颜悦色，对艾若和我表示从未有过的客气和热情。他不再说这件事，没有解释“不是一回事”。我们离开病房时他微笑着握着我们的手，坚持要送我们到楼梯口。见到患病的父亲这般表情和动作，我的心软了，难过了。也许这是他最后向自己的儿子表示歉意。
李：“文革”中他的亲戚有没有受到他的牵连？
周：都受到牵连，包括同他从未见过面、从未联系过的人。伯父周谷宜被批斗关押，死在牢房，死因不明，连尸骨也下落不明。后来平反了。伯父在解放前因受父亲的牵连还坐过国民党的牢，差点被处死。“文革”中他的日记被抄被毁，有人看到他“文革”期间的日记中有“起应（周扬）负我”四个字。后来，堂弟去看望刚出狱的父亲时，父亲对他说：“你爸爸的事我知道了，我也感到难过。”小脚老太太姑妈，被戴上高帽子在长沙游街一天。“文革”后来过北京，我问她游街时怕不怕，她说：“不怕。没做亏心事，心里没有鬼。只是莫名其妙。”父亲对姑妈仍然表现冷淡，他听了我同姑妈的对话，淡然地说：“游街，锻炼锻炼也好嘛。”
李：从家族的角度，你怎样看你父亲？
周：不少益阳人知道“益阳三周”，周谷城、周扬、周立波，以“三周”为荣。家族的人也是这样。周家原是纯粹的地主，没有人做官和经商，也不是诗书门第。在父亲小的时候，莲庄湾（又名田庄湾）一片是周家的大田庄。父亲说，为了装出家中有人做官的样子，周家可能通过送钱送礼，经有关人员同意，曾在周家大屋大门两旁的墙上写有“肃静回避”四个大字。据莲庄湾的人说，当时周家重视慈善事业，救济邻近穷人，因此名声好，劫富济贫的绿林队伍路过莲庄湾从不惊动周家。祖父早逝，祖母慈祥开明，作风民主。因此父亲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除祖母舍不得他走以外，从未遇到过家族、家庭的阻挠，从未因革命行动同家族、家庭发生过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父亲尚未成年时，家产一分为三，祖母、伯父、父亲各一份。我8岁第一次回老家时，周家已经穷了，父亲这份田产已经没有了，祖母、伯父只剩很少一部分，按照阶级划分的标准，他们已不再是大地主，只算是小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老家的人不满旧社会的黑暗、腐败，衷心赞成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此，解放后父亲没有遇到老家政治上的麻烦事。“文革”中报上一篇署名盛和秀的短文《周扬的罪恶家史》，内容与事实不符。我记得盛和秀解放前都叫她“和姑娘”，那时30岁左右，文盲，很穷，很老实的样子，曾是我家邻居。执笔人根据她编造的材料写成那篇文章。“文革’冲她成了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去益阳城开过会。“文革”后她名声不大好，这篇文章以及这类文章使长期表现“左”的我，见识了“文革”中的假话，从而使我头脑开始有点清醒。祖母、伯父的家因父亲的缘故，在“文革”前还沾过一点儿“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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