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2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弦淮慰危坎糠纸菜牡搅危驮谘影材厦磐獾男姓г�
①人们都说周扬担任过鲁迅文学艺术院院长。我对他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之前的履历不很清楚，也没有特别注意，最近问了比较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知道鲁迅艺术院成立初只包括音乐和美术等艺术，而未包括文学。鲁艺第二期才设文学系。鲁艺的名称也是在这之后才改为鲁迅文学艺术院的名称。此时周扬担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并兼文学系主任。周扬没有当过鲁艺院长，院长一直是吴玉章，他只做到副院长。礼堂讲（延安大学校部与行政学院在一起），校部和行政学院全院工作人员、各系师生都听。鲁艺在延安东边十来公里外的桥儿沟，而自然科学院，那时也已经从南门外杜甫川搬到北门外大便沟内，这两个学院都离上课的地方很远，只好派“代表”听课。
很快就开始上课，三个人各自准备，各讲各的。周扬提出，在一个人讲课时，其余两个人最好听听，便于向毛主席汇报。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周扬和张如心果然去了。我讲了五次，他们是否每次都去，记不得了。而张、周讲课时，我是一次也没有漏掉，都去听了。我很想了解张如心和周扬的理论水平，同时那时我还是延安大学教务科的副科长，更该了解有关这个“大课”的教学状况。
经过这三个来月的大课，我对周扬就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他操湖南乡音，但口才很好，讲的是自己的心得体会，既生动也深刻。相比之下，张如心讲的大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就相当枯燥。通过听周扬的几次讲话，我很佩服他的学识和水平，看出他是个思想很开阔的人。
同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接触：日本投降后，延安大学全校师生要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于是全校组成了一个行军大队，下辖行政学院、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中队。周扬是大队长，我是大队秘书兼直属中队的队长。加上直属中队，延安大学共四个中队，四个中队分开来走，在行军过程中不能联系。所谓直属中队，它的主要人员就是周扬一家、张如心一家、何干之一家。此外还有自然科学院最低年级的十几个女孩子。自然科学院那个中队想走得快些，不便照顾这些低年级的女孩子，提出让她们跟我们这个直属中队走。我同意了。那些女孩子其实都能走，让我耽心的倒是在行军中要照顾周扬的只有十来岁的两个孩子。我想这也许是比较麻烦的事。一路上周扬和他的夫人苏灵扬都能忍受艰苦，没有提出任何使我为难的要求，说明我是过虑了。周扬很照顾行军中做实际工作的人的困难。这段行军时间很长，有20多天，行军中没有什么事，我和他闲谈的时间不算少，使我增进了一些关于抗战前上海文化界的历史知识，也使我增进了不少对他本人的了解。
这是第一次和他同事。到张家口后，我去北平参加“北平《解放》报”的筹办工作，很快就与周扬分手了。没有想到两个月后和他又在北平相会。那时候美国的费正清邀请他、老舍和曹禹去美国访问，他就到北平来办理出国护照。他听说我们办这张报纸的人已经买了一个院了，就不想住在翠明庄中共代表团的招待所，要住到我们这个院子里来。我们表示欢迎。他不是报社里的人，我们就给了他一个“社长”的假名义。报社工作是由钱俊瑞以总编辑的名义领导的。但是周扬住在报社，在一起吃饭时，他也给我们出点主意。
周扬在报社的院子里大约住了不到两个月。那时他经常出去活动，同北平的文艺界人士来往。就在他到北平后不很久的3月24日，中华文艺协会北平分会就在中山公园的水榭成立了。选举了张恨水、马彦祥、周扬、张光年、徐盈、彭子岗、陈北鸥、俞平伯、顾颉刚等为理事。当时我与周扬同住在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的一座小楼里，天天见面，一起吃饭，经常聊天。他在文艺界的活动，报社的同志不参加。那时在石驸马大街有一所房屋是师大女附中学生解华芳（后改名解冰，建国后我在北平曾见过她。有一次在周扬家谈过解冰，周扬知道她在北京的某个单位工作，可是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她）的家。我为了联系报社的读者有时到她家去坐坐。盛家伦是她家的常客。在那里我也见过周扬。在那里我听他们谈论文艺界的事情，也增加了一些文艺界的知识。
正好在这段时间内，北京发生了有名的“四三事件”：二三百个军警宪特在4月3日凌晨闯进《解放》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进行搜捕。报社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捕。周扬正住在报社。那天早上，由于报社同志们进行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坚决抵抗，他们派出的军警宪特虽然很多，三个人架一个我们的同志押往警察局，人手还是不够。因而周扬和我等20来人，当时未被捕走。我们在报社编辑部继续和特务展开了斗争。周扬那天早上在方壶斋九号门口对那些兵士和警察发表演说的事，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在北平《解放》报社门口的这场斗争，当时我写了一篇通讯《特务现形记》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里面就讲到周扬演说的事。
5月底，报社被查封。周扬因为拿不到出国护照，在查封前早些日子已回到张家口，做了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而我在1946年5月底北平《解放》报被国民党查封之后，6月初撤回张家口，暂时在晋察冀中央局帮助工作。到张家口后我找到了他的家，给他讲了《解放》报最后几天发生的情况。在这之后，我就同丁玲、李又常等人一起到桑干河上搞减租清匪反霸运动。8月我又从张家口骑快马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从这时起，到1949年北平解放，我和他之间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见面。只是听到有关他的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那个行军时在延大直属中队和我走了一路的小儿子，在晋察冀中央局向阜平转移途中从大车上跌下去身亡。这件事带给他的悲伤是不必说的。我知道周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对这个小孩子也特别喜爱。
二
建国后，他在文化部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和他没有多少来往。在这期间我只知道有关他的一件事，那就是在建国前中宣部调来了十来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资料室，归我联系。资料室里有两位同志，呆不多久就调去了文化部，其中有一位叫谢素合。周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他大概对自己的译文不满意，就把谢素台调去帮助他重译这部名著。于是我就知道了在那个时期他做过的一件工作。
大约在1954年他到了中央宣传部当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我是科学处处长，又成了他直接的部下。他分管科学处后，第一次同全处同志讲话时，讲了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把科学工作和文艺工作相比，他认为科学更为重要，但是自己对科学懂得的比较少，这方面的工作也不熟悉，因此只能多管些文艺工作。他说，好在你们科学处的人大都是学科学的，科学处的工作你们一定会做好。虽是如此，他表示部领导既分配他联系科学处，自己还是一定尽力去做组织分配给的工作。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
周扬逝世已经有七年了，逝世时他81岁。对这样一位为党为革命奋斗了60年、在文艺界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人，逝世后未发表若干篇有分量的纪念文章，不能说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83年有位领导同志发动对他进行批判，说周扬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有严重政治错误，是对我国的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那位领导同志对舆论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写纪念周扬的文章，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避免涉及那位同志。在那几年的气氛中，即便有人想写文章纪念周扬，也不能不有所顾虑，难以落笔，而且即便写了出来也未必发表得出来。
最近这两年有关周扬的文章多了起来，不过文章多半只涉及他在管理文艺工作中的事——特别是与文艺界的关系问题。对周扬为了写人道主义的文章受不公正批评的事涉及得就很少，而这对于周扬的最后几年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关于对周扬与科学界的关系涉及得更少。今天我写回忆他和我之间交往的这篇文章，考虑到在中宣部科学处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年之久，因此应该多回想一些有关周扬与科学——主要是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事情。当然他把自己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文艺方面，但也表现出对科学工作的相当大的兴趣。
首先我想讲的一件事是，1957年他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
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编制19561967十二年自然科学远景发展规划。我是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十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我认为应该同时制定1956—1967十一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在一次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周总理立即同意，要我抓这项工作。于是我们中宣部科学处就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商量，组织力量编制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由哲学社会科学处副主任潘梓年主持，由学部秘书刘大年带领学部刘桂五等若干同志，立即开始紧张地工作。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报告中讲到编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事情。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写进了这一条。但是自然科学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两者在制定过程中的领导状况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规划先是由陈毅后是由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直接领导，并在工作的进行中经常得到周恩来的关心。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虽然也纳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管辖的范围，但陈毅同聂荣臻都知道这件工作有中宣部在领导，因而从不过问此事。其实中宣部就只是我们科学处在抓，部领导也不过问。这种情况在编制过程中倒也罢了，可是在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要向中央汇报时，我就很发愁。我总不能说中宣部领导没有看过，整个工作由一个处长于光远负责。于是我找陆定一，请他对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稿子审查一下。陆定一说正忙其他的事情，不能看这个规划稿。我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的确没有兴趣，只好去找周扬。在我提出这个请求后，他勉强答应看一遍这个大部头的有许多分册的规划。看后他没有提什么意见，算是审阅过了。而我只要求部领导有人看过，有中宣部承担了责任，也就满意了，否则这么大的事，我无法向中央交代。周扬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我是很感谢他的。
他没有提意见，并不是没有意见。1958年在一个会议上他批评我，说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同制定自然科学规划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思想性很强的事，而我主持编这个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在思想引导方面注意得不够。对他的这个批评我发自内心地接受。1956年那次请他看规划稿，他没有提这些意见，是因为到那个时候事实上已不能重新组织力量去改。那时自然科学的规划已经可以交卷，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需要同时交出，没有时间去作根本的修改。他照顾了我的这个困难，因而采取不提意见的方针。而在两年后，他才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我。在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编制新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就根据周扬十年前对我的这个批评，特别注意每个学科中的思想方面的问题，纠正了1956年时的缺点。
周扬领导我们科学处期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全体大会。1961年聂荣臻宣布《1956—1967年科学技术二十年远景规划》提前五年完成，决定制定1961——1972年第二个自然科学远景规划。我向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出也应该检查自己那个远景规划执行的状况，考虑哲学社会科学在1961到1972年间如何发展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接受了我的建议，作了一番准备之后，决定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并扩大举行。大会请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他答应了。他作了一个长篇的报告，其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这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主旋律。报告中他当然也讲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其他方面的问题。周扬自己在讲话前作了充分准备。在作了报告之后把讲稿整理成文章时，我们科学处的同志做了一些文字工作。周扬一遍一遍地改，定稿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在这个稿子上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加上一些重要的论述。“一分为二”这个提法，毛口头上讲得比较多，文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就是在周扬这个报告中。周扬在这个报告中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有很大的兴趣。毛泽东看稿改稿时对这没有提不同的意见，对这，周扬也一直很高兴。周扬本人对这个报告是十分重视的。
那时，我感到周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发生了颇大的兴趣。他很看重卢卡奇的著作。这一点我想与卢卡奇对美学也作了比较深的研究，同时又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有关，因为这也是周扬的专门领域。卢卡奇有一本书《历史和阶级意识》很有名，卢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铲除异化和实现“真正的人性”。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的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找了一些卢卡奇写的东西翻了一下，文字很不好懂（也许同译文有关），不想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因此同周扬在这方面谈不到一起。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周扬对哲学的兴趣的确很高，甚至比文艺方面更高。
在提到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会议时，我想附带说几句：毛泽东本人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他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名单是我们中宣部开的，报上去，毛泽东同意了。名单里的老年科学工作者中有高亨和杨荣国这个在“文革”中受到特别重视的人。青年科学工作者中我们提出王若水和姚文元两个人的名字。毛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
在这里我想讲讲周扬改别人起草的稿子的一个特点：他把别人稿子上有用的词句甚至一些中性的句子都留下来，按照自己的思想把稿子改下去，然后把他留下的这些字句，很远很远地用线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这倒不是为了少写几个字，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对起草稿子的人很尊重。他的改稿的方法同另外一位不一样。那一位常常只留下原作者开头的几句话，然后自己一路写下去，写完后把原作者写的统统删掉，并往往不给原作者看过就用原作者的名义拿去发表。
周扬在主持文科教材方面的工作的成绩是不应该忘记的，他为主编这一套系统的文科教材，没有少花气力。编写文科教材是一项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进行系统研究然后写成教材供高等学校使用的工作。周扬对此非常重视。当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由各学科的学者参加，组织工作是由中宣部各处、教育部文教司和许多高等学校的人参加，但周扬对总体设计、确定主编、某些教材的审订出版是管得很具体的。我是他做这件工作的助手并主管各经济学科。在“文革”中，主持这一工作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有一件事，是既同我们中宣部科学处也同中宣部文艺处有关的，那就是举行了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小型学术讨论会。那件事的起因是，《红旗》杂志社从吉林调来了一位文教书记郑季翘担任这个刊物的常务副主编（主编是陈伯达）。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文中认为形象思维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对使用这个概念的人进行批评，而且批评时用字相当重。郑抗战前是我清华同学，在学校学中文。他是“一二·九”的参加者，也是1946年我在北平《解放》报工作时的同事。可是我以前没有看过他写的文章，也不知道他对哲学有这么大的兴趣，这回是我第一次读到他写的文章。这篇东西，是有他独立见解的。但他并不把这篇文章拿出去发表，而是送到中宣部来要求“审查”。中宣部收到郑写的文稿和来信后，周扬就把我找去商量。我们两个人认为这类学术问题属于争鸣范围，中宣部不应该去“审查”，但又都认为不能不给以答复。我主张中宣部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请郑参加，这样我们中宣部既表示了对他写的东西的重视，同时也处理了他的来信。周扬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办法。他还认为中宣部以后可以经常开开这种会议。我当然赞成这个主张。周扬让我同陈伯达商量，陈伯达也赞成中宣部可以多开这样的会议。于是我提出一批会议参加者的名单，其中有哲学所研究黑格尔的杨一之（他单独翻译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贺麟（他翻译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并参加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王玖兴（他也参加翻译了《精神现象学》，北京大学的朱光潜（他是“美学”专家、黑格尔《美学》的译者）和王大庆。我们还提了邓拓、廖沫沙等人。文艺处也提了若干人。座谈会就在中宣部教育楼会议室举行。周扬主持会议，陈伯达、郑季翘参加。那天朱光潜未到。会上各抒己见，发言集中在所谓形象思维与艺术想象之间的关系：所谓形象思维究竟属不属于思维的范围；形象思维与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关系；在美术、雕刻中的形象思维与音乐创作和欣赏中的形象问题等等。周扬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兴趣，会上也讲了不少话。
虽然周扬认为这样的会中宣部可以经常地开，但事实上只开过一次，没有再举行过第二次。
关于周扬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所作的贡献，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我建议当时在科学处工作的一些同志专门写一篇周扬与自然科学的文章。他们对一些具体工作的情况似乎记忆得比我清楚。
60年代刚开始不久，周扬有一次因病住进了医院。同时聂荣臻因病住在同一个医院里。在建国前的四五十年代，周扬曾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中央局担任过工作，同聂总本来就很熟，在医院里二人有比较从容的时间交谈。他们谈话的时候我虽不在场，但是从周扬出院后和我的谈话中，也从周扬的表现中，看出这次谈话对周扬思想上的启发很大。在这之后周扬对科学工作明显地比以前更加热心了。他对政治运动中科学工作者不能正常工作这一点表示很不满意。他特别强调科学工作要多出成果、出人才，党应该保护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
1956年党的八大是一个开得非常好的代表大会，不久前我写了一篇纪念八大的文章。但是八大路线只维持了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因反右派斗争实际停止执行了。不过在党领导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工作方面，周恩来、聂荣臻等仍通过坚持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办法，和制定科学十四条等办法，一直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八大路线。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十多年中，同时在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两个系统中工作，我知道这两个系统中的指导思想是有相当差异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是“抓政治抓思想”，从1957年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跟得很紧。国务院抓建设工作，对搞阶级斗争不那么积极，甚至有些抵触。周扬在与聂总谈话后，依我观察，思想上有比较明显的转变，比较多地倾向聂总他们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领域中采取的做法。
科技系统也就开始找周扬参加他们的活动。1961年4月中国科协在北京饭店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请周扬去做报告。他答应了。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周扬对聂总在医院里跟他讲过的一句话表示欣赏。聂对周扬说：“我过去干武装革命，现在想用我的余生，建立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周扬说：“这是一个革命家的动人的愿望。”
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成果、出人才”的口号是周扬最早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讲话提出来的。这一点，有人写到中国科学的院史里。在中国科协这次讲话中他也讲到，要求自然科学家创造发明正如要求工人生产工业品、农民生产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文学家创作文艺作品、社会科学家写出理论著作一样。周扬讲，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来适合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在这次讲话中他非常强调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1956年5月由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演讲中提出之后，科学家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许多人怀疑这个方针的真实性，也有人翻了过来，认为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总而言之，这个方针在人们头脑中变得很模糊。因此周扬在这个讲话里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周扬不只是在这个讲话中重申了陆定一讲过的那些语言，还作了自己的发挥。在反右之后，有一次他去湖南了解到那儿有些高等学校又重新对遗传学中的门德尔摩根学派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他就严肃地进行制止。他看到科学处办的一期简报中反映各地发生反对百家争鸣的现象后，立刻指示中宣�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