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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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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情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而我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虽然每次开部长办公会议我都列席，在会上对这些方面的事我也听到许多，但当时我认为文艺方面的事、特别在人事方面，太复杂了，实在听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艺处的工作（文艺处处长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细听，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去作“副业”。现在我写这篇文章，读者们当然会希望提供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我也觉得应该讲一些当时听到的情况，讲一些当时自己的想法。可就是说不出什么来了，真很抱歉。
但是我毕竟在中宣部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会上会下总听到见到不少事情，还是可以写一点的。
比如有人把周扬描写成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我了解的周扬，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对文艺界的事几乎完全无知，我不敢说他在文艺界的表现究竟如何，我只能说说他在中宣部内给我留下的印象。
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他一概不知。关于这个口号之争，30年代在上海的刊物上的文章，作为一般的读者，我倒注意了一下，但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原则的分歧。觉得本来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东西变成大是大非的问题，争来争去理解不了，也就不再关心，我也一直没有注意胡风与胡的朋友们的言论和行动。反胡风斗争后毛泽东批注的那几个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我当然看了。看了仍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觉得胡风等人消息很灵通。胡风和朋友们的信中写到1952年由于“学习杂志错误”几个“理论红人”受批判的事。我就是信中所说“理论红人”中的一个。而且信中所说的陈伯达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是我所不知道的。我相信很可能有这么一件事，但是除了胡风几位提到此事，至今我还没有得到其他信息。从公布的那些信件中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反革命活动来。那时有一段时间中宣部长会议经常讨论胡风问题。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们多次听到认定胡风等是反革命是中央、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那么明确。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署名（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正式发表是在《毛泽东选集》五卷出版的时候），但是不仅我们这些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人，而且可以说许许多多人是全都知道的。当时我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必然会有充分的根据，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周扬当然是主角之一，周扬也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的成员。但组长不是他。而且这个小组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在抓。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一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常常说他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这样的话我就是在部长会议上听到的。当然部长的话说得很温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听明白。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
现在胡风案件早已正式平反，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调查的，有的文章作者是当事人，写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文中所写的周扬的言行，我想都会是事实。事实是最雄辩的。上面写的是我在中宣部期间周扬给我留下的印象。
关于丁陈事件。丁玲和陈企霞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丁玲这个人和她被捕后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听人们讲得很多。后来，她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人们对她又特别议论了一阵子。但一直没有见过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从张家口一起出发去桑干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识了，不过不在一个村工作。建国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她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艺处长，一起开过会，但没有交谈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没有。我同陈企霞倒比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他同我都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闲聊。我认为他有一个优点：看问题尖锐。我喜欢听他讲话，只是感到他说话过于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当丁玲助手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集团”，我有些奇怪，因为丁的历史似乎大家早就知道，组织上想必也早就审查过，否则不会到中宣部当文艺处长，陈企霞也是在延安经过整风审干的人，怎么一下子又都有了“严重问题”。
从40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反党”。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样的行为是反党。我觉得“反党”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可是这个问题又不好提出来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因而许多年一直不清楚。加上丁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反了党”，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虽然说得非常之多，我却越听越不明白。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部领导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我估计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定说过什么指示。对这，我当时没有听到什么，我只是根据中宣部所开展的批判都有毛泽东的某种指示这个一般规律来判断的。我想对丁陈也不会例外。最近看了《炎黄春秋》上李之琏写的《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审查丁玲历史反党集团问题专门小组”汇报之后，“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李认为周这么讲是不真实的。根据多年与周扬交往，我相信周扬不会也不敢无中生有地讲到毛泽东。李之琏说：“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对李之琏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讲的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作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并不都传达。而且周扬讲的这件事我想陆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周扬讲这句话时陆定一在场，他没有说否认周扬的话，可以反证周扬讲的是实话。周扬不会当着陆定一的面说假话。周扬可能有这种错误或者那种错误，但周扬不具备李之琏文中所描写的说假话的那种品质。
至于在处理丁陈“案件”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情况，有待于弄清楚。可惜知情人一个一个地逝世，完全弄清楚的难度相当大。我认为这个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导思想这个大背景，而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
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上我听到文艺界受批判的事可真多，凡是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过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指示：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在前，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丁陈事件毛作了什么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扬的话，也会有。
我还有一个疑问：毛泽东为何对文艺发表这么多的指示，是否每篇都是他看了作品后的感想？有一些我不怀疑，有一些我怀疑是江青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对电影《武训传》和《海瑞罢官》进行判断这两件事中，江青是出了面的。其他江青未出面的事情中有一些江青也可能起了作用。她起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对这我只是怀疑，我不掌握材料，因此不能使我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
在“文革”结束周扬到科学院后，有一次在油房胡同，我对他谈起陆定一“文革”后在北京医院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陆定一对中宣部的工作能作这样一个反思，使我对陆产生很高的敬意。周扬听了我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陆定一讲话向来概括性强，周扬不会说陆定一说出的那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对自己在中宣部（或者更早以前的那些年份）做过的事，也常作反省。在许多场合他还向许多文艺工作者道歉。那时我听说在周扬作这种反省时，有人还认为周扬不应该那么做，因为许多整人的事并不是周扬自己决定的，而是中央决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是周扬还是反省、还是道歉了。对于在我们党内统治了许多年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经过“文革”，陆定一有了很大的觉悟，周扬也有了很大的觉悟，而有一些人却不觉悟。
四
从1963年起，全党工作的重点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移。1964年、1965年两年，对学术界、文艺界的“批判”越来越“扩大”“深化”。1962年在广州举行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人主张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半年之后，毛泽东8月间在北戴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对原先刘少奇起草的那个草稿予以否定，提出把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目标等等。在这段时间内，周扬一直在斗争漩涡的中心。在1965年他被任命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我观察到他情绪不高，有一种想离开这场运动远一点的倾向。在这期间他常去天津。他去天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看出他不过是借个题目下去走走。当他在天津的时候，我也曾为其他的事去过天津。见面后我向他汇报了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单独的谈话，在谈话中听出他一些心声（那一次我去天津时，陈伯达以在小站蹲点的名义住在天津。我同周扬还一起去看过陈伯达。这也是我观察周扬的机会）。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
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顾问。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的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么能不和周扬划清界线、接他的电话呢？我想，从陈伯达不接电话这件事中，周扬是会得知有关文化大革命对他将是一场很严峻的政治运动的信息。
我不知道周扬何时从天津被弄到北京。在“文革”初期，周扬从来没有在中宣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挨过斗。我也没有在别的斗争会上见到过他，只是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见到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教育楼“参加”声讨周扬的大会，看到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这个人。当时都说周扬在上海养病，这是中宣部陶铸等保护周扬的一个措施。许多红卫兵组织要去揪斗周扬，没有找到他。实际上他在天津，按照当时还在台上的刘少奇的指示，要周扬“有病养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后他才从天津回北京，回北京后没有在什么大会上挨斗就直接关在安定门外的一个部的招待所，后来又被关进了秦城，然后又从秦城搬到万寿路组织部招待所一座楼里被监护。“四人帮”粉碎后他被解放，从前楼搬到后面的别墅。就在这时候我才看望过他和住在隔壁的宋任穷。这是1976年或1977年初的事情。
在“文革”期间，我同周扬虽然毫不接触，可是同他的夫人苏灵扬却成了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的“同学”。从延安到张家口一路行军中我和她有所接触。在这之后，将近20年中很少见到她。我只知道建国后她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后来听说她去了北京市教育行政学院。后来又听说她去了北京市艺术师范学院。在艺术师范学院她生了一场大病，动了手术，调来中宣部。可是我在中宣部一直没有见过她。“文革”开始，中宣部副部长以上干部都成了黑帮受群众专政时，也没有见过苏灵扬。原来她是被从艺术师范中分出去的中国音乐学院揪走了。在中国音乐学院因要她交代周扬的下落，把她斗得很残酷，几乎生命不保，后来也被送去天津。一直到1969年中宣部到宁夏办五七干校，我才见到她。在干校，我同她不只是一般的“同学”，我们还一起制作醣化饲料。制作的过程很简单：先是把楷杆用粉碎机粉碎，然后装包用板车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装到一个缸中去醣化。我干力气活，她是我的帮手。认识苏灵扬的人都知道她个子小，长得也纤弱，没想到干起活来很认真，不怕苦也不怕累。我对她的印象很好。反正我还真有些气力，两人在劳动中配合得很好，也很愉快。只是我对她发过两次急。这是因为她对我笨手笨脚看不上眼，老要教我这个小兄弟这么做、那么做，老是对我指责。我听烦了，对她态度不好。为此曾经有两次对她发急。所以我一直对她有歉意。20多年后我有一次去周扬和她住的油房胡同的家“作客”，见到她时，谈起这件事，我向她表示歉意。她说这件事一点也记不得了，而我却没有忘。当时她的确对我很生气的。
五
粉碎“四人帮”后，我也不清楚周扬是怎么被解放的，对他做了怎样的“结论”。我没有同他谈过这方面的事。后来他到社会科学院，在他分配到社会科学院来之前我不知道，在社会科学院见到他时，我知道我们又成了同事一一第三次同事。
最初周扬到社会科学院时有一个“顾问”的名义。这当然是暂时性质的。后来改为“副院长”，没有分工管什么事。那时候社会科学院掌握实权的院长是胡乔木。协助胡乔木工作的是我和邓力群两个副院长。后来周扬来了，做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没有分配实际工作。他的这个职务是虚的。似乎一开始也没有让他参加党组。那时他来院部开会，我也不记得他发过什么言。他是个爱动脑筋、看到一些情况就会产生想法，而且是喜欢说话的人。而这期间几乎不发言。我知道这决不是表明他没有想法，一定是他心情还不那么好。那段时间我很忙，但是我还是去过油房胡同几次。在他家里，他说话就比较自由。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他倒是讲了些意见。当我告诉他那时我记取了1958年他对我提出的意见，改变了1956年时编1956－1967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方法，他听了是很高兴的。
1978年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研究生院。在1979年中国科学院就设立了研究生院，我受到启发，向胡乔木提出在社会科学院也应把研究生院建立起来。我还对胡乔木说，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各系集中的人才远远比不上哲学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可是人民大学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人，而哲学社会科学院没有抓培养人才的工作，各个研究所里的人眼看着老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必须积极改变。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当时在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中胡总抓，我分工管各学科建设。在讨论研究生院院长人选时，周扬提出请陈翰笙。陈翰笙不愿担任，于是就由温济泽以研究生院副院长名义主持了一个时期院务。以后温济泽提议，经过社会科学院我们几个做常务工作的人同意，作出决定，请周扬担任研究生院院长。这样周扬在社会科学院内才有了一个实际工作的岗位。大概也就在这时候周扬参加了院党组工作。
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他参加了。而且是11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在这个会上，理论界、新闻界的人比较活跃，文艺界参加的人不太多。会议是各界混合分组。周扬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不少议论，胡绩伟记得周扬曾经发表过一个意见：不要责怪青年们写大字报这样的事，这表明青年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认识，表明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务虚会的参加者是有不同看法的。
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我和黎澎、温济泽几个人提出要利用这个纪念强调在我国发展民主和科学的必要性。那时社科院的学术工作是我分工负责的，于是在社科院就成立了由周扬、温济泽、黎澍和我四个人组成的小组，负责筹备纪念会工作。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周扬作了“中国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讲话。
对于周扬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安排，胡乔木、邓力群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而我总感到不那么合适，而且不安。按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本应该明确地排在我和邓力群的前面，这可以使他在社会科学院多发挥一些作用。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他作为我们的老领导的地位没有变。
周扬在“文革”前是候补中央委员，1979年中央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把他补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记不清楚是1980年还是1981年，周扬在中宣部担任副部长。也有人说周扬只是中宣部的顾问，同时在中宣部担任顾问的还有李卓然等。后一个说法也对。周扬在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后，一次他见到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提出自己年纪大了是否可以同意改任顾问，胡表示可以，但是后未经研究，仍让周扬担任副部长。十二大前党中央成立了一个思想工作小组，其中有他。这个小组的成员按发表时排名的次序是：胡乔木、王任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华楠、邓力群（秘书）。这可以表明，周扬基本上恢复到了“文革”前的地位。
就在这个思想小组成立后不久，党中央委托中宣部召开了一个思想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思想小组没有出面，王任重以中宣部部长又是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主持会议。胡乔木在王任重上面领导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范围包括整个思想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到的也不少，但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白桦的电影《苦恋》，因此文艺界来的更多。周扬这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次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出现。他一直参加文艺界分组的会议。因为我在另外分组会议上，他发表了怎样的意见，我没有听到。
在这个会议结束时，除了胡乔木和王任重外，还要周扬和我讲话。冯兰瑞同志保存有周扬讲话的笔记。最近她给我看了这个笔记。从笔记中可以看出周扬讲话的方式还是与“文革”前当中宣部副部长时一样。他讲得很全面，虽然对白桦的《苦恋》进行了批评，但总的看来是保护文艺界的。从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口气来看，说明他完全恢复了“文革”前的地位。
在思想工作会议结束时，我的那次讲话也讲了有关白桦的《苦恋》和《解放军报》批判白桦文章的事。讲话前我没有同乔木商量，倒是问了一下周扬。我对他说，我想对白桦和《解放军报》各打五十大板，问他可不可以。他只笑了一笑，没有说话。
中央思想小组成立后只处理过几件事情，没有开过什么会，十二大以后，没有作出什么交代，这个小组就不再存在了。
1982年，党中央召开十二大。我因年龄已超过65岁，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周扬比我年龄大，也退了下来，也当选中顾委委员。我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还当了一个时期社会院的顾问，周扬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似乎也担任了一个时期中宣部顾问。从这时起我们不再是同事，而成了朋友。
在中顾委，周扬、夏衍、张光年和我都在一个支部。因为我们的支部文艺界的人多，有时发言就很自然地会涉及有关文艺的问题。有一回在支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时，有一位同志责备文艺界，说我国处在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领袖，但是出不了伟大的作品。当时周扬、夏衍、张光年他们都没有起来反驳这个看法。我知道他们是文艺界的权威人士，讲话可能有所不便，于是我就起来打抱不平，讲了一大篇话。指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给我国文艺界讲了一番好话。在中南海我的两次关于文艺的发言（思想工作座谈会也是在中南海开的），周扬都表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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