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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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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5—86、68页。
张国焘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选举前主动提出少选共产党员，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令人不可理解，其实认真想来，也在情理之中。一个处心积虑地执行退让政策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向国民党右派作出退让的，何况在张国焘看来，他所坚持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正确”方针呢！这一所谓“正确”方针的灵魂，用张国焘的话来说就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所以，中共应自谋“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②。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准备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造成的直接恶果是： 在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戴季陶、孙科、胡汉民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中央监察委员会12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1名。
陈独秀、张国焘等在国民党二大对右派的让步，使党内同志尤其是广东的党员大为不满，以至广东区委会写信指责中央对右派的退让政策。
国民党二大后，1926年2月10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4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的文章。文章是针对国民党右派而写的。他首先列举了自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在各方面长足发展的事实，说明右派分子对共产党人的排斥是错误的。继而谈到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是“宽大的无以复加”，指出在右派和党的纪律之间，只能选择后者。文章还提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亦在大会上声明共产党员的党团组织，不过督促共产党员努力国民革命，而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纯粹以扩大中国国民党和集中革命势力为目的”。
整个文章的调子是比较低的，目的是为了“希望迷途未远的同志，抛弃已往的成见，重新在中国国民党统一的旗帜之下，互相提携为同一目的而奋斗”！文章的积极意义在于申明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巩固都与共产党员的工作分不开，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论。文章的消极意义在于仍然对国民党右派抱有幻想，没有看到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实质，从维护统一战线的目的出发，希望国民党右派改变态度，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中来。
国民党二大后不久，统一战线内部又祸起萧墙。这就是在国民党二大上刚刚崛起的蒋介石悍然制造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州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遂派中山舰开赴黄埔。
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异动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正在广州视察的苏联代表团也被软禁起来。
当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们在报上看到“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报道时，简直如五雷炸耳。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事实，而宁愿相信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当各方面来的消息证实了报纸的报道之后，他们方才冷静下来商量对策。
由于不了解广州的形势，陈独秀等人准备继续采取妥协政策。在他们看来，“无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引起，或者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地说，我们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④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9、106页。。
为了贯彻这一妥协政策，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再次前往广州。
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政策与正在广州视察的苏俄代表团领导人布勃诺夫全名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时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书记。已经采取的政策不谋而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不仅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应有的反击，反而对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和中共的工作多有指责，好像一切都是在广东的共产党方面的错。他还应蒋介石的要求，撤走了代替加伦全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俄国人。1924年8月来华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离开广州回国。1926年5月再度来华。1927年8月回国。1938年11月9日在“大清洗”中被以“叛国罪”枪决。50年代后期得以平反昭雪。任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以及拉兹贡和罗加觉夫。蒋介石在有效地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之后，又演出了一场“自请处分”的假戏。于是，当张国焘到达时，广州原来剑拔弩张的局势已经缓和下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纷繁错综的矛盾有增无减。
张国焘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前后经过后，召开了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要求同志们根据中央精神，一致采取妥协政策。然后，他又亲自去见蒋介石，向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④张国焘的表白无疑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在通过“中山舰事件”夺得军权4月16日，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图谋党权。
为了对蒋介石发动的事件作出一致反应，约在4月初，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广东区委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后，决定组成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 代表中央的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代表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特别委员会被责成与鲍罗廷一起讨论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注2。。不过，从瞿秋白于当年8月20日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出，这个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开展工作。瞿秋白说： “我们到这里（指广州）来是为了恢复迄今尚未工作的‘特别委员会’。”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409页。
1926年5月15日，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开幕。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由，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中心思想是要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发展，排除异己，使他达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目的。会上，张国焘根据中央的既定方针和鲍罗廷的要求，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政策，强迫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他不仅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且将取代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闾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也控制在自己手里。
野心勃勃的蒋介石从此有了飞黄腾达的资本。而为蒋介石铺路的，不仅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张国焘，而且还有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就是在得到鲍罗廷的首肯之后才拿到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谁能想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最先通缉的也正是鲍罗廷、陈独秀、张国焘。
历史，从来都是冷酷无情的。
5月底，加伦再度来华，接替季山嘉任苏联顾问团团长和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6月初，苏联援助北伐军的武器陆续运抵广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成定局。
6月下旬，加伦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实施北伐的计划。随后，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还在本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时，就已认为要冲破直奉军阀组成的“反赤联合战线”，根本的出路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
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维经斯基遵旨对陈独秀等人进行劝说，希望对北伐持消极态度。同时，由于“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接连发生和蒋介石地位的上升，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如果此时进行北伐，只能增加蒋介石的军事实力，造成一个新军阀。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等人开始改变态度。中共中央总的指导思想是，北伐只有以解放人民大众为前提才有意义，否则只能是军阀战争的翻版。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国焘于6月30日在《向导》第106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民众心目中的广东》。他在文中提出两种观点： 第一，要北伐应该先巩固广东内部。他说： “目前高唱入云的北伐问题，目的固然在于完成国民革命和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同时却也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无论是完成北伐事业，或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都必须先巩固广东内部。”而巩固广东内部的首要任务，是减轻人民痛苦和负担。第二，减轻人民痛苦的方法是肃清土匪和贪官污吏。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获得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至少要有1万个真正革命分子，分布各县各机关，办理各项事业。“不然，革命党打到了广东，并不能把广东弄好，这又有什么益处？如果北伐军打到湖南，仍是不能肃清湖南的土匪和贪官污吏，打到湖北，也是一样，那更为危险。”言下之意，要北伐，首先应该有一个代表人民意志的党，而国民党现在还不是，所以北伐对人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张国焘还写道： “我说这么一大篇话，不是不赞成北伐，而且我主张急于北伐。”但“要是有一个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北伐成功，其意义便是解放全国民众，革命政权必然异常稳固，否则，至少亦有些美中不足”《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49页。。口气虽然婉转，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他是不赞成立即北伐的。
如果说张国焘的文章对不同意立即北伐的思想还遮遮掩掩的话，那么陈独秀在7月7日发表在同一刊物上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则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与张国焘同样的观点。他针对国民革命军的实际情况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北伐为名禁止工农运动等规定，写道： “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惟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这便是大错。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5页。张国焘在《向导》第160期上发表的文章
不难看出，张国焘和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不赞成立即北伐。这主要是对蒋介石的野心和军事独裁倾向感到忧虑，同时也对反奉战争失败后国内形势作出了过分严峻的估计。因此，他们提出北伐应以解放民众为前提，不应因北伐而搜刮民财，禁止民众运动，不应将北伐作为扩张个人权欲的工具。这些警告对于热衷于北伐而放弃发动工农的人来说，无疑敲响一记警钟。但由于二人的表达方式不同，陈独秀的文章则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而因此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
无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怎样担心北伐的后果，北伐已经成为大势所趋。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矛盾的心态下，一方面认为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一方面又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出偏高的估计，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
会后，受到党内同志批评的陈独秀和张国焘，改变了对北伐的消极态度，向党内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号召民众支持北伐，但不能坐等北伐军的到来，应以迅速扩展的民众运动配合北伐军行动，以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中央通告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273页。
7月28日，由维经斯基、拉菲斯和福京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团启程前往广州进行调查。为了配合这次行动，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与瞿秋白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随行。在广州，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听取了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的汇报。8月19日，两个代表团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在对广州形势作出评价时，张国焘承认说： “我是提出在广州‘左’的空谈占据统治地位’的第一人。但我们这里毕竟有力量（如果在中国可以说力量的话）。”《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8月20日，由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在谈到成立国共党际间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时，张国焘指出： “我们有两条出路： （1）或者是在会上揭露国民党不为群众做任何事，并加强我们的阵地；（2）或者是同左派一起反对中派。”但鲍罗廷却认为： “同左派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同中派作斗争，更不是向中派宣战。目前我们是否能够在同中派作斗争时把蒋介石隔离开，不打击他。如果这意味着同蒋介石作斗争，那么我反对向中派宣战。”结果，张国焘也同意了这种观点。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4、524—527页。
9月上旬，张国焘从广州回到了上海。
9月2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再次与远东局成员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维经斯基和张国焘前往汉口。陈独秀认为他们到汉口应向蒋介石表明中共在三个条件下支持蒋介石： （1）让汪精卫回来，但反对推翻蒋介石；（2）汪精卫应同蒋介石一起工作；（3）汪精卫不撤销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维经斯基不同意这种蒋汪合作的方式，认为应将权力分为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广州方面和前线方面，汪精卫应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而蒋介石则掌握军队。张国焘说： “为了防止国民党中央过早发生分裂，应当将权力按地区来划分： 江西和福建归蒋介石，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归唐生智，而广州和全党归汪精卫。”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②
9月23日，张国焘与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工会国际代表曼达良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福京一起去了汉口。从此至大革命失败，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北伐军出师以后，在当地工农的全力支持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接连对吴佩孚的军队造成重创，迅速向北挺进。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席卷了湖南、湖北两省，于10月10日占领了武汉三镇。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重大胜利，使原来持中立态度的军阀孙传芳十分震惊，他于8月底突然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并解武昌之围。北伐军集中兵力对孙传芳的主力进行打击。至11月上旬，相继占领江西的九江和南昌。这时，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也遭到惨败。到12月中旬，孙传芳的势力已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一蹶不振。
为了走出广州，在更宽广的领域领导国民革命，广州政府开始酝酿迁都武汉。对此，张国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于11月17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反对迁都武汉的理由。他认为，此举会使政府的威信降低，而且会与唐生智发生冲突。此信转到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加伦手里后，加伦专门于11月22日给张国焘写信，对他的担忧提出不同意见。《布留赫尔给张国焘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3页。
这时，根据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的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党部委员是分批行动的。为了使工作不致间断，先期到达武昌的委员于12月13日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任命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负责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同时兼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势力和声誉也在迅速扩张。这时，他的右派真实面目便渐渐显露出来，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国民党中央内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针对蒋介石日益膨胀的野心，积极主张恢复党权，巩固同共产党的合作，迎接尚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以起到抑制蒋介石的作用。
这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作用估计过高，非常害怕蒋介石一旦走上反动或趋于消极，就会使北伐战线崩溃。为了保证北伐继续进行，完成统一大业，他们主张对蒋介石迁就退让。同时，他们也指望汪精卫回国，使国民党左派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批评党内有“左”倾错误，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等，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
为了挽救已经出现的危机，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作斗争。这就把与右派斗争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并不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左派身上，而且把一些有某种“左”倾表示的军人和政客也作为国民党左派来依赖。特别是对于汪精卫，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交给他，甚至主张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交给他来领导。
张国焘不仅赞同十二月会议的一系列决议，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尽量贯彻执行。
作为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张国焘遵照十二月会议精神，忙于处理“劳资纠纷”问题和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问题。
在张国焘眼里，首先看到的不是工农运动起来后正确的主流方面，而是一些“左”的错误。他指责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委“粗暴地违反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而武汉工人“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更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0页。。这样，十二月会议后他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纠正工人运动中这些过“左”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统一战线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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