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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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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统一战线所做的种种妥协让步，都未能感动国民党右派这个“上帝”，相反却助长了其反动气焰，更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运动陷于被动局面，导致了无法挽救的灾难。
十九 难挽狂澜
当时代进入1927年时，一个个厄运便相继降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中国革命的巨轮向黑暗和血泊中走去，无论是谁，也难以使其改变。
1926年年底，当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曾经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信任的蒋介石，便再也不愿意掩饰其军事独裁的野心。他先是挑起了迁都之争，一反过去要求迁都武汉的态度，强行扣留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部分委员，企图迫使已经在武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称臣于南昌，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不料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不仅使已经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人表示反感，而且被扣留在南昌的委员中大多数人也不同意。在受到两方面反对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主张。
迁都之争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的野心有丝毫的收敛。他开始明目张胆地散布对共产党人、苏联顾问、国际代表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言论，并指示他的爪牙破坏工农组织和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各级党部。
然而，共产国际、斯大林却依然如故，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信任。《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吹捧蒋介石，说他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国民党领导。在中国的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然看到了蒋介石已经反动，却找不到抵抗这种反动的真正力量，也无法改变共产国际、斯大林对蒋介石的看法，因而采取了政客式的伎俩，玩弄什么“迎汪抑蒋”、“迎汪反蒋”、“蒋汪联合”等等政治“魔方”，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坐失时机，使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愈来愈嚣张。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1926年12月和1927年2月两次武装起义的基础上，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及纠察队员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这之后，原来屯兵龙华、对工人起义袖手旁观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进上海，并迅速抢占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当北伐军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绝不会想到，工人们浴血奋战夺得的上海，不仅是为蒋介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而且不久就要变成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人民的“祭坛”。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为了干涉中国革命的发展，于3月24日下午借口北伐军攻进南京城时发生侨民被掠事件，猛烈炮轰南京，使中国军民遭到严重的伤亡。“南京事件”的发生，加速了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当中共中央驻地仍在上海的情况下，4月4日，在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决定举行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工作由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委员会领导。
4月10日，在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等人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全名马纳本德拉？拉特？罗易，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27年2月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抵达广州。1927年8月返苏。后因攻击共产国际于1929年被清除出共产国际。1954年1月病死于印度台拉登寓所中。、多里奥、福京等举行会议，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并决定将中央机关的所有档案转到汉口，同时任命陈延年为中共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这是针对局势的变化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对蒋介石即将彻底叛变的形势还未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蒋介石会被上海资产阶级支持的群众运动所淹没。而张国焘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警告人们不要抱有这些幻想，结果被斥为失败主义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
这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突然严峻的形势，还认为蒋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斯大林一心想把蒋介石这只“柠檬”挤干以后再扔掉。鲍罗廷也认为他的口袋里还有“草”，还能牵制蒋介石。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蒋介石这个尚未被斯大林挤干汁的“柠檬”，这个还未将鲍罗廷口袋里的“草”吃净的“马”，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怂恿下，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举起屠刀杀向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的反动军阀也纷纷效仿，无数革命志士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蒋介石的叛变给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以沉重的打击。震惊之余，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挽救危局的办法，而是将中国革命未来的命运紧紧地系在汪精卫这个并不可靠的所谓国民党左派身上。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便于4月中旬迁到汉口。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之间、共产国际代表之间、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在汉口拉开了帷幕。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了大会。
中共五大会址
在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作出正确回答，以挽救危亡的局势，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次大会虽然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指导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了一些与右倾政策相对立的决议案，但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防止武汉政府右倾、如何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如何进一步和普遍发动工农等都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也未作出正确的回答。张国焘在五大当选为中央组织部长。
五大未能就党面临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五大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不得不为如何应付急剧变化的局势经常召开会议。所有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在讨论中度过，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结果是，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还是陈独秀或鲍罗廷说了算。张国焘对此状况不满。在5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张国焘对鲍罗廷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而提出的退让意见鲍罗廷的意见是： （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其中第（3）点是要求对农民运动作出限制。表示反对，他说： 鲍罗廷指责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政策，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
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一方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方面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并借机以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限制工农运动。
接连的打击使共产党方面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在苏联，不赞成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在中国，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更是为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争论不休；中共党内坚持妥协退让的一方与主张反击的一方也互不相让。
5月2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应付时局的策略。会上，张国焘主张采取进攻行动。会议根据罗易的提议，作出一项“为了准备进攻而实行策略性退却”的决议，而张国焘的主张被作为决议的附件列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此时，中共中央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在陈独秀看来，拉住汪精卫保全统一战线的惟一办法不是发文章、作决定，而是实实在在地向汪精卫让步，限制工农运动。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这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武汉国民党统治集团，都把希望寄托于同冯玉祥在河南胜利会师。
冯玉祥虽然曾经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合中共，并从1925年起接连不断地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甚至亲自去苏联学习、访问，但仍不免带有军阀政客的投机习气。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政府组织了第二期北伐，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作了响应，驱逐了奉系军阀在西北的势力。当6月1日他的军队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既想独占北方几省，又畏惧工农运动的迅猛开展，同时担心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势力必卷土重来，他的军队则首当其冲，孤立无援，所以他极力主张宁汉合流，共同对付奉鲁军阀，这样，他的国民军才可在西北立足。
北伐军与冯玉祥部在河南会师后，冯玉祥向汪精卫发出了在郑州会谈的邀请。
郑州会议正是冯玉祥策划宁汉合流的一个步骤。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兴高采烈地认为： 这次会师郑州为北伐战争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国共关系的紧张程度也会因此而得到缓和。
6月6日，汪精卫一行应邀前去郑州开会。
6月8日，张国焘主动要求前往郑州查明会议情形，并表示希望影响郑州会议朝着对共产党有利的方面发展。在得到中共中央许可后，他当天便乘坐京汉铁路总工会特备的专车奔赴郑州。到达郑州之后，他从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口中了解到冯玉祥已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便觉情况不妙。但他并没有彻底灰心，希望能够扭转局势。
6月10日上午，张国焘找到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但只说准备去车站接冯玉祥，并没有要谈下去的意思。昔日在一起尚能友好共事的两个人，此时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张国焘没有理会汪精卫的拒绝之意，他向汪精卫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争取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否则党国的安危和他个人的前途不堪设想；二是武汉内部的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问题，都可以经过协商来解决，中共保证全力支持武汉政府。
对于张国焘的一番话，汪精卫虽然饶有兴趣地听着，但又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只是回答要与谭辏а拥热松烫钢笤僮骶霾摺�
张国焘自知已无回天之力，便于11日匆匆赶回武汉，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与鲍罗廷商量的结果，是等郑州会议情况完全判明和莫斯科的指示到达之后，再作决定。
郑州会议之后，汪精卫加快了反共步伐。而国际代表却要求中共继续让步，以期最后拉住汪精卫。6月下旬，武汉政府内反共空气日趋浓烈，中共中央的领导们以及鲍罗廷、罗易等都有一种大祸将至的感觉。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一开始，陈独秀即说：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在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开场白使会议笼罩在一种悲观的气氛之中。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使国民党民主化、武装工农、退出政府的这几项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时，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发表了不同看法。张国焘激动地说： “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6月29日，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分共，并强占了工会会所，拘捕共产党人。一切迹象表明，另一次“马日事变”即将到来。
当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谭平山等人在鲍罗廷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的军队。鉴于汉口形势危急，张国焘建议中央机关立即转移到武昌。他说： “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甚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键暴动的威胁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③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135页。
张国焘的提议得到了蔡和森、谭平山等人的赞成，他们也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事部应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个军事计划，以备万一。陈独秀虽然犹豫不定，表示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不方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
中共中央机关移至武昌的当天夜里，又开会研究党的工作。会上，张国焘再次提出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但他的提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会议也没有认真加以讨论。③
6月30日，中央机关重返汉口，并在鲍罗廷处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国共关系决议案十一条，这是一个著名的、对国民党右派彻底让步的文件。
这最后的让步能拉住汪精卫吗？
人人都知道国共分裂已成定局。然而，人人都在等候着汪精卫先发制人。因为，没有共产国际的命令，谁又敢宣布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呢？
7月8日，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才随着电波姗姗来迟。国际的指示是给鲍罗廷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谁也没有见到。许久以来，共产国际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它的“旨意”。
今天，当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指示的全文时，不难从中看到，在共产国际已经意识到大革命即将失败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使自己摆脱应负的责任。它除了论证自己历来的指示和决议是多么正确外，还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错误”，最后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而留在国民党内的目的，是为了“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2—628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2日，鲍罗廷向中共中央提议： “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二十 受任于危难之时
在7月12日的会议上，陈独秀被停职，组成了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张国焘为负责人。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受任于危难之时，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艰难的跋涉之中尽力挽救倒悬的局面，为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张国焘的政治生涯又一次闪烁出明亮的火花。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组成的第二天，7月13日，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倒行逆施，指出武汉政府正在进行的“分共”阴谋，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宣言》还揭露了武汉政府内反动军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指出正是这些罪行造成了工农的血流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的悲惨现实。《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将永远为工农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并宣布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全体共产党员。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不过，《宣言》紧接着还是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早就想说的话： “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宣言》最后号召： “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208页。
《宣言》除了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未宣布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而让后人引以为憾外，整个《宣言》可以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讨伐国民党右派的檄文。它一改过去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忍气吞声、妥协退让的软弱态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表达了共产党人压抑已久的愤懑，表明党的政治路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
《宣言》发出的第三天，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武汉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盟友的背叛。由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就是在这最令人痛心和阴暗的时期，顽强地支撑着中国共产党这个满是伤疤的躯体。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7月12日成立到“八七”会议结束，只存在了25天。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它发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通告、决议和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就是开展土地革命，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
为了保存党的优秀干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对集中在武汉三镇的干部进行疏散。先由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同志尽量筹集到一些款子，然后依据被疏散同志自己的选择和工作的需要以及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一一进行分配，并为他们具体解决交通、经费等问题。
对于被疏散同志，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 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送一批人去莫斯科学习。这样，项英、向忠发去了莫斯科；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李立三、刘少奇、彭湃、邓中夏先后去了南昌、九江；毛泽东、李维汉、罗章龙等去了湖南。
有组织地疏散干部虽然是一项细致而繁杂的工作，但却有着伟大而非凡的意义，它使共产党员在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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